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月，香港法律界兩度發起反送中靜默遊行，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捍衛法治與自由。檯面下，這群律師也組成200人義務律師，在第一線營救被捕者。 圖片來源：路透社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4日正式宣布將撤回《逃犯條例》修正案，但並未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暴動定性等其他訴求做出具體回應。警民對峙依舊持續，目前已有逾千人被捕，年紀最小的只有12歲。當街頭淪為戰場，平時坐在中環辦公室，身穿襯衫、西裝的200位「大狀」，成了暗夜使者。他們為何甘冒政治風險，替這群黑衣示威者辯護？《天下》越洋採訪4位香港義務律師團成員，他們又怎麼想？
8月11日晚間7點左右，一發疑似由香港警方射出的布袋彈，劃破了抗議女子的護目鏡，年輕的臉龐滿是鮮血。
這一晚，反送中示威行動遍佈全城。尖沙咀、太古、銅鑼灣、葵芳…，警民在前線對峙，防爆彈、催淚瓦斯強力鎮壓，街頭淪為戰場，超過百人被捕。被銬上手銬、押上囚車的當下，沒人知道自己會被帶到哪裡。
「大家只好到處問、到處找，直到凌晨1、2點趕到新屋嶺（拘留所），但到天快亮了都還沒有見到他們（被捕者），這是一個很令人擔心的狀況…。最後大概花了1天半的時間，總共20個律師輪流去，才把所有被捕的人見完，」事隔快1個月，香港律師文浩正提起當時情況。（延伸閱讀：暴力持續 經濟學人：最糟的結局將是香港的終結）
暗夜裡奔走的人權律師
每次抗爭結束後，他漫長的工作才正要開始。
還記得8月11日大拘捕當晚，他手機的WhatsApp群組不斷湧入各種訊息：「有人在尖沙咀被抓」、「被帶到新屋嶺了」、「誰可以去一趟」...，前線傳回來的一字一句，令他和群裡其他律師心急如焚，趕忙出門、徹夜找人。
42歲的文浩正是香港知名人權律師，入行15年，曾多次義務替社運人士辯護。像2014年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周永康、羅冠聰，或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在2016年因旺角暴動被捕入獄的梁天琦等人，都是他的當事人。
甚至，連洩漏美國國安局「稜鏡」監測計畫而遭通緝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在港期間也是由他提供支援，幫助其離開香港、前往莫斯科。
「這確實是很累人的工作，但現在很多律師很幫忙，願意用自己的時間，整個晚上不睡覺，到警署見被捕的人，有時候一等就是4、5個小時…，」接近午夜12點，他剛結束整天工作、抽空接受《天下》越洋採訪，卻聽不出絲毫倦意。
反送中運動持續近3個月，根據香港警方統計，截止9月1日已有1,117人被捕。而像文浩正一樣在前線奔走，提供被捕示威者法律協助的義務律師，全港將近200人。他們之中，有執業10多年的大律師，也就是代表當事人出庭辯護的「大狀」，其他則是入行不久的年輕事務律師，負責處理相關資料，另外也有法律系學生參與其中，彼此相互合作，組成義務律師團。
目前，因應反送中，就屬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與民權觀察兩大組織旗下的義務律師團較具規模，前者約有50到60多位律師加入，後者則在130人左右。這一群人權律師在過去三個月，幾乎耗盡了所有的體力。（延伸閱讀：黃之鋒：「我們渴望見到一個免於暴政的香港」）
香港律師們走上街頭
6月、8月兩度身著黑衣靜默上街後，作為香港法治的捍衛者，這200位義務律師，面對難以預測的局勢演變，也得像抗爭者一樣，保持如水般、「be water」的能動性，低調且迅速地在檯面下動員。
「我們在WhatsApp成分不同小組，當拘捕的時候，馬上就會問有哪些律師可以幫忙，依照每個人靠近的地方，分派到不同警署。因為你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抓人，有時候是晚上、有時候白天，而且人會被抓到哪裡、被關多久也不知道，我們只能隨時待命、做好準備，」文浩正做為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召集人之一，如此描述團員之間的「協作」模式。
