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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造反队袖章 |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运动的缩影
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研究，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造反派运动。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海内外关于文化革命研究的著作来看，注重的大都是上层政治斗争和领袖人物的活动。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是文化革命作为上层政治斗争的表现形态。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的高峰是造反派运动。有人不同意将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算作群众运动，认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始终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群众运动只是被运动了的群众，毫无自己的主题意识；造反派更是一帮作乱于危世的痞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算不得真正是群众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种观点，似乎还烙着“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痕迹，将群众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这大概与我们过去曾经过于崇拜群众运动有关。似乎群众运动必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群众运动中的负面现象必定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必定不能算作群众运动。其实，群众运动不必然等同于革命运动。只要有大量群众参加，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的，都应该承认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可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经历了多次分化：北京的高干子弟是红卫兵的创始者，他们可以说是文化革命中最早的造反派，靠着父母与中央决策机构的紧密关系，得风气之先，发起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进攻，斗教师，斗同学。但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大批领导干部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便很快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代之而起的新的一批造反派是那些最初被第一批红卫兵以“血统论”压制的学生。但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的时间也不长。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所有的红卫兵，无论观点如何，统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工人造反派运动。工人造反派运动兴起于红卫兵运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以及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工人造反派兴起的标志。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称号。而在毛泽东心中，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工厂的生产工人，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因此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出现于文革的舞台时，毛泽东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这符合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也符合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框架。工人造反派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在人数和地位上很快超过了红卫兵。
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使得文化革命的动乱迅速向深度和广度蔓延。原来只局限于学校学生中的因对文化革命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派对立，很快向社会扩张，秀才式的大字报被更简单原始而又直接了当的方式代替。1966年12月底，上海工人造反派发动了文化革命中全国第一次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武斗手段从拳头棍棒上升到枪炮炸药。1967年1月，以上海“工总司”为首发起向上海各级权力机构夺权，得到毛泽东肯定。夺权之风迅速刮向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厂，更是秩序混乱，派性严重，管理人员被剥夺了对生产的管理权，工人则无心生产，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红卫兵运动只破坏了社会的表层秩序，工人造反派则危及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
红卫兵运动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学生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文革舞台，只剩工人造反派。毛泽东赋予他们“领导一切”的权力，进驻上层建筑。当文化革命全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时，工人造反派成了唯一的得益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只有上海的“工总司”是贯穿于文化革命始终的造反组织。1967年底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重新归属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组织，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只有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联合的风潮，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组织系统和所有的人员，直到1976年策动武装反抗失败，这才走完了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是第一个走上文化革命舞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又是最后一个退出文化革命舞台的角色。
工人造反派运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看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所推荐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这样的信任和荣誉是1949年以后任何工人领袖所未曾有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在相当的时间内对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但毛泽东很快又对王洪文失望。王洪文成为中央中央文革决策层帮派中的一员，这个帮派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早在文化革命初期便已抱团，但只有当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为这个帮派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的工人造反派们对中央文革的依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层与底层结合。这是文化革命中，中央决策层的几个极左派与作为他们社会基础的造反派的联合。整整十年的文化革命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全国工人造反派的典型和基地，它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的缩影。如果说，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那么工人造反派运动则以上海为典型。
