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前帖《一部聽床史》提到，我在《鬼推磨》一書中，曾梳理兩千年前後國內的思潮，稱「中国乱哄哄的，不是别的，而是思潮，据说有十种之多」，其中提到『5、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以笑蜀代表，提出「四不」：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合法性』，今網見《致信苏晓康》，笑蜀兄「澄清莫之许大总统多年前对我的栽赃」，大意他的「四不」徹底不同，乃是「四大特点：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全部围绕着『微』展开。这些『微』的总的结果，就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改变人心与社会。」中共封網，資訊混亂，以訛傳訛，本不奇怪，還望笑蜀息怒，然今見你的「微綱領」，恕我直言，也是一種烏托邦而已，中國民間早已陷入「和理非」與革命的悖論，那是從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就敲下定音了，這些議題，在中文特別是簡中圈內，還將長期爭論下去，只要中共還在台上。我在新書《雨煙雪鹽》中，書尾末章特劈出一節《迷思》，梳理也算亂哄哄的思潮。】
一、曉波迷思
十三年前那個場合彷彿就在昨天。那天我們都哭得一塌糊塗，大家的傷心皆與典禮頗不相稱；曉波獲得這頂桂冠，就跟中國殘暴、偏激、銅臭的現實，更不相稱；「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撒手人間，中國和平轉型的路徑從此關閉。他是清晨離世的，美國這裡大概九點多鐘才獲得證實，當時我正在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採訪中，主持人鄭裕文打斷我，插播進來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終於沒能控制得住，對著鏡頭抽噎一聲：「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然而世間的冷漠、苟歡、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鋪墊著可怕的崩潰。據悉，諾獎頒發後，中共就有決策：絕不讓劉曉波活出監獄，抗拒整個國際社會不放他出國治療；後事處理強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亡葬身之地」，對他之決絕，皆因諾獎而起，而國際社會是看不懂的，但是對中國而言，「和平轉型」由此終結，中國的革命因劉曉波的殉難而獲得合法性，中國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溫和被阻斷，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兇險。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義，是諾獎授予劉，演化成中共與國際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犧牲；而在更大的視野底下，從八九以來，歐美對中共是綏靖主義當道，這裡面的交易是，鄧小平以「開放」政策，拿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交換西方的貿易、技術和姑息，西方則因衰退而放棄圍堵。這種國際環境，令中國異議者猶如戰鬥在地獄中——國內一派冷漠，民眾皆為看客，國際社會流於抗議式聲援，人權成「交換籌碼」，劉曉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華盛頓民眾公祭中說，「劉曉波的骨灰裝在一個罎子裡沉入海底，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戰「溫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鄧小平改革遇阻，學生上街，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野戰軍進城這一手，反正屠殺了，往後還有什麼手段不敢使？很久中國異議階層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採取正常的抗爭模式，當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個殺人政權爭取權力，所以像高智晟這樣的民間維權律師，就是一個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間蒸發，這樣的人權義士，中國還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給中國民間出了難題：革命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義雖是印度甘地的首創，其支援意識未知來自佛教還是西方理性主義？但是所謂「不抵抗主義」，顯然與其有相同的脈絡，據說當年胡適在美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爆發），德國侵佔比利時和盧森堡，比利時抵抗而遭屠戮，盧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適從中悟出「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莊的以柔克剛哲理，並引申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我在第一章《雨煙雪鹽》中，已經觸及「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卻是來自西藏。