細數近3個月來，反送中已從初期的和平集會，升級成街頭巷戰。截至9月4日，光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就收到逾1,000件求助案件，跑遍全香港31間警署、12間醫院、1家拘留中心，其中年紀最小的被捕者才12歲，「大家根本看不出來他那麼小，」文浩正說。
這和5年前雨傘運動佔領中環一帶，直到最後才遭警方「清場」、逮捕示威人士很不一樣。反送中卻遍地開花，深入全港大小社區，每場示威動輒被捕數十人、甚至上百人，更增加救援難度。
於是，律師們只能打團體戰。如同示威者一樣，保持高度機動，卻發展出一套適時分工、補位的行動策略。
「被捕後48個小時通常是大家最忙的時間，」25歲的戴穎姿是法律系學生，白天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晚上則是義務律師團的一員。但因為還未考取律師資格，不能經手案件本身，她便和其他幾位學生聯手，負責後勤工作，協助正在前線奔波的義務律師。
「緊急法律支援⋯，訊息請註明：中英姓名、年齡、性別、聯絡電話、身分證號碼、所在警署⋯，」她在臉書上分享這則訊息。
每當有人被捕，來自全港各地的諮詢電話、訊息突然湧入，大多是心急如焚的家長打聽孩子行蹤，又或是示威者找不到被捕的同伴下落⋯，另一端，戴穎姿逐筆記下被捕者的基本資料，整理成完成後，再傳到WhatsApp群組裡，請律師幫忙分頭到各大警署找人。（延伸閱讀：世代在街頭和解 香港長輩：2047我們都不在了，年輕人怎麼辦？）
即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承諾撤回送中條例，但市民要求的5大訴求，如撤回被捕者暴動定罪等，至今仍未見進展。黃明堂攝律師到警察局找人，3天接到逾百位被捕者協助要求
她回憶，8月5日全港大罷工，律師團3天接到超過100位被捕者的協助要求，為了紀錄每個人的資料、所在位置、分派律師、追蹤進度⋯，她和其他3個人一起輪班，每天睡不到2小時，「就看誰的身體狀況還可以，誰就繼續撐下去。」
但這還是「找得到人」的情況下。有時被捕人士下落不明，她還得打電話到警局一一「尋人」，也曾在接到下落後，直奔醫院，陪同18歲的被捕者就醫。
也因為被捕者大多是10幾歲、20歲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缺乏法律知識和資源，民權觀察的臉書專頁上就列出20項「須知」，提醒示威者如果被捕，如何保護自己的法律權益，像是如何保護隱私、被捕須知、做口供須知等。
「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懂了，要在被捕的時候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因為這樣律師才知道你是誰，後續才有辦法幫你…，」也是義務律師團一員的大律師李安然感慨地說。
得知被捕者姓名和位置後，義務律師便會趕往警局陪同做口供，告知接下來可能面對的法律程序，以及協助拍照存證、聯絡家屬等⋯。之所以強調黃金時刻，就是為了確保當事人了解相關權益，不受警方影響，避免做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詞和決定。
但也因此，義務律師經常會遇到警方有意無意「不配合」的狀況。像是用拘捕人數太多、會面室不夠用，或找不到人等理由，延遲律師與被捕者的會面時間。
「有些被捕人士要求見律師，警察卻跟他們說，先做完口供就可以見律師，其實這是錯的…，但他們不了解自己應有的法律權益，往往我們趕到現場，才發現口供都已經做完了，」民陣義務律師團的大律師吳宗鑾就說。
吳宗鑾一邊忙著整理隔天早上出庭資料，一邊接受《天下》採訪。日前因參與示威被捕、遭控暴動罪的東華大學港生，正好就是他的當事人，「我們正在想用什麼方法，讓她還是可以順利出國唸書。」
過去這3個月，吳宗鑾和其他200位義務律師一樣，週一到週五白天上法庭、進事務所工作，晚上加班處理案件資料，週末跑警局、醫院，往往凌晨才到家…，「最近每個禮拜跟家人碰面的時間，幾乎不到2、3天。」
