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第一人――胡绩伟周年祭

附图：

1，《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等报道。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

2，《万里滞沪传因须治病，人大常委会议难召开》1989年5月16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3，《六名人大常委“辟谣”，本报特作四点说明》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4，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刘大年（历史学家）委员签名真迹。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5，《就六常委否认事，澳门日报作说明》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6，2012年10月17日，赵紫阳93岁冥寿日，90岁杜导正到赵家紫阳书房留言，叙述胡绩伟的临终遗言。

7，2013年8月25日，上世纪80年代同在中南海工作的两老同事曹思源（右）和俞梅荪回首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8，2013年6月19日，俞梅荪在胡家绩伟书房和胡雪滔夫妇回首话当年。

9，2008年10月10日，左起李洪林、孙长江（立者）、胡绩伟、郑仲兵（立者）、于光远、施滨海（立者）、朱厚泽等聚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第一人

——社会危机时刻的智勇者胡绩伟周年祭

俞梅荪

2013年9月16日是胡绩伟周年祭日，他在“八九六四”的壮举，恍如昨日，如一颗耀眼的启明星，照亮我国宪政民主法治之路，照亮我国议会民主政治之路。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将永垂不朽！

胡绩伟1937年加入中共，1977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在胡耀邦总书记支持下，开明办报，为民鼓与呼，深受民众喜爱，甚至有不少农民拿着《人民日报》向官方交涉维权之事。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观点，被胡乔木（政治局委员）批评，1983年被迫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起，我任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秘书，有幸见证“八九学运”戒严后，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惊动政坛和民间社会，使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民众看到“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希望，成为6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的第一人。

悼念耀邦  呼唤民主

在1989年4月4日结束的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我多次见到被下台而深受人民爱戴的前总书记胡耀邦，10天后耀邦去世。

4月21日晚，数万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前露宿，等待送别敬爱的胡耀邦。22日上午，我前往送别，随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临时由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改道北门进入。大会结束后，胡耀邦的灵车从西门悄然驶出，避开等待送别的学生，前往八宝山公墓。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27日学生大游行和5月13日开始绝食请愿，各界人士纷纷上街声援。半个多月来，涌向天安门广场呼唤民主与法治的民众浩浩荡荡，每天达百万之众。

5月19日晚10时，我在天安门前，高音喇叭突然播放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随后传来，大批军车被市民拦截在六里桥等地。子夜，我赶到公主坟、六里桥等三环路外，看到大量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市民围住说教，劝其撤回，双方僵持。有军官喊道：“我们奉命而来，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保证不开枪！”

危机时刻发起“紧急会议”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持续一月，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下台；20多万大军兵临城下，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流血冲突；党政军各方陷于乱局之中。

5月17、18、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胡绩伟、江平、秦川等24位委员三次聚首商议并联署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危机，行使《宪法》赋予委员的基本权力。《建议书》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胡绩伟、江平、秦川等24人签名

1989年5月21日

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和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生）受胡绩伟委托，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在《建议书》签名联署，他们到中南海找我请顾明签名。

当时，顾明随万里委员长出访加拿大和美国。他们说：“顾明如在，一定会支持。”因未经顾明同意，我无权代为签名。

接连三天，他们征集到不少委员在《建议书》签了名，11位委员得知此事表示同意，共达57位，超过常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接近半数。

5月24日，胡绩伟亲笔致信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分别报送由57位委员联署的《建议书》。由于万里在改革开放中政绩卓著，近来不断发表“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讲话：日前他在国外的讲话十分开明，国内各界对他寄予厚望。

据赵紫阳回忆录（2009年港版）：“5月21日，乔石（政治局常委）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彭冲找我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真（前委员长）也赞成。”

5月24日，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广大学生和市民举行环城大游行，口号有：“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

25日，我到首都机场接万里一行的专机，接到顾明，却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向大家解释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27日，顾明问：“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紧急会议，我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中南海向顾明解释：“港报上确有顾明联署，是差误而道歉。”

5月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报道《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如下：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5月26日《澳门日报》登载同样的消息。这两个报纸上登载的签名中，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从未见过这个签名信（当时顾明正在国外），根本没有在这上面签过名。这种盗用我们姓名的做法，是对我们的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在5月25日之前，曾经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一封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的信上签名，王厚德和宋汝棼均未表示同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常委会委员签名，他们要插手？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得到同意之后，竟然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高登榜 顾明 王厚德 宋汝棼

