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依賴症」
後毛時代的中共中央全會大體上呈現這樣一種走向：一中全會排座次，二中全會分地盤，三中全會唱改革，四中全會喊調整，五中全會炒冷飯，六中全會啃雞肋，……啃著啃著，也就該換屆了。於是乎「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三十多年來這套全會程式沒怎麼變過。
有心人也許會問：為什麼有關改革的重要決定非要拿到三中全會去作不可？如果改革很重要、很緊迫，十八大為什麼不以改革為主題？一中、二中全會為什麼不可以提前通過改革決議？如果改革無關緊要，或者尚未深思熟慮、只是匆忙之間的臨時起意，那麼拖到四中、五中或者放到下個任期再從長計議，又有什麼關係？難道是因為三中全會有神功、有魔力，還是中共中央患上了三中全會「依賴症」？
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相
三中全會之成為中共改革神話的關鍵環節，起源於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那次全會──其實精彩之處不在照本宣科平淡無奇的全會，而在全會之前眾說紛紜群情激憤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從那以後陸續問世的系列仿製品迥然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激發了全黨活力，之所以成為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是因為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意外、出軌的會議。用鮑彤先生的話來說，是一次七嘴八舌的會議，領導不力的會議，失去控制的會議，實際上開成了一次控訴文革罪惡、批判毛式體制、責難「兩個凡是」的會議。這要歸功於會上沒有人限制敏感話題，沒有人制定「兩個不能否定」、「七不講」之類的條條框框，更沒有人提前七個月起草會議文稿、由最高領袖「逐字審閱」、專供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之用。
而其實，那次著名的三中全會根本沒有討論什麼「改革開放」議題，更未出台任何具體的改革措施，恰恰相反，十一屆三中全會倒是明文禁止分田到戶，甚至公然肯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毛式農村體制長期不變。那麼，為什麼當人們回頭觀望，卻發現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此後中國各項體制改革的源頭呢？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秘密，原因在於那次三中全會局部釋放了黨內批判毛思想、否定毛路線、掙脫毛體制束縛的政治力量，由此，才給此後的各項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和動力。而在那之後的各屆三中全會並沒有釋放反對力量的類似行為和效果，都是取其名而棄其實，得其形而失其神，不過是一堆拙劣的東施效顰的膺品罷了。若真心誠意大膽改革，又何必只要事涉改革就非要拿到三中全會去做「頂層設計」不可呢？
仍是以黨代政，以黨代法
當今中共與中國的內外局勢已經與一九七八年大為不同，當年適合於由黨中央、中央全會來做的改革決定，今天未必仍然適合由黨中央和中央全會來做。比如說，本次三中全會決定廢止勞動教養制度，應該說這是一件好事，但勞教制度成立的依據是一九五七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國務院頒佈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既然黨中央並沒有包辦代替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資格，那麼，廢止勞教制度這樣的「改革」交由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去做，豈不是比交給三中全會更加順理成章一些？再比如說，本次三中全會決定計劃生育政策微調，允許「單獨」生二胎，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早已將作出此類決定的權力授予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及其三中全會為什麼要粗暴剝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的法定權力呢？
中共自身不改革，永無出路
周其仁教授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講座上提出如下問題，「一個國家已經有幾百部法律在工作了，這樣的國家怎麼搞改革？」他舉了探索學校董事會、校長、監管機構共同治理大學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進城鄉統一的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等幾個例子，提醒大學的改革將和現行《高等教育法》相衝突，因為該法律明確規定高校必須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土地制度的改革甚至將與《憲法》、《民法》、《土地法》以及《刑法》相衝突，因為上述法律已經強行將「城市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一刀兩斷、截然二分──好像它們本來就是兩個世界上的東西一樣。周其仁說，「你說走法治的道路，就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好處不是不能變，是要經過程序來變」。即使共產黨真的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但無論如何，黨中央並不具備修改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法定職能，黨的三中全會也不可能正式展開修法、變法的正當程序，那麼，將這樣一些改革交由其它合法的機構、合法的程序去做，豈不是更加名正言順一些嗎？為什麼非要挑戰憲法和法律，非要把三中全會開成非法會議不可呢？
說來奇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大大小小數十項之多的改革事務，從生孩子到養老人，從城管執法到國家安全，卻一字不提黨政分開，一字不提黨中央如何帶頭遵守憲法，更一字不提各級黨委、黨委常委直至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究竟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彷彿別人都要改，就是黨不改。黨的中央全會一句不討論黨的改革，一味包辦代替政府、人大、社會、學校、企業、家庭事務的改革，這是不是越俎代庖、不務正業呢？殊不知，當今中國之所以仍然有如此眾多、如此繁複的改革攻堅任務要完成，這全是由於中共一黨或大或小的各種錯誤累積造成的，不把黨任意攬權、肆意用權的毛病改一改，不把政由黨出、權為黨謀的毛病改一改，其他的一切改革，即使成功了，又有多大的意義呢？所以，為今之計，不妨先把改革決定非要拿到黨的三中全會去作的陳規陋習改掉為好。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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