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刊，若有民刊，则基本上属于地下刊物。但我为何还要说地下刊物在中国的意义呢？话得分两头说。从产权（没有真正的私有报刊）、公开（地下刊物基本上都是内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闻出版局的临时性登记证）、传播（传播有限）、售卖（不公开发售）、阅读（只有部分定向人阅读，读者很少能购买到）等渠道来看，四九年后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如同四九年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就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正是基于此来说的。一个国家，政权强大到直接控制个人，即没有社会和民间力量作为缓冲地带，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会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场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后我们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带来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灾难。
四九年后政府在整人方面是空前在行，在关怀民众方面却空前的麻木。八十年代以前他们不准任何民间的东西出现。从民间社团等民间组织，一例地消失，即便偶有，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官方点缀品。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开放，政治上裂开了一点缝，于是有半官方的民间组织，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不像八十年代以前属于政务院或者国务院的内政部，内政部是什么东西，大家不难想见），做了些自己的活动，办了些内刊，尤以诗人们所办刊物居多。如《今天》、《非非》、《整体》、《他们》等等（红卫兵小报不在此列，因为红卫兵小报是政治潮流与裹挟，非个人表达），从粗陋之杂志到简单之小报，不一而足。由诗歌内刊到文化内刊，如四川的《大时代》等，比较活耀。但八九之后在思想上压制与紧缩，没能延续八十年代的小浪潮，复以权力经济的诱惑，加上九十年以降官方对高校的诱买，封住了高校的活动，因此八十年代那样的思想活跃（虽然可能质量不高）的场面不复再现。与此同时，官方对民间社团也越来越处于严控状态，这在中央党校教授阎东所写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里已有基本的描述（见《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如此糟糕的高压，没有民间真正的活力，官方不管，又不让民间参与，使得民间最为底层的许多人需要帮助却得不到相应的帮助，进一步恶化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冲突。就连那些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到中国各地办点真正的实事，都要受到许多刁难，其做事的空间受到阻碍。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依旧有一些民间刊物从石缝里挣扎出来。地下刊物中，尤以读书类的刊物显得活跃，虽然大多只是谈文化与读书等话题，但为社会的文化积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南京的《开卷》、长沙的《书人》、北京的《书脉》和《芳草地》、南昌《笔谈》、安徽《书香》、湖北《崇文》、内蒙的《清泉》等，这些杂志大多赠送予我，使我得以每期浏览，以见民间读书界的诸种风尚，由于容量有限，这上面所刊载的有许多比较好的学者和作家的短文，读起来解颐且没有读长篇大论的疲乏，真是极好的娱智读物。更加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地下刊物都坚持了许多年，而且封面的漂亮雅洁，实在是许多刊物不能比拟的。另外还有从内刊到有书号的杂志，如肖铁一个人办的《朝花》（内刊），后来改为《思想者》（香港书号），其中所收文章大多是传统传媒或者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我记得有一期做了个胡适特辑，有一期做了个文革专号，都相当有特点。文革四十周年，《今天》杂志有个专号，而《思想者》也做了个专号，均有可观的地方。
除了读书地下刊物这一小潮外，企业界为了增加自己职工的凝聚力、认同感、归宿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少比较有名的公司都办有自己的内刊，其中尤以万科公司的《万科周刊》、SOHO公司的《SOHO小报》比较有特色。《万科周刊》以浅显易懂的经济学文章和一些小资文章为主，而《SOHO小报》在深度和编辑意图上似乎更胜一筹。这两家杂志都出有刊物的文章结集，前者是《白领》精选，后者是《圈子》精选，两者均比有些公开刊物的选本要好。在这里我尤其要赞赏《SOHO小报》的编辑意图和文章深度，以及他所有的一档固定栏目。编辑意图，就是编辑每期就一个话题请一些文化界的人物来谈，可以谈得比较深比较有趣。比如新近一期是谈关于“信仰”的话题，此期里面，徐友渔、越晓的文章写得都不错，可谓自由主义者就信仰问题发表的一些基本看法，这在其他刊物上不可能有的。另外，刊物每期有一块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七、八十年代以前与现在的对比，如同是《人民日报》，他们把几十年前的《人民日报》所登载的文章与今天的文章登载一起，不做任何评价，真是大有看头。比如有一期我记得登的是贵州红卫兵陈保红接受毛泽东握手后的情景，我还就此写一篇博文叫《阿拉贡与陈保红》。更加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它的阅读栏目，请全国四大民营书店的老总来推荐，一来这些老总是经营书的，二来他们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称为学者，刘苏里、严博非、薛野、黄仕忠的推荐文章都很好，偶尔也有另外写的，也有相当的益处。这样的内刊，远超一些公开刊物。
中国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但这些准地下刊物作为中国思想空间的逐步开放，是一种活生生的见证。我认为这些地下刊物的意义，应该与民间的读书会如北京糊涂的旁观者兄等组织的三味书屋读书会、成都由周钰樵先生等组织的草堂读书会等，一同看待他们在重建中国人精神空间的意义。甚至更进一步说，就连民间修家谱、祠堂等方面的复兴，都有对抗国家公权力对底层百姓烤灼的力量，都有争取良好的民间社会空间的意义。再者，许多民间的思想者，包括网络写作者，以及一些自费印制自己思想书籍和回忆录的作者，都是中国民间思想资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读到的一些民间思想者自印读物，他们的敢说敢思，不是一些公开出版物所敢表达的，这里面一些老年人的书籍特别值得敬佩。昨天参加一群老人们的聚会，得到黄承勋的《沸兀斋残稿》，其理性务实，远不是如今那些遮掩历史的人可比。至于像王怡、廖亦武、康正果、汪建辉诸兄所出的一套内部自印“黑皮书”（王怡的《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访谈录》、康正果的《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有没有》），实在有振聋发聩之效。其间廖亦武所办的《知识分子》（出了两期）、自印的《古拉格情歌》等，都有极好的具有民间范本意义的读物，应引起研究者相当的重视。就像研究文革的进程，不能忽略那些灰皮书、黄皮书、内部读物一样，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研究，绝不可缺少这些浮出水面的民间思想与读物，没有这样的历史梳理，就不可能看到民间的意义与力量。我建议有心人应该从以上诸方面出发研究一下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民间思想史，以便彰显更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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