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31日星期一
赫梅特:刀郎究竟经历了什么
美中情报战 分析:中共就是广义间谍组织
美国之音 陈筠 台北 -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日前首度证实,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在十多年前曾遭重创,现在正在努力重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间谍组织,现在的美中科技战事实上就是某种程度的美中情报战。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与封闭的警察国家虽然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但"独裁者困境"常常因为不真实的情报而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
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7月24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曾于十几年前遭遇"毁灭性损失",原因是内部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系统被中方渗透,现在正在努力重建中。
报道指出,2010年至2012年间,至少有30名中情局在中国的干员被中国国安部拘留,大多数人遭到监禁,至少有1名干员在北京一栋政府大楼内,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的面前"被处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称,美方一边反覆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透过情报颠覆国际体系
《外交事务》7月19日刊登评论表示,随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宣布与中国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试图颠覆国际体系,而且他们严重依赖情报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利用美国过去投注大量资源在反恐而分心的情况下,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破坏西方民主,并极尽可能的窃取最多的科学和技术秘密。
该评论说,本身就出身自前苏联情治单位克格勃(KGB)特工的普京,将俄罗斯视为军国主义黑手党政权。他依赖一些拥有情报和军事背景的"西罗维基"集团,该词在俄语的意思是"强力之人",指的不是单一商业集团公司,而是由军队、警察、司法、特务部门的指挥官抱团组成的权力团体。报道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官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背景。
中共的间谍机构则是采取"集全社会之力"的方式来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人、网络和信号情报,同时还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还强迫中国企业在有要求时与情报机构合作,从而将间谍活动和收买融为一体,结果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共重商主义威权模式。一场由新技术倡导的新间谍战争正在展开。

台湾国家安全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
他表示,中共一方面在其党章里面就有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有负责向党报告的义务,而这里所谓的报告就是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向党报告;另一方面,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下组织,因此即便中共建国以后,它还是承袭了这一套观念和作法给政府里的所有部门和人员。
全方位间谍活动
董立文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政府部门、机构都根据其所负责的事务进行间谍活动与渗透。比如中国的教育部在跟海外进行教育合作或文化交流时也同时在做情搜,"孔子学院"和"千人计划"都是很好的案例,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依此类推"。
董立文说,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全球化、网路化和科技化。全球化指的是人员、资金、技术、商品和资讯的跨国界大规模流动,中国也趁此将间谍活动参杂在这五大要素中,通过全球化让中国的间谍网遍布全世界。而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更甚于俄罗斯,中国间谍网亦是。
董立文表示,在2018年以前,美国情报圈最大的任务目标是反恐,因此美国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在反恐战争,结果造成了中国间谍崛起。一直到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才开始觉醒,公开宣示自此美国的情报圈都要把应对中国和俄国放在首要位置。
中国列首要威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发表的《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威胁评估》,将中国列为首要威胁。这项报告关切中国威胁的七类活动,包括结合政、经、军等各种力量强化共产党统治,透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扩大军事投射能力;调整核武政策与扩大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建立太空站,追求成为太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拥有强大的网路攻击能力,利用网路监视人民;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并弱化反中势力的"恶意影响力"。跟去年相比,今年另新增第七类"科技与经济"的威胁类别,包含投入科技自主、获取美国军民先进技术、控制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等。
