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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 中文名马若德） |
在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麦克法夸尔看来，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一个人，一本书，一段历史，在中共十八大来临之际，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10月29日，英裔美籍汉学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在香港出席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式，并作专场报告。在十八大来临之际，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历史和现实连接到一起。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并不是麦克法夸尔的新著，该书三卷英文版早在1974-1997年便陆续出齐，分别为《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大跃进：1958-1960》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英文版全书将近1700页，面世后即成为西方文革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学界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量级著作，1989-1990年间，该书前两卷的中译版本问世，先后出过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但随后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言论空间急剧缩小，第三卷《浩劫的来临》便迟迟难以面世。本次香港新世纪版本，不仅填补了全书空白，而且将此前两卷中译本中删节之处也一并补全。这部里程碑著作，终于以完整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在“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指“文革复辟”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对此定案之际，这部文革“前传”性质的历史著作再度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浓厚兴趣。麦克法夸尔以史为鉴，分别在首发式报告、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和媒体采访等不同途径，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深切忧虑。
香港《南华早报》以“新任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改革”为题，报道了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他认为，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life-threatening crisis），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尽管麦克法夸尔希望这一体制能和平地转变为法治及民主制度，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看到有这种转变存在，这种转变要求统治精英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制度的惯性往往意味着一个脆弱的体制能坚持多年不倒，但他也承认，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外界往往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掌权的十年中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是因为胡温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的后果记忆犹新。政治体制改革充满风险，而他本人认为胡锦涛并不是一个冒险者（risk-taker）。他对中共从上到下清除腐败不抱希望，并称这种现状是“无法解决的困境”（insoluble dilemma）。
谈到近期盛传的“毛泽东思想”可能被剔除出中共指导思想行列，麦克法夸尔也认为不大可能是真的。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共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他指出，中共统治的脆弱性，部分来自于缺乏更新继承机制。新任领导人是密室交易的产物，而缺乏制度合法性。面对即将上台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麦克法夸尔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甚至使用了“为之战栗”（tremble）这个词，因为他看不出习近平在千头万绪难题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这种深沉的悲观论调，和大多数观察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将期待和怀疑同时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麦克法夸尔别出心裁地引述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一段话作为开篇，或许成为理解这种悲观情绪的钥匙：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出自《水浒》第七十一回，背景是梁山泊英雄一百零八将排座次，首领宋江率众对天盟誓。这段兄弟聚义的誓词具有雷霆万钧的气势，放在全书之首，却凸显出革命重蹈历史覆辙的宿命悲剧色彩。
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誓词的全部。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句：“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然而这句更为乐观的前景却被麦克法夸尔舍弃。正是在一取一舍之间，作者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历史事件的态度。
在麦克法夸尔看来，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梁山聚义一样，借助农民的反叛力量而成功，却因为领袖“存心不仁，削绝大义”而失败。1966年的中国“正由一群在长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及内战中建立起同志友谊的人们领导着”，然而“同志友谊”最终蜕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已成浮云，当手足之情和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时，“聚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斗争。
把“十八大”放在这场兄弟相残的逻辑下延伸来看，也许更容易理解麦克法夸尔深沉的悲观。一次表面上“团结奋进”的党代会并不是自我标榜的全新起点，相反，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更多地是往事的余波荡漾，是兄弟相残后明码标价的密室博弈。
从历史眼光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与其说中国生活在“改革”甚至“二次改革”的年代，还不如说生活在“后文革”的年代。从表面上看，群雄并起取代了一人独裁，但这种“后文革”特征在于，它和文革一样缺乏透明的进退规则，胜利者要具备神秘莫测的实力，以及更加神秘莫测的运气。后文革的领袖，固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这种表述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可能对各方都无可奈何。唯一可以期待的破局时刻，只能是“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10月29日，英裔美籍汉学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在香港出席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式，并作专场报告。在十八大来临之际，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历史和现实连接到一起。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并不是麦克法夸尔的新著，该书三卷英文版早在1974-1997年便陆续出齐，分别为《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大跃进：1958-1960》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英文版全书将近1700页，面世后即成为西方文革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学界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量级著作，1989-1990年间，该书前两卷的中译版本问世，先后出过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但随后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言论空间急剧缩小，第三卷《浩劫的来临》便迟迟难以面世。本次香港新世纪版本，不仅填补了全书空白，而且将此前两卷中译本中删节之处也一并补全。这部里程碑著作，终于以完整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在“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指“文革复辟”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对此定案之际，这部文革“前传”性质的历史著作再度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浓厚兴趣。麦克法夸尔以史为鉴，分别在首发式报告、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和媒体采访等不同途径，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深切忧虑。
香港《南华早报》以“新任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改革”为题，报道了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他认为，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life-threatening crisis），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尽管麦克法夸尔希望这一体制能和平地转变为法治及民主制度，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看到有这种转变存在，这种转变要求统治精英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制度的惯性往往意味着一个脆弱的体制能坚持多年不倒，但他也承认，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外界往往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掌权的十年中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是因为胡温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的后果记忆犹新。政治体制改革充满风险，而他本人认为胡锦涛并不是一个冒险者（risk-taker）。他对中共从上到下清除腐败不抱希望，并称这种现状是“无法解决的困境”（insoluble dilemma）。
谈到近期盛传的“毛泽东思想”可能被剔除出中共指导思想行列，麦克法夸尔也认为不大可能是真的。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共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他指出，中共统治的脆弱性，部分来自于缺乏更新继承机制。新任领导人是密室交易的产物，而缺乏制度合法性。面对即将上台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麦克法夸尔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甚至使用了“为之战栗”（tremble）这个词，因为他看不出习近平在千头万绪难题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这种深沉的悲观论调，和大多数观察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将期待和怀疑同时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麦克法夸尔别出心裁地引述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一段话作为开篇，或许成为理解这种悲观情绪的钥匙：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出自《水浒》第七十一回，背景是梁山泊英雄一百零八将排座次，首领宋江率众对天盟誓。这段兄弟聚义的誓词具有雷霆万钧的气势，放在全书之首，却凸显出革命重蹈历史覆辙的宿命悲剧色彩。
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誓词的全部。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句：“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然而这句更为乐观的前景却被麦克法夸尔舍弃。正是在一取一舍之间，作者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历史事件的态度。
在麦克法夸尔看来，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梁山聚义一样，借助农民的反叛力量而成功，却因为领袖“存心不仁，削绝大义”而失败。1966年的中国“正由一群在长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及内战中建立起同志友谊的人们领导着”，然而“同志友谊”最终蜕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已成浮云，当手足之情和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时，“聚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斗争。
把“十八大”放在这场兄弟相残的逻辑下延伸来看，也许更容易理解麦克法夸尔深沉的悲观。一次表面上“团结奋进”的党代会并不是自我标榜的全新起点，相反，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更多地是往事的余波荡漾，是兄弟相残后明码标价的密室博弈。
从历史眼光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与其说中国生活在“改革”甚至“二次改革”的年代，还不如说生活在“后文革”的年代。从表面上看，群雄并起取代了一人独裁，但这种“后文革”特征在于，它和文革一样缺乏透明的进退规则，胜利者要具备神秘莫测的实力，以及更加神秘莫测的运气。后文革的领袖，固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这种表述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可能对各方都无可奈何。唯一可以期待的破局时刻，只能是“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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