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底以来，以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锐实力报告”为开端，美国智库、学界、媒体和政界以“锐实力”（SharpPower）概念为基本框架，对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发起了舆论战，对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近年来为提升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所做的各种努力加以指责。“锐实力”概念有不同的变种，如在全国民主基金会内部，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实力3.0版”（Power3.0）；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CommissiononChina，CECC）则将其称为中国“长臂”（LongArm）。美国指责的中国“锐实力”到底是什么？它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环境怎样的变化？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锐实力”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对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研究报告文本的解读；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锐实力”论出台后的传播情况与话语权问题；“锐实力”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营造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如何应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不仅“锐实力”论的内涵尚有待进一步挖掘，而且对于“锐实力”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持续发酵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所反映的美国对华战略氛围的变化，也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试图以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为基础，并参考这一时期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对相关问题的听证发言、研究报告和文章，对“锐实力”论的概念框架、美国在“锐实力”论名义下对中国在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以及“锐实力”论所反映的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一、“锐实力”论的概念框架及其本质
“锐实力”概念出自号称非营利组织的全国民主基金会之手。2017年12月，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发布了题为“锐实力：崛起的威权主义影响”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2016～2017年该论坛系列研究的集大成。几乎与此同时，全国民主基金会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尔克（ChristopherWalker）与民主研究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负责研究与会议的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JessicaLudwig）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发表了《锐实力的含义：威权国家的手腕》一文。上述文章和研究报告比较系统地搭建了美国所谓的“锐实力”的概念框架。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俄罗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塑造世界各地的舆论和观念，使用了一个多样化的工具包，其中包括开展数千人之间的交流、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教育项目，以及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企业和信息倡议。随着人们对冷战时代的记忆逐渐消退，民主国家的分析家、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从其熟悉的“软实力”视角看待威权国家的努力。中国使用的一些最明显的扩大威权影响力的技术，虽然在公开胁迫的意义上并不是“硬”的，但也不是真正“软”的。在“锐实力”论看来，中国发挥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不是吸引，甚至也不是说服，而是分散注意力和进行操纵。“这些雄心勃勃的威权政权在国内系统地压制政治多元化和言论自由，并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国际上推行类似的原则，以确保它们的利益”。对于这种现象，“锐实力”论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词汇——“锐实力”，这是一种“能够穿透、渗透目标国家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能力。“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的新的竞争中，威权政权的‘锐实力’手段应该被看作是它们的匕首的尖，或者它们的注射器的针头。”
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论看来，中国的“锐实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利用了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的不对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权在国内对外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设置了障碍，同时损害了国外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尽管中国政府所作的调整是渐进的，但具有系统性。中国不需要让世界相信其专制制度本身就有吸引力，只需要通过使民主显得相对而言不那么有吸引力，就能实现其目标。中国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威望及其民主制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无情和多层面的攻击。观点出处？
“锐实力”论认为，中国的做法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从根本上说是对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的敌视。“威权政府”将这种国内治理的政治价值观伸展到海外，让国际上的合作伙伴和对话者了解允许表达的界限，并鼓励其自我审查，以限制对中国所谓的敏感话题的直接审查。通俗地说，原来的“软实力”在威权政权手中已成为类似军事力量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虽然在公开胁迫的意义上并不是硬性的，但也不是真正的软性。
关于中国政府借助“锐实力”所要实现的目标，“锐实力”论认为有两个：其一，试图减少、中和或抢先应付对中国政权自身构成的任何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锐实力”是操纵和审查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吸引力；其二，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良好的、有影响力的国家，或者是走出了一条与欧美国家不同的道路、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制度但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北京方面不一定期望其他国家效仿其所谓的替代模式(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提倡这种理念)，而且中国愿意探寻与执政精英打交道的方式，而不管其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权类型如何。然而，在中国捍卫和推广自己的一党制模式的运动中，暗含着对民主的批评，认为民主体制效率低下而混乱，对经济发展的催化作用也很差。“锐实力”论担心，这种做法将引导更多的国家最终抛弃民主模式，选择中国的威权统治和治理模式。