分析人士说,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程度不断增加,中国透过窃取美国军事和民间科技与智慧财产权的方式,意在削弱美国的各种优势,最终的目的是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情报战基本上就是透过情报的搜集、研判跟运用三个步骤,来达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情报与反情报是一体两面,从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的《反情报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防止间谍活动的五大战略目标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减少主要供应链受到威胁、打击不公平利用美国经济的行为、保护美国民主不受外部影响,以及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的网路活动和技术活动。
钟志东表示,换句话说,美中科技战其实就是另一种美中情报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设下层层障碍,为的就是不让中国轻易取得尖端技术而伤害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现有优势。
钟志东还说:"以前的情报相当程度是依赖人渗透到相关的组织里面去获取相关的情资,可是现在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科技。"
全社会途径反制
他说,现代情报战的新课题是情报的来源不再只从传统的政府部门和外交人士的"公领域"而来,更多的是来自于"私领域"的商业部门,比如民间的商业卫星公司,和包括中国特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海外警侨站"和华人社群等。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反间谍行动必要须采取"全社会途径",将公领域和私领域整合,并强化运用私人商业情报的能力。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情报有90%到95%来自公开的开源情报,其余的10%到5%靠的是内线情报,也就是所谓的人员情报。
他说,中共除了透过西方公开的硕博士论文、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情搜外,现在更多的是从网路或者搜寻引擎、社交媒体而来,透过大数据和AI人工智慧进行分析,再筛选出有用的资讯。
不过,科技虽然让情搜变得容易,但如何辨别真伪也变得更加困难。分析人士说,虽然搜集封闭警察国家的情报,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可以透过美国的开放网络与言论自由,散布假讯息并轻易取得西方世界的开源资料,但中国的封闭式网络却连外界现在要付费下载中国期刊资料都不可得,双方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现况。
独裁者困境
但钟志东表示,自由世界也不用太悲观,因为"独裁者困境"是警察国家的一大致命伤。所谓"独裁者困境"意旨独裁者身边的人为了阿谀奉承而不敢讲真话,因此提供给独裁者的资讯都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真实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使普京是人称的间谍大师,但实际上却因一系列情报失败而让俄罗斯至今仍深陷战争泥淖。相反地,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成功拼凑了普京的战争计划,并将其公开化,让俄国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突发性和隐蔽性,并制造了俄国内部分裂。
钟志东说,习近平的独裁程度比普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情报单位在提供给习近平的资讯也很可能是扭曲而不真实的,这让中国变得不可测而充满危险。
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表示,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两个阵营在对阵的时候,民主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也是专制国家最脆弱的地方,因而时常发生内斗。过去中共的贪官外逃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因为中共官员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有人权法治的国家,所以美国要明确地向中共叛逃者保证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让更多的志愿者叛逃到美国,美国也能借此获取更多的内部情报。
此外,资料库也一直是数位极权国家的弱点,因为中共利用天网等工具对全国人民进行严密监控,所以只要能进入到它的资料库,全中国人民的资料,包括习近平,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不过,杨太源提醒,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同时,"自己人"的保密工作仍是相当重要。美国先前之所以会在中国遭受这么大的伤害,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强的内线去支撑,而过分依赖网络或是微信等公开的照片,以致于没办法了解对方的决策逻辑,进而造成研判上的落差。
顏寶剛:「信心比黃金重要」,要挽回民企信心,但民營企業家還會受騙嗎?
中國前任總理溫家寶說過,「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在經歷了三年內地「國進民退」,特別是習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令民企幾年間飽受蹂躪,民間投資首次倒跌。現在面對經濟困境,中央終於作出妥協向民企低頭,放出利好政策,希望重振民企信心。只是民營企業家均稱,重建信心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譽,他們今天還會再受騙嗎?
上周的政治局會議雖然未有放出「大招」,但政策取向卻出現重要轉向,令投資者憧憬內地將陸續公布具體刺激經濟措施,市場氣氛驟暖,刺激中港股市急漲,恒指全星期累升841點,夜期更一度衝穿兩萬點關口。
觀乎今次會議,中央終於願意承認現實,坦言「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這與4月時會議的樂觀取態出現一百八十度轉向,反映相隔三個月,中央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基調大變,承認當前經濟困境,尤其是把「內需不足,企業困難」列為兩大挑戰,市場預視政策將會發力針對刺激樓市及重振民企信心。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時任總理溫家寶曾在紐約發表演說,稱「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在經歷過去三年受疫情困擾及習近平打出「共同富裕」旗號,令到中國經濟今天處於不穩定狀態,甚至跌至改革開放以來最暗淡的時刻,恐怕習近平今天才明白溫家寶這句話的確切意思。
