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書摘】《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第三章受困於戰爭與屠殺的鉗口

2025年8月23日星期六

【書摘】《李登輝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第三章受困於戰爭與屠殺的鉗口

【書摘】 思想坦克 2025 年 8 月 22 日

第三章受困於戰爭與屠殺的鉗口

李登輝的悲情歲月，一九四四─一九四七

一九四四年十月以前，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一八八〇─一九六四）已經實現他的承諾回到菲律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超過一千架美國飛機轟炸台灣的主要城市，這些飛機大多數是以航空母艦為基地的飛機，以及一些B-29飛機（日本人稱之為「B桑」）。日本在東京與台北的總部密切注意華府的下一個行動。馬尼拉距離高雄僅僅九百公里之遙，加上日本的船艦現在已經遭到殲滅，無法再控制分隔台灣南端與呂宋北部的巴士海峽，高雄因此被認為是美軍入侵的主要目標。職是之故，一九四四年底受任命為第十九任（最後一任）台灣總督的安藤利吉將軍（一八八四─一九四六），遂徵召大約十八萬人的軍隊，為一次長期的圍攻開始進行準備。但在這一次戰略性軍事演習的背景下，李登輝與其他三十五名來自日本關西地區的台灣學生志願軍預定將快速派往高雄。他們首先在九州的門司集合，然後在那裡搭上第一艘備妥的船跨越東海，向南行駛到台灣。這些志願兵中有一位大阪外語學校的年輕學生楊克智，在門司港的一家咖啡店流連忘返，這個小插曲最後使整群志願兵無法趕上船班。李登輝等人錯過的這艘船在抵達九州西部的五島（離長崎不遠）時，不幸遭到美軍潛艦襲擊，這並非李登輝最後一次逢凶化吉，大難不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李登輝終於回到台灣，他隨即被分派到高雄的一個防空單位。

高雄是台灣第二大城市，也是最繁忙的漁港，高雄原名為打狗，這是原住民對它的稱呼，後來日本人才將之改名為高雄。三個世紀以來，高雄一直被視為重要的戰略據點，高雄鄰邊的左營是鄭成功和清軍駐防軍隊，與訓練海軍的地方。日本人進一步將高雄發展成主要海港，加速日本對中國南部與東南亞的擴張。李登輝抵達高雄時，高雄的駐軍司令部坐落在壽山上，壽山高三百九十公尺，可以全方位俯視整個高雄市區與港口。因此，壽山成為一個設置防空砲台的理想地點。李登輝是大學生志願兵，他因此受命擔任少尉軍官的職務。李登輝駐防高雄的時候，與當時在左營海軍基地受訓的哥哥李登欽見了一次面，他們在這次會面中整天都在一起，李登輝已經忘記當天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只記得哥哥說過他隨時會坐船離開高雄。在這次快樂的團聚與傷心的道別之後，李登輝很快就收到哥哥寄來的明信片，這是一張從「有海與美麗夕陽的港口」寄出的信。李登輝直覺這個地方是馬尼拉，他的哥哥在呂宋島的某一處擔任安全衛兵。他哥哥甚至有可能被派到殘酷的歐當勞拘留營（Camp O´Donnell）擔任看守巴丹死亡行軍（Bataan Death March）俘虜的職務。這對兄弟當然會彼此擔心：對方或兩人的駐防地很快會陷入戰火之中。唉！這個掛慮後來證明並非多慮：高雄一會成了他們兄弟的最後訣別！

