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中国已经采取实质性脱钩行动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荣誉客座教授。

（原题：中美脱钩：是否可行？是否可取？）

2018年到2019年期间，有很多关于美国和中国相互“脱钩”的可能性甚至可取性的评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和现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是始作俑者，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游说。然而，副总统迈克·彭斯2019年10月24日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否认脱钩是美国的政策。他声称：“人们有时候问，特朗普政策是不是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所以，即使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

这件事有几个事实。

第一，脱钩已取得进展，并且仍在进行当中。

第二，脱钩可能远不止商业和技术领域。

第三，脱钩的程度在不同问题领域有很大区别（这一灵活定义包括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限于商业领域）。

第四，通过限制信息流动和在华外国实体的存在，中国已经采取实质性脱钩行动。

第五，一定程度的脱钩有利于美国保护其国家安全和比较优势。

最后，中美关系在许多方面不可能也不应当脱钩，因为这会两败俱伤。我谨就各个方面作个简述。

研发、商业和技术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合作障碍（主要在中国方面），这严重限制了外国实体的进入。双方都封锁与国防有关的研发，出于国家安全这是合法的。但是，许多民用（所谓两用）技术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而这些很难被限制。“军民融合方案”就是当下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制造2025”和政府呼吁工业与技术上“自力更生”也是一个例子。防火墙和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同样是与信息世界脱钩的一种形式。所以说，中国已经在利用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实行脱钩。

与此同时，在中国经营生产设施多年的美国和外国企业开始将生产设施转移到其他地方，如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或者返回本国。已建成的供应链为此受到了影响，并被重新调整。不应过分夸大这种所谓“中国+”企业战略的趋势，但是部分脱钩确实正在发生。共同研发的障碍也明显加大，尤其是美国方面。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审查越来越严，这类投资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限制，这一趋势估计还会延续下去。

但是，应该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中美脱钩，而不只是商业和技术领域。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0年里，中美两国在其他很多领域进行了合作，包括战略、外交、军事、文化、教育、旅游等等。接触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两国社会和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初建立对华关系的基本设想。在政府层面，其想法是改变双方政府部门消极对抗的“冷战”使命，用伙伴关系和积极合作的使命取而代之。在社会层面，大家都认为人民之间的交流越多越好。

这种“接触”战略本应培养出“合作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它也确实有效。可是渐渐地，在过去10年到15年时间里，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双方相互之间的来往都在收缩。除了仍有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大学36万人，中学约8万人），中国旅游业、其他的一些文化交流和双边互动都已基本上脱钩。看看以下的例子：

在地缘战略领域，曾经，两国高级别国家安全顾问和政府机构会定期举行广泛磋商，以确定双方在全球哪些领域拥有共同的目标，如今这种磋商已不复存在。两军之间的交流同样减少到每年不足20次，而且甚是敷衍。汇集两国政府数十个部委和机构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亦不为特朗普政府所容。许多经常进行人员和信息交流的政府机构，如今已经停止交流。到今天，保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几个政府间对话，与三年前的近百个对话不可同日而语。非政府组织的所谓“第二轨道”对话，其数量和实质内容也大不如前。所以说，官方和非官方交流都出现明显的官场式脱钩。

由于美国确实担心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和间谍活动，同时中国因为担心政治颠覆而明显加强了限制，连学术交流也受到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脱钩。在科学领域外，共同的学术研究一向很难开展，现在几乎更不可能了。而且，与此相关，两国政府越来越限制向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发放签证。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逐底竞争”。两国知识界已经因此出现部分脱钩。

文化交流也消失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公共外交和文化项目的限制越来越多，同样，美国也对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和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媒体产生怀疑。就连中国赴美游客数量也徘徊在330万人次，并且开始下降。

这样一来，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都看到了部分脱钩的发生。有些领域率先脱钩并且程度可观，其他领域程度较轻，或只是存在脱钩的可能性。它意味着，这类交流与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在战略紧张时期尤为重要——已经严重下降，不再为中美关系提供支撑。这只会令两国关系恶化，因为只要这些交流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就有助于遏制新的冷战。

虽然一定程度的脱钩是自然而然的，在商业、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域都可以预料得到，但是双方必须采取真实而紧迫的行动，让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再挂钩”，而不是“脱钩”。而要做到这一点，对话必须具有实质性，而不是形式上的，否则只会使双方的疏离加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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