关于“锐实力”实现目标的途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等“威权国家”的“锐实力”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目标：
第一，利用经济活动来推动思想领域的政治目标
“锐实力”论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擅长，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强度和间接渠道施加压力。除非美国等民主国家审查中国的商业活动，否则这种压力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本属于“硬实力”，但在“锐实力”论看来，中国在使用经济手段时不仅不强硬，反而表现得较为柔软。譬如，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往往主动资助美国大学和智库中与中国问题研究相关的研究平台。在“锐实力”论看来，这类投资的目标是，中国要“在正确的地方培养足够的人，以便中共能够影响美国的政策辩论，而不必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让美国人把其信息传递给其他美国人。”北京方面寻求将其信息外包，部分原因是它认为，如果这些信息看起来并非来自中国，那么外国人更有可能接受宣传。“锐实力”论据此得出结论：对中国资本的依赖使得部分美国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丧失了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而它们又会进一步影响更多的美国公众。
第二，人际关系的培育是“威权主义”权力发挥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式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中记载的许多倡议，如所谓的“威权政权”实施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都是针对政治精英、思想领袖和其他民主社会的信息拥有者的。对于年轻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记者、学者和智库研究人员来说，这种新的联系提供了更大的声望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对于威权主义者来说，追求表示善意和塑造关键人物的观点（？）可能是改变政策的一种费效比特别高的方式，同时也能间接地接触到更多的受众。这些努力是中国更大目标的一部分，旨在进入民主制度，鼓励合作，消除外部世界对其“威权政权”的批评。
第三，“锐实力”发挥作用和实现目标的主要杠杆是媒体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发现，多数国家的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分析家很少有人密切关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专家倾向于关注中国与本国关系中的经济方面。这样一来，世界上多数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关于中国信息的真空，而这一真空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报告作者之一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PabloCardenal）调查分析了中国政府与当地（指拉美国家？）媒体和新闻受众正式接触的“三重方式”：(1)发展中国官方媒体在拉美国家本地的存在；(2)建立伙伴关系和内容交流，即中国国家媒体通过与包括独立媒体在内的当地媒体签订合作协议，为这些媒体提供中国精心准备的信息资源；(3)为个别记者提供到中国交流和培训的机会，直接影响这些媒体人士的价值判断。
第四，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借助“锐实力”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工具
尽管研究报告认为，许多孔子学院的活动似乎是无害的，强调汉语教学和电影展览等文化活动，但其他活动在大学环境中是不合适的。“中国政府对人员配置和课程的控制，确保了这两方面都能微妙地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领土争端或中国宗教及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这侵犯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总之，在“锐实力”论看来，中国的“锐实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利用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各种优势，包括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等；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包括对中国各种信息的需求以及对中国资本和文化的需求等。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了置入性行销，将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信息、观念注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机体内。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做法会塑造一个对中国政府有利的外部环境；从长远来看，这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地的扩展和中国影响力的上升。
二、“锐实力”论与美国在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动的攻势
为解决所谓“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和操纵民主国家的恶意努力”，“锐实力”论提出了反制中、俄等所谓“威权国家”的建议。这些建议已经有相当大部分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所接受，并在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引起共鸣。在反制所谓“威权国家”的“锐实力”的幌子下，美国政界、智库界和学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针对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攻势。美国的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揭露与所谓“威权国家”相关的势力
在“锐实力”论看来，中国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伪装，例如，将国家指导的项目伪装成商业媒体或基层协会，或者利用当地代理人作为在外国进行宣传和操纵的工具。为了抵消这些努力，民主国家的观察员应该把中国的行为置于聚光灯下，加以全面的分析。2018年11月，由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领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enteronUS-ChinaRelationsatAsiaSociety）联合推出了研究报告——《中国的影响与美国的利益》，揭露中国“正在某些关键领域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推进其目标。”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扩大其影响力的活动已超越传统的统一战线，将矛头指向了西方社会范围更广的各个部门，从智库、大学、媒体，到国家、地方和政府机构。中国寻求促进同情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并拉拢美国的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研究报告详细罗列了中国一系列不透明的“锐实力”行动，指出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加强在美国的活动，利用美国“民主社会的开放性，挑战甚至破坏美国关于自由、规范和法律的核心价值。”