尼米茲將軍的海軍部隊在中部與西部太平洋地區贏得重大勝利，華府因而突然改變它對日本帝國的攻勢戰略。參謀總部決定取消經過周詳計畫的鋪道作戰（Operation Causeway）方案，這是同盟國為了入侵並占領台灣的代碼名稱。當日本人度過一個焦慮沈悶的一九四五年新年之際，一些廣為流傳的謠言與混雜的訊息顯示：美軍很快會入侵琉球，甚至直接登陸東京灣。為因應美軍可能的行動，東京戰略專家因此調離一部分台灣軍隊到日本本土進行防衞。台灣軍隊數目因此每週都會有變化，因為全島的部隊經常在台灣、日本和前線之間來回調動。一九四五年一月，李登輝奉命回日本，他的新任務是在東京灣東邊千葉（橫濱的正對面）的一所防空軍事學院中接受訓練。李登輝從高雄坐火車到基隆，再登上一艘駛往神戶的船隻。為了避開隨時會有的美軍攻擊，李登輝與同袍所搭乘的船上全體人員加倍警戒，同時決定調整航行路線。這艘船向東行駛，沿著中國海岸線直抵黃海，不直接向正北方向航行。一九七九年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時，曾出人意外地透露，這次航行期間，他在山東半島青島港做了短暫停留。與其他船隻一起在山東尋求短暫停泊時，他首次踏上了中國土地。他對青島（此地先由德國人，後由日本人進行開發）的描述相當簡短，但對山東人民必須忍受的貧窮與艱困印象深刻。從航行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船隻遭受美軍潛艦攻擊的嚴重程度判斷，李登輝開始了解到美國勢力的成長與日本軍事力量的衰退。他擔心日本無法贏得戰爭，自信心也開始減弱。但正如大部分的神風特攻隊的志願者將愛國與榮譽置於個人死生之上一樣，李登輝毅然決然，服從命令，在這所軍事學院的第十一班註冊。當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接受船艦細部差異的辨識訓練，學習摧毀或炸沈美國航空母艦之際，李登輝則學習雷達，了解美國飛機的速度與高度。這項訓練相當嚴格，日本的軍事訓練強調紀律、忠誠，不計任何代價達到勝利。訓練目標是把像李登輝這種軍人變成絕不質疑權威、只會奉命行事的戰爭機器。他後來為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與蔣經國（一九一〇─一九八八）服務時，這種訓練對他相當有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李登輝從這所軍事學院結業，成為了少尉軍官，同時派到名古屋防守伊勢灣與中京大都會地區（即名古屋）。然而，日本的雷達被證明裝備不良，防空砲台也無法阻止美軍B-29飛機對名古屋民眾（就此一點而言，甚至可說是對所有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破壞。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八月之間，美國飛機所投擲的燒夷彈徹底摧毀了六十二個日本城市，同時毀壞百分之四十的名古屋市。這些致命的數據，部分是因為一般的日本木造房屋平均只須十二分鐘就會焚毀，部分則是因為許多日本小型工廠（通常儲放易燃物品）是坐落在住宅地區之內所致。除了摧毀交通、工業、電廠與石油儲藏庫等設施，美軍空襲也造成大約六十六萬八千個日本平民喪生，這個數字是死於戰場的戰鬥士兵的兩倍之多。光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就有約十萬平民死於東京，其中以淺草的東北部為中心的地區傷亡最為嚴重。李登輝每日目睹這些戰爭帶來的罪惡，同時又面對前所未有的艱辛，他的戰鬥意志開始消沈，克難精神也隨之萎縮。既然無法擊落敵機，李登輝所能做的只是將傷患送到醫院，幫助孩童與老人從名古屋市區疏散到鄉下地方，用竹劍訓練志願的民兵，並且沿著伊勢灣挖掘碉堡以為美軍的入侵做準備。他預想到可能會有一場《聖經》所說的世界末日善惡決戰的爆發，他的心情從失望到覺悟，從覺悟到絕望。他感到可悲、害怕與無助。但他再次設法通過這次嚴峻的考驗。

隨即，日本史上最殘酷的時刻來到：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造成十三至十四萬日本人死亡；隨後在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殺害六至七萬日本人。李登輝就像絕大多數的日本人一樣，並未立即得悉這些可怕消息。但名古屋的報紙確實附有一則特別聲明報導，美國人已經使用一種新型武器造成這兩個城市相當大的破壞。稍後李登輝知道原子彈慘劇時，彷彿晴天霹靂，他有一種像是靈魂被一把焦慮與憂心的劍從中劈開的感覺。八月十五日當天，裕仁天皇同意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會議中，由盟軍領導人所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就在當天正午，裕仁天皇用一種特殊、淒涼，且不時略帶顫抖的聲音，透過收音機廣播告訴他的人民要能夠「忍所不能忍」且「承受無法承受的痛苦」。在此一日本人稱為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後，謠言隨之四處蔓延，東京一群低階軍官因對和平條款不滿，正在圖謀某種政變。事實上，日本飛機自空中投擲傳單，其中一張寫道：「陸軍與海軍現在都還存在，而且還很完整，我們希望國人能聽從我們的領導。」然而，總體說來，日本人對於徒勞無益的瘋狂舉動，不再抱有任何妄想。再者，在天皇廣播兩個星期之後，戰勝的麥克阿瑟將軍便抵達日本，立刻對日本軍隊進行解除武裝與解除動員等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解除動員工作快完成時，李登輝也停止領取軍方支付的薪水。很幸運地，美國已經開始運送穀物、肉類與乳品等緊急的補給品。但是，李登輝和數百萬的日本人一樣，在往後的幾個月繼續生活在愁雲慘霧之中捱饑抵餓。

