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
1937年，伦敦
论托洛茨基
罪与罚
编者按：
丘吉尔的主要收入靠写作。1937年，他将他对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的观察和印象结集出版，包括这篇论托洛茨基的文章，名为《我们时代的人物》。1953年，丘吉尔因《不需要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那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话，得奖实至名归。斯文·赫定是唯一一位既是瑞典科学院也是瑞典文学院的双院士。1952年去世前曾连续三年一票否决了丘吉尔的诺奖提名，显而易见，他自有道理。同样有趣的是，1939年9月，当德国人入侵波兰，俄国人从东部同时发起进攻，丘吉尔慷慨陈词，发誓与纳粹对抗到底。1946年，俄国人将波兰及东欧悉数收入囊中，他慷慨陈词，发誓与布尔什维克建立势不两立的铁幕。很难知道这位嗜酒如命、世人眼中的作家、演说家、政治家这一次是否像以往或整个一生那样没有处在酒精作用下醉态中。
（正文）
当篡位者和暴君沦为街谈巷议时，当布尔什维克者用文字而非炸弹为资产阶级的媒体流露真情时，当流亡的战神再次战斗，当被解雇的刽子手在炉边侃侃而谈和喋喋不休时，我们可能会为好一点的日子到来的迹象而欢欣鼓舞。我面前有一篇文章，是别名布朗斯坦的托洛茨基最近为《伦敦周刊》撰写的，他在文章中谈到了我对列宁的看法，谈到了协约国对俄罗斯的干涉，谈到了伯肯黑德勋爵和其他启发性的话题。他在土耳其流亡期间写了这篇文章，恳求英国、法国和德国允许他回到文明世界中，这个文明世界是他以往和现在仍然矢志摧毁的。俄罗斯，他自己的红色俄罗斯，他不顾他人的痛苦或自己的危险，按照他的内心愿望构建和塑造的俄罗斯，已经把他赶走了。他所有的阴谋，他所有的胆识，他所有的写作，他所有的呵斥，他所有的暴行，他所有的成就，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另一个"同志"取代他来主宰。其革命地位不及他，才智不如他，尽管在罪行上也许毫不逊色。而他，那个曾经大获全胜的托洛茨基，眉头一蹙致万千人于死地，现在却郁郁寡欢地坐在那里，——带着一层恶意，一度被搁浅在黑海岸边，现在被冲上了墨西哥湾。
但他一定是个难以取悦的人。他不喜欢沙皇，所以杀了他和他的家人。他不喜欢帝国政府，所以毁了它。他不喜欢古奇科夫和米柳科夫的自由主义，所以推翻了他们。他无法忍受克伦斯基和萨文科夫的社会革命派的温和，所以攫取了他们的位置。最后，当他竭尽全力争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整个俄罗斯建立起来时，当无产阶级专政至高无上时，当社会新秩序从幻想变为现实时，当个人主义时期令人憎恶的文化和传统被根除时，当秘密警察成为第三国际的仆从时，一句话，当他的乌托邦实现时，他仍然不满。他仍然愤怒，咆哮，低吼，一点点密谋。他鼓动穷人反对富人，他鼓动赤贫反对穷人，他鼓动罪犯反对赤贫，一切都如他所愿地发生了。然而，人类社会的罪恶似乎需要新的天惩。在最深处，他绝望地寻求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是，可怜的恶棍，他已经触到了最低点。找不到比布尔什维克阶级更低的东西了。他徒劳地将目光转向野兽，但猿类无法欣赏他的雄辩。他无法动员狼群，因为在他挥斥方遒之际，狼群数量激增，因此，他昔日任命的罪犯们站在一起，把他关在外面。
因此有了这些侃侃而谈的报纸文章。因此有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哀号。因此有了允许参观大英博物馆并研究其文献的恳求，或请求用墨尔文的水治疗风湿病，或瑙海姆的水治疗心脏病，或巴特洪堡的水治疗痛风，或其他什么地方治疗其他不满。因此有了在土耳其的阴影中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锐利目光穿透的沉思。因此有了从法国、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出走。因此有了在墨西哥的最后避难所。
令人惊讶的是，像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然无法理解文明国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主要倡导者的明显反感。他写道，这似乎只是因为对新思想和敌对政治理论的狭隘偏见。但布尔什维克不仅仅是一种信条。它是一项运动计划。一个布尔什维克者不仅是某种观点的持有者；他是以深思熟虑的手段实施这些观点的忠实的行家。对不满和革命的解剖在每一个阶段和方面都得到了研究，它是一本以科学精神准备颠覆所有现存制度的不折不扣的操典。执行的方法和教义本身一样，都是布尔什维克信仰的一部分。起初，人们会援引久负盛名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原则呵护这个呱呱坠地的有机体。言论自由、公共集会权、各种形式的合法的政治鼓动和宪法权利可以畅行无阻并得到主张。谋求与所有左翼的民众运动结盟。
在某个动荡时期创建温和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一旦创建，它就会被推翻。混乱带来的苦难和匮乏必须被利用。在新政府的代理人和劳动人民之间安排冲突，如果可能的话，加入流血。烈士要制造出来。统治者的歉意应该被用来捞好处。和平的宣传应该用来掩盖人与人之间未所未闻的仇恨。与非布尔什维克的信仰没必要共处。政府或政治家方面的一切善意、宽容、和解、仁慈或宽宏大量的行为都应被用于他们的毁灭。然后，一俟时机成熟，机会到来时，从暴民造反到个人暗杀的一切形式的致命暴力都必须毫无保留或内疚地加以利用。堡垒将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下被攻陷；一旦权力机构掌握在兄弟们手中，所有反对派，所有相左的意见都必须被消灭。民主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使用，随后加以摧毁。自由不过是一种感情用事的荒谬，不值得逻辑学家费神。根据死记硬背学来的教条，自命的祭司的绝对统治将毫无保留地施加于人类，将永远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在枯燥的教科书中阐述，也在几个大国的历史上用鲜血书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信仰和目标。言必行，行必果。