我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個「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盧卡，跟我講西藏罕見的另一側面，緣起我問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說藏人對生命的態度特殊，獻生意識很尋常，但是特定時期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有其特殊含義，這一次的特點是，互相模仿色彩濃烈，各地攀比，「你們那裡才燒幾個人？有什麼資格說話」，達賴喇嘛不願說話制止，怕說了不管用，而降低權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溫和」理念的，是另一種理念「非暴力」，可能來自佛教？但是在藏傳佛教的西藏，已經出現所謂「激進化」，面對強悍霸道的中共體制，達賴喇嘛的智慧反而變成天真、無力感——這是荒誕，還是嚴酷真相？「中間道路」遭遇中共拒絕而無效，引發一個視死如歸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議的慘劇，國際社會並不比關注中東自殺炸彈更關注藏人自焚，這個世道以強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惻隱之心都看不下去達賴喇嘛「心如鐵堅」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種出世的佛教智慧，對決中共精進的馬基雅維利式冷酷伎倆，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壹周刊》記者房慧真曾訪問盧卡（李科先）：
你說過達賴喇嘛是「賣國賊」？
我沒有說達賴喇嘛賣國呀，是放棄國家利益。像達賴喇嘛這樣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他代表我們國家人民，（一九五○年中共軍隊入侵時）他輕易地投降了，當了人大常務委員的委員長，簽了「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把我們的主權矮化了，放棄老百姓唯一要站起來反抗的權利，歷史是這麼說的，這不是憑我的感情用事說話。
另外，在強調「權力」的後現代論說中，為什麼沒有以印度甘地為源頭的「非暴力主義」的地位？資本主義取得全盛地位後的文化反抗，採取迂迴策略才達至更深度的解構能力，如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皆如此，一切仍然是「權力」的消長，難道「非暴力」在第一現場就放棄了「權力」嗎？劉曉波的「無敵論」發生在中共極其血腥的黑暗時期，未免陷入同樣的尷尬。
盧卡在曼谷就跟我說：「我們需要中間道路之外的思考和方案」，為此他成為「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聽他講西藏種種，才明白我們漢人的誤會有多大，完全茫然於這個神權社會。他說靈童制度，實質上是一個財產繼承制度，達賴身後乃是一個龐大而豐厚的金融集團，，每一世代的達賴喇嘛，須明確身後靈童才能維繫這個巨大財富的繼承，否則就會崩盤。這個制度也是西藏寺院經濟（精神、信仰和財政中心）的集線模式。在政治層面，達賴這個財團是以「中間道路」作為它的核心政策，而得以在流亡形式下存活於國際間，捨此它便喪失各種「合法性」，而這種政策早已跟西藏內地的整個政治安排、前景、出路毫無關係，亦不能挽救藏傳佛教之衰亡。
盧卡更指出，以達賴為中心兼及流亡政府已成一個利益集團，其政策本質唯有向北京妥協一個面向，而絕對放棄反抗和鬥爭，甘地「非暴力主義」也被他們充分加以利用，更何況還有佛教之忍讓妥協的充分資源做後援，這種政治取向毋寧是北京所樂見的，他說達賴上層分子們早已從北京得到各種好處（如親友可以在大陸經商牟利）。至於政教合一，盧卡說西藏原本是政教分離的，七百年前蒙古佔領西藏時改為政教合一，以便統治；今日中共何嘗不如此，維繫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利於漢人佔領西藏。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二、辛亥迷思
中共忌諱紀念「辛亥革命」，怕誘發大陸民眾的「革命想像」。後來習近平為了統戰台灣，高調想做「辛亥傳人」，真乃癡心妄想。我卻想起十年前余英時先生的「辛亥談」。
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信息傳真過去，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後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史學大師余英時生前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是對九十年代曾經有過的一次保守主義回潮的反撥。中國人當然可以將革命、改革、體制內外、換人換制那些問題繼續爭論下去，但是革命一天不來，中國一點希望都沒有。