“造反”两字的含义及造反派的由来
文化革命与1949年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不同之处，便是运动中所提倡的“造反”精神。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喜欢自称“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有理”是文化革命的口号和主旋律；造反派则是文化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
“造反派”这个名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得比“红卫兵”晚些，由一张非常著名的红卫兵大字报而来。这张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字报被毛泽东肯定后，全国各地的传单、小报竞相翻印转载，以后又刊登在当时最权威的《红旗》杂志上。“造反”两字不胫而走，成为文化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和称呼。 “造反”这个词橐在汉语中通常是贬义的。中国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君臣父子，长幼有序，不得逾越。自古所有的正统文化，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宣扬的都是对秩序的遵从和对权威的敬畏。那些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言行和渝越秩序的企图，统统被称之为“犯上作乱”，称之为“造反”。那些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乱世英雄，其中包括历代农民起义者，统统被称之为造反者，朝庭对他们深痛恶绝。对造反者的惩治是严酷的，“造反”的罪名等同于宫庭内部倾轧的“谋反”罪，是中国历史上的“反革命”罪。
与正统文化不同，作为反面人物记载于历朝正史的造反者，却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民间俗文化。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所塑造的造反英雄，堪称俗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其它历代的反朝廷起义者，也都被地方戏曲、评书说唱或民间野史等俗文化赋予传奇色彩，广泛流传。这些造反英雄的造反行为成为蕴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与正统观念相悖的道德判断。在中国社会中，水浒绿林好汉的故事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是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们的效仿榜样。就连毛泽东这样的受中国正统文化影响极深的帝王式人物，年轻时也曾对《水浒传》等描写民间造反英雄的书籍爱不释手。毛泽东以后自称的“猴气”，也正是这种藐视常规的造反气质。
看起来，君臣父子的森严秩序与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存在着两者的交融契机。这个契机便是造反的道德依据。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宋朝宋江起义的“替天行道”，这些口号无一不是为了证明当道的朝廷违背了天意，对他们的造反是正义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在平时是最驯良最逆来顺受的；而一旦揭竿而起，却又是那样冲决一切，势不可挡。
“造反”这个词汇的两个不同的含义，正反映了人们对造反行为的双重判断：盛世作顺民，反对犯上作乱；乱世取代之，成者为王。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正是为平时一再被教育“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的广大底层群众提供了造反契机，即打倒党内走资派。于是，过去十七年被否定的一系列行为合理化了，所有的不满，无论是对领导个人的，还是对制度的，现在都找到了宣泄的理由。“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些当时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简直就是“替天行道”的翻版。所有的不满汇集在“造反”这面大旗下，无疑成了可怕的炸药。
毛泽束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使得“造反”这一词汇完全褒义化，一时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不过毕竟，“造反”所含的贬义约定俗成，人们在将它“正名”之后仍摆脱不了原来的阴影。于是，在自称“造反派”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革命”二字，以示与历代造反者的区别。
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但红卫兵运动不久很快分化。为了区别观念的不同，那些更加激进的红卫兵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工厂和社会上迅速崛起的文革激进分子在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战斗队”、“战斗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名称之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造反派”这个最能体现他们共同观点和特征的统一名称。从此，“红卫兵”成为激进青年学生的代名词，而“造反派”则成为文化革命中所有激进分子的共同称呼。尤其当“上山下乡”结束了红卫兵时代后，“造反派”便成为工人激进分子的特称。
确实，从现代汉语的本身含义分析“造反”这个词，倒真是确切地反映出以这个词命名的派别的本质。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含义便是“作一个颠倒”。纵观文化革命历史，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颠倒：颠倒历史、颠倒是非判断标准、颠倒价值判断标准，颠倒掌权与被掌权的位置，等等，不过，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也始终只停留在“颠倒”的水平上，从来没有跳出这个范围。这种“颠倒”，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特征和本质。因此，造反派是文化革命的象征。
同是造反派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多少带著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经过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企图离开文化革命的轨道，提出了许多虽幼稚却又离经叛道的设想：如要求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甚至要求组织政党。1967年以后，诸如此类的文章见于全国许多红卫兵小报或传单，最著名的是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上海“中串会”的《一切为了九大》。这些主张已经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许可范围，更多地带着年轻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予的朦胧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从思想方式到逻辑方式上都仍然完全是文化革命式的，而且十分混乱，但却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准政党纲领雏形。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要求正是文化革命所坚决反对的“自由化”，严重威胁著文化革命“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身。因此，尽管红卫兵最初是作为文化革命的推动力而被从禁锢著的魔瓶中召唤出来，尽管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并没有摆脱历来造反者的造反模式，但知识和文化却注定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挣脱思想的牢笼，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异化力量。只是这种力量刚处在探索和萌芽状态即被扑灭，没有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反文化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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