要重振民企信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是聯合高調發布了一份包含30多項指導方針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首次提出要把民營企業「做大做優做強」。之後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切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鼓勵企業敢闖、敢投、敢擔風險,積極創造市場」。
顯然這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政府打壓民營企業、壓制創新、推崇國有企業三年後公布,差不多相當於一種妥協,即中共承認之前的行動以慘敗告終,政策出現了「誤判」。

民企部門貢獻了中國約60%的經濟產出和80%的城鎮就業,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失速」之際,中國政府向民營企業伸出了橄欖枝。這也表明過去三年的形勢有所緩和;在過去三年,中國官員通過一系列監管整治和嚴格限制,對包括補教行業和房地產在內的一些行業造成了巨大傷害。
「我們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習近平在今年3月重複了他2018年說過的話,但很多民企企業家私下卻對中共「鼓舞人心」的言語不屑一顧,他們說中共的說話「鬼才相信」。
《紐約時報》一篇專訪中提到,不少企業家均稱,信心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譽問題。他們表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幾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譽。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話,至少要為自己的錯誤道歉,就好像中共曾在文化大革命後發布了一份文件,承認了1949至1976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犯的一些錯誤。
另外一些人也指出了中共在「文革」後給受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他們說,政府至少應該釋放任志強和孫大午,這兩名敢言的企業家最近被捕,後都被對判處18年有期徒刑。還有一名企業家說政府也可以退還對其公司的罰款,他認為罰款是懲罰他的公司不聽中共的話,也是為財困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就好像覺得自己被搶劫一樣。」
現實是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們表示,光靠宏大的口號和口頭支持是不夠的。內需低迷,加上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仍偏愛國有企業,意味著民營企業主的信心不太可能好轉,至少短期內不會。
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萎縮0.2%,這是自2005年開始收集該官方數據以來首次出現萎縮,但2020年除外,當時中國經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衝擊。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投資同比增長了8.1%。
中國政府重振商業信心的行動關係重大。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萎靡不振的民營部門,就有可能使中國2023年實現約5%的經濟增長目標變得更加遙不可及,還可能加劇本已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

多年來,民營企業,尤其是在科技、補教和房地產行業的民營企業,吸納了大量中國高校畢業生。分析人士稱,近年來針對這些行業的監管增強,再加上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已導致年輕專業人才的就業機會大大減少,推動中國青年失業率觸及21.3%的紀錄高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近日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問題: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
克魯明表明,現在的中國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中國經濟極不平衡,消費需求過低,僅靠過度膨脹的房地產行業維持經濟運轉,勞動適齡人口也在減少。但與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國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仍然遠遠落後於技術尖端,中國可能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間高速增長後,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滯不前。
然而,如果中國正走向經濟放緩,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它能否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規模痛苦或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管理較低增長的能力。克魯明相信在一個不穩定的專制政權下,中國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特別是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已經比日本高得多。
克魯明的結論是,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情況只會更糟。
因此今次政治局會議後,如果政府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民企信心很難靠口號就可以恢復,中國將會錯失「救市窗口期」,未來或要付出更多代價,包括失業、企業破產、銀行體系崩潰,甚至有機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
- 顏寶剛
王丹:秦刚事件的两大疑点
让外界猜测了很久的原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了半套结果。所谓半套,就是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被免除,换成前外交部长王毅回炉。