该研究报告涉及中国在美国国内不同领域的活动，涵盖从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智库、大学、媒体、商业领域、技术领域到华人社区的八大领域。调查结果认为，中国正寻求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政治活动中，识别和培养处于上升期的政治家；聘请著名的游说或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合作，配合中国对美国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访华的长期支持；在美国大学，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接近美国学生社团的机会；在智库，研究人员和学者报告说，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试图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推进战略目标，以获得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媒体中，中国几乎消除了所有曾经为华裔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并成功地拉拢了现有的中文媒体为自己服务；在华裔美国人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派遣人员到美国，向发表反华言论或支持台湾的人士施压。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涵盖了包括葛来仪（BonnieGlaser）、谢淑丽(SusanShirk)、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黎安友（AndrewNathan）、沈大伟(DavidShambaugh)等32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锐实力”论的主要设计者·沃尔克亦是作者之一。这不仅是一个同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论报告相唱和的文件，更因为戴蒙德拉上了大量的美国智库及大学中的著名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为“锐实力”论背书，使得“锐实力”论以美国对华战略界共识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Pence)也参与到这一努力之中。2018年10月4日，他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tute）发表演说时，呼吁美国和全球新闻机构继续努力，“在没有恐惧和偏袒的情况下报道真相，深入挖掘，以发现中国在哪些领域干涉我们的社会及其背后的原因。”
第二，立法机构和政治人物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机构采取直接行动
2018年3月，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Rubio)、汤姆·科顿（TomCotton）和众议员乔·威尔逊（JoeWilson），分别在参、众两院正式提出《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案》（ForeignInfluenceTransparencyAct）。根据该法案，包括由中国政府办理的孔子学院等组织机构必须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法案同时修改了《高等教育法》（HigherEducationAct）中有关学校收受捐赠的规定，要求大学必须公布所有超过五万美元以上或同等价值的外国捐赠、合约或礼物。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法案旨在提高外国政府在美国活动运作的透明度，”“这将强化大学院校公开外国资金来源的有关规定，并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在全美高等教育机构和佛罗里达州开设了100多所分校的孔子学院，要向司法部登记成为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
不仅如此，一些国会议员还直接致信给本州开办孔子学院的大学，要求这些大学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2018年3月上旬，马萨诸塞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塞茨·穆尔顿(SethMoulton)致函该州的塔夫茨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要求它们切断与在这两个学校设立的孔子学院的关系。卢比奥也积极推动佛罗里达州教育机构结束与中国政府资助的教育项目的合作关系。他分别致信迈阿密-戴德学院（Miami-DadeCollege）、北佛罗里达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西佛罗里达大学和布劳沃德郡的塞普莱斯湾高中（CypressBayHighSchool），指责中国政府“越来越咄咄逼人地试图利用孔子学院来影响外国学术机构对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政策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敦促上述教育机构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18]截至目前（？2018年3月），西佛罗里达大学已通知管理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以及与西佛罗里达大学合作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将不再同孔子学院续约，2018年5（时间已是过去时）月合约到期后，将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
第三，对中国资本或有中资背景的投资平台在一些国家的媒体和文化机构开发的合作项目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题为“中国长臂：向全球输出有中国（中共）特色的威权主义”的听证会，指控中共的海外渗透威胁到了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H.Smith）表示，中共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压迫、施压和承诺市场准入等手法都是空前的，给民主社会的自由带来了严重威胁。美国长期的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也都对中共对本国政治人物、商业和学术机构的献金行为表示震惊。“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几乎没有受到审查，现在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会议主持者、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说，今天讨论的问题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是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上审视“中共的长臂”，即中共在全球的渗透。“它们（中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哪些部门或机构最容易受此影响？我们能做些什么？”
拉里·戴蒙德领衔炮制的研究报告同样表现出对中国资本在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现状的担忧，要求美国智库“应该公开披露其活动、出版物和其他活动的资金来源。如果智库领导人选择向香港或中国大陆募集资金，他们应该透明地说明资金来源以及使用情况，以确保中国人没有机会影响美国智库的研究议程或研究结果。”
美国副总统彭斯则直接指责中国机构慷慨地向美国的大学、智库和学者提供资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会回避共产党认为危险或冒犯的观点。”彭斯呼吁更多的美国大学和智库“鼓足勇气拒绝来自中国的容易得到的资金”，因为“每一美元都有相应的要求。”
第四，强化对中国的信息战、舆论战，甚至将其提升为政治战争
一方面，在“锐实力”论看来，中国在海外影响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外部世界不能提供足够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产品，从而给中国信息的大举侵入提供了空间，让一些国家的公众逐渐接受了中国信息的影响。因此，应当加强传播“独立信息”的能力，培养更多独立的专家，为公众提供更多与中国政府所提供的信息不同的信息产品。
