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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大可的描述充滿文化張力：『高度闭抑的华夏农耕模式和恋土格局，直到明清才开始发生动摇，出现了华夏居民向海外移迁的缓慢潮流。点燃这种"出洋"欲望的，无疑是"郑和下西洋"事件⋯⋯移迁的暗流一旦开始涌动，便势不可挡，并在帝国衰微时刻汇成宏大潮流。福建广东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员为造反失败后残留的太平天国将士）为先驱，背弃世界中心（"中国"），向东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个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迁路线图"的主体叙事框架。』然而，這股晚起的「出洋」文明，並未拓展華夏文明，徒然只以「華僑社會」疏散了大陸的人口膨脹危機，而離棄母國的四路移民社會，無論落腳何處，均未逃脫諸如「豬仔」、苦役、奴工、反華屠戮等悲情慘禍，無疑印證了來自黃土高原的這支農耕文明，與海洋無緣之宿命，甚至，自晚清以來的學術文學，也鮮見有關「出洋」的研究與書寫，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對此也是冷漠的，為何？無人給出答案。】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紀全世界無與倫比的龐大的船隊，乘着強勁的東北季候風，浩浩蕩蕩地離開福建五虎門，在歷史給予的大選擇之前，率先駛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這支船隊的遠航目的猜測紛紜。由鄭和率領的這支船隊，前後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跡遍於東南亞和南亞，又橫渡印度洋，航程遠達阿拉伯和東非海岸。 然而，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這樣一次毫無經濟目的的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 遊行，它要施恩於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麼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即使來到海上也還是不能超越陸地上那種有限的思想和行動的圈子。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僅僅幾十年後，代表着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達∙伽馬的率領下，為尋找財富和市場駛 入了印度洋。那時，龐大的鄭和船隊已經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歐洲人卻開始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探險。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河殤》）
陸地思維走向海洋，由中國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鄭和下西洋。
鄭和不止是個太監，還是個回回；
他下西洋不是探險也不是擴張，而是尋找失蹤的建文帝，
然而敘述中國的海洋事功，不能不從鄭和說起，至今歐美人還頗為鄭和抱憾：他已經航行到北非海岸，卻如今只從那裡發掘出幾隻破陶罐，否則今天的非洲遍布中國人，如同南洋。
一、鄭和與哥倫布的區別
近年來中西話語中，皆出現一種「哥鄭比較說」，即比較哥倫布與鄭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質，乃是两种文明的差別，如有「當代達爾文」之稱的賈德戴蒙，在其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便先問道：為何當初是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發現歐洲？然後他就比較葡萄牙、西班牙與明朝兩種文明對航海探索事业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說，中國的發展條件相當不錯，譬如象两河流域的「肥沃月灣」那樣早就發展農業；從南至北，從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穀物、動物和技術；地大，可養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灣」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垂一萬年之久。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直到15世紀初，中國派鄭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寶船」62艘，最大者長44丈、寬18丈，隨行27,800多人，比哥倫布早八十年，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一。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罷寶船弊政」，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進行二十八年後戛然而止。對於這段歷史，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
欧洲四分五裂，哥倫布才成功！
但是戴蒙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
戴蒙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他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十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後來嚴家祺進而詮釋明代「鄭和下西洋」與今日「一帶一路」的歷史同構，比較鄭和與「一帶一路」，也是明朝與中共制度同構的一種絕妙歷史透視，不少史學家早就斷言，中共在歷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殘暴、太監（近臣）當道、毛澤東亦步亦趨學朱元璋。
六百年前明朝曾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可是，「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然而，跟鄭和那一次正好相反，這次卻是「中國人選擇了歷史，偏偏歷史沒有選擇中國人」。
歷史常常跟中國人開玩笑地作「圓圈遊戲」！
二、鄭成功四百年前也未能逃脫中國魔咒
1992年《天下》杂志有一個『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那時節我剛逃出屠殺後的中國，在普林斯頓被人揶揄我說的「蔚藍色」時，讀到這個特刊，順手留下一文《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不過專寫海盜鄭成功逃不出「中國格局」的悲劇，以及中國「中心衰落」與大結構破碎的前景，不料歷史趨勢果然如此，然而那島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捨不了中國，恐怕還會重複歷史悲劇的。
八世纪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這叫做「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演，他先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 （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這裡產生了一個課題：即大結構控制力可疑。我專門寫過一文論述它：《換一種思路看中國——帝國的解體與災難的神話》 （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
這個課題對中國的意義何在？弔詭的是，那恰可以在孤懸海外的台灣歷史脈絡裡找到。當然，台湾在空间和时间上，怎样脱出而又滞入中国旧格局的那種反反复复，恰是一個歷史的迷惑，故事卻要從鄭氏父子說起。
三百多年前，一个中日混血儿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创立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至今人们没有去想过，那是逸出大陆上五千年华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在这个海洋地区，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东亚文明"，恰好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复合形态。
这片海洋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华夷大防"的视野里，只有荷兰人的殖民、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零汀洋的炮舰、春帆楼的耻辱和台湾的割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长期被压抑在近代痛史的恶梦中，只晓得我们的祖先一败涂地，只记得被焚毁的圆明园和那艘沉没在黄海的铁甲舰"定远号"，而未曾寻觅过那段痛史之外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今天的意义。
悲叹内陆败于海洋，这是《河殇》的一个主旋律。它把东西方截然劈为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说法，颇受质疑。众家批评之中，余英时教授说，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文明的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宋明以后，又向海上发展，开拓了整个南洋，又有连续几个世纪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说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呢？我听了砰然心动。最近，又读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杂志〈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看了这本特刊最后附的长长的参考书单，我便释然：只有心平气和以后，我们才会重新发现历史。
三、鄭氏父子反反覆覆地纏進中國
十七世纪初，不论海盗郑芝龙还是荷兰人的到来有多么偶然，在那片洋面上，两个世纪前郑和开通的南洋航线已经繁忙起来，而"为了胡椒和灵魂"东来的西方炮舰也出现了，处于航海通道上的台湾，反正是要被某种文明格局拢过去的。问题就在于，当与贸易、竞争、征服相联系，以海洋势力为整合的时代和体系已经光顾这块化外之地，而中国的旧格局仍然会对它有巨大影响。严格的说，在安平时代之前，「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所以，并非荷兰人"无意中把台湾拖离中国历史的轨道"，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轨道上。