除了體力透支，有些義務律師還得承受心理壓力。
「還是有人會顧慮，不想讓太多人知道自己在做這些事，」畢竟當反送中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政治事件，勢必會有人擔心，因此被貼上「反政府」標籤，影響日後生計，「尤其是還在律師樓打工的年輕律師，通常都會更小心，」文浩正說。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全港總共有超過1萬名執業律師，作為香港社會中的專業精英，如今這200人為何甘冒職業風險，為示威者辯護？
「並沒有多想太多，朋友一來問要不要加入（義務律師團），馬上就答應了。我們只是犧牲休息時間和收入，比起街上的示威者，這點犧牲也不算什麼，」李安然直言。
「作為律師，確保每個人都能有相同的程序正義，本來就是天職，」吳宗鑾說，自己當年決定從科技業轉行，重新念法律，就是因為想做人權律師，經歷雨傘運動後，他更和一群律師組成論政團體「法政匯思」，為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發聲。
雖然執業多年，提起這次反送中運動，《天下》採訪的義務律師都認為，是因為有群人還在前線抗爭，堅持「5大訴求」，才給予他們力量，繼續撐到現在、為被捕人士奔走。
「坦白說，是因為他們，《送中條例》才會被擋下來，是我們應該感謝這些示威者。」吳宗鑾提起這3個月以來，他始終忘不了的一個畫面。（延伸閱讀：一國兩制瀕臨攤牌 五個關鍵時間點，看反送中與香港的未來）
律師，你去幫那些比較小的孩子
反送中運動進入9月，由原先的罷工演變成學生罷課。香港11所大學於9月2日起發起「罷課不罷學」行動，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政府回應各項訴求。shutterstock提供。
7月30日晚間，因連日警民衝突，有49名示威者遭到拘捕，其中44人被控暴動罪。這也是反送中運動中，港府第一次以暴動罪名起訴示威者。
當晚，吳宗鑾從群組收到訊息，連忙趕到警署。他還記得當警察確定以暴動罪起訴，拿文件要被捕者簽名的那一刻，沒想到，眼前這群年輕人，「他們很鎮定，好像早就做好準備，知道會面臨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哭、會有各種反應，沒想到他們唯一的反應，竟然是沒有反應。」
擔任義務律師10多年，文浩正也說，雖然被捕的大多是年輕人，未見過什麼世面，很容易擔心、害怕，但當他們在警局看見律師，「從來沒聽到有人說，律師你趕快幫幫我，我想快點出來，聽到的都是，律師你不用幫我，先去幫那些比較小的小孩，那個人沒有律師，你可以去幫他嗎？」
如此場景，更讓他無奈地反問，「政府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些10幾、20歲的學生放暑假不去玩，而是要上街頭冒著生命危險抗爭？」
即便香港和北京政府曾多次表態，針對反送中示威行動，將採取「止暴制亂」等強硬手段，驅散抗議民眾、恢復民生秩序。 但民怨卻如洪水，四散到全港各處，當政府禁止集會，民間力量就以更難以預期、控制的方式，從城市的不同角落湧現。
繼9月2日、3日罷課後，中學生又準備在9月9日發起「全港中學人鏈」牽手罷課行動。年輕人的不滿，並沒有因為政府暫時退讓，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條例，而隨之消退。
相反地，他們隨時整裝待命，準備下一次集結上街。
「政府透過驅捕、鎮壓，不想要他們出來，看見人出來就抓，這樣做之後應該比較少年輕人出來嘛，但反而越來越多，這說明了什麼事？代表政府的做法不對，用錯方法了，他們不因為你打他，他們就會怕…，」文浩正說。
今年夏天，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至今仍看不到終局。但也因此，第一次讓200位金裝律師，和街頭成千上萬黑衣示威者的心，緊緊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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