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前一半是歷史事實,後一半是列寧和斯大林根據大量史實得出的理論概括;這裏,民主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指出這兩點,目的不在於令中共尷尬。今天,「港獨」論甚囂塵上,有必要從史料和文獻兩方面把問題釐清,方能有助國人看出正確努力方向。
在 上周二的文章裏,筆者指出,大部分港人對「政權中國」的認同危機由來有自:十九世紀淪為英國殖民地是開始,二十世紀中葉大陸解放則是第二步。這兩個主因的作用不同;前者通過政治力量把香港原有的中國文化降為次文化,後者因為中共在經濟上搞共產、文化上與中國傳統決裂,「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遂與留在原軌迹上的香港愈行愈遠。
文化心理 迥然大陸
今天回望,大家猛然察覺,香港雖毗連大陸,但六十年來,不僅在地域、語言、經濟體制這三方面自成一體,論文化心理特徵這一方面,亦與大陸迥然有異。如此,我們若和大陸政府一樣,按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歸類,可得如下結論:「『香港人』大抵上已可和內地的藏族、維族、蒙族……等量齊觀,成為中國範圍內的一個(馬列意義上的)少數民族」。嚴重如此。因此,我們有必要探討與大陸同胞以及和大陸政權的各種深刻關係,思考對 「中國」在不同意義層面上的認同。
思考不能憑空。中共十八大依然高舉馬列旗幟,因此筆者提議,首先多讀幾頁列寧、斯大林等社會主義宗師對民族問題的論述,因為他們提供的材料實在豐富,發人深省。斯氏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裏定義了「民族」一詞之後,繼續提出:在帝國周邊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的根本出路,不是民族自治,而是民族自決,權利包括與帝國徹底分離、政治上獨立。下面引兩段斯氏的原文給大家看:
「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自決權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干涉這個民族的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和其他的機關,破壞它的風俗和習慣,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權利。」(這裏說的社會民主黨,即當時的共產主義政黨。)
「自決權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權按自治原則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權和其他民族建立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離出去。每個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註一】
看待「港獨」 偏於情緒
魯平先生如果還信奉馬列、還記得這些宗師觀點的話,很可能要重新思考自己對港獨的那種比較情緒化的態度。
也許左派朋友會說,斯大林不是馬列理論的最高權威,其思想水平不過一般,上述文章觀點很可能不正確;況且,中共不提斯氏、只掛馬列肖像久矣,不必再拿斯氏的民族理論來說事。的確,斯氏的理論水平總的來說很一般,但他這篇文章的地位卻不同凡響,是馬列理論精華,連他的政治死敵托洛茨基也如是說。不過,托氏其後在其力作《斯大林評傳》第五章爆料:斯氏的這篇文章,觀點是列寧的,而且幾乎是列寧把着他的手寫成的,還不知替他修改了多少次,而這個寫作背景,是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親口告訴他的。【註一】
也許有人還認為,由於托氏一向反斯,他爆的料不可靠,應該拿出列寧本人的論述看清楚。那很容易。斯氏文章於1913年刊出之後,列寧意猶未盡,於翌年與另一社會主義巨星羅莎.盧森普的大辯論中,寫出〈論民族自決權〉長文,強調了同一觀點:
「從歷史—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中所談的民族自決,除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可能有什麼別的意義。」
「俄國無產階級負有兩方面的任務:……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僅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建立國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註一】
回歸之前 強調「自治」
可見,馬列宗師對民族自決這個基本原則徹底支持。當時,奧地利的一些左派學者認為,讓分散各地的少數民族報個名,成立文化意義上的自治組織,讓他們管理自己的民族教育、民族文學、藝術和科學,建立學院、博物館、美術陳列館、劇院等等,俄羅斯不再在文化上壓迫他們,就可以了。
但列寧、斯大林等人對這個提法十分反感,強調這種「民族文化自治」絕不足夠,必須起碼實行「區域自治」,賦予整片土地上的政治自主權,方才正確。大家留意到,馬列主義在革命奪權之前,十分開明寬鬆,和革命以後的高壓政策完全是兩回事;這可以惡意解讀為俄共上台之前好話說盡,一上台就翻臉,根本靠不住,就像中共對待香港一樣,回歸前強調「高度自治」,回歸後強調「不是自治」,回歸前強調「不變」,回歸後強調「可變」。
不過,俄共當年所以變臉,筆者比較善意解讀,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要向專制的沙俄奪權,之後的幾年更需保衞政權免被內外敵人推翻;此點無可厚非。其二是因為要實行強迫性的共產經濟,並且訂出目標,誓要把生產力提升至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以證明共產主義優勝;為此,不惜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兩個原因相加,終令俄共變質成為後來的那個樣子。
台共統領 暫歸中共
長篇大論講馬列民族自決理論,讀者會問,到底對中國有沒有現實意義?實情是,意義重大。茲舉一「猛例」:台灣獨立運動及其綱領,最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搞出來的,遺害至今,而其指導思想,正正就是上述馬列民族自決論。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創黨黨員當中的林日高、謝雪紅,都是來自中共的過檔黨員(台共失敗後,謝又回鍋中共,1970年病逝北京)。當初,台共組織上歸由日本共產黨直接領導,正式名稱是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那是因為第三國際理論家認為,一國之內的革命應由單一的該國共產黨統領,而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可視作日本的一部分,中共對此並無異議。