荷兰人和郑芝龙都是在明末大危机时，垂手得到台湾。由海盗和殖民者在一个"空的社会"创造的历史开端，虽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公司企业体的方式统治台湾，一切为了用税收方式拿走利润（1650年纯利四十万荷币），这种殖民掠夺的管理方式，尽管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用"数字管理"的先进格局（这是开出工业文明的基础），但在台湾却并未开出新文明。
君不见，当年荷兰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几座城，"名字大都不传"。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们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种失败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这三个地方，他们不仅建立了公司管理体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历史给荷兰人的机会只有四十年，一切都来不及。
郑芝龙这样的乱世枭雄，可借台湾地理之便，趁大陆政权无暇东顾，而坐收通洋之利（黄宗曦说一年有好几千万），这自然是不懂海关税权的明政府拱手让给他的，但他除了当一个衣锦还乡的海盗，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者。他对历史的唯一影响，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弄回来，让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给了儿子一个永难泯灭的中原情结和大一统理想。因此，在我看来，安平前史虽给了台湾一个具有转口功能的商业化的基础，它却无法成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历史嬗变发生在郑成功身上。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时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国大结构发生破碎之际。以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庞大势力，他对中国海上航线的绝对控制，他精通组织海上贸易（特刊关于"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绝），台湾当时极微妙的地缘政治状况（基本处于真空），以及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本土之外创立的东南繁荣，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湾纳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体系，从此不走中国的老路。倘若说有封建的可能，则莫过于此时此人。这让我连想起八世纪西欧的查理曼大帝。
也许，今天人们都惋惜郑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岛独抗中原，白白将东南大好局面又缠进旧的历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湾，后来只为灭郑氏而攻占它；明郑两世而斩，一如历史上许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气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个历史人物。毕竟，在十七世纪，虽然西方文明的突变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那是几千年的一个漫长准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没有觉察到世界将要进入新的格局的时候，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中国文明依然是那里的强势文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结构，也还远未衰落（不象西罗马灭亡后，地中海作为一种政治生态也不复存在了）；甚至，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边陲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海上进入中国文明边陲的西方力量还较微弱。这都说明郑成功为何不把台湾拖出中国旧格局，而一心要去"复明"。"复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到孙中山时代还存在。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郑成功这样一个中日混血儿，偏偏给台湾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这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功绩。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然而，这却是台湾得以摆脱蒙昧的第一步，毕竟，那时台湾将要进入的是农耕社会，而不是工商社会。
四、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历史，对东亚社会来说，其大势几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谓"华夷秩序"的颠倒，以及连带发生的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对前者，被颠倒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经过百多年的一再挫败，中国人基本认输，渐次坠入急功近利的"学习"和极度敏感的排外主义之中，内心却一直抱着"要把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的强烈民族情绪。然而，对于中国文明内部中心与边陲的易位，至今没有多少人肯承认。以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在经过了一段成为"世界强国"和"革命中心"的虚假历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后，大一统结构又陷入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特刊在描述台湾历史中所作的关于中西、中日两个层次的文化比较，综合了许多学者的洞见。也只有从台湾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中日冲撞地带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笼统比较，变成这种可以把握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过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研究，从聚焦于中心移向边陲，更重视承受外来文化冲激、濡染强烈得多的沿海地区，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实质意义。今天的"东亚文明"，其孕育过程就发生在这些曾经是古典世界的"乡村"和儒家文明的边陲文化区。事实上，成为西方前现代过程的封建化，也是从罗马世界的"乡村"——西欧孕育出来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枢轴，如希腊、罗马，也早就衰落了。解释现代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解释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断裂与连续，拉丁文、罗马法、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如何从一个帝国的结构中，存活到西欧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单元中去的。我想，类似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样发生在东亚地区，"天下"这期特刊，就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创见的解释。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后者的封建化与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同适应；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也凸显了彻底学习与皮毛改革两种应对文明挑战方式的本质差别——过去，人们一直只注意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其实，大陆称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才是决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场较量，甲午海战就是这场较量的结局。中国因甲午大受刺激，从此跌入病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政权中枢丧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关于"岩仓考察团"（清朝后来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论"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这些，也都颇说明枢轴文化与边陲文化的差别。