1989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5月31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刊载《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胡绩伟指出：“1，签名信的内容，只是要求立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其中并无要求罢免李鹏总理的话。2，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委员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履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神圣职责。我仍然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紧急关头，召开紧急会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3，我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来代为广泛征求各位委员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我衷心感谢。4，国内报纸不刊登我们几十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信，我很难理解。如果大道畅通，如实刊登，就可避免小道传播，以讹传讹……”

当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刊载《有关六名人大常委“辟谣”事——四通研究所发表声明澄清》，介绍在征集各位委员签名的经过并指出：“除顾明，其他委员的签名或表态支持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这四位委员的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还刊载了刘大年（历史学家）、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五位委员的签名真迹。报纸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6月3日晚上10时，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沿途成百上千位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三天后，曹思源之妻告急求救：“曹思源、李曙光和其助手李女士等三人在6月3日早上失踪，万分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同学打听，得知他被抽调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思源等“反革命暴乱分子”。

我悄悄去胡绩伟办公室看望，胡老不在，其秘书常大林在办公室写材料，忧心忡忡，我慰问几句悄然离去。

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北京市长陈希同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指出：“在某位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我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委员们一致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批判赵紫阳的言论，人人自危，竞相表态；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在简报上我没有看到胡绩伟和顾明的发言。

6月29日至7月6日的会议，经与会131位委员表决通过：“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请，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通过陈希同的报告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初步审议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

会议期间，根据部分委员的意见，7月3日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对胡绩伟委员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事件，进行调查，并向委员长会议提出调查报告。”

之后的两月，胡绩伟专案组三次通知顾明开会，两次送来绝密材料，标注顾明亲启。我听到专案组办事员对顾明说：“正在加紧对胡绩伟的审查，又有的新突破。”我深为胡绩伟捏把汗。一向坦率的顾明从未对我说起胡绩伟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没要我为他整理调查意见。

9月底，我到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找其杜秘书办事，无意中看到决定撤销胡绩伟一切职务的红头文件，很震惊。

之后，胡绩伟专案组未再通知开会，我也未见结案报告。据悉，胡绩伟案的事实查清后，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是正当履行委员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

1990年3月1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经与会114位委员表决通过：“胡绩伟因支持参与动乱并有侵权行为，已被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胡绩伟的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位罢免后，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被相应撤销。”

3月28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彭冲副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在北京发生动乱的严重时刻，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又企图迫使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的戒严令。全国人大常委会顶住了这股逆流，认为国务院依照宪法规定，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必要的、合法的，坚决支持国务院依法行使职权，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维护了宪法的尊严。胡绩伟委员支持参与动乱，并有侵犯其他委员权利的行为。现已依法撤销其职务。”

胡绩伟所在党组织——中共人民日报社党委，做出开除胡绩伟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央，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猴子变人，直立行走是飞跃。但是，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是要被同类咬死的。

1990年9月，施滨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记者，因参加“六四”学运而被关押一年刚释放）来到北京，邀我同往胡绩伟家探望。晚上8时，我俩在黑暗中找到东单煤渣胡同3号胡家，悄然绕到后门，隔窗看到胡老在家，推门进屋。不速之客的闯入，使胡老意外。刚坐定，施滨海介绍我是顾明的秘书，胡老怔住了，惊恐而束手无措。我赶紧欠身鞠躬，表达景仰之情，他才缓过神来。

我说：“顾明过去曾说：我历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而从不整人。”我俩问胡老一些家常，感受其内心镇定自若，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为忧虑。因怕被人发现，我俩匆匆告辞。

积极为胡绩伟工作的秘书常大林挨整后，被调往《光明日报》社所属《博览群书》杂志。2001年夏，我去看他。他说：“近年来，胡老深入反思，不断有文章在港刊发表，他辛勤撰文百万字，自编自印《胡绩伟文选》数集，广泛赠送。”

全国各城市许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被以“反革命暴乱分子”而判10年以上重刑，不少学生被通缉而流亡海外。

胡绩伟的反思与呐喊

胡绩伟撰文：“八九民运被武装镇压，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运动席卷全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在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成为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越来越变成破坏民主和法治的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人大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治，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岂不是玷污了社会主义吗？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胡绩伟指出：“赵紫阳主张在‘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正确的，罢免其总书记职务是违反党章的，被软禁、被监控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胡耀邦是一心为人民着想的伟大领袖，他当政时期为党为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邓小平‘逼宫’把胡耀邦逼下台，是历史的罪人。胡耀邦的冤案应当平反。”

胡绩伟精神感召我依法为民维权

胡绩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而交上海市委窃取，且栽赃陷害而冤狱三年。刑满后，我致力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法律问题，探索用宪政之法来为弱势群体维权，其中成功的两件实事成为法律界的先例，受到老首长顾明、法学家江平和于浩成前辈的热情鼓励。