但是,當時日共在日本受嚴厲打壓,自身難保,台共於是暫歸中共領導,是以創黨大會上有中共代表而無日共代表。然而,創黨大會提出的台共綱領,第一條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條是爭取台灣民族獨立,第三條便是建設台灣共和國。今天所謂的台獨「教父」李登輝,其實並非台獨的祖師爺;不過,李早年是中共黨員,心懷台獨之志,顯然和上述馬列理論有莫大關係。如此,這個理論對中國的現實意義還算小嗎?【註二】
民族自決 兩個但書
然而,筆者只是介紹了這個馬列理論的一半,另外一半才真正關鍵。
馬列的民族自決論,俄國革命者其實沒有認真實踐;十月革命之後,俄共讓少數民族名義上成為獨立國,然後這些名義上的獨立國「被加盟」到俄共領導的「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裏,接受鐵腕統治。1949年中共建國,更沒有出現由藏族、維族組成的獨立民族國家,反倒是鎮壓獨立運動的行為卻時有所聞。原來,馬列的民族自決論,有兩個但書,道理都很簡單。
其一:馬列的社會理論是一種線性發展論(「進步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分階段發展的,最高級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觀點底下,處於同級社會的不同民族的分離運動是完全值得支持的,如挪威脫離瑞典、沙俄周邊的很多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等,列寧都極力聲援。若是一個民族要脫離一個比較低等的社會,則更是一種進步。不過,若有低等少數民族要脫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就是「反動」行為,絕對不可。(最近,一些人認為釣魚台應該劃給日本,因為日本這個民主國家比大陸先進;道理和上述馬列主義線性發展論如出一徹。)
其二:馬列認為,分離主義是專制體制之下的大民族沙文主義獨有產物,不僅社會主義之下不可能出現,在一些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也不會出現,或是根本不可能形成氣候,不值得無產階級政黨或社會主義國家支持。斯大林這樣說:「國家愈民主,對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俄國是半亞洲式的國家,所以這裏的侵犯政策往往採取極粗暴的方式,即蹂躪的方式。不用說,所謂保障,在俄國是少到最低限度的。德國已經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歐洲式的國家。無怪乎那裏的侵犯政策從來不採取蹂躪的方式。在法國,保障當然更多些,因為法國比德國民主。瑞士更不用說了。那裏由於有高度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們是少數還是多數。」
斯大林還說:「把民族矛盾減到最小限度,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國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為此就必須使國家民主化,使各個民族有自由發展的可能。」這個說法相當開明、合理。(注意這裏講的是受壓迫的民族的自決問題;隨便一個地區、州、郡要獨立,通常不可能,也不是斯氏討論的內容。)
「高人一等」 便可出兵
問題來了。當初,中共真正追求共產,因此,按馬列線性發展論,在國民黨專制統治時期支持蒙獨、倡導台獨,有百分之百的理論根據。毛氏建國,實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高人一等」,因此出兵入藏、鎮壓低等社會農奴主領導的分離主義運動,又反過來反對台獨,等等,訴諸馬列理論,亦皆完全正確。但是,1978年起,大陸走資,政治上卻不走相應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保留了史無前例的專制制度,經濟上很快墮落成權貴資本主義,貪污變成千萬黨政幹部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台灣從九十年代起,已進化為典型資產階級民主社會,香港亦起碼是半民主、很自由、高度法治的社會,從馬列觀點來說,在在比大陸先進。那麼,當台灣出現獨立運動、香港浮現分離意識之時,北京還可根據什麼道理去反對乃至打壓呢?
北京可以不用馬列、只用民族主義為根據,要求愛國一家,排拒分裂。不過,這還是有不少「馬列麻煩」。專制政權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鎮壓分離分子,史上很多,沙俄當年那樣做,列寧完全反對,批之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北京要翻炒沙俄的這個把戲,於馬列理論行不通。
「馬列麻煩」 或可去除
筆者探討幾個解套方法,給有關人士參考。
一、摒棄馬列,自然不再有任何「馬列麻煩」。不過,馬列肖像掛在天安門上,主義也在十八大文件裏重複確認,全國認真學習了,轉彎比較難。
二、強調自己「發展了」馬列主義,而馬列宗師個別文句已經過時,大陸現在搞的,才是二十一世紀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其實,這個說法已經沿用多年,屬於比較低等的詭辯,國人大多一笑置之,當政的大概自己也不相信,今天再拿出來當真要別人信,恐怕得費一番唇舌。
三、大膽在今天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讓社會制度逐步趕超台、港,令分離意識消失、獨立運動止於未然。這個做法最有效,筆者最支持。中聯辦官員如果不信此法行得通,可隨便到街上抓一個搖獅龍旗的分子問問:大陸搞民主、香港搞普選,你們還分離不分離獨不獨?答案一字咁淺。無他,這些獅龍旗派,骨子裏,龍的成分不一定比大陸當官的少,只不過摒棄了當下的狹義的「政權中國」。
當然,北京可以什麼都不做,罵你就罵你,打你就打你,不必給理由。國家不解釋。在大陸,這叫「不折騰」。馬列也有一個經典講法,叫「哲學的貧困」。
註一:本文引的列、托、斯氏文章,三篇都可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上看到: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電子搜查容易,筆者不列章節頁數。
註二:關於台共初年的活動,公開的資料已經很多,1933年黃師樵的《台灣共產黨秘史》是最早的論述。台共黨綱,網上容易找到。這裏說的台灣共產黨,與年前在台灣出現的同名小黨沒有關係。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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