李登輝在解除名古屋的防空職務以後，立即焚毀自己的軍服、佩章與其他身分證明文件。他將值錢的東西和一些書籍放入風呂敷（一種正方形的包裹布）之內，經過關東平原上矗立著幾間剛完工的簡陋木屋的小鎮，慢慢越過東京焦灼的原野，最後來到一處位於東京新橋區的場所。雖然這個地方並未遭受美軍轟炸，卻到處散落著一堆堆燒黑的木頭、破碎的混凝土和破瓦殘礫。然而，大多數無依無靠的台灣學生在目黑區的烏秋寮找到了落腳處。字面意義上，烏秋寮是「黑色烏鶩的宿舍」的意思，烏鶖是一種極為常見的台灣鳥類，長得很像小型烏鴉。烏秋寮原本屬於一個仙台的大名（領主）的資產，這位大名被要求每隔一年對江戶（東京）的德川幕府將軍宣誓效忠，這個儀式稱為參勤交替（一年在府，一年在國，輪流在江戶伺候將軍之意），這個儀式也要求大名將家庭成員留在江戶當人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東京市政府將烏秋寮充公，新地址是：東京目黑區白金三光町五二〇番地。後來日本當局將這個舊場址充作那些就讀於東京各級學校台灣學生的宿舍，以方便就近監控。雖然烏秋寮受到戰爭的嚴重毀損，其臨時場所仍然是個頗受歡迎的聚會之地，提供給來自日本各地的台灣青年，花幾天的時間聚在一起，互相討論共同關心的議題。在往後的四個月間，李登輝經常花半個小時搭火車到烏秋寮，在那裡他可以與志趣相投的台灣青年見面，其中有幾個也讀過淡水中學。非常奇怪的是，當李登輝唱烏秋寮的舍歌時，他總有一種寬心與希望的感覺。

在烏秋寮，李登輝與著名的台灣青年領導者朱昭陽、楊廷謙與他的弟弟楊廷椅等人結識。這些懷抱理想主義的台灣人，在戰前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所影響，現在正殷切等待馬克思主義的化身。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的共黨份子合法組成日本共產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在麥克阿瑟的命令下，從數年的監獄服刑中釋放出來的。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左派日本知識份子和學生將美國視為「解放者」而非「占領者」，立即倡導馬克思主義的「和平革命」路線。在這個短暫的戰後公共論述中，許多知名的日本「現代主義者」像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與福武直等人深信，馬克思主義將是日本由帝國、封建的制度，轉型為近代、人本社會的最佳方式。現在活在孤寂、陰鬱與茫然之中的李登輝、楊氏兄弟以及許多台灣青年，開始受到「近代的自我確立」這個戰後口號所吸引。他們開始閱讀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日文翻譯作品。

作者有一次訪問李登輝時，他親自證實自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讀到馬克思《資本論》的不同日文翻譯作品，其中有些只是刪節版。在這部巨冊的博學之作中，馬克思集中於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他認為這些條件產生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新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致力於一場無法避免的階級鬥爭。然而，馬克思經常弄不清楚歷史中的諸多不同成分，同時他關於工業社會的後續發展的預測也有誤差。李登輝承認，在他第一次深入閱讀《資本論》的時候，因為這本書複雜的統計數字、模糊不清的詞彙與獨特的散文風格，一開始他遭遇到一些困難，難求甚解。不過，住在烏秋寮的台灣青年，討論用馬克思的意識型態轉化戰後台灣社會的可能性。他們將《資本論》視為一本學術大作，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現代主義（modernism）、人道主義（humanism）與和平轉變（peaceful transformation）的意識型態。這幾個人對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常熱中，因此，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們親自到東京火車站歡迎野坂参三（一八九二─一九九三）的歸來。野坂參三是最幹練的日共領導人，多年遭受放逐，一直以來替位於俄羅斯的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工作，稍後則在延安與毛澤東共事。但是，楊廷謙與弟弟楊廷椅回到台灣後皆不幸遭到國民黨逮捕，一個在一九四七年，另一個則在一九五〇年。楊廷謙被指控閱讀《紅旗》之類的共黨雜誌，遭到六年的監禁，他弟弟則因參與共黨活動而被處以死刑。李登輝在烏秋寮認識的另一個朋友朱昭陽（東京帝大畢業），在一九四六年初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隨後在台北設立一所短命的延平大學。就像李登輝與幾位烏秋寮有關的人一樣，朱昭陽驚險地逃過了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屠殺。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總共有八萬四百三十三名台灣人在日本軍隊服役，又有超過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名台灣人充作軍屬與軍夫，這些人大部分派往華南與東南亞。日本投降的時候，估計有四萬名台灣人士兵與軍夫死於戰場，另有三萬名台灣人滯留日本，無法返台。那些戰死的台灣人骨灰先是安放在東京的靖國神社，後來台灣北部新竹縣的一座佛寺為這些死者安置牌位，以供民眾追悼。另一方面，那些滯留日本的台灣人有兩個選擇，不是留在日本，就是被遣送回台。有一段時間，李登輝考慮留在日本完成他在京都大學的學業。然而，他越是思及遠方台灣孤寂的家人，越是感到家庭的召喚，以及一種對和平的戰後台灣社會的渴望。最後，他選擇加入那些決定終止在日本的停泊而回歸台灣的台灣人行列，這些人約計八千名。這是結束，也是開始。彷彿蟲繭蛻變成一隻蝴蝶一般：這位日本青年岩里政男現在重生為台灣人李登輝。事實上，名字的改變並不能就此揚棄他長達二十三年成長歲月的經驗，他的戰爭疤痕與其日本學識裝備將永遠伴隨著他。最後，在一九四六年春，李登輝登上停泊在神奈川縣浦賀港的「美國自由號」，航向基隆港，以及他所未知的將來。