2002年3月，游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废止恶法。2002年1月1日国务院新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实施，把所有的单位和个人使用非正版软件，统统定为非法并处高额罚款而成恶法，各地民众群起而反对。我参与游说“两会”代表、委员，由全国人大37位代表提交《议案》和全国政协17位委员提交《提案》，要求修改或废止《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当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把软件保护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

2004年3月，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失地农民的“万民折”。1995年河北省建桃林口水库，四万失地农民因移民安置款被当局挪用，上访8年而被警方残酷打压，很惨烈。“两会”前夕，我参与指导广大移民提出罢免唐山和秦皇岛两市党政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唐山一万四千位失地移民踊跃签名联署，秦皇岛近万失地移民签名被警方追捕而收缴。我冲破警方追捕，把唐山的“万民折”呈送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和吴邦国委员长，虽未得到回复，但“万民折”震动朝野，震动两市党政领导，使之对广大移民的维权上访，改打压为安抚，用五亿元彻底解决了四万移民常年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老大难问题。

胡绩伟在位时主持起草“新闻法（草案）”；被撤职23年来，上书要求落实宪法第35条“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参与签名）；积极呼吁为“六四”翻案；支持1957年反右派运动受难者依法维权等等。

胡绩伟在弥留之际的临终遗言：“要给‘六四’平反！”

近年来，中共体制内呼吁政改的开明智者张显扬、朱厚泽、李普、谢韬等前辈相继辞世，历史的重任正向吾辈袭来。

▲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去世当时，我仓促撰文《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受到师友们的热情关注。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要力求准确，近月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1989年5月香港《文汇报》对“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系列报道，与当事人曹思源和施滨海核实情况，纠正差误，重新撰文，为胡绩伟周年祭。本文经曹思源审定。

▲本文原载《揭露》杂志2013年10月号和《胡绩伟周年祭纪念文集》。现又作修改，为最后定稿。于2013年10月1日

附件1：杜导正在赵紫阳93岁冥诞日，在赵家紫阳书房留言

老上级（紫阳）：

我与《炎黄春秋》同仁和我家人看你来了，永远不可能忘记你。（上月）胡绩伟逝世前我看望他最后一面，他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吃力地说了几个字：“要为‘六四’平反。”我说记住了，这一天必到来。这是历史，谁也没有办法（阻拦）。

杜导正（夫妇率五子女）2012年10月17日

附件2：杜导正在赵紫阳8周年忌日，在赵家紫阳书房留言

紫阳同志：

今天是你的第八个年祭日，我们又看你来了。你的老朋友、老下级林若、杜瑞芝，近期走了，对你有点看法的，但忠于邓、胡、赵主张的吴江老学者近日也走了。去年九月十六日，崇拜你的《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同志走了。走前四天我去探望他，他面色尚好，头脑清楚，不像老李锐告我的话：“不行了，你快去看。”我与他握手良久，他久握不放，咬字说：要为“六四”平反。我懂了他的意思。一批工作的老朋友，走了，我有悲凉感，但这是规律，人奈何不得。但我又想，这也很好，你们在冥冥世界大可许许多多志同道合者，要汇集成一个强大的团队，云上聚之，论说国家事，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出点子。

中共新班子上台，大家还是抱着新的希望，有的很强烈，但实践起来难度非常大。看来新班子也是摇摇晃晃，所以十一月一日我给李锐赠我的新书《国是忧思录》时（注：杜导正90岁生日聚会赠书），他要我顺便写几个字，我写：“前途难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只能无奈地尽一份力。每次到这间熟悉的，你的书房，我就禁不住想起我们聚会的佳景。会有无限的感慨，我也有许多的话要向你倾诉“无限的眷念啊”。我总是天真，总希望“六四”平反，总希望我们这个党有点出息。难说难说。

好在中年人起来了，青年人起来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会好起来的。

杜导正（夫妇率五子女）201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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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九十五大寿赋诗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壮哉，寿追南山！

