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一案，其校友維權及聲援在社會中有巨大影響。
2016年出了雷洋事件，這位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學生，接飛機的路上，被「打飛機」。警方和官媒說他由於在抓嫖時反抗，導致意外死亡，留下出生剛兩個月的女兒。這本來像太多類似的事一樣，警方有理有權，家屬無臉無勢，媒體見怪不怪，很快就會過去，公眾都不會知道。
但是由於雷洋的人民大學校友，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影響，更主要的是此事觸痛了中產也不安全的敏感神經。校友們借助社交媒體的影響，質疑警權的濫用和隱瞞真相、官媒的說謊和誤導。各級校友不斷接力，抱團發聲，籲求真相，並募捐救助家屬，支持訴訟。在輿論壓力和律師施援下，官方拘押當值警察，重新調查此案。雖拖延幾個月，至今沒有結果，其間還不斷刪帖，但校友們仍在堅持發聲，呼籲公眾不要淡忘此事。
雷洋一案，校友的聲援顯示了巨大的影響。無獨有偶，最近對外經貿大學的畢業生丁瑩，一位28歲的姑娘，在北京正常行走時，遭遇一輛奧迪車超速引起的連環事故，不治身亡。事發後，校友們在社交媒體集體發聲，通報事實，呼籲警方公正調查，同時安撫家人，提供經濟和法律援助。雖又遭遇不斷的刪帖，但校友們堅持不懈，輿論也在關注。
從雷洋案到丁瑩案，校友維權，引人注目。從傳統的吃喝聯誼、為母校募捐，發展到進入公共領域、維護公民權利，校友維權成為中國社會一種新的維權模式，並列於上訪、甚至到外國上訪、託關係找領導批示、自己在網絡發聲、或通過激烈行為引起媒體關注等模式。本來這些通過司法公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都可以實現。
校友維權，亦喜亦憂。喜的是中國憲法雖然規定公民有結社、集會、遊行的權利，但僅僅是印在紙上。正常社會公民參與的各種人權、工會、女權、政黨等組織，以及這些組織為了主張權利發起的集會、遊行，在目前的中國都不能實現。而校友這個鬆散的形式，沒有結社那麽危險，通過網絡發聲，又不會像街頭集會被抓，就通過社交媒體這種虛擬的集會、結社模式，應運而生了。喜的是技術的進步為人所用，權利意識正在想方設法的體現。
但更多的是憂。技術既能被用，也會被權力掌控，阻礙使用。雷洋案涉及警權濫用、司法公正、警民關係等敏感話題，官方媒體開始站在警方一邊，輿論反轉後，不再發聲，而社交媒體的帖子不斷被刪除，官方不願人們傳播討論此事。丁瑩車禍案，本來不涉政治，沒有那麽敏感，但由於等上了十八屆六中全會，以及官方慣有的害怕民怨、維穩思維，也在不斷刪帖，不許討論。
發聲的校友也只是網上鬆散的形式，不是現實的校友組織，更不是官方認可的校友會。實際上他們的形式、言論、募捐等，經常受到來自官方校友會和當局的壓力干涉。自身內部由於網絡特點，也很難整合協調，在策略、言論和風險方面，常有分歧和分裂。畢竟這些年從現實到網絡，對言論、組織和行動的管控，愈來愈緊。
而從更大的層面，由於公權力不作為、胡作為、甚至反作為，媒體被迫噤聲，獨立的公民組織難以生存，才有校友的發聲。但對於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底層家庭，更多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被拖欠工錢、難有勞工權利的農民工來說，就像趙老爺訓斥阿Q也配姓趙一樣，他們也配有校友？
因此校友維權只是個案，很難推廣。一個社會的進步，是不管上過甚麽層次的學，是否名校，公民權利都能普遍主張、有效維護，而不是只有名校、中產、精英，才受重視。
但是由於雷洋的人民大學校友，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影響，更主要的是此事觸痛了中產也不安全的敏感神經。校友們借助社交媒體的影響，質疑警權的濫用和隱瞞真相、官媒的說謊和誤導。各級校友不斷接力，抱團發聲，籲求真相，並募捐救助家屬，支持訴訟。在輿論壓力和律師施援下，官方拘押當值警察，重新調查此案。雖拖延幾個月，至今沒有結果，其間還不斷刪帖，但校友們仍在堅持發聲，呼籲公眾不要淡忘此事。
雷洋一案，校友的聲援顯示了巨大的影響。無獨有偶，最近對外經貿大學的畢業生丁瑩，一位28歲的姑娘，在北京正常行走時，遭遇一輛奧迪車超速引起的連環事故，不治身亡。事發後，校友們在社交媒體集體發聲，通報事實，呼籲警方公正調查，同時安撫家人，提供經濟和法律援助。雖又遭遇不斷的刪帖，但校友們堅持不懈，輿論也在關注。
從雷洋案到丁瑩案，校友維權，引人注目。從傳統的吃喝聯誼、為母校募捐，發展到進入公共領域、維護公民權利，校友維權成為中國社會一種新的維權模式，並列於上訪、甚至到外國上訪、託關係找領導批示、自己在網絡發聲、或通過激烈行為引起媒體關注等模式。本來這些通過司法公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都可以實現。
校友維權，亦喜亦憂。喜的是中國憲法雖然規定公民有結社、集會、遊行的權利，但僅僅是印在紙上。正常社會公民參與的各種人權、工會、女權、政黨等組織，以及這些組織為了主張權利發起的集會、遊行，在目前的中國都不能實現。而校友這個鬆散的形式，沒有結社那麽危險，通過網絡發聲，又不會像街頭集會被抓，就通過社交媒體這種虛擬的集會、結社模式，應運而生了。喜的是技術的進步為人所用，權利意識正在想方設法的體現。
但更多的是憂。技術既能被用，也會被權力掌控，阻礙使用。雷洋案涉及警權濫用、司法公正、警民關係等敏感話題，官方媒體開始站在警方一邊，輿論反轉後，不再發聲，而社交媒體的帖子不斷被刪除，官方不願人們傳播討論此事。丁瑩車禍案，本來不涉政治，沒有那麽敏感，但由於等上了十八屆六中全會，以及官方慣有的害怕民怨、維穩思維，也在不斷刪帖，不許討論。
發聲的校友也只是網上鬆散的形式，不是現實的校友組織，更不是官方認可的校友會。實際上他們的形式、言論、募捐等，經常受到來自官方校友會和當局的壓力干涉。自身內部由於網絡特點，也很難整合協調，在策略、言論和風險方面，常有分歧和分裂。畢竟這些年從現實到網絡，對言論、組織和行動的管控，愈來愈緊。
而從更大的層面，由於公權力不作為、胡作為、甚至反作為，媒體被迫噤聲，獨立的公民組織難以生存，才有校友的發聲。但對於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底層家庭，更多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被拖欠工錢、難有勞工權利的農民工來說，就像趙老爺訓斥阿Q也配姓趙一樣，他們也配有校友？
因此校友維權只是個案，很難推廣。一個社會的進步，是不管上過甚麽層次的學，是否名校，公民權利都能普遍主張、有效維護，而不是只有名校、中產、精英，才受重視。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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