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2012-5-6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藁》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墙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它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它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锺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锺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羣（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 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册，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1931年版《汪精卫诗存》，被视为《双照楼诗词稿》前身，编者雪澄传是其妻陈璧君。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它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册，页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一─二○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它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 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 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附录】
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叶嘉莹 主讲 汪梦川 整理
汪精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般说起来，向来很少人讲到汪精卫，即便是讲到他也是从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少人从诗词这方而来着手。而我讲他的诗词中的「精卫情结」，这个题目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我最初认识汪精卫这个名字，是在他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一九三七年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在暑假，等到九月开学，我们学校的所有旧的校长、旧的老师都不见了，换了新的校长、新的老师。我们事先得到通知，说开学第一天，每个人要带墨盒、砚台、毛笔，上了课老师就说，翻开第几页，把第几行第几行涂去，或者翻开第几页，把这整页都撕掉，当时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 。之后到了一九四○年，怱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我伯父啊、母亲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机那里听讲演，那就是汪精卫回到南京建立我们所谓的伪政府之后发表的第一次谈话。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那时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可是那时候我对汪精卫并没有兴趣，我只知道这么个人他组织了南京的伪政府，可是没有特别注意；然而这个不注意，后来却造成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遗憾。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在座的有一位年老的妇女，差不多八十岁左右，听完我的讲演，她就约我到她家里吃茶，吃点心。那个人是谁?是方君璧，也就是曾仲鸣的夫人。曾仲鸣跟汪精卫关系最密切，后来在河内被蒋介石的人暗杀了。他们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但那天恰巧方君璧来看望曾仲鸣，汪精卫就把自己那个宽大的卧室让给他们夫妇，结果曾仲鸣就替他死了。我现在真是觉得遗憾，因为我这个人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尽管我知道她是曾仲鸣夫人，也知道他们跟汪精卫是很亲密的朋友，可是我那天没有兴趣去追问那些事情。曾仲鸣跟方君璧也都写诗词，方君璧的画也画得很好，所以那天我只是欣赏他们的诗词跟画。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我在UBC大学的亚洲图书馆偶然读到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 ，才对汪精卫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可是这时方君璧女士已经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她请教关于汪精卫的事情，这真是非常遗慽。
方君璧家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方声涛、方声洞就是她哥哥。方君璧还有个姊姊叫方君瑛，他们兄妹都跟汪精卫非常熟悉，方君瑛跟汪精卫也是很早就认识，传说两人还有一段浪漫的感情。而方君瑛后来自杀了，有人就以为’说是汪精卫原来跟方君瑛的感情很好，可是后来汪精卫跟陈璧君结婚了，而陈璧君是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可能对方君瑛做了一些没有礼貌的行为跟讲话，所以方君瑛自杀了，这个传闻我以为是不可靠的。一般人们常说男女之间，如果年岁比较接近或怎么样，就很容易陷入爱情，而不能保持真正的那种纯洁的友情。而我以为这种感情是可以有的，当然一定要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境界才可以，而就算两个人都有这个境界，也往往不是世俗所能接受和相信的，因为一般人没有这种境界，就以为别人也没有这种境界。所以我认为汪精卫跟方君瑛两个人，应该是彼此欣赏的，但是也绝没有世俗所猜测的那种戚情。而且汪精卫有很多首写给他妻子陈璧君的诗词，写得真是非常好，那真是同志的、很深密的感情。