曹思源：悼绩伟

拔乱反正泽天下，九旬思想更升华。

忘年之交缘何结？一根藤上两苦瓜。

历史正邪终能辨，宪政大道乐无涯！

88岁宪政法学家于浩成：敬悼胡绩伟挽联

胡公千古

党报总编辑，宣扬政治改革，主持起草“新闻法”，保障言论自由，无私无畏；

人大常委员，支持民主抗争，呼吁废止《戒严令》，抵制镇压行动，功败垂成。

——于浩成敬挽，2012年9月17日

师友来信：

●叶光庭（90岁浙江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读此文，感慨万千！文天祥说：“时穷节乃现”，在关键时刻，人的气节自然显现出来。胡绩伟的大义大勇，在“六四”事件上迸发出万丈光芒，读此文肃然起敬。全国人大的委员如有几十人响应签名，不畏强暴，那么“六四”流血可能制止，中国的局势决不会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了！中国人呀，中国人！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你们都做缩头乌龟呢？暴政正是利用你们的懦怯！难道中国人只有做奴隶的命运吗？！

那些签了名的委员们，看到形势变化之后又出来更正的，更加可耻！在这些孬种之中，胡绩伟先生真是巍然挺立的巨人，一位大写的人，愈加显得可敬了。

此文记录中国历史的这件大事，给后世留下宝贵史料，是一大贡献。今天不再有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中的齐太史这样的人了！要记录真实的历史，今天虽然不会杀头，但也需要勇气，因为毕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人不怕死的精神，比贪生怕死的今人，要伟大得多。中国人什么时候丧失了“民族魂”的呢？失去了这种成仁取义之魂的民族，只能逐渐腐烂，走向灭亡！

魂兮归来！愿与作者共勉！

●刘国鼎（80岁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敬佩胡老正直之人格，民主之思想和勇敢斗争之精神。宪政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但美国式的大选，在中国一时难以实现。中国实现民主须从基层选举开始，如作者所力图推进的和乌坎已经开始实现的，然后逐层向上推行。但如今，连基层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尚且被百般非法打压，遑谈高层。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路漫漫其修远兮！

●高越农：此文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增加见闻和见识。对历史事件要还原真相，不掩盖，不歪曲。有人感慨，中国没有真相。所谓“60多年来，一贯说谎”。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按奈不住、情不自禁、迫不及待、铺天盖地要编造伪真相！最重要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不幸，目前是说出要紧的真相就要被找麻烦的时代。

●方能御（78岁上海第一医学院反右派运动受难者、美籍华人华盛顿政府官员）：Thank you for keeping true history. Sent from my iPad. Old people, old friends left us one followed another.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leave out true history. Thank you for your work.Sent from my iPad

●孙正荃（80岁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有史有情，文质皆备，作者的阅历经验心智才华正值当年，给后人留下真材实料责无旁贷，肯定比官书正史更真实更生动更富生命力，也更具历史意义。

●高积顺：作者叙述亲历的历史事件，人生一大幸事。个人的作用太小，在权力面前，无权的个人实在微不足道，但每人都怀揣善良的心，去做能做应做的事，非常有意义。

○俞梅荪答：我有幸在中南海历经邓胡赵时代的兴衰成败而反思，要努力为后人留下点史实，以鉴未来。十年来，为说真话真相，当然要付出被非法维稳监控打压甚至被打伤的巨大代价，但比起胡绩伟“一生登危走险，累累留伤遗痛。”则不算什么啦。

●黄一龙（80岁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结语：“历史重任正向吾辈袭来。”作者有这样的警觉，相信老人们该放心了。

●刘凤麟（81岁清华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的真实史料使我茅塞顿开，主旋律的嘴脸暴露无遗。权贵集团之私，杀人放火在所不辞。党国之天下,岂容揭示真相，令人堪忧！以虚假欺骗支撑门面，驾驭中华！作七言：

毛邓江×邪教徒，党国天下枪杆护。口是心非刀笔吏，愚弄民众假大空。

人性天良全不顾，烧杀抢掠灭祖宗。祸国殃民六十载，自立牌坊垂史铭。

●赵敏：对于一个人的定位与评价，越客观越好，任何预设立场、带主观色彩和情绪化的过分的褒扬或贬损，都会失之偏颇，经历不住历史的检验。对毛也一样，其为伟人或为枭雄，千年后，或许能更准确地评价他。现在还不行，历史太近，反而障眼的东西太多，情绪因素和利益因素都太浓，这些都会影响客观判断

●陈华：作者的一些文章虽内容沉重，但总令我一读再读。那些点点滴滴的历史，在他的笔下重新走一遍的时候，那些志士仁人又都鲜活了回来。

●赵力：看到浸透作者心血的珍贵史料得以保存并延续，欣慰！

●胡雪滔（胡绩伟之女）：谢谢你这篇宝贵的历史记录纪念文。

新华社发布胡绩伟病逝消息和遗像

新华网北京9月27日电，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同志，因病于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经济系肄业。1936年参与组织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四川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解放日报》采访部主任。1949年后，任延安《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免去其常委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