「美國自由號」是一艘標準貨船，是在珍珠港事件後匆促建造的船隻之一。作為戰後復員過程的一部分，聯軍最高指揮部（Supreme Command of Allied Power）徵調這類商用船隻，在往後的十五個月期間將大約六百萬的日本軍人與移居海外的平民送回日本。搭乘這種專門駛往台灣的自由船的乘客中，大多數是被徵調到神奈川縣厚木海軍工廠，以及日本軍工聯合企業等場所工作的年輕台灣人。在這次航行期間，一些較為感性的士兵唱著憂傷的日本流行歌曲，這些歌曲多半關於愛情與失落，極易激起寂寞男子的感傷情緒。懷著鄉愁的李登輝，偶爾哼唱著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歌名為〈相逢有樂町〉。這首歌的歌詞前兩句：「如果我正等待著妳，雨點就會落下。」李登輝現正焦慮地等待希望之雨，再次滴落在自己身上。

船隻抵達北九州佐賀地區時，有一位乘客被發現臉上的皮膚出疹且發高燒。這艘船因此被迫停在佐賀的唐津港，讓這位病人可以上岸接受醫療。後來這艘船進入基隆港時，來自唐津的一通電報證實這位病人感染天花。結果，為了防止疫情擴散，乘客受到徹底檢查並適時注射疫苗。在二十天的隔離期間，李登輝與一位名叫何即明的同船者成為好朋友。何即明是個富有的台灣人，曾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醫學。一年後，李登輝被國民黨的警備總部搜捕的時候，何即明提供住所給李登輝躲藏。何即明後來成為淡水高爾夫球場的老闆，晚年經常與李登輝同組打高爾夫球。

一九四六年三月，春天已經來到熱帶的島嶼台灣，台灣的杜鵑花正盛開，李登輝再次站在故鄉台灣的泥土上。儘管他在基隆港與台北車站驚訝地看到一群國民黨軍人穿著又襤褸又骯髒的制服卻很高興擁抱他年邁的祖父、臥病的母親與永遠樂觀的父親。一般來說，五百五十萬的台灣人歡迎日本的投降協定；事實上，日本在九月三日將台灣移交給位於橫濱的聯軍最高指揮部的時候，有幾位台灣人領袖馬上尋求一個獨立的台灣的地位。然而，十月二十五日當天，第十九任（最後一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一份投降文件，並將台灣與估計約值二十億美元的日產移交給國民政府的將軍陳儀（一八八三─ 一九五〇）。自此，日本在台灣半世紀的統治因美國的軍力之故宣告結束。隨後，台灣的地位再次妾身不明，這是因為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與中日和平條約（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中，皆未詳細指明哪一個（國家）得以合法接收台灣。很不幸地，對台灣的住民而言，一如他們的祖先在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的軍隊將荷蘭人逐出台灣時，以及一八九五年，日本從清政府接收台灣時所發生的一樣，註定要經歷另一次認同危機的陣痛。

作者為美國奧勒崗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執教於臺灣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和柏克萊分校以及阿肯色大學，亦曾擔任交通大學講座教授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期間不遺餘力推動研究台灣海洋文化的淵源、吸取、轉承與發展，特別注重尋找世界三大主流文化——中國、日本、英美——如何匯聚交織成為當代台灣核心文化價值的脈絡。除了無數篇以明代歷史和海外華人為題的論文之外，還著有多本專著，包括《永樂皇帝》、《明代宦官》、《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滄桑十年：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臺灣的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