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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封二 |
中共18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一个月来，先是北京突然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继而是对政法沙皇——前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装出要“打老虎”的架势，内外形势的动荡因素日趋活跃。中南海当家人习近平已大权在握，在外界眼里他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历届前任，用为了夺权扩权巩固权力为他暖颊的说辞，完全失去了说服力。
也许习近平不记得了，2009年2月11日，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在习近平上任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从对南中国海出击，到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不仅把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多年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外交战略资源折腾得差不多了，江泽民、胡锦涛任内二十多年吹起的“和平崛起”泡影也彻底破灭了。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乃至于“盛世”“崛起”，中共自己说是把握了国际和平环境的发展战略机遇，其实质是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但在预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走向的过去一年里，无论在全球安全战略上与俄罗斯的公开调情，还是在周边外交上与诸多邻国的挑衅、对抗，越来越显示出：中国正在成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中共口口声声说日本企图改变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但是全世界都看到，是自以为崛起的中国自己要改变这个格局——中共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了。
原本美国副总统拜登这次访问东亚，要谈合作、谈北朝鲜的问题，因为中国提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结果变成了调停中日双方降低敌意避免冲突危机。拜登临别撂话给北京：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真心相待。无论中共如何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事实却是，北京在做出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和格局的重大举措之前，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方的华盛顿对其真实意图一无所知！表面上仅为遏制日本的战术运用，其实质分明是对美日同盟关系打入一个契子，探索对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途径。不难预料，原本对习近平有所期待的美中关系，势将出现逆变。
其实这一点，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透露出来了：北京的决策精英已经明确的感受到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和严峻的变化。但在中国官场，似乎看不到这一切都是拜习近平的大折腾所赐的因果关系，但却躲不过有识之士的火眼金睛：“拿国土争端来演戏”而已！结果适得其反，民意——至少网上的舆论一边倒质疑当局进退失据的举措，万众仰望B-52战略轰炸机的政治漫画传遍神州，内地网络似乎又重现了整肃大V前的生机。
这个时候周永康适时的成了“舆论引导”的大救星，其实薄熙来的案子已让中共伤筋动骨，世人已经领略了习近平的“切割”能耐，如今只是借周的假人（身体符号）做一个靶子，转移众口一词的矛头视线，而其真身或正因为他这一新的“贡献”在邀赏呢。这是习近平的实用主义权术。
与国际上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蛮劲相呼应的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崇敬的恰恰就是毕生以“输出革命”和制造“饥饿和贫困”为能事的毛泽东，用毛的手法“动员群众”，用毛的权术“驾驭大局”，以至于前后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以至于“七不讲”、以至于直斥“反动知识分子”，一派与薄熙来“唱红打黑”试比高的气派，如鲍彤先生所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风格邓小平的路线”。毛泽东把国家折腾到崩溃边缘，邓小平和他的衣钵传人用维稳把国家变成火药桶，习近平已经自食其言，还要怎么折腾？！
【附录一】
中国和世界面临“拐点”
狄雨霏 2013年12月17日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12月4日，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
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上周访华期间，与美国的商界领袖共进了一次早餐。由于此次访华的时机以及在此期间（主要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五个小时谈话中）处理了多项棘手问题，拜登此行意义重大。
拜登一向喜欢引用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诗句，这次他又这么做了。
- 查看大图Kyodo News, via Associated Press在日本被称作尖阁诸岛、在中国被称作钓鱼岛的一系列东海岛屿，是中日两国领土争议的核心。
拜登说，“威廉・巴特勒・叶芝写过一首诗，叫做《1916年复活节周日》(Easter Sunday 1916)，这首诗讲的是20世纪爱尔兰历史上的首次起义。”（这首诗的标题实际上是《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
他接着说，“其中有一句，我认为用它来形容2013年的太平洋地区，比形容1916年的爱尔兰更恰当。”
“他说，‘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恐怖之美业已诞生。’”（该诗原句是，“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恐怖之美诞生了。”）
拜登接着说，美国和中国“正处在人们所说的机遇期，为21世纪的发展道路设定了某种方向。我认为影响就是这么深远。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正处在彼此关系中的拐点——不光是同中国的关系，还包括同整个地区的关系”。
“拐点”是指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在数学中，它指的是凸曲线与凹曲线的连接点。
让拜登产生上述想法的事件包括：中国突然宣布在东海一大片地区设立“防空识别区”，而中国与一些邻国在东海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宣布打算向着一个让市场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制度迈进——拜登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除此之外，还有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改革。拜登还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在如何对待记者方面的“重大分歧”。
简而言之：中国在崛起，全球化在向前推进；各种制度在相互碰撞。
我们真的处在一个“拐点”吗？中国的评论人士是怎么看的？