中共真的从来不让人失望,永远有精彩的宫廷戏。话说这位秦刚先生,2022年10月进入中央委员会,12月底就任外交部长,升正部级,2023年3月升任国务委员,半年三级跳,直接到副国级,在中国政坛可谓炙手可热,俨然就是一颗政治新星。然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新星变成彗星,秦刚人间蒸发,再次验证了,在中共体制当官,也是高危险职业。说是半套结果,不仅是因为官方并没有宣布原因,更是因为这次秦刚事件发展至今,存在两大疑点:
第一,令外界大惑不解的是,秦刚显然出了问题,才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但中共却保留了他副国级的待遇,也就是国务委员的职务。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国务委员只能是全国人大罢免,人大常委会无权,这不对,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罢免了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杨晶的职务。显然,这样的处理是给秦刚留了很大的面子。有人猜测,秦刚免职可能就是健康因素,毕竟国务委员不用到处跑,而外交部长一定要出访。这听起来有理,但问题是:如果是健康因素,有什么不能说的?"因为健康因素,辞去外交部长职务",这不是很光明正大的说法吗?这么合情合理的理由不说,应当就不是这个理由。那到底是什么理由?我个人认为,秦刚能保留着副国级,再次说明他与习近平的关係很近,显然习近平还在试图保护他。
第二个疑点,为何是王毅回锅?本来外界盛传的马朝旭,外交资历非常丰富,相对也年轻有为。为何不可以接任部长?王毅已经是外事办主任,现在兼任外交部长,七十岁高龄还要双肩挑,看来习近平找不到别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找不到?王毅回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决定,只能说明问题比呈现出来的表面情况更複杂。这或许是因为在外交系统,习近平能信任的就是王毅了,或许是因为习近平决定在外交路线上,还是要维护"战狼外交"的风格。从这个角度上看,王毅的确是最安全的人选。习近平在试图向外界表示,中国政治高层没有出什么大事,一切都平稳。
总体来讲,秦刚事件发展到今天,证明先前外界传言的的绯闻和健康,都不是导致秦刚出事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跟中共在中美关系上内部的路线斗争有关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秦刚应当算是亲美派,而王毅比较算是亲俄派。现在中国在与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上确实处于两难困境。
当然,中共黑箱作业,我们很难拿到确凿的证据,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第一,中共高层并不稳定,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并未定于一尊,有人要搞秦刚,目标当然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一直强调"惊涛骇浪",显然是有根据的。第二,习近平的决策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游移不定,一个月之久才有半套的结果,而且结果是如此的不清不楚,这显示习近平的决策力已经下降,开始呈现力不从心的感觉。秦刚保留国务委员是给习近平面子,但未来不排除国务委员也被免掉的可能。7个月后就开全国人大,届时也许还会有新的变动。或许到那时,秦刚事件的效应才能够进一步显现出来。秦刚时间,显然还在进行中,各种可能性都还依旧存在,这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应当说才刚刚开始。
伊利夏提:从禁书到种族灭绝
很多人都知道德国犹太诗人海涅说过:"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但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海涅这话的出处和背景。
海涅于1820年在波恩上大学时,德国刚战胜拿破仑法国不久,正是德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制定了很多歧视和排斥犹太人的政策,被极端民族主义蛊惑的德国大学生,开始在各大学校园里焚烧不符合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书本。看到此情此景的海涅,便以1492年西班牙征服格林纳达后,发生的强制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焚烧《古兰经》事件为背景,写了他一生唯一的剧本"Almansor"。
"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便是海涅借这一剧本主角之口发出的警示。
海涅这句预言式警句,在近代,以希特勒纳粹德国的禁书、焚书、集中营和以犹太大屠杀冠名的屠杀,不幸被证实。
但海涅的这一预言式警句,尽管被血淋淋的屠杀、种族灭绝一再证实,忧心忡忡的文人学士也在不断地重复引用,试图阻止悲剧的重复发生;但极权政府却一再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变换手段和口号,继续禁书、焚书,也烧人;而极其可悲的是,极权统治下的部分民众,似乎也非常地健忘,不停地被极权政府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蛊惑,加入到焚书,甚至烧人的行列;自觉不自觉地助纣为虐,成为极权政府的帮凶!
我作为一个维吾尔人,被迫生活在极权中国殖民统治下,一生也见证了发生在维吾尔民族头上的无数灾难,包括禁书、焚书和烧人。
我最早见证的禁书、焚书,甚至烧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我年龄很小,只是觉得禁书、焚书不应该,但没有太多的思考。
伴随76年毛泽东的死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维吾尔人以为,在经历了那麽多血腥的人为灾难后,那一块儿土地上,应该再不会有禁书、焚书,更像想不到还会再出现杀人、'烧人'。
但,幼稚善意的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禁书和焚书,甚至烧人,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就悬挂在维吾尔人头上,根本就没有远离过!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获得一喘息机会的维吾尔人,开始挖掘被殖民者以革命的时髦词汇所刻意掩埋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信仰和传统;幸存下来的老一辈维吾尔知识分子,大多刚从劳改农场、监狱释放回家;他们不顾遭受的身心伤害,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复兴维吾尔民族文化的事业中,开始大量书写、翻译出版各类书籍。