当然，对东亚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变迁要远为复杂。如何继承本传统和融合新传统，变成一个很难调适的文化奥秘。在中西比较这个层面上，仅仅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精确、客观）和文化心态上的开放与否来解释，还是单一的视角。在两个源初价值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仅仅以现代化为座标论成败，常常导致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偏锋思维，我在《河殇》里就被这种很能引起内心冲动和灵感的思路所驾驭。近来我越来越觉得，恐怕在非功利、无座标、多层面、无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较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毕竟，从今天的结局反推出来的答案，纵使正确也只是历史现象，无法套用于并非重复历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变迁，恰恰是各种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预期后果，实非人们可以事先预设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来论证中国文明如何不是这个轨迹，等于论证梨树为什么不结苹果。我们作了太多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五、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今日台湾与东亚的繁荣，创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现代化奇迹，也引出了不同与西方的后现代困境。这个问题，自然也有其历史原因。
〈發现台湾〉的材料组织，使人颇可见出这个岛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淀。不过三百年，荷兰殖民、明郑割据、满清之初八十年封岛、清末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尝试、五十年日据，再加上四十年孤悬海外，真正纳入西方体系，台湾在不同时期，获得差异极大的文化资源，仿佛一颗树被嫁接了多次。毫无疑问，多元的历史来源，是塑造今日台湾的合理解释，只追寻儒家传统一个来源，显然不能立论。特别是日据时代给台湾打下的基础，特刊没有回避，作了客观的介绍，肯定这段历史的意义。从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设，直到"一人扫五家"的民风的培养，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虽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遗产，但的确使台湾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学来的精华，在不情愿之下获得了质变。
但同时，多元的历史来源，也埋下了台湾社会难以根治的内在分裂性。这主要是不同文化来源所造成的文化认同的分裂。台湾社会三百年，从未有过稳定的文化整合过程，"社会欠缺主导礼教的仕绅阶级"，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致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乱世）。事实上，台湾的文化人在不同时期一直扮演社会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国民党反下来，无法承担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个文化上未整合的社会，只靠威权(满清的酷政、日本占领者、1949年后的戒严体制等)压服，更加深社会的内在分裂。或许，这也是边陲文化的某种性格?
总之，《天下》这期特刊所打开的台湾历史画卷，抹着一种海洋的蔚蓝色。它大概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色彩之一。中国或许还该有游牧文化的草绿色、高原文化的褐红色等等。可惜，他们还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黄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已是中国的大势。我已经不再把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给气数以尽的那个"中心"。虽然最近从北京还传出一群太子党人的颇类似当年满清昏君的声音，他们说，区区几个边缘海岛，能成什么大气候？他们实在没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新色彩，已经在边缘泛起。他们将会同大清一样，输给历史。
「1624歌仔音樂劇」，2024年在台南首演，展現四百年前，風起雲湧，海盜、商人、台灣人，誰能在大時代中，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壯闊史詩，重返十七世紀歷史現場，見證台灣與世界相遇的起點」……而過去的歷史，則只從王侯將相上找到這種軌跡，哪怕是在海洋上，從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兩蔣父子，然後呢？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嗎？反正不必去管大陸那邊的江胡習了，共產黨除了飛機擾台，還能怎的？
六、摸著石頭過海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一種挑戰。
鄧小平並沒有什麽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象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鄧小平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鑒"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他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他是"跳海"，接替趙紫陽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另外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汙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汙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 "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沖突；其次，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第三點是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產生"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了60個國家、數萬億美元投資、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讚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中亞怎麽玩，都不會輸掉什麽。
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裏，不知道海洋是什麽；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註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撚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今天中國面臨海洋，首先發生的是它與邊陲的沖突，中國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著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上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癥"。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癥——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辟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紮；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麽"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里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幹凅了。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沖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沖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陜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借。 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陜北娃子，你不應該看成是一個偶然。
七、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幹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里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台，我坐上一條小船，劃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麽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麽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導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象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道，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麽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八、「大一統」思維蔓延到海上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鏈接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里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導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里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2023年夏天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
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
時下，只有美國總統川普拍胸脯、咬牙印：我能嚇阻習近平攻台！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就只能成他手中的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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