我现在要讲汪精卫。汪精卫本来是广东人，从小就很有才华，凡是看过他的文章、教过他书的人，都认为他是很不平凡的。而他父亲对他督促很严格，让他去读的最重要的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 这是讲做人而且是关怀国家的；然后叫他读两家诗，一是陶渊明一是陆放翁；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奋发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修养，总是你达就要兼善天下，你穷还能够独善其身。你要有兼善天下的理想，而当你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当你穷困、不得意的时候，你还有一种独善其身的修养。汪精卫小时候还在满清时代，他也参加了那种乡学、县学的考试，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曾经考中广州府试第一名，还做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的教师。可是后来他听到革命的言论，看到了满清的腐败，看到国家的危亡，就有了革命的倾向。当时满清正在选送人才到外国去留学，他就参加了广东举行的官费留学的考试，以很高的成绩得到了官费留日的资格。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成立同盟会并任评议部部长，是同盟会的最初骨干成员之一。因为他的文笔很好，不但当时很多单命的档案由他起草，而且孙中山先生最后那《总理遗嘱》 ：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定稿也是汪精卫写的。
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向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他从东京来到南洋，就在南洋宣扬革命时遇到了陈璧君，那时她不过十七岁左右，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我以为陈璧君读书应该也读得很好，因为陈璧君也写诗词，而且她的字应该也写得不错，因为汪精卫有一首诗，说冰如(陈璧君字冰如)抄写了王阳明《传习录》的一段，遗有汪精卫<述怀>诗中的一段，合写成一个长卷。所以这陈璧君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可以把王阳明的《传习录》跟汪精卫的<述怀>诗写成一个长卷。陈璧君也是热心于参加革命的，她听了当时汪精卫在南洋的讲演，看了他办一些革命的刊物上的文章，而且汪精卫还是个翩翩美男子，所以陈璧君当时就对汪精卫非常倾慕。其实陈璧君生长于南洋的旧家庭，年轻时候也订过亲的．后来解除了婚约。然后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形势一度非常不利，很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所以很多革命党人就非常灰心。就是在这个时候，汪精卫说，在大家都消沉的时候，要做一两件事情振奋民心。那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去刺杀摄政王。做这种工作当然就要掩人耳目，所以陈璧君就和汪精卫两个人假扮成夫妻，到北京执行暗杀的任务。汪精卫觉得，万一我被捉住而牺牲了，而她是以这样的身分过来的，一定会连累到她，我不能不给她一个名义啊!所以汪精卫就以私人感情跟陈璧君有了这种约言，说愿意跟她结婚。
后来汪精卫他们在后海的那个银锭桥底下埋炸弹，结果被发现了，暗杀任务失败，汪精卫就被捕了。那时陈璧君正在南方筹款，听说汪精卫被捕，立刻就赶回来，在他被关押的监狱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给他送一些东西，尽量的照顾他。汪精卫被捕以后，本来应该立即处死的，然而因为当时那个主审的人看了汪精卫写的文章和供词，非常欣赏，所以就没有把他处死，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这时当然还是满清的统治，可是人心已经思汉了，革命的风潮已经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同情革命。有一天晚上，监管汪精卫的狱卒就带进来一小团揉得很烂的纸给了他，他打开一看，是陈璧君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嘱托他忍耐，说一定要设法救他。汪精卫看了非常感动，而且那个狱卒说，这个写信的人希望他能够回信写几个字。汪精卫就想回信写什么?如果实话实说，被人家搜到了，那不是连累陈璧君了吗?所以汪精卫写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所写的一首词<金缕曲> ：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于是汪精卫把这首词改了几句，交给了这个狱卒，让他带出去给陈璧君。那陈壁君给他写的这封信怎么办呢?他说我既不忍心把它舍弃，又不能够把它保存。他就把陈璧君写的信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吞下去了。所以汪精卫实在是很重视感情的一个人。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刚才讲的是汪精卫早期的经历，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最有名的几首诗， <被逮口占>四首。我的题目是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一个人有时候内心之中有一种complex。就是一种「情意结」 ，就是你执着要追求的东西。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内心之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论语》也说：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多人只向往文采风流，但那一定是第二等，就是文采再美妙。再风流，也是第二等。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的理念的层次。我曾经写过辛稼轩词的评论，我说它「一本万殊」 ，稼轩写了好几百首词，每一首词都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风格，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所执着的东西。杜甫也同样是如此，他那么多长短的、古近体的诗篇，也有一个他所执着的理念在那里。汪精卫的诗，还有他的词，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执着，而他理念所执着的，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李商隐说「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天下的情势改变，你能够把东流的逝水都挽回来，你能够做到吗?而这个汪精卫就读了陶渊明诗和陆游诗，那陶渊明虽然是消极，但是他有一个理念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他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我有我所执着的、我所守住的一点；这个陆放翁临死还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伟大的诗人，都有他一个理念、一个执着，不是随波漂摇的，不是见风说风、见月说月的人。