另一方面，舆论战被认为是中国“锐实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必然会引起美国的重视。在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谭安(GlennTiffert)指出，中国计划在全球以中国模式取代几十年来美国所象征的自由秩序；“形成公众舆论是该计划的一个关键方面。事实上，中国权威人士经常将民意描述为一个‘战场’（舆论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必须进行并赢得一场高度自律的政治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国家镇压和审查。但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们并不停留在边界。中国还致力于在国外积极塑造有关其形象的叙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其在国内的相应做法，以配合这一任务。”美国的主流媒体认为，中共在美国所下的功夫与美国给予的回击差距仍然很大。中共当局因为发觉到民主世界的弱点而变得胆量更大。虽然所有国家都可能会寻求在国外的影响力，追求软实力，但中共将技术、施压和经济诱惑等手段相结合，超越了美国曾经面临的来自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渗透。美国越早承认这一现实，就越会有更好的机会加以回应。
更有甚者，与国会关系密切的华府智库“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CSBA）的数名政策分析师，建议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多维”政治战攻势，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予以回击，在政治战范畴内思考和采取进攻行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论调认为，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趋势下，政治战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中国政治战的手段主要包括干扰大选、腐蚀立法与决策程序、培养经济和金融上的依赖性、与政治和商业精英建立友好关系、在公众当中散播虚假消息、通过伪装的私人机构和民间组织来传播国家影响力、影响大学和智库的日常工作、增加国家媒体在国外的存在等。这些活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所造成的威胁是真实而持久的。为此，美国需要发动一场政治攻势，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中国实施“威权统治”的代价；鼓励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政见和自由主义思潮；对“威权国家”破坏世界特别是近邻民主的行为予以强有力的反击；重建美国政府的政治战能力，包括增加对美国之音（VoiceofAmerica）、全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State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USAID）的资金支持；美国决策人员调整思路，正确看待政治战，等等。
在第115届美国国会的第二个会期，卢比奥领衔提出了一个名为“对抗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行动法”（CounteringtheChineseGovernmentandCommunistParty’sPoliticalInfluenceOperationsAct）的法案，指责“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运作不是以‘软实力’来说服，而是以‘锐实力’去渗透或腐化民主国家，即通过虚假信息、胁迫等手段，培育有利于中国政府利益的态度、行为、法律和政策。”这个法案的推出，呈现出美国国会试图将对华政治战法律化的趋势。
第五，呼吁欧美国家互相协调，在世界范围内一致应对中国的“锐实力”
美国政客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正在“扩大中国威权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范围，包括压制世界各国公民的政治异议和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削弱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力量品牌”。所以，单单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合作与协调。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机构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政治影响行动的严重威胁”；美国还必须“制定战略，确保非洲、西半球、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意识到中国的‘锐实力’”[27]早在2017年12月13日，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的第二场关于“中国长臂”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就声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引导、收买和胁迫等途径施加政治影响力，操控“敏感”话题的讨论。这是普遍存在的，并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它直接威胁到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决策者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很明显，以美国推出的“锐实力”论框架为中心，美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所谓“威权国家”发动了日趋猛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攻势。这使得中国与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文化交流蒙上了多重阴影，面临着远超以前的挑战和威胁。
三、“锐实力”概念与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
“锐实力”概念的提出是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的大背景和长期对中国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小背景的综合产物。同时，它也体现了整个西方世界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具体来讲，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美国战略界及建制派看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需要重新思考美国的对华大战略和中美关系。
尽管美国智库界及政界对未来的美国对华大战略及美中关系走向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总体趋于悲观。平衡甚至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呼声日渐抬头，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就是逐渐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2015年3月，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D.Blackwill）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J.Tellis)发布了《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研究报告。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在加强这个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采取了一项宏伟的战略，其目的是加强国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超越国界，安抚周边国家，巩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他们呼吁，“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大战略，以平衡中国实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协助其崛起。”尽管他们承认，这一新政策“不能建立在遏制的基石上”，但主张“对现行政策进行重大修改，以限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构成的威胁”。他们不再强调支持与合作，而更多地强调压力和竞争，甚至认为，“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为了新常态。”这一结论比特朗普政府的类似论断要早两年多。