我将近七年前写了这段话，但这难道不是对共产主义故事的准确描述吗？这种故事违背了西班牙两方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西班牙陷入了目前的可怕混乱状态。
托洛茨基很可能从未理解过马克思的信条，但他是其操典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在他的天性中，他具备了涂炭民胞（civic destruction)的艺术所必需的一切品质——卡尔诺式的有条不紊的指挥，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静超然的智慧，克勒翁式的群言无忌的雄辩，开膛手杰克式的凶猛，泰特斯·奥茨式的刚毅。没有一丝感情，没有人情味，没有对精神的担忧能削弱他高超而不知疲倦的行动能力。就像他培养的癌细胞一样，他喂养它，折磨它，尽心尽性地宰杀它。他找到了一个分享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妻子。她在他身边工作和密谋。在沙皇时代，她和他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为他生了孩子。她帮助他逃脱。他抛弃了她。他在一个出身良好的女孩身上找到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这个女孩因为说服学生拒绝参加祈祷并阅读共产主义文字而不是《圣经》而被哈尔科夫一所学校开除。通过她，他有了另一个家庭。正如他的传记作者之一"马克斯·伊士曼"所说："如果你知法守法，她不是托洛茨基的妻子，因为托洛茨基从未与亚历山德拉·伊芙娜·索科洛夫斯基离婚，她至今仍使用着布朗斯坦的名字。"他对母亲的描述冷酷而令人心寒。他的父亲，老布朗斯坦，于1920年死于斑疹伤寒，享年83岁。儿子的成功并没有给这位诚实、勤勉、信仰坚定的犹太人带来安慰。由于他是资产阶级，遭到红军的迫害；由于他是托洛茨基的父亲，遭到白军的迫害；由于他的儿子抛弃了他，他只能在俄罗斯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但他仍然顽强地游到了终点。剩下来他还能做什么呢?
然而，尽管在托洛茨基身上，在这个存在物身上，如此远离人性中的普通情意和感情，如此超尘拔俗，可以说远在芸芸众生之上，如此完美地堪当他的大任，但从布尔什维克者的观点来看，其中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弱点。托洛茨基雄心勃勃，而且雄心勃勃以一种相当普通的世俗方式。世界上所有的集体主义都无法消除他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无异于一种恶疾，一种致命的恶疾。他不仅必须毁掉国家，还必须统治废墟。对于他来说，所有不是由他领导或几乎不是由他领导的政府体系都是可憎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意味着他要无条件地服从。他要代表无产阶级发号施令。"劳苦大众"、"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卡尔·马克思的福音和启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等等，对他来说都不外乎一个词：托洛茨基。这导致了麻烦。同志们变得嫉妒。他们变得满腹狐疑，托洛茨基领导着他在难以言状的困难和危险中重建的俄国军队，他几乎站在了罗曼诺夫家族空缺的宝座上。
他采用的对其他人产生毁灭性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公式，现在对他来说不再是障碍。他像抛弃妻子、父亲或自己的名字一样轻易地抛弃了这些公式。军队必须重建；胜利必须赢得；而托洛茨基必须做到这一点，托洛茨基从中受益。闹革命还有什么其他目的？他将他非凡的造诣发挥得淋漓尽致。新模范军的军官和士兵的待遇比俄罗斯其他任何人都要好。旧沙皇政权的军官数以千计地归降。"见鬼去吧，政治；让我们拯救俄罗斯。"敬礼被重新引入。军衔和特权被恢复。指挥官的权威被重新确立。高级指挥官发现，这个党的新贵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他们从未从沙皇的部长们那里体验过的尊重。俄罗斯保皇党联盟事业的弃儿以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为这些举措行了加冕。1922年，由于军队对托洛茨基的个人态度和体制推崇备至，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致命的障碍，他很可能已经被武装部队任命为俄罗斯的独裁者。
他是犹太人。他仍是犹太人，没有什么能克服这一点。造化弄人，当你抛弃你的家庭，与你的种族一刀两断，唾弃你父代的宗教，并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裹挟在共同的巨大恶意中，却因小人的原故错失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奖赏。如此不宽容、如此卑劣、如此偏执，确实忍难以忍受。横祸接踵而至，一场更大的横祸。失望之余，灾难即将来临。
因为与此同时，同志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听到了军官们的谈话。他们也看到了从旧军队中重建一支俄国军队的可能性。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这种危险似乎还很遥远。列宁确实把托洛茨基视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他试图保护他。但在1924年，列宁去世了，托洛茨基仍然忙于他的军队，仍然享受着在他的部门挥斥方遒的日常工作，仍然受到最后一次为尼古拉二世欢呼的回音，转而去寻找一个处心积虑针对他的反对派。