汪精卫的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从他最早的诗到最后的诗，都一直贯串着他的一个理念。所以你看他<被逮口占>就说：「衔石成痢绝」 ， 「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就如李商隐说的， 「何日桑田惧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你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吗?所以汪精卫说「衔石成痴绝」 ，你能够挽回这个东流的逝水吗?你这个精卫的小鸟，想衔着一个一个小石头去填那个沧海，你填得了吗?然而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所以「衔石成痴绝」， 那真是「痴」啊!有这种理念的人当然是傻瓜了，你抱着一个你自己要追求的理念，而你能不能成功是渺不可知的。你要填的是沧波万里的大海，所以「沧波万里愁」。「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你们大家都不肯做那个傻瓜的精卫，你们大家都不肯衔那个石头去填海，所以我是孤独的，可是我「终不倦」 ，我不懈怠、不停止，「羞逐海鸥浮」， 海鸥怎么样?海鸥到处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牠就站在船上的桅杆上；海边上有食物，牠就落在海边上。而我精卫是耻于这么做的，所以「弧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第二首，「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奼紫嫣红的这么美丽的颜色，你是用什么颜料把它染出来的?他说「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将来有一天那么美丽的红花开出来，那是多少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第三首是最有名的一一首了：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伙，不负少年头。」少年人都容易感激奋发、激昂慷慨，所以「慷慨歌燕币，从容作楚囚」，我现在被捕了，但我不畏惧，我会从容赴死，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 「引刀成一快，」斩首对我来说是一种痛快，因为这是在成全我、完成我的理念，所以，「不负少年头」， 我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牺牲，我觉得这是值得的。第四首：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心魂还在，我的身体就变成劫后的寒灰，我的骨头的那个磷火不会消灭，每夜都要照在当时的燕京。
我还要补充一点材料。汪精卫要去行刺摄政工的时候，曾经给他的朋友胡汉民写过五封信，他对这些革命的同志说，现在我们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很多人对革命不再存有热情和信仰了，我们要牺牲一两个人，做出一些事情来，重新唤起大家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准备去暗杀摄政王。胡汉民劝他不要做，说人才难得，不应该去牺牲，机会还不到。他就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说人才是为了有用的，得到人才却不用他，又何必求这些人才呢?如果说现在：不是可死的时候，而我汪精卫不是可以赴死的人，那么我请问，谁应该去牺牲?他又打了比方说牺牲的道路有两条： 「一曰恒，二日烈」 ，譬如我们煮饭，是有一个锅来盛这个米，然后底下要架上柴火来烧。这个锅得要长久忍受烈火、滚水的烧灼煎熬，这是「恒」的美德。而那个被烧的柴，把它自己完全烧毁，饭就是因为有这个热力才蒸熟的，这是「烈」的美德。他说在革命的事业上，要有人做那个百折不挠、耐得住苦难的锅，也还要有人能够有牺牲的勇气、能够做那个被烧的柴火。他于是对胡汉民说：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我现在就要做那个被烧的柴，我希望你能够做那个煮饭的锅。所以这个汪精卫是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理念。那汪精卫后来不是跟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南京的伪政府吗?当他死了以后，就有一些人写了诗词来悼念他，我现在念几首别人悼念他的诗。我现在先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里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 ，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这是胡适说汪精卫有「烈士」的情结。我今天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 「精卫情结」也就是一个烈士的情结，所以我的题目其实跟胡适先生是相同的意思。人各有所求，《史记》里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 文天祥殉节死难了，他说「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姓名、忠义的名声永远留在历史上了。所以烈士殉的是「名」 ，一般所说的「烈士」 ，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名声，就是所谓「千秋万世名」，可是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作的是更大的牺牲。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是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而我之所以读了汪精卫的诗词很受感动，就因为他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词，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说的是看到有人把车轮拆下来，劈成柴去烧火做饭了，而写了这首诗。车轮是负重致远啊!它曾经负载过多少重量、运输过多少货物?到它衰朽了不能用了，人们就把它拆下来烧火，所以它最后把自己也牺牲了。这种把车轮子卸下来劈成的薪柴在中国传统上有一个名字，叫做「劳薪」 ，因为它做了一生劳苦的工作、最后连自己都赔上去了。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卫有了这个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车轮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写了这首歌：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这就是他刚才的理论，我要把我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我们现在都讲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结。
病中读陶诗
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问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