与美国智库界的呼吁相对应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美中关系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的全面关系”，并希望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护地区和平等问题上，“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然而，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却一改之前的论调，转而强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应“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同时，美国将“以强势地位管控竞争，同时坚持要求中国在从海上安全到贸易和人权等诸多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美国还将在网络安全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护我们的企业，捍卫我们的网络，防止无论是中国民营部门还是中国政府为了商业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在外交实践中，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持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说，美国在对华大战略中加大“遏制”因素，始自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进一步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将中国取代恐怖主义，与俄罗斯一起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判断，从战略层面来看，“强权竞争这个本已被历史淘汰的现象已再度回归。中国和俄罗斯在尝试重新奠定它们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今天，它们正在部署的军事存在将在危难之时将美国阻挡在外。美国在非战争时代在关键通商地区自由航行的能力，也将受到挑战。总而言之，它们正在挑战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将国际秩序向对它们有利的方向扭转。”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的是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建制派的战略判断。很明显，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大战略中，“遏制”的成分正在快速加大，而“锐实力”概念的提出正是这种大背景的产物。
其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并未朝着欧美国家期待的方向发展，更没有发生欧美国家期待的变化，尤其是国内政治方面的变化。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界、智库界和学术界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它们认为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这样的现实需要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2017年11月1日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e）举办的一个政策研讨会上，参加讨论的智库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学者瑞安·哈斯（RyanHass）分析说，美国国内普遍认为，过去30多年来美国所奉行的战略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战略来进行改革。另一位学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Rapp-Hooper）也认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认为中国将随着其崛起而改革自己，但这种观点正在消退。美国曾经恳请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变化的程度要大于中国改变世界秩序的程度。但显然，北京并没有像美国想象的那样走向自由化。
类似的看法显然已经成为美国建制派的主流观点。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厄利·拉特纳（ElyRatner）认为，自基辛格访华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出发点一直是通过实行对华接触政策来改变中国，以及通过加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外交和文化联系，来改变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美国的决策圈子坚信，“美国的实力和霸权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塑造成美国喜欢的样子”。然而，无论美国祭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没能像预期的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能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功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这个进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了。他们呼吁，美国必须“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战略”。
美国国会也在极力呼吁行政当局改变对华政策。2016年12月，在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扬言，2016年的问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已不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日益繁荣将带来政治改革和法治变革。美国专注于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而忽视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遵循自己的规则的明确证据。中国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恰恰相反，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影响”越来越不屑一顾，对自由社会和民主资本主义都怀有敌意。通过贸易、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行接触的战略，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史密斯呼吁美国政府改变传统的对华政策，在政治领域规范、制约中国政府的行为。
弥漫于美国政界及智库界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论”，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导致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朝着竞争甚至对立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领域也概难例外。
其三，中国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开放，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模式”。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学者看来，中国制造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MadeinChina），这是不足为惧的；另一种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这才是令人忧心的。
