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士博
吳乃德日前發表一篇文章〈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提醒我們：縱使歷史記憶不是歷史，但是歷史記憶卻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更是每一個民族之所以存在的重要資產。12月10日的《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也以「民主之春」為題，隨報附贈厚達40頁的《美麗島》雜誌40周年復刻本，在這座島嶼的民主與自由面臨危機之際，以這種復古而開新的方式作為紀念。
一份售價20元的報紙，贈送一份40頁的雜誌。《蘋果》與《美麗島》雜誌的跨世紀連結，實在是一個冒險且絕對虧本的決定。然而就在紙本媒體逐漸萎縮之際，與其説是為了刺激銷量，這個舉措其實更接近於善盡媒體良知。事實上，過去原本以腥羶色著名、近年力圖轉型的《蘋果》，不僅已密集關注香港「反送中」議題，推出許多深度報導，這次更透過《美麗島》雜誌，提醒台灣人一段反叛而光明、屬於自己而值得記憶驕傲的歷史故事。
對比其他同業，《蘋果》這次大篇幅報導美麗島事件無疑是突兀的，但其實也唯有如此，才符合傳播媒體所應該擔負起的社會責任。這個轉變當然與「中國因素」有關。「我們從美麗之島望向香港，已可清晰目睹一雙黑手蹂躪港台的民主花園，毀香港、恫台灣。反送中運動百萬人上街，仍喚不醒北京的良知，進而暴警天天鎮壓，上千人被捕。」（陳裕鑫「發刊詞」）而《蘋果》的質變，就是在面對中國直接破壞台灣、香港民主成果的直接反抗與行動。
於是，當我們回顧台灣人百年來的抵抗傳統，筆墨、鉛字與印刷機，在大部分的時候取代了鐮刀、鳥銃，成為與殖民者鬥爭的最主要工具。報紙作為每一天最為暢銷的印刷媒體刊物，再加上她在形塑、傳遞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使得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社會，在在都透過她與統治者來反抗周旋。
不管日本統治時期最為人周知的《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系列刊物；戰後蓬勃發展、228事件中遭到整肅的《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民報》；或者是後來由李萬居所主持的《公論報》、雷震、殷海光等人堅守的《自由中國》，以及《大學雜誌》、《台灣政論》、《自由時代》等「黨外」雜誌——《美麗島》雜誌其實與她們一樣，都是沒有黨名的黨，都是台灣知識份子以筆桿代替槍桿，利用報刊與政治運動分進合擊的一段過去。
換言之，倘若我們想要討論印刷媒體，或者是討論言論自由，我們的歷史記憶便不可能是官方的、順從的，而必然有很大一塊關於「反抗」與「叛逆」的部分。雖然《蘋果》成功地在12月10日當天創造了一波發文、貼圖、洗版的網路社群（同溫層？）熱潮，但是與其説傳統報刊仍然不可小覷，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在這個崇尚中立、客觀、反英雄的年代，《蘋果》做出了選擇、決定了立場，如同陳裕鑫所說的：「追思民主運動的艱辛軌跡，不是在為特定政黨加權計分，而是喚起台灣人民的自主意識，挺身反抗極權政府的霸凌」。而這份過去來自香港、一直純然以市場、消費為導向的報刊；在見證了中國威脅凌遲香港、進逼台灣以後，才真正地與台灣印刷媒體刊物的反抗精神接軌，正式地加入本土記憶與認同的共同陣線。
尤其重要的是，當台灣社會無法擺脫所謂「政治好髒」、「藍綠一樣爛」、「台灣價值儲好存滿」等虛無主義嘲弄修辭之際，《蘋果》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標舉，也幫助了我們不分世代、族群，得以共同認識吾輩先賢的堅毅、決絕與勇敢，了解他們在生命無所選擇之際所作出的選擇。因為唯有透過理解行動與實踐的挫敗，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未來又應該往哪裡去？就像吳乃德老師所寫的：「每一個民族都有其自己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基礎。」
倘若印刷資本主義是過去我們抵擋殖民、威權統治的重要武器，也是台灣共同體意識（台灣民族）之所以成形的主要原因。那麼回顧四十年前的《美麗島》雜誌，或者說，回顧過往一切「反抗」、「行動」，並且將她們視作為是台灣民族記憶「正向資產」的工程，將會是未來的台灣政府、社會以及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思索與努力的課題——我們終究得在承認弱小民族的悲哀之外，一步一步建構屬於我們的反抗記憶、挖掘值得且必須被記得的行動往事，傳承台灣人美麗而不屈服的精神史系譜。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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