說到辛亥，必然要提孫中山，當下中國有沒有一個孫中山？被稱為「海外民運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個學習、踐行孫中山最徹底的人——中國改革開放後首位醫學博士留學生，一九八二年他在美國宣佈「棄醫從運」，聲稱要推動大陸民主運動，從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如同晚清孫中山在香港學醫、也在檀香山鼓動革命、成立興中會。但是王炳章「回國發動革命」，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獄。
前面第五章《墾荒列傳》中寫王軍濤「虎落平陽」，也提到「孫中山」：
因為今天需要一個「孫中山」，當年辛亥革命就是從海外發源，而海外民運第一人王炳章，中國改革開放後首位留洋醫學博士，1982年在美國宣佈"棄醫從運"，模仿孫中山，今天王軍濤也模仿他，將自己鎖在一個大鐵籠裡，擺在紐約時代廣場二十八天，實乃他走向體制外的宣示，悲劇意味也愈加濃鬱。
雖然他必須在海外「組黨」、「舉牌抗議」，把他詮釋為「最接地氣」的步驟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說，凡是做真事實事的人都不肯出來流亡，民間並無所謂「英雄」（陳勝吳廣），現代政治也不玩這一套，就是體制內的「藏龍臥虎」還不現身，看不見他們——他還是一個「體制內」。
當下民間已是一派「天下大亂」的興奮，萬眾矚目單挑中南海的「吻鬼」，海內外又眼巴巴的期待另一個「完成」，他宣稱也要出來爆料——吃瓜大眾極虔誠地認為，「爆料」就能「爆」垮一個武裝到牙齒且財力雄厚的政權；然而最主要的，並不是這一望而知的幼稚，而是它彰顯了「人心思亂」的普遍心態，這是多年未見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猶如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六年、「六四」前夜的一九八八年……。
二〇一七年五月廿八日我在臉書貼了這段話，因為中國政局出現驚變，驕橫了三十年的中南海，首次出現驚慌——這個政權第一次遇到的對手，不是陳勝吳廣，也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一個流亡富豪，我說的「吻鬼」、「完成」不須解釋（郭文貴、令完成）。
這件事，也以美國之音龔小夏的一次訪談在一個小時之際被掐斷，演到極致，據稱是台長直接拔掉電源，因為有高層嚴令斷播，而這個「美國高層」，受到來自中南海的強烈壓力；據說習近平的一個親信，直接把一封信遞進白宮給川普，川普在內閣會議上拿出此信，司法部長說：你要引渡此人，我就辭職。我對龔小夏說：你是一個人對付一個政權。
由「吻鬼」、「完成」掀起的一場「爆料」革命，尤其是明鏡的所謂「616核彈」，陳小平專訪郭文貴第三期，海外媒體報導：
目前在美國生活的中國富商郭文貴當地時間6月16日接受海外中文媒體明鏡電視專訪，公佈姚明珊、姚明端、孫鳳山、孫瑤、劉呈傑和貫君幾個人的個人資訊，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證號、美國護照號、美國社會保險號、在美居住登記位址等內容。郭文貴在採訪中表示，被他公佈個人資訊的姚明珊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妻子，孫瑤是兩人的養女。雖然並未直接點明劉呈傑和貫君的具體身分，但郭文貴暗示兩人與孫瑤均屬於同一政治家族，並稱這一家族掌握的財富高達二十萬億。
由於此次在明鏡網的第三期直播廣受外界關注，結果由美國網路巨頭谷歌公司擁有的線上視頻發佈平台YouTube（油管）的整個網站，遭到據信是受中國當局控制的駭客攻陷。有報導稱，這是youTube的伺服器首次被駭客癱瘓。在中國國內，當局驚慌失措，草木皆兵。據許多網友反映，大批微信群組和個人帳號，因為向國內轉發郭文貴爆料的音訊和視頻等，遭到當局封群和銷號。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加入針對逃亡海外後揭露中國政壇隱秘的郭文貴的爆料發表社評，該報社評稱，郭文貴在美國搞政治誹謗，是因自知犯罪而早晚會成為因貪腐外逃加拿大後被送回中國服刑的賴昌星，故此須放言高論來壯膽。社評預言，一旦郭成為中美關係的燙手山芋，可能很快便會被扣押而送回中國。至於王岐山為什麼成為郭重點揭露的目標，郭自己聲稱是為了揭穿「盜國者」，但有些分析人士則認為十九大臨近，北京權力爭奪加劇，作為習近平反腐盟友的王岐山有可能留任，這成為黨內其他派別攻擊的目標。這主要是因為，習王三年來的反腐，使江澤民一派人馬損失慘重，他們不願意看到在秋天誕生的新一屆常委中沒有自己的代表。
周孝正說，國內如他一級的自由化知識分子，皆稱郭文貴為「天神天兵天將」，殺傷中共體制前所未有，策略正確，以不反習換取微信傳播幾個月，效果驚人，他還說鮑彤現為民間異議界領袖，在秦城坐牢四年，幾乎殺頭，對趙紫陽忠貞不二，拒絕出國養老，有死磕精神，連他都對郭文貴爆料擊掌，亦可見民間與體制力量對比之懸殊。
可是，郭文貴在知識分子如王軍濤看來，不恰好是一個「痞子」嗎？
他常常引用的晚唐章碣的一句詩來形容中國未明局勢：「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沒承想，他讀了一圈西洋學術，居然在海外真的看到一幕「精英要與痞子賽跑」，也印證了他三十年前的預測，然而，這回卻是痞子讓精英五體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來，我當然不認為爆料可以爆跨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集權，然而，中國民間不可能期待「陳勝吳廣」是肯定的了，但是難道連「孫中山」也無可期待了嗎？
三、「六四」迷思
2016年6月3日，我對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中央社記者張淑伶說：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晚會，是我心中最溫馨的燭光。
