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在图书馆门口焚书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不安。时评人长平认为，焚书这一具有沉痛的历史寓意行为，和安静和谐的日常生活化场景，描绘了中国从未停止思想审查、言论管制和镇压异议人士的政治现实。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7月，有几位中国朋友来访。下了火车，我就带他们去了所居住城市的中心图书馆，作为参观的第一站。我以自己的经验和了解，向他们介绍了德国人对书籍和阅读的重视。几天以后，我们来到柏林倍倍儿广场（Bebelplatz）。在那里，地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一个地下图书馆，书架上空空荡荡。
这是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的一个警示纪念。在介绍事件的铭牌旁边，另外单独放置了一块铭牌，刻着诗人、记者海涅（Heinrich Heine）的名句：
这只是序幕。烧书的地方，到头来也烧人。（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仍在烧书，仍在”烧人”
海涅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820年，当时他还不知道十年以后自己将会因为批评普鲁士政府而流亡法国，终老巴黎；也不知道100年以后德国纳粹分子会在焚书之后，在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建立起毒气室和焚尸炉。
海涅更不知道，在他这句话被再次发现，成为惊人预言而传遍世界之后，在纳粹政权被消灭20年之后，在中国，焚书更加疯狂。再也不需要任何仪式，也不限于异议作品或被压迫族群作品，除了所谓”领袖著作”和鲁迅作品等少数书籍外，连《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等”革命文学”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作品，都一概未能幸免。仅仅北京红卫兵在东单体育场举行一场焚书活动，就燃烧了八天八夜。
在这场被称为”文革”的政治灾难中，被斗死、打死、枪毙、关押死、劳改死和自杀的人数以百万计–跟纳粹屠杀在德国被深刻反思不同的是，中国至今仍被制造包括这场浩劫在内的无数政治灾难在内的政党统治，不允许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
更为严重也并不意外的是，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在焚烧图书，仍在建立大规模拘押营。
日常生活化的焚书场景
近日，一张在图书馆门口焚书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不安。它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作为”正面报道”的一则消息：甘肃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书籍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销毁。本次活动由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场督查，共清理出”涉倾向性”书籍65册，并于10月22日组织人员集中当场销毁。
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倍倍儿广场发生的焚书仪式相比，跟”文革”中消灭”破四旧”，这张照片上两名图书馆工作人员表情平静、慢条斯理地烧着一小堆书，场面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正是焚书这一具有沉痛的历史寓意行为和安静和谐的日常生活化场景，描绘了中国从未停止思想审查、言论管制和镇压异议人士的政治现实，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
舆论发酵之后，镇原县政府紧急发表通告，称要追责当事人，但并不认为焚书有错，而是”个别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封存和集中销毁”。比那张照片透露的信息更多，通告正面承认中国一直在”封存和集中销毁”图书。
“个别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操作是中国官方应对丑闻的惯常说辞，有时看上去也真的如此。那么这些现象和政权意识形态的关系怎样呢？
我上一次去到倍倍儿广场，是和一批来自中国的学者、作家和学者一道。其中包括知名作家、媒体学者钱钢。钱钢2018年在德国访学时，对纳粹这段历史再次钩沉，写成《纳粹焚书》一文。文中说：”我和朱易女士在柏林采访了德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焚书之书》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他认为，发生在柏林和德国各地的焚书事件，并非纳粹党政机构策划。其构想来自’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主导的德国学生会，赫伯特·古特雅尔正是该联盟领导人。所焚烧的图书，书单也非高层钦定，出自一位图书馆员沃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 “
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会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倍倍儿广场的焚书事件，跟希特勒纳粹政权没有关系。
德国之声专栏作家长平
新时代的”焚书坑儒”
2014年8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论《中国已不可能重演”焚书坑儒”》。跟它发表的所有评论文章一样，这是一篇逻辑扭曲的奇谈怪论。看标题以为它在反对焚书坑儒，事实上却在为封禁异议人士作品辩解：
“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