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
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们再看他的<病中读陶诗>两首。陶渊明这个人很奇怪，很多忠义奋发的人都被他的诗所戚动，像稼轩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陶渊明有他凛然生气的那一面，而他不志的时候，也能够躬耕归隐。所以陶渊明的诗富于人生的经验，可以让出来不少的心得，共鸣。汪精卫的诗说：「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这是他生病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就读陶渊明的诗。他从小读陶诗，旁边或有他自己或者他父亲的评点，所以是「行间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他桑曾未择高原。」这是化用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有一首<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种豆在南山之下，可是草太茂盛了，豆苗长不好，所以，一大早起来我就去锄草，月亮都上来了，我才背着锄头回来。田间的小路很窄，旁边的杂草很多，我衣服都打湿了，但是只要我种的豆子长好了，我付上这点代价算什么!所以汪精卫说「种豆岂宜杂荒秽」，说种豆一定要除去那些杂草。你要追求你的品格、你的精神，你追求自己的那个不是外表能够看见的东西，你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掉。「植桑曾未择高原」 ，陶渊明<拟古>说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他说在水边种上了桑树，三年后想可以采桑了，忽然一阵大水来了，桑树枝叶都随波漂流了。可这是你最初选择的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种在高地呢?所以今天被冲毁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因而人生，你说一句话、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说话你不做事．你一动心动念之间，你都种了些什么东西啊？「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陶渊明<饮酒>诗里边说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有一个托身之所，惟独天上那一片云，四无依傍，这真是孤独。所以陶渊明又说「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你看那一朵云，慢慢的缥缈之间就消逝了，你什么时候再见到那朵云的光影的闪动?明天也许有云，但绝不是这一朵云了。还不像今年花落明年又开在这里，那云永远不见了。现在汪精卫用了陶渊明诗中的形象， 「孤云叆叆诚何托」 ，诚，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独的，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 ，这是一钩新月，你看它那么多情的样子，我觉得那月亮就要跟我说话。这么光明、这么新鲜的感觉，你真是觉得有生命在的，写得真是好。「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你说人生哪里不孤独?人生到处都孤独。你说人生哪里不受拘限?人生到处都是拘限。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第二首，「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抱节孤松如有傲」 ，这也是陶渊明说的，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松是坚贞的、岁寒不凋零的，所以它「抱节」 ； 「含熏幽蕙本无求」 ，这是出自唐代张九龄的<感遇>诗，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我不是为你们才香的，我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本能求」 ，这是张九龄说的，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兰蕙之芳香是它本质如此，它不是送出香气叫你来采折。所以是「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葱本无求。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 ，陶渊明不是归国田了吗?他说「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你看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是多么自由，所以陶渊明就脱出了世俗官场的约束隐居了。这是「闲居始识禽鱼乐」 ，可是呢，下一句就是汪精卫，不是陶渊明，汪精卫是「广土终悬霜霰忧」 ， 「广土」 ，我们国家的这一片土地，就是在霜霰之中，在风雪侵凌、在列强的窥伺之下，汪精卫为此而深深担忧。《论语》上记载，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看到长沮、桀溺两个人在那里种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就过去了，长沮、桀溺就对子路说，你的老师带着你们东跑西跑，今天到这个国家、明天到那个国家，跟个「丧家之犬」一样，你「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仁哉?」子路回去对孔子说了，孔子就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鸟兽不是你的同类，你不能真的就在山林之中与鸟兽住在一起，我们是人类，我们不关怀人类、不为人类做事情，我们跟谁在一起呢?所以「广土终悬霜霰忧」 ，这就是汪精卫跟陶渊明的不同了。你关心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你怎么忍心看到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你的国家被灭亡呢?所以他「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暂时抛开我喜欢的酒，我就来吃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怎么能因为吃起来苦就抱怨呢!所以你要耐得住一切的苦恼。
