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7日
雷勤风(Christopher Rea)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与文化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现年39岁，他发表过包括钱锺书和杨绛在内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人物的研究。他的新书《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揭示了20世纪初期怎样在中国激发了喜剧、闹剧、咒骂和讽刺的繁荣时期。人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了那个时代与当今社会之间有趣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嘲弄权威方面。
学术著作并不总能反映它的研究课题。例如，有关性的研究一点也不性感，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雷勤风的书从开头滑稽的"执行序言"起就很有趣。书的封面上甚至还有英国喜剧班子"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埃里克·艾多尔(Eric Idle)的推荐。
雷勤风在一次采访中讨论了骂人这种"观赏型运动"，"幽默"一词的发明，以及"巨蟒剧团"让他受益的东西。
什么原因促使你写有关中国幽默的书？
我是看着"巨蟒剧团"和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长大的。我喜欢那种古怪的幽默、冒傻气的插科打诨、夸张的巧言妙语，后来也喜欢格鲁乔(Groucho)的双关语。我在大学里发现，中文是一种玩文字游戏的极好语言。所以，当我开始探究文学和文化史时，我脑海深处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类似于"巨蟒剧团"或歌舞杂耍表演(vaudeville)的东西吗？
人们通常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滑稽的地方。
国家压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中国领导人对嘲笑怕得要死。而且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历史倾向于强调苦难、斗争和悲伤。这也是为什么像钱锺书这样的作家令人如此耳目一新，钱锺书对文字游戏有灵敏的听觉，对"精巧的虚伪"有特殊的嗅觉，还有敢写毫不留情的讽刺的胆量。我的书的重点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说得婉转些，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但这却促生了一整套制造欢乐的行业，从业者不乏文化名人，从受雇的段子手，到以幽默家身份过穷日子的受尊敬的作家。
似乎那时的许多中国幽默作家喜欢骂人。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刷文化的繁荣让争论变得前所未有的公开。你不再是在茶馆里、而是在报纸上与你的敌人辩论。蔑视和讽刺迅速升级为中伤和诽谤。喜欢编造滑稽辱骂的作家得到了"名骂"的声誉，可以说是骂人的名人。第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暴力的地方，到处都是难以控制的军伐、政治暗杀、外国侵略和极端贫困。许多批评者认为，极端的情况需要极端的语言。伪君子、叛徒和懦夫成为蔑视的对象。
你能分享一个能够在老少皆宜的报纸上刊登的例子吗？
1923年，北方军阀曹锟靠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曹锟为"精虫总统"。据说，吴稚晖是这样解释该称号的：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房事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投票选他老子，根本就不必浪费许多钱来收买议员。
作家林语堂创造了"幽默"一词，他的作用是什么？
林语堂要打破一个语言障碍。他声称，中国人有"正经话"和"笑话"，但没有两者之间的东西。已有的表达"幽默"的中文词，因为它们与秽言恶语、微不足道或愤世嫉俗等相关的联想而被破坏了印象。"幽默"一词可以表现出一种新的言谈方式，这种方式既表达兴趣，又表达乐趣。除此之外，"幽默"也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虽然中国处于危机之中，但林语堂希望自己的同胞们有足够的自信，能用微笑面对危机。而且，幽默能让他成为政府的批评者，而不至于被枪杀。
你在书中讲到"发明幽默"，这并不是说中国以前不存在幽默，对吧？
是的。我的书的大部分是关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几十年的幽默文化，那时，提倡幽默者从本质上重新发明了幽默，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化的道德概念。回到更早的时代，中国有笑话、奇闻轶事、打油诗和散文的集子。表演艺术中也有闹剧插曲、打趣插诨，以及现成的小丑角色。也不乏黄色的性幽默，比如李渔的《肉蒲团》。
林语堂认为，人们或者忘记了中国过去的这一面，或者压抑了它。宋代的思想家让人误以为孔子循规蹈矩，其实在他的《论语》中有不少自我贬低的笑话和戏弄门徒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幽默作者在把一大堆外国幽默和自己的创作介绍给读者的同时，也把许多古老的好东西挖掘出来了。
人们对"幽默"的推出有什么反映？
非常成功。媒体曾把1933年称为"幽默年"，而且从那时起，"幽默"一词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中国的幽默作家传统上一直处于防守地位。他们讲笑话时会说，那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本能的做法是贬低幽默。现代人也觉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林语堂想给幽默正名，让开玩笑变得不丢脸。但他承认，传统偏见是，"除了小丑外，没有人低贱到公然说笑话的地步。"
那个时期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上海作家徐卓呆，他用过"破夜壶室主"的笔名，他是闹剧大师，也是恶作剧高手。看恶作剧的话，他是最好的。叶浅予的开创性漫画故事《王先生》很优秀。老舍、林语堂和鲁迅的作品都无可非议地很有名。还有一个主要的发现，是钱锺书的老师温源宁1934年收编的一个集子，里面是一些社会人士的人物速写，比如一位"真正的职业就是当名人"的人。
对于看来并不太有趣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这段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不过，它和我讨论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关注点是媒体如何使用幽默，以及如何塑造了幽默。在清末，出版报纸变得便宜起来，你可以看到很多广告、文章和诗歌，以及很快就出现的戏仿性内容。同样，如今的Photoshop和一些数字平台也让各种恶搞内容的创作和传播变得便宜。
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文字游戏。1911年清朝崩溃时，袁世凯篡了权。"袁"与"猿"是同音字，所以猿就成了袁总统的米姆。如今也有同样类型的代称和双关语，用来逃避审查机器人，或仅仅是为了好玩。就像2016年德国恐怖电影《Friend Request》的中文译名——《非死不可》，听起来和Facebook很相似。
现在也有一些专门的搞笑社区，例如Let's Have Fun网站，你可以剪切和粘贴预设画像，并添加你自己的文本来创建漫画。当年，郁闷的清朝作家就会在报纸上分享自嘲的打油诗。现在，人们也在网上分享沮丧和尴尬。
互联网上也盛行嘲弄。
80年前，吴稚晖的黄段子引得记者去追踪他最新的俏皮话和失态的言行。他在大学里发表演讲，当他从口袋里抽出讲稿时，所有零钱也被带了出来。然后吴稚晖和校长花了五分钟时间在地上捡硬币。所以吴稚晖成了新闻界的猫薄荷。在1930年代，一位作家说，吴稚晖"在粗俗上不同凡响，而这种粗俗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亮点"。
这听起来居然很熟悉。
明年，我和同事阮思德(Bruce Rusk)将出版另一部书，针对的是当前的一些关注点。它是明朝故事集《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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