自冷战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家就异常关注外部世界的发展模式问题。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是别的威权主义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领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并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稳步前进。“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名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表达了希望在不同领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诉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和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CenterforDemocracy,DevelopmentandtheRuleofLaw）主任福山撰文指出，随着2016年到来的是一次历史性的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即在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策略哪个更适用于新兴国家之间的较量。尽管这种竞争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其结果将会影响到大部分欧亚国家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取得成功，更不希望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锐实力”论的始作俑者全国民主基金会对这个问题更为敏感。该机构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在2014～2015年间，连续举办了多场关于“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展”的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迈向全球的威权主义：对民主的挑战》。该文集第一章《中国的挑战》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通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他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追求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自信。尽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任何类型的政权一起在国外工作，但它谴责“普世价值”，并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尽管目前“中国没有表现出宣扬威权主义的传教士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威权国家不会对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其榜样的力量所在：对于那些希望在保持威权统治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非自由主义政权来说，中国是最优秀的典范。”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锐实力”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沃尔克显然并不满足于黎安友的结论，他在该文集的文章中声称，“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的一场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显然，“锐实力”论更加在意的是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影响力上升的问题。
其四，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同样引起了美国的警觉，被其视为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在海外的扩张，且这种扩张已经对欧美的主流价值观念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的孔子学院是这一波“锐实力”论攻击的重点。应该说，美国知识界及教育界的一些人，早就对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最大的项目孔子学院感到不爽。早在2014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就对中国的孔子学院项目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该组织2014年6月发表声明，指责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家汉办的一个分支机构，被允许忽视学术自由。声明呼吁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停止参与孔子学院项目，除非美国大学对所有学术事项拥有单方面的控制权。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种攻击提供了依据。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FreeBeacon）援引其获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报道说，中央情报局特别警告，中共试图通过为大学和政策机构提供资金来换取对学术项目的审查。报告说，“中共经常拒绝给批评其政权的（哪国？）学者签证，并鼓励许多中国学者事先进行自我检查审查，以便他们能够为了继续研究而自由出入国境（？）。”该报告还指出，中共向美国学术机构和智库提供资金，以阻止不利于中国形象的研究。报告说，“（中共）用这种手法来奖励亲中国的观点，强制西方的学术刊物和会议进行自我审查。”
这样的攻击得到了美国国会的积极响应。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6年5月组织了第一场关于所谓“中国长臂”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史密斯指责中国正在利用“缄默法则”（codeofsilence）走向全球。中国政府的重拳已扩大到境外，以恐吓和压制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和镇压政策的批评讨论，“中国不仅有兴趣遏制西方价值观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积极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民主和人权规范。……中国的延伸范围超出了其边界，延伸到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肯尼亚、联合国和美国。”委员会另一共同主席卢比奥更是指责“中国政府越来越大胆地……试图扼杀国内外对其可悲的人权记录的讨论。即使是设在美国的教育机构也不能幸免。”
“锐实力”论的主要设计者、全国民主基金会副总裁沃尔克对中国的上述举动更为忧心。在他看来，北京的决策者有政治意愿来建立和发挥其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似乎已经退出了思想领域的竞争。“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初、中期，民主国家一直在缓慢地摆脱一种长期存在的假设，即与专制政权的无所顾忌的融合将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变得更好，而不会对民主国家本身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一体化在过去十年中的深化，威权国家得以幸存，它们渗透民主国家政治和媒体空间的能力也日益增强。威权倡议本身的范围确实是全球性的，出现在每个大陆的民主国家。”