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维吾尔出版业的短暂繁荣,禁书的名单也跟着来了。八十年代末,第一批由自治区政府正式下文被围剿批判并被禁止出版的书,我记得大概有六本。
著名维吾尔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图尔贡∙阿力玛斯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典文学》名列榜首;其他被禁的书,有著名诗人、作家、学者阿布都热依木∙武铁库尔的《足迹》;三十年代被盛世才杀害维吾尔著名诗人阿布杜哈里克∙维吾尔的《诗集》;和描写当时轰动维吾尔人社会的、时任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的维吾尔∙米诺夫的女儿、著名维吾尔女演员夏提古丽∙维吾尔被炸身亡事件的书《夏提古丽∙维吾尔》。
当然,有很多八十年代出版发行的其他维吾尔书籍,特别是有关1944年成立东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国历史的书,大都是昙花一现;尽管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没有明文禁止,但基本上是刚听说书出版,过两天书店就没有了,也没有再出版过;如作家阿布都热合曼的《涛涛的伊犁河》、武铁库尔先生的《苏醒的大地》等历史小学。
最令历经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一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批判围剿和'烧人'事件,发生于2001年的1月1日。那一天,在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会堂举办著名演奏家努尔麦麦提∙吐尔逊的弹布尔演奏晚会,演奏过程中,作为演奏家朋友的维吾尔诗人吐尔逊江∙艾买提诗兴大发,即兴写了一首诗,并当场上台朗诵。
这首诗,不尽断送了演奏家的演艺生涯,而且还牵连了一大批维吾尔演艺界人士、及一大批维吾尔作家和诗人;演奏会第二天,自治区政府立即下文,开始了对维吾尔知识界的批判围剿和清洗;各大学开始了整顿教育;诗人被抓捕监禁;演奏家努尔麦麦提∙吐尔逊在隔离审查中,不堪精神折磨,很快便撒手人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接努尔麦麦提∙吐尔逊新年演奏会之后的禁书、焚书和杀人,发生在2005年,年轻的维吾尔作家努尔买买提∙亚森,他因其发表于《喀什噶尔文学》的一篇寓言故事《野鸽子(Kok Kepter)》而于2005年被捕判刑,他的寓言故事被禁。据后来的报道,不到40岁的努尔买买提∙亚森,大约于2011年死于监狱关押中。
维吾尔人,书写出版文学艺术书籍是危险的,写诗、出版诗集也危险,书写上世界三十年代两次东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国历史,更是雷区,稍不小心,不仅会书被禁止出版,人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会坐大牢,甚至失踪消失。
书写出版有关伊斯兰信仰的维吾尔语书本则更加危险;要书写有关伊斯兰信仰的维吾尔语书籍,作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冒着生命危险自己非法出版,要么是放弃,让作品胎死腹中;所以,在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上找不到正式出版的维吾尔语伊斯兰书籍。
我在国内时拥有的伊斯兰书籍,要么是在夜市里买的维吾尔语非法出版物,要么是在回族人伊斯兰书店里买的中文非法出版物。
一些牵扯维吾尔历史的书,或者有关19世纪末维吾尔新式教育的书籍,如上世纪初维吾尔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参加过在喀什噶尔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著名维吾尔政治活动家、作家、历史学家,默罕默德∙伊敏∙博格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喀布尔流亡期间,写作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国内时,只听说过,没有见过;依据中国殖民政府的不成文政策,维吾尔人拥有该书就是犯罪,被判刑入狱、甚至杀头都是可能的。
当然,降落维吾尔人头上的,最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最终的烧人,则是始于2016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
大概是在2018年年底,一位刚从乌鲁木齐回来的美国外教女士告诉我,她的很多大学维吾尔同事,悄悄地问她能否帮忙将他们家里的书籍扔到街头上的垃圾箱里;她哭着说,因为她自己也害怕,只帮助一两位她最好的朋友扔了一些书,但不得不拒绝其他同事的求助。
去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于2022年死里逃生跑出来的一对中年维吾尔夫妇,都曾经是老师。他们告诉我,很多维吾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在恐惧中,不得不主动上交很多家里的藏书;他们说,上交的维吾尔语书籍,堆满了大学的几间教室,后来被用车拉走了,不知道是被烧了、还是捣碎了。
这对中年夫妇告诉我,再后来,很多上交了书的维吾尔老师,开始一个个被抓捕失踪。他们说,当时,整个维吾尔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都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而且每家都在家门口放着一个收拾好的小包和一两件厚衣服,以便突然上门被带走时有所准备。
我问他们,你们也准备了吗?女主人说,当然了;说完,她低头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男的一脸忧郁看着我说:"你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是死里逃生;那里,对维吾尔人而言,已经是人间炼狱。"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就如二战时美国、英国的犹太人,对当时发生在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所知有限一样;今天,我们海外维吾尔人对发生在家乡维吾尔人头上的种族灭绝的了解,毫无疑问,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作为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我,也毫无疑问地确信,就如海涅在两个世纪前所警示的"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