这篇奇葩社论绕来绕去不过是在强调：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新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绝对不会停止。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附：
80多年前的纳粹”焚书”事件
1933年，德国各地烈焰熊熊，焚烧的是被纳粹定为”非德意志”（undeutsch）的书籍。恰恰许多大学生群情激昂地参加了这一行动。
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书本化为烈焰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只是一场序幕。焚烧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焚烧人。”诗人海涅此前100多年前在其悲剧《阿尔曼索》（Almansor）中所说的话，在纳粹统治下变成现实。1933年，希特勒当权后仅数月，就发生了焚书事件，而这仅仅是一场迫害的开始：数百位作者被迫流亡，有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准备工作是由戈培尔为首的帝国宣传部以及两个相互敌对、但是都效忠政权的学生联合会完成的。”国家已经夺取了，但大学还没有。”喊着这句战斗的口号，纳粹在1933年初开始征服精神殿堂。他们找到了自愿的帮手，恰恰是在大学里。
大学生兴奋地收集“非德意志”的文稿
“毫不掩饰地迎合“
但不单是在大学。当时就已存在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现任会长斯齐匹斯（Alexander Skipis）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我本人要非常清楚地表明：作为书业协会代表，当时，我们积极参与了焚书。我们制定了清单。我们通知了书店不再卖某些书。所以，我们等于支持了纳粹统治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说，由于希望从政权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毫不掩饰地去加以迎合”。
所制定清单上的作者和作品代表的是”非德意志”精神。其中主要是犹太人，但也有其他对纳粹思想持质疑态度的作者。对纳粹而言，他们要么太左、要么太自由化、太和平主义等等：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海恩里希·曼（Heinrich Mann）、德布林（Alfred Döblin）等许多人被列入黑名单，但也有一些学者在名单上，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共有近百位德国作者和近40位外语作家–比如海明威和纪德（Andre Gide）被定为”非德意志”（undeutsch）。
1933年5月10日，数万人在柏林旁观焚书
戈培尔称之为“糟粕、垃圾“
集中焚书是在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歌剧院广场（今Bebelplatz）。两万多本书堆在一起。5000名大学生举着火把，数万人旁观。午夜时分，戈培尔喊道：”被夸大的犹太知识分子时代如今终结了……如果你们大学生行使权力，将精神糟粕扔进火焰，那么，你们也要承担义务，在这些垃圾所在的地方，为真正的德意志精神扫清道路。”然后是点火。但在倾盆大雨之下很难点燃，必须得让消防队往上面浇汽油。
但焚书不单单发生在柏林，也不单单发生在这一晚。此前、此后数周，许多德国大学都燃起了焚书的烈焰。在弗莱堡，新任校长海德格尔在致辞中说：”火焰，告诉我们，照亮我们，给我们指路，没有回头！火焰被点燃，心灵在燃烧！”
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被夸大的犹太知识分子时代终结了
凯斯特纳在焚书现场
作家和作品的清单有时出人意料。作者格拉夫（Oska Maria Graf）绝望地发现，自己的一些作品竟被列在政权所推荐的文学”白名单”上。”烧掉我！”格拉夫呼吁道。还有一些作家，如托马斯·曼，当时还未被禁止，但后来被禁。许多受迫害的作者已经离开了德国。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或许是唯一一位在柏林现场看着自己的作品被焚烧的作者。甚至有人认出了他，但他没有出什么事情。他也是少数留在德国的人，他所选择的移民是逃往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他留在德国的，有些被关押、在狱中死亡，有的被执行死刑，如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和米萨姆（Erich Mühsam）。取代他们的是忠于纳粹路线的作者。因此，图霍尔斯基在逃亡瑞典时写道：”在那里，他们现在从各个洞口爬出来，那些文学上的附庸之辈……如今犹太人的竞争终于、终于没了，现在机会来了！”
图霍尔斯基：他们现在从各个洞口爬出来，那些文学上的附庸之辈
“绝不容许这样的事再发生“？
斯齐普斯说，焚书是”一个信号，原本应该让整个世界都看到，德国正在开始的事情，将会在可怖的混乱中终结”。文学评论家克尔（Alfred Kerr）及时移民至英国，他这样解释”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意义：希特勒想要让所有艺术家都沉默，’因为从真正的艺术中，良知会更清晰、精神会得到力量、对掺杂真假的谎言会提出批评，因为真正的艺术呼唤的是最高的人性’。
如今，是否有那里存在与1933年5月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有共同点的情况？
斯齐普斯不愿比较。但他批评”联邦政府的绥靖政策、但还有欧盟也是如此”，以此面对无视人权、却想要与之做生意也包括军火交易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他说，书业协会1933年背叛了其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如今看似仅能维持到有限的地步，一旦经济或者权力、地缘战略考量干预，便作罢。”在这一点上，他说，必须防止重蹈覆辙并予以反抗。
注：本文作于2018年5月纳粹焚书85周年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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