那汪精卫跟陶渊明果然是有不同的，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你没有走出这一步以前，你是站在这里的，但是你只要一步走出去，你不站在那里了。所以陶渊明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他是接受新朝还是不接受新朝?陶渊明就说，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他说有人劝我出去，我已经走到门口了，迈一步就出去了，可是我又转回头坐下了，我自己想一想，万一我一步迈出门，如果遇到不能够让我满意的事情，那就千年万世永远要被人讥笑了，这就是陶渊明。而汪精卫这个人就跟陶渊明不同，汪精卫是我宁可牺牲自己，我要为国家人民做一些事情，而陶渊明说我还是退回来吧!所以汪精卫当时在中国最危亡的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有半壁江山，能够由他把沦陷区的人民、土地保全一部分，他是有这样的理想。可是你毕竟迈出去这样一步了，当你没有迈出去的时候。日本人跟你谈的条件说的都很好，可是你一旦真的脱离了国民政府，真的坐着船到了上海、到了南京，日本人马上条件都变了，你回不去了。就是「万一不合意，永为耻笑嗤」 ，这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看汪精卫的一首词。他有一首咏落叶的词，牌调名是<忆旧游> ，写得很不错。我们知道，词的内容跟牌调其实是不必然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作者，在他选择词的牌调的时候，他是有心的。汪精卫为什么选择了<忆旧游>?因为里边有他对自己平生的回忆。还不只是汪精卫，晚清的文廷式也写过一首<忆旧游>，那时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从京城逃走，把珍妃投到井里去了。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跟珍妃的哥哥也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所以文廷式写了 <忆旧游> ，真是回想当年，戚慨万千。现在汪精卫也写<忆旧游> ，本来牌调与内容不必然有关系，可是文廷式、汪精卫选择了这个<忆旧游>的牌调，还是有一份深意的。这是牌调，再说题目。有的词有题目，有的词没有题目，而这首词的题目叫做「落叶」 ，说明这是一首咏物的词。咏物词是怎么样?周济说： 「咏物最争托意。「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咏物的词，最重要的就是里边一定要有寄托的意思。不然咏物只是咏物，那还有什么意思?汪精卫的这首咏落叶的词写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忆旧游 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是一首咏物词，题目是「落叶」 ，咏物词一定要扣紧这个物来写。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 ，你要知道，树的叶子不是有叶绿素吗?它可以发生光合作用，可以给树提供养料，科学上这么讲。所以叶子的心是要保护树木的，可是现在这叶子落了，它要保护树林的用心就完全都落空了，现在就落得个一片凄凉。「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 ，他说这个叶子难道就心甘情愿落下来吗?叶子还有多少留连的意思?它愿意留在树上，愿意贡献自己维护树木的一份心意跟力量。可是秋天那种强大的风，它不管落叶的悲哀，不管这个落叶的用心， 「惊飙不管，催化青萍」 ，就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词的妙处在于它有一种「语码」 (code)的作用，有一种言外的可能性。「青萍」是植物，当然一切植物到了秋天都零落了：但「青萍」同时是一把宝剑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说的是植物，秋天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同时也是把一个志士、 一个烈士的一切当年的壮心给摧毁了。「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这里「分」是名词，就是本分，就是你所应得的。 「己分」 ，我已经知道我的本分，我所能做的， 「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 ，潮，向前的叫「澜」 ，回来的叫「汐」 ；早晨的叫「潮 」 ，晚上的叫「汐」，一个是去的， 一个是回来。他说我已经知道我过去的那一切，没想到我晚年还要经受又一次的考验。我当年是曾经参加国民革命，曾经去暗杀摄政王，那现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现在还要回来，还要牺牲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吗?「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我现在再回来，作为一棵树，而这棵树是飘摇在风雨之中的树，树根都暴露在外面了。我是作为树枝上的叶子，希望还为这棵树尽一点力量，可是树的那些曲折的、向空腾拏的树枝已经都衰老了，不知哪天就会要倒。我这树叶能为这样的树做什么呢?我这叶子是飘零的，而这树的根和枝又何尝不是飘零的呢?所以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寒冷的根、老去的枝，跟我这叶子一同诉说飘零。
下阕。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 ，他写的是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因为当时满清的革命，国家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危险；可是现在这个抗战的政府在后方真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 ，整个国家的存在都是危险的、不可知的，所以他说现在是「天心正摇落」 ， 「天心」 ，这是命运，天心注定现在就是摇落的日子，就是衰败的日子，就是这株大树枯干要跌倒的日子。「算菊芳阑秀，不是春荣」 ，就像我现在要想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南京，那里已经是沦陷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个政府，表面上做的也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好像「菊芳兰秀」 ，可是毕竟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所以「不是春荣」 ，那不是真的春天。 「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 ，「摵揻」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 ，风吹枯干的树叶的声音。「揻摵萧萧里」 ，到处都是凄凉摇落一片萧瑟的声音。「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什么时候萧瑟的声音才能停止?要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要整个的世界都换了，这种摇落的声音才能停止。「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过汪精卫的一首诗，说「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志意。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飘落的红色的花瓣陪伴我。一起流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 ，如果我能够在最后离去的时候，不止是一个枯干的叶子，还伴随有一片飘零的落花，那个时候就算我凋零随流水流走了，那流水还留下一点点香气，「余馨」也就是他原来的志意和理念。「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落叶是现在，那未来呢?秋天以后就是寒冬，所以我的未来，落叶的未来，是「冰箱追逐千万程」 ，我知道我将来要走的路，一路上都是冰霜的追逐，是更寒冷的冰雪的挫折。这就是当时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权的时候写的一首词，里面仍然体现着他的牺牲的志意。