著名独立学者章立凡持同样看法。他说，目前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不舒适的时刻。
他说，“我同意拜登的观点。”
章立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在经济方面，我们已达到了制度的极限，必须改变。政治制度也是一样。旧的制度无法再继续。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拐点’。”
章立凡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傲慢。中国认为自己可以制定规则。所以，在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中国正在进行试探，想看看国际社会将如何回应：它是否会向中国屈服？中国在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半个小时之前通知了美国，这也是在试探。”
他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立场是非常孤立的。中国就像公路上高速逆行的汽车。它的方向与自身的信念相悖，也与普世价值相背离。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韬和本杰明・I・佩奇(Benjamin I. Page)合著了《与龙为伴》(Living With the Dragon)一书。
谢韬说，中国的威权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摩擦。
他说，“中国的态度是， ‘如果你尊重我，那就别挑战我！’而在西方，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尊重你，这种态度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产物。”
他说，“中国不知道如何开展外交，中国有影响力，但不知道如何用。”
“中国现在试图做的就是要搞明白，如何与国际社会 ‘并轨’，同时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个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
章立凡说，国际社会应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他说，“我认为，当你和一个不懂规则的人打交道时，你必须首先让他理解规则。否则的话，你最终注定会败给一个粗鲁而轻率的家伙。”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
翻译：王湛
【附录二】
陶东风：不折腾就不是极权主义 李锐的《无风之树》题解
李锐有一本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叫《无风之树》，关于这个题目的含义，值得做些分析。
“无风之树”估计出自《韩诗外传》卷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文革”时期，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几乎家喻户晓。它被赋予新的含义，意思是：尽管人民大众希望社会安定，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敌人”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总是要跳出来进行捣乱破坏，因此，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想不搞也不可能。
这里的所谓“风”，就是敌情，就是阶级敌人挑起的阶级斗争。
这篇小说借用了这个古语，但是却反其意儿用之：本来没有什么“阶级敌人”，也不存在阶级斗争，即所谓“无风”；但是极权主义的一个赖以生存的根本法则就是其运动法则：“阶级斗争”必须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树” 大至人民大众及其所组成的国家、社会，小至每个个体 必须动，无休止地动。所以，为了让“树”动，让人民保持无休止的运动状态，就必须制造出阶级敌人，也就是人为地刮“风”，制造“风”。换言之，阶级斗争或革命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斗争而斗争）而存在。小说中的主人公苦根儿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必须干出一点成绩来”，必须揪出阶级敌人。在小说中，这个揪出的“阶级敌人”就是富农分子拐叔（拐老五），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其实他的所谓土地不是他的，是他表哥的）。
这样看来，拐老五在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就是可以让“阶级斗争”搞起来，让运动搞起来，而他是不是真的“阶级敌人”并不重要。这一点刘主任说的很明白：“曹永福，矮人坪要是没有你这么个富农分子，这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啥的，还真没法子搞啦。你还真有用啊你。”（《无风之树》，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5页）这一点就是曹永福（拐叔）自己也非常清楚，“要是我这个富农分子没了，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咋清理？看你那中央文件干啥使去？”（《无风之树》，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6页）
小说反复写到矮人坪的农民对革命、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这套宏大理论、意识形态，其实没有任何兴趣，非常隔膜，处于彻底的无知和不解状态，开党员大会时大家都在那里抽烟、聊天、睡觉、纳鞋底，作为领导的队长天柱甚至还大打呼噜。所谓“阶级斗争”，也就是“风”，完全是制造出来的。
这点似乎也印证了阿伦特的相关理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那里，成文法是无关紧要的，可以随时打破（因为它是一种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对人的行为起到限制作用的力量），其目的是为了服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历史法则”（在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模式中）或“自然法则”（在纳粹的极权主义模式中）。一切都必须服从“运动”，“运动法则”变成了最高法则。[2]“很清楚，这个运动过程没有终结之时，就此而言，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这点揭示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如果说自然法则就是要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于生存的新种类，就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本质，引按]；如果说，历史法则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 枯萎灭亡 ，那么，如果退化的新阶级并没有形成，并进而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 枯萎灭亡 ，那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本身的末日。”[3]极权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终止这个“历史末日”的到来。换言之，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再反抗，极权主义统治还是必须不定地运动下去，这就是极权主义和别的专制统治的差别。这和文革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新的“阶级敌人”必须不断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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