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是执政工具的一种秘书长。他管理核心小组并操纵无数的委员会。他耐心地将各种导线理在一起，并精心地将它们拉扯得有条不紊。当托洛茨基满怀希望、信心十足地接受列宁的接班人时，发现党的机器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运转。在布尔什维克者活动的纯粹政治竞技场上，托洛茨基很快就被耍了。凭借他大量著作中的一些内容，他被指控为"反列宁主义者"。他似乎没有理解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者心中已经取代了上帝。他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认为，这种可取的替代是由托洛茨基实现的。他承认了自己的异端，并急切地向士兵和工人解释导致他这样做的确凿理由。他的声明引起了茫然的惊愕。OGPU（国家政治保卫局）被启动。已知的听命于托洛茨基的一批军官被解除了职务。经过一段沉默的紧张期后，他被建议休假。这个假期在经过一些中断后仍然继续。
斯大林利用他的成功建树更大。政治局，没有列宁的魔力，也没有托洛茨基的势力，残余势力分子接下来遭到清洗。那些闹革命的政治家们被党的管理者解雇、惩罚，并被剥夺了权力。核心小组吞没了内阁，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成为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托洛茨基被那些他曾经带领着顽强夺权的暴动者围困。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会是什么？尽管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怖，但其场景和角色却闪闪发光。罗伯斯庇尔、丹东，甚至马拉的生涯和人格，在一百年间闪耀着骇人的光芒。在巨大的亚细亚的液化（asiatic liquefaction)过程中，所有的形式和重点都消失了。即使是数百万人的屠杀和数千万人的苦难，也无法吸引后世的人们关注他们粗鄙的外貌和古怪的名字。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从契卡的监狱里出来，向世界做出奇怪的、不自然的忏悔。他们秘密地遭遇了他们置于许多更好更勇敢的人去面对的死亡。
但托洛茨基幸存下来。他在舞台上徘徊。他已经忘记了列宁约束的继续对德战争而不是屈服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款的努力。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战神和俄国军队机会主义的改造者的生涯。在不幸中，他回到了布尔什维克正统。他再次成为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派别的倡导者。围绕着他的名字聚集着世界革命的新极端分子和教条主义者。苏联的巨大恶意全部转向他身上。他曾在旧政权上如此无情地使用过的同样卑鄙的宣传，现在正被他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前同志集中于他身上。在列宁的名字和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被他疯狂利用的时候，这些名字和学说现在被用来针对他。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毒性在俄罗斯血液中减弱，俄罗斯正在恢复力量。这个过程可能是残酷的，但它不是病态的。自我保护的需要迫使苏联政府将托洛茨基及其新蒸馏的毒素排挤出去。托洛茨基徒劳地尖叫着抗议暴风骤雨般的谎言，徒劳地谴责他本可以自鸣得意地成为其领袖的官僚暴政，徒劳地努力召集欧洲地下势力推翻他曾引以为豪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已经同他做了了断，同他永远做了了断。
或许他将有闲暇时间来思忖他的手工艺。没有人希望他受到比得享天年更好的惩罚。他那敏锐的智力和不安分的精神应该在失能和愚蠢中相互侵蚀。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见有一天，他的理论，在实践中毁于一旦，甚至不再对积极、充满希望的外部世界产生刺激，并且源于一种安全感的广泛宽容精神允许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声名狼藉，销声匿迹——他渡过了早年的大部分时间的欧洲和美国。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找到的慰籍与他的父亲在其养育的儿子身上找到的慰籍一样寥寥无几。
（正文完）
后记：
"由于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国内外都沐浴在'他的'红军的伟大光环下。对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早在大战之前就形成了，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
"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拉脱维亚诗人卢克斯的两句最具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编织的美丽红纱线，
我们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对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他所拥有的几乎魔法般的权力，揭示了一个专制、恐怖、黑暗的社会背景。"——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东线战争开始时，坚执着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这一理论的希特勒，把对他们的战争称之为'沙盘游戏'。……他有时用一种开玩笑的轻蔑口吻说，战胜俄国后，最好由斯大林来管理这个地方，自然是在德国的主宰之下，因为就对付俄国人而言，他是最理想的人选。"——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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