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登临一年，展现出在中国久违了的雄主之姿。不管你认不认同他的执政理念和方略，都无法小视这个人。习的所作所为，目的当然是利国利民、振兴中华，同时个人留名青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现实的具体约束条件下，他首先必须"振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是中共挽回衰势、重振雄风的最大希望；考虑到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及习近平表现出来的能力与魄力，这也很可能是这个党最后的希望――如果连习近平都不能将中共从理想丧失、利益膨胀的泥沼中拉出来，它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只能是越陷越深，最终淹没自己。
一年来，习近平开局很好，各方面都定下调子、摆好阵势，剩下来的就是步步推进、徐徐收网。但在此过程中，习近平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阻碍和麻烦。就像前行路上的石头，无可回避，只能搬开或打破。其中最大的麻烦有两个：近期而言，十九大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长期而言，经济是最大变数。其他诸如东海、南海等问题，可缓可急，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掌控节奏。
按中共惯例，十九大将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选，即权力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逆向决定"习近平新政"的成败。因此，习近平对此必定持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能有许多想法。那些目前被外界看好的接班人选，其中似乎并没有可令习近平真正满意的；同时，习近平也可能对权力的延续方式有新的想法。十九大上，习近平能否实现自己的这些想法，对习近平、对中共、对中国，都至关重要。
由此来看习近平对周永康一案的处理，答案就相当清晰了。外界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周案的雷声响了许久，却一直不见雨点下来？很明显，现阶段习近平对周案的方针是围而不打，目的是围点打援，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尤其是争取十九大上的更多筹码。周永康本人已注定很难善了，但他牵涉到高层很多人。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习近平快速处理周案，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将周与这些人切割，要么抓住机会一起打。前一种方式白白放过了机会，即使习近平主动开出切割条件，要价也不会理想；后一种方式正面硬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非智者所为。像现在这样"缓处理"最好，周永康一日不处理，与之相关者的心就一直悬着；习再作出积极的反腐姿态，不断围绕周案制造话题，进行敲打，只要大局尚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其他人就不得不不断拿出筹码，主动要求与习交易。这样，习近平的所得就能最大化，而且可以将筹码锁定在自己需要的方向――正因为周案关乎十九大博弈之重，需要处理的关系又很微妙，所以习近平才撇开中纪委，成立专案组亲自主抓。
再看财新网最近点名揭批周永康儿子周滨一事，由此可以产生两种解读：一，这是在习近平掌控之下，通过周案进行的新的敲打，表示习近平方面的节奏在加快；二，这是有人不赞成习近平对周案的处理方式，或者是想干扰习近平对十九大的布局，于是上下配合，打了个擦边球，造成既成事实后逼习近平改变方式和节奏――哪一种解读更接近事实，取决于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与习近平的合作程度，以及他对十九大、对未来中国的期许。
从薄熙来的教训看，政治上充满不测风云，算盘不可以打得太满，必须为未来变数留下应变的余地。薄熙来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自信，以为在当时情势下，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怎么样，弓拉得太满，松不下来，只能硬着头皮一直往前冲。就当时呈现的情势而言，薄熙来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没有把"风头太甚、独树一帜必遭上忌"太当一回事，对外界那些"到顶"的推崇，他虽有所澄清，却并未用心，可能内心还享受这种感觉；孰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迸出个"谷开来杀人案"，将薄熙来掷入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弱势与困境，此时再欲绸缪，为时已晚。
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典型的邓小平主义者，他们两人之间，是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斗。两人在理念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都主张集权，都不满于、甚至是不能容忍现状――在中共高层要找出相似度这么高的两个人，并不容易。两人的差异在于对市场的态度。相对而言，习近平更相信市场，他主张政府要"小（相对于现状而言）而强"；薄熙来也赞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他比习近平更信任政府的功能、警惕市场的缺陷，所以他主张"大政府"。这可能是由两人不同的政治经历和经验决定的。
上面说过，经济问题将是困扰习近平的长期变数。以习近平的才能、魄力及其对权力的掌控程度，除十九大外，只有"经济出问题"才可能使局势超出他的掌控，进而导致权力格局超出他掌控。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习近平才亲自接过经济的决策权，将李克强撇在一边。新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无疑将由习近平本人挂帅――现在，习近平亲自掌舵经济了，麻烦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呢？
为此，有必要比较习近平、薄熙来两种不同的发展经济方式：薄熙来的"大政府"思路，已经在重庆做过实验，它堪称中国现状条件下经济、社会效益兼顾的典范，也是全球危机条件下保持逆势增长的经典案例。但是，重庆毕竟只是一隅之地，放之于全国，效果或有不同。"大政府"治理方式需要政府直接掌握足够的财力与资源，在这方面，重庆有两个优势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复制。一是当时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资源向重庆倾斜；二是黄奇帆未雨绸缪，事先低价储备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所以在当时的同级城市中，重庆办的实事最多，负债竟然几乎最少。另一方面，在薄熙来的直接治理下，重庆"官不聊生"的政治环境，也是大政府治理模式下遏制官员腐败的必须。如果将这样的"重庆模式"推之全国，普遍效果如何，还须打个问号。
习近平更多依靠市场的思路，在中国还未经过实践验证。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已有很多，但很多东西，从国外搬到中国，效果往往不一样，所以还须重新检验。这就需要决策者抱着"做实验"、"试错"的态度，不可急于求成、一竿子插到底。另外，即使大方向是正确的，具体应对也可决定成败。而恰恰在经济问题上，习近平失败不起。所以，改革既要有魄力和勇气，也需如履薄冰；既要主动进取，又须步步为营。
无论如何，习近平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只能期待他的成功――因为习近平的成败，就是中国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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