那这个汪精卫后来就当然是汉奸了，他死后本来是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上，因为那个时候南京政府还存在，日本还没有投降。可是转眼之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要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的的时候，就指示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而汪精卫死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前一年不到的时间了。当时有人劝陈璧君退出，说你就不要再在政府里边工作了。陈璧君就说，我跟汪精卫从开始革命跟随他一生，我不能到最后放弃这件事情，我宁可为这件事情而牺牲。所以陈璧君在战后就以汉奸罪被审判。有记载说当时很多人来旁听，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据说当时很轰动。而由于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报纸甚至还说「人心思汉」，「人心思汉」本来是说人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汉奸。这个我是身经其事的，我们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当然很高兴了，我当时正北京的中学教书，就带苦我的学生在马路上欢迎。结果国民党的这些个来接收的人，最后我们管他们叫什么?叫「劫收大员」 ，还有什么「五子登科」 ，这都是当年编出来的成语， 「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条子、金子、．车子、还有女子，，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现在来不及讲很多，再看看汪精卫死后人家评论他的诗吧!当时上海有一位女诗人，这个人叫陈小翠，她有一首<题《双照楼诗词稿》> ，全诗是：「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这首诗真是写得很不错，写得很贴切。「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汪精卫跟陈璧君的住所叫双照楼，如今他已经老去了：而他这一辈子等于做了两种不同的人，前半辈子行刺摄政王，是革命志士，现在居然做了汉奸。但是刚才我就说了，很多人同情他，比如胡适之就没有说他是汉奸，而说他是有烈士的情结，烈士的complex，这是胡适之的日记上说的，所以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一个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的把他打成汉奸了。所以陈小翠说「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这真说得好，他是要保存半壁江山，「跟南宋一样，可是他毕竟是跟日本人妥协了，所以「松桧千年耻姓秦」，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那松桧是经霜而不凋零的，可是松桧的桧字冠上个姓秦的「秦」字，就因为秦桧而蒙上了耻辱。汪精卫也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名字，所以是「耻姓秦」。「翰苑才华怜后主」 ，这是用了一个典故，说李后主亡国以后被带到北方，宋朝的皇帝就问他，说听说你常常写诗词，有什么好的句子念来我听一听。李后主就说「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是他咏扇子的诗，宋朝皇帝就说「好一个翰林学士啊!」说你这个文才还不错，就是你不配做一个国君。所以陈小翠说「翰苑才华怜后主」 ，当时中国政坛上的这些个高宫，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汪精卫。所以「翰苑才华怜后主，英雄肝胆惜昆仑」，所以她说汪精卫始终是英雄肝胆，像唐朝传奇里说的昆仑奴这样的侠士。「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 ，汪精卫当年说「引刀成一快」 ，可是到底没有；而现在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下场。当时还不止是陈小翠说他好，钱锺书也有一首诗，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 ，也是称赞汪精卫的，「扫叶吞花」都是汪精卫的诗词， 「足胜情」 ，他有这么多的诗人的感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在政坛上的这些个名公巨卿之中，难得有这么有才华的人。
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些材料，在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的时候，南方有很多的词学家，像钱仲联，像龙榆生，都跟汪精卫有密切的交往，而且钱仲联他们还在汪精卫的政府里做过事情，汪精卫死了以后，他们也都有诗，我现在来不及给大家念了，只好就结束在这里。总而言之，我认为汪精卫诗词里有一个complex，就是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精卫情结」。
(此为台大文学院．简静惠人文讲座邀请叶嘉莹教授举行专题演讲之一，时间：二○○七年十月四日，地点：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
茅于轼评汪精卫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分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有多么重要。
——引自茅于轼《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完整版
读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笺释本序
孔捷生
死士堪怜未死时，百年犹诵引刀词。
原来题柱足青史，何必负囊栖别枝。
浪过崖山祠孰在，羊迷魏邑路多歧。
最哀双照楼头月，不向东南半壁移。
（写于2012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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