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图：习近平见普京时说"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

《決定》全面顛覆“82憲法”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一個黨國做的並不需要人們相信的政治廣告，是一個不必推銷產品的行銷藝術，是一個以黨國寡頭的視角觀之，完全無視民主參與的“頂層設計”。作為一個根本就不接受民主選舉的政黨，中共在制度和程序意義上來說就不可能有對人民的政治責任。那麼，這個所謂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宣言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藍圖”，在毫無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一個獨裁腐敗政黨為自己立的德政牌坊，一個做着千年王國美夢的寡頭們在民主浪潮高漲的形勢下作出的詭辯，一個內心處於極度恐懼、時刻擔心政權奔潰的不義之人的相互壯膽。

在蘇聯崩潰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是這樣概括歐美的憲政實質的：在美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沒有明確禁止的；在法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明示的；在蘇聯，即便憲法上的自由也只是作為擺設，並非真要讓人民行使的；在意大利，人民的自由正是要做哪些法律禁止的，因為所有政府禁止的都無從落實、卻又有利可圖，所以有“黑手黨”。那麼在盛世的中國，憲政的實質就是：所有給執政當局的特權都是會無所不用其極，而給人民的許願只是掛在驢子面前的那根紅羅蔔，永遠都在前面引誘你做大頭夢。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決定》的“十全大補湯”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82憲法”。

在飽受文革苦難、又經歷華國鋒無力開啟新局面的猶豫後，中國勉強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82憲法”起到了總結過去的治理缺失、開創民主法治新局面的橋樑作用。應該說，在中共制定的四部憲法中，現在還在使用的“82憲法”是較好的一部。但如果從現代民主的高度來看，對這部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前言的憲法，也不必期望太高；反過來它也說明，如果中共連自己制定的最低憲制底線都無法遵守，可見該黨的法治意識是多麼貧乏。

下一步是學普京給自己終身制

馬克思主義的政體思想受到巴黎公社的影響，所以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無不以委員會制來確立基本政體。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行使“修憲”、“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權力 （第62條）。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至於說國家主席，憲法並未明確定位為“國家元首”，他只是在人大行使權力時，形式象徵性的職位。如果我們用“議會制”和“總統制”來比較，中國的政體更接近議會制，而不是總統制。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京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如果我們來觀察中共六十年一貫的體制，其實只有毛、鄧、習三代；也只有他們三人是自己把皇冠戴在頭上的，而其他的領導人，比如華國鋒只是毛的指定兒皇帝，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是鄧留下的一對政治雙胞胎，相互牽制來做“總設計師”的兩任“總工程師”。更讓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制度權力遠遠超過毛和鄧。被斥為“個人專權獨斷”的毛只是黨和黨的軍委的主席，在黨內，還有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常務工作；政府由總理周恩來打理。當時總理的職務有多重要，可以從以下一條歷史資料來說明：在1949年時，中共曾考慮過由宋慶齡擔任國家主席、而由毛擔任總理。在八十年代，總理趙紫陽的權力與總書記胡耀邦相比也不遜色，以至趙並不情願離開總理職位去擔任總書記。而鄧在78年復出後不僅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總書記，也未擔任過國家主席、總理和委員長等職務，只是擔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有必要指出，毛和鄧其實都實行的是終生制，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習近平有與毛、鄧比個高下的心氣，他下一步的險招就是學普京，給自己終身制。

把中國引向全面寡頭化法西斯化

“憲法政變”並不全都是壞事。1958年法國在奠边府失敗後又面臨阿爾及利亞危機，軍隊時刻準備接管巴黎，發動軍事政變。法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戴高樂受命於危難之中，終結了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制，修憲創建第五共和國，建立了超級總統制。通過這一憲法變革，戴高樂一手收拾了蠢蠢欲動想奪權的共產黨，一手挽救了自由民主，也為二戰後的法國復興和繁榮奠定了製度基礎。

但大權集中的習近平不會成為戴高樂，卻更可能成為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把兌現時間放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製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幹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製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一個邪惡的紅太陽帝國已經誕生。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