她就香港青年對紀念六四出現歧見而採訪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如往常舉行燭光紀念晚會，但是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晚會，改為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學運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非大陸民主建設。
我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傳遞有關六四的記憶，本該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同時我認為，香港人出現「香港主體性」非常好：
香港學生想跟中共或中國切割，必須找到有效的議題才能讓聲音變大，六四成了議題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價值，更不是贊成六四屠殺。所謂香港主體性，在政治訴求上可能是與中共分離或不分離，並不意味一定是「港獨」。
兩岸三地愈來愈多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的認識模糊，情感漸漸淡薄。我覺得，時間是記憶的殺手，不能要求別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們這些依然要紀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決的人的努力，把記憶傳遞下去。我們沒有想到這會是一輩子的流亡，回不了家，這就是我們的命，中國人的命。每年六四這一天我一定會參加一個紀念活動，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今年美東時間4日晚上將在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館前，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舉辦抗議活動，我會參加。
這是一個「六四邊緣化」現象，發生在二十七年之後。
但是，放置更闊遠的視野下，「六四」卻一個迷思。
我在《鬼推磨》一書中，曾以二〇一〇年「阿拉伯之春」分析伊斯蘭文明之衰退，提到兩個觀點：第一，政治制度落後，物質表明可以極奢華，其實依然處於原始層級，殘暴血腥；第二；文明、價值、習俗等靠千百年養成的系統，可以為短暫的政治形態和制度提供資源，卻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態來型塑它。
比照中國的「八九六四」，情形更複雜。天安門學潮其實就是一場更早的「阿拉伯之春」，亦屬學生抗議（騷亂），但是它啟動了所謂「蘇東波」浪潮，即共產制度圈內蘇俄東歐部分解體，並良性漸進至新的民主政體的建構，提供了「和平轉型」的成功範例，迥異於二十年後阿拉伯世界的那個「春」，可能關鍵在於文化層面——伊斯蘭與基督教、東正教的差異；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鎮壓告終，在本土恰好啟動了權貴專制（市場列寧主義）為特色的另一種新制度的建構，並且出現持續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政治、精神、社會、環境皆遭嚴重破壞，代價極為高昂。
這場官民衝突，也徹底顛覆現代政治學的基本教條。學生請願靜坐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現「小偷罷偷」，全民道德空前純淨，一個民族出現她最神聖的瞬間，卻僅僅由於一個人，即鄧小平的拒絕，化為烏有；這個政權，連它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總書記，都拒絕鎮壓學運，但是結果卻是一場大屠殺。這些極端的不合理，是一個制度的意外昏厥，還是一個文明的內在本質？
大屠殺之後，中共遵照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大開國門，向西方獻上廉價勞力和生態資源兩大「厚禮」，這樣臥薪嘗膽的韜晦，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學潮發生之初？學運明明沒有向中共要政權、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對話而已，用坦克機槍對付這麼溫和的學生，與深謀遠慮、臥薪嘗膽的對付西方，在智力、謀算上完全不對稱，這也顛覆了常識；
憑簡單的邏輯可以判斷，鄧小平欲用發展經濟來挽回屠殺導致的合法性缺失，然而這兩者是不能交換的，以鄧小平的農民觀念，只要讓中國人吃飽飯，再有點錢，這個政權就不會倒，這麼荒謬的「前現代」設計，居然大獲成功——中國經濟起飛、民間歲月靜好、中共手裡掌握兩個百萬億——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還是億萬人民勤勞苦幹，已經分不清楚，而所謂富裕，則是貧富崩裂，社會公正消失。
鄧小平的「開放」，也誘惑西方打開「最惠國待遇」和「世界貿易」兩扇大門，而中國從不遵守協議和規定，不僅不給中國「廉價勞力」基本人權，也盜竊西方技術，兩廂佔便宜，鑄成世界第一經濟體，卻是一個「數碼列寧主義」，比毛澤東中國從蘇聯抄去的中央計劃經濟，大大升級一步。
在鄧小平設計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他的韜光養晦之下，歐美不是養禍遺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監控、數碼集權之下，民眾不是連韭菜都不如？