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切中了当今美国战略界的心态。报告指出，传统的假设是，与中国的接触和贸易将会使它变得更加自由甚至民主，但2018年，这种转变显然没有发生，中国的经济自由并未促进政治民主的进步。“现在，美国和全球民主国家面临着与期望相反的局面。美国不再仅仅是与中国接触，以推动中国的自由改革，而是同时还要保护本国的民主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权和腐败的影响。最初，民主国家希望向中国输出自由价值观并帮助其建立公民社会，而现在，我们需要在本土捍卫这些价值观。”意即中国已经威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看，“锐实力”论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的“中国威胁论”。
其五，“锐实力”论同时也反映了其他西方大国对华战略环境的变化。
在欧洲，与全国民主基金会遥相呼应的是位于柏林的两家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PublicPolicyInstitute，GPPI）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InstituteforChinaStudies，MERICS）。这两家智库同期也进行了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类似的研究，并于2018年2月发表了题为“威权主义的推进：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的回应”的联合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拥有一套全面而灵活的影响力工具，从公开到隐蔽，主要部署在三个领域：包括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公众舆论、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中国在欧洲寻求政治影响力的目标主要是：第一，在具体问题和政策议程上争取全球的支持，包括在欧洲政治家、企业、媒体、智库和大学之间建立牢固的网络，从而为中国的利益创造多层次的积极支持；第二，削弱西方的团结——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大西洋彼岸；第三，大力推进全球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更积极的看法，使外部世界认为中国模式是自由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这份研究报告尽管没有使用“锐实力”一词，但整份报告的基调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几乎完全一致，可以被视为欧洲版的“锐实力”论。
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也不遑多让，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欧美国家构成了挑战，攻击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的所谓“渗透”“胁迫”行为。2018年2月17日，在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Gabriel）攻击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全面替代体系，认为这个体系不同于欧美国家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体系。他呼吁美国与欧洲联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澳大利亚情报与安全问题议会联合委员会（JointParliamentaryCommitteeonIntelligence&Security）主席安德鲁·哈斯蒂（AndrewHastie）也指责“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干涉我们的媒体和大学，同时也在影响我们的政治进程和公开辩论”。在特恩布尔（MalcolmTurnbull）政府的努力下，澳大利亚参议院于2018年6月29日通过了《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案》（ForeignInfluenceTransparencySchemeBill）。尽管该法案并未点中国的名，但在法案的讨论过程中，中国一直被当作假想敌；特恩布尔也是拿中国的影响作为立法理由的。
考虑到近年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渗透”之说，可以说，在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针对所谓中国“锐实力”的统一战线。
结语
“锐实力”论不同于以往对国家实力的划分。传统政治学将国家实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制外部世界的能力，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吸引外部世界的能力，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等，也可以被视为国家魅力。可以说，“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属于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能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拥有大小不等的“硬实力”或“软实力”。但所谓的“锐实力”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实力的构成部分，它特指美国标准下的“威权国家”的行为方式，即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外部世界的需求，采用胁迫或潜规则的方式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或进行置入式行销，从而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扩大自身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
“锐实力”论是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显然，“锐实力”论所担忧的是中国影响力的扩散，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上升。它将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方案”视为对美国主导的普世价值、“华盛顿共识”的冲击。正如戴蒙德领衔炮制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影响与美国的利益》所强调的，中国更加自信地拓展了过去的政策，“新政策不仅寻求重新定义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且提出了‘中国方案’的概念，声称这是一种比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更加有效的发展模式。”坎贝尔和拉特纳也做出了同样判断：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其他国家的新选择’。”可见，“锐实力”论的出现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上升的担忧，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同时，“锐实力”论也是新型的“中国威胁论”。在“锐实力”论框架中，充斥着所谓中国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海外渗透的问题，以及中国对美国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腐化、败坏问题。戴蒙德领衔的研究报告攻击中国挑战甚至破坏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等核心价值观念；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更直接将中国看作是欧洲民主政体的主要威胁，仿佛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然而，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本文转自：《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刘国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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