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特稿2007年10月15日】中共在其十七大之前，先开十六届七中全会，将几位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尽管这些人晋身为十六届中央委员没几天任期就满了，但据说这表明中共高层很严格地照章办事。
照章办事，自然不错，而这就让人想到“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制度的设置本身。
1940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闹翻，南共联盟着手推行它的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是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它的理由是，这项设置是革命与战争时期的产物，那时中央委员的被捕、牺牲是常有的事情，就实际需要候补委员，而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需要实际上趋于消失，其设置就应予取消。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近200人，候补委员近120人，人数不少，但实际递补的不多，其实际意义其实仅在于，在中央委员当选票数保密的情况下，候补委员当选票数公开，可以作为观察党代表意向的一个指标──倘若共产党党内选举的票数公开，则这也就失去特别的意义了。
也许，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里，中央委员出事的数量较大，会影响党的运行，这其实涉及的是建立年会制的问题──按年度举行本届大会的年会，增补中央委员的事情很方便就解决了，不必专门设置一大批候补委员。
但是，坚持维系候补委员这样一项适应革命与战争需要的体制，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袱很重，它很难从这些包袱的重压之下走出来。
另一项此类体制，就更为重要，即军队代表。
在其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中共的许多领导人都参与军队工作，军人在中共里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更为鲜明地体现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中共状况的影响。问题是，中共取得了政权以后，对政治本身的规律一直缺乏认识与把握，仍然囿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与经验，死死地抱着“党军”传统不放。于是，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其控制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党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军人在其党内担任职务，“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纠缠在一起难以分辨。军人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中出现，进而，他们也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出现，在政党政治中呈现出极为特别的一道风景，甚至，中共首脑是否身为作为军队统帅的军委主席，也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共对其革命的认识逐渐地变得实际起来，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实际工作则是在其最低纲领指导下进行，而农民子弟参加中共军队、农民支持中共的革命则更为实际，亦即为了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但是，军队的纪律是服从，即使革命后中共背弃了它自己的诺言，推行土地“集体化”及实际的国有化，但军队作为党军，还是在它的控制之下。这样，其“社会主义改造”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控制与掌握军队为基础，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自始即以“党军”体制作为其重要的条件。
那些军队歌唱演员、运动员或其教练成为少将、中将或上校、大校，人们觉得挺有意思。对这些文职军人授予将官、校官，有人有所质疑。然而，既然政治军官可以被授予各级别的军衔，则这些演员、运动员也成为校官或将官，其实并不奇怪──“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参与及控制下的军队，它的种种奇怪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了。
唉，中国共产党认认真真地递补其中央委员，牵出了这一番推敲，还是打住吧。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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