在經濟大幅增長了三十年之久，中產階級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經「紅薯換蒸饃」的農民，蝸居在大都市邊緣，不是再也回不了家鄉？
扛著上面六個老人的小夥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樣嗎？
這都是用「六四」換來的。
讓我以下面這段文字結尾：
列寧和「十月革命」，將整個二十世紀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三個人，對歷史產生劇烈影響：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三個惡魔；他們又代表著三個人類異端：布爾什維克、法西斯、納粹；史無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閃耀」，彰顯的是歷史之惡。那麼二十世紀晚期的歷史，終於提供了來自中國的一個「瞬間」、一個惡例，因為它不是「群星閃耀時」，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後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再也不一樣了，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大屠殺，及其決策人鄧小平；他在一九八九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寧一樣，也改變了歷史，成為一個惡魔，兩者的區別，是列寧去發動了一場士兵和工人的武裝暴動，而鄧小平則是指揮士兵鎮壓了人民的一場和平請願。還有一點相似，即列寧神話，要到蘇聯帝國解體之後才破滅，歷時近百年；而「六四」屠殺後，中國因經濟起飛，而令專制更穩固，已歷時三十年，「鄧神話」至今沒有破滅。
附：
Shu Xiao 20250827
刚刚致信苏晓康兄，澄清莫之许大总统多年前对我的栽赃——
友人转来你的一篇大作，说实话，我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的主张的概括，完全是曲解。
你所说的我主张的所谓"四不"，原始出处在此：
文章说得很清楚，所谓"四不"，是我客观描述我观察到的、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而不等于我的主张。不能这样把事实判断，曲解为价值判断吧？
当然这不是你的发明，而是直接照抄莫之许大总统的栽赃。莫之许大总统这么栽赃我已经十多年了，他是怎么烂怎么来，完全不择手段无任何底线可言，所以我一直说他是政治流氓，在野共。
但你是大作家，是有声望有信用的，当年台湾相见，我对兄长印象挺好的。你不可能步莫大总统之后尘，这应该是一个误会。
我现在把出处告诉你老人家了，希望你能公开澄清这个误会。
谢谢。
笑蜀 即日
友人转来的你的大作如下：
然而中国乱哄哄的,不是别的，而是思潮，据说有十种之多：
1、最左翼的，以乌有之乡为代表，主张回到文革的、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说毛当年发动文革，说的资产阶级，就是刘邓，没有说错嘛，证明文革是合理的，这是极左；
2、标准的左派，主张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改革开放30年扔掉了，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想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为代表，他们的试验田，就是重庆，也包括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等一批从美国回来的左翼；
3、左翼的第三支，可称中左，就是张木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背后支持他的政治力量，是穿着三星上将服的刘源；
4、中左还有之二，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代表如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不管主张什么主义，现在中国就是要工业化，然后可以慢慢解决两极分化；
5、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以笑蜀代表，提出"四不"：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合法性；
6、中右，有两种，其一以《炎黄春秋》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如谢韬、杜导正、李慎之、李锐等，认为党要救，条件是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
7、中右之二，是秋风为代表的儒家宪政；
8、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认为社会动荡不好；
9、第九和第十个，是两个极右派。第一个主张以革命实现宪政民主，认为中国已在革命前夜；
10、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说革命的结果，不是宪政民主，而是回到民国，1947年的宪法。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