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毛似洪武，习如崇祯

图：崇祯皇帝煤山上吊自杀处

在共产主义"神圣家族"里，与毛泽东言行举止最相近的人其实是斯大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极其神似之人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故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习近平欲走毛泽东的回头路，崇祯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标。

斯大林加朱元璋

毛泽东曾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不恰当。毛是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权谋大师，马克思只是埋首书斋、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家，二人的性格修养、精神气质格格不入；作为草莽"革命家"、山大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人处事与天潢贵胄秦始皇亦相去甚远。

在共产主义"神圣家族"里，与毛泽东言行举止最相近的人其实是斯大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极其神似之人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自我膨胀、自我陶醉，与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寓自勉自励之意完全不同，试想，一身而兼祧古今中外之主义宗师、帝王魁首，岂非世间"伟光正"之极致？然而，说毛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不如说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或"中国的斯大林、现代的朱元璋"更加传神，更加入木三分。

毛泽东神似朱元璋

关于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道："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实在是不胜枚举：都是农民出身；都是打游击起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半调子读书人；都是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军事统帅；都是靠内战得胜而开国建政；都精明强干而心胸狭隘；都残忍嗜杀，喜用严刑峻法；都是玩阴谋、弄权术的专家，诛功臣、整文士的高手；朱元璋以谋反之罪屠戮开国元勋，毛泽东搞"路线斗争"打倒中共元老；都好色、多欲、好大喜功；都轻视生命、蔑视文化、贱视下属、"毁人不倦"，一个发明了廷杖——当众打大臣的屁股，一个发明了整风——公开凌辱兼自我羞辱；也都是一脑门小农意识，闭关锁国，重农轻商；都缺乏敬畏之心，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厚今薄古、亵渎圣贤，一个删孟，一个谤孔……简言之，毛泽东与朱元璋的"丰功伟绩"与"晚年错误"大抵雷同，除了时代背景相异，剩下的差异只在数量级的高低——比如说，朱元璋欠下的命债以百万计，毛泽东制造的冤魂以千万计，《大诰》发行了一千万本，《毛主席语录》发行了50亿本。

朱毛之治大抵雷同

除了性格、癖好、"建国大业"、屠杀功臣基本相同之外，朱毛二人的治国方略也大抵雷同：

朱元璋信奉平均主义，与毛一样，也曾打土豪、灭富强，洪武一朝"富室或死或徏，声销尾灭，荡然无存"，郭桓案全国追赃，导致"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明史》）。相较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朱元璋的仇富暴政更加酷似毛泽东的暴力土改、"阶级斗争"；

朱元璋也热衷于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发明了强制性、世袭性、等级性、分裂性的户口制度，堪称中共户口制度的祖师爷。此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成长，因为它使国民的创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失去了基本自由；

朱元璋防臣子如防仇寇，他规定文臣武将不得往来，内臣外臣不得交结，给事中、御史、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剥夺了皇家子孙的基本人权，朱家的藩王们虽然锦衣玉食，却丧失了人身自由，不许进京探亲，不许交朋结友，诸王终生不许相互见面，甚至不能随便出王府，连出城扫墓也得向皇帝"请而后许"。这与毛泽东严控高层同僚，不许政治局委员相互串门，动辄以"反党集团"将"亲密战友"构陷入罪，连总理周恩来住院开刀也必须毛亲自批准如出一辙；

朱元璋也爱搞群众运动，他发动全民学习皇帝语录《大诰》，动员"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将扰民官吏"拿赴京来"，洪武十九年甚至发布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最高指示：任何臣民均可冲进官府，捉拿他不满意的官员。若非当年通讯闭塞、交通落后，否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造反运动很可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以上种种，朱元璋就像是毛泽东的前世，毛泽东简直就是朱元璋之再生。

可叹朱明劣制至今犹存

朱元璋大概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恶劣的"开国领袖"——除了毛泽东之外，也有比这二人更劣质的，如后梁国朱温，如大西国张献忠，但那些"国家"开国不久就亡国了，且名声很臭，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反没有朱毛这般严重。明朝重"祖制"，清又承明制，毛又复朱制，结果，朱元璋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及其所玷污了的政治文化反而垂之久远，差不多是国史上最长寿的。

《明史纪事本末》如此称颂朱元璋所创之制："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三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光读这几句，还以为是后儒颂周孔，哪知是史家歌颂半文盲起家的朱元璋呢，这说明明清两代多数学者的政治鉴赏能力也差不多退化到分不清好歹了。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汉族王朝相比，明朝既无汉唐的自信、开放，也无宋朝的发达、"现代"——宋朝虽说军事不敌周边蛮族，但文化科技傲视世界，社会与经济结构以及人文自由精神都已经颇有资本主义"现代"范儿，中国之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正是从明朝开始。明朝以前做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令人羡慕，彼时中国不仅一向比周边各国更加文明、富庶，也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更加贫弱——共产党宣扬"中国封建落后了几千年"、"穷了几千年"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当然是不成立的，是厚今薄古、压低古人以抬高自己的政治谣言。

清王朝本是异族入侵，入关之后政治体制汉化，诚然是好事，不幸的是，史上帝王数百，满族人却拜错了师傅。顺治帝认为，"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详备，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盛赞朱元璋"治隆唐宋"，说明清朝最初这两代"领导核心"均见识短浅，只知有明，未识唐宋。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确开了中国历史的倒车，但此倒车并非相对明朝而言，相反，"清王朝最大的错误是过分承袭前朝"。于是乎，朱元璋创造的恶法劣制也就由明而清、由清而毛，六百余年传承不绝，至今犹存，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习近平如崇祯

自朱元璋、朱棣以降，明朝诸帝在智力、能力方面呈单调下降趋势，或愚鲁低能，或偏执变态，或疏懒成性，大抵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王朝"基因"有问题，出不了明君圣主倒也不必苛责，然而到了万历、天启年间，就连做昏君、暴君也做得越来越不成体统了。万历帝晏居深宫三十几年拒不上朝，除了日日饮酒淫乐之外，唯一的兴趣就是派出太监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括钱财；天启帝无知愚蠢，只爱做木匠，无心当皇上，把国家大事几乎全都推给了被捧成九千岁的文盲太监魏忠贤，致使满朝遍布魏氏党羽，全国兴起学习"厂臣"系列重要论述《三朝要典》并为其歌功颂德建生祠的热潮。

明朝末年的情形与当今中国颇相类似，体制内外皆萎靡不振，中央地方均腐败透顶，上上下下全都是些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主儿。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上了台，似乎是回光返照，明朝又在它的最后时光重现了太祖时代的高效专制风采。

毛似洪武，习如崇祯。崇祯皇帝与习近平一样，一反几代先帝怠政惰治、"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传统，焦心求治，"夙夜在公"。《明史》说他"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朝遗老怀念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那么，崇祯皇帝究竟做了哪些大事儿呢？让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即位之初不动声色清除了魏忠贤及其腐败透顶的"阉党"团伙，此案牵连进去的"大老虎"多达258人，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打虎"工程——因为魏忠贤虽然名义职务只是"厂臣"，实际上却是掌握最高实权达七年之久、党羽遍天下的"代理皇帝"；二是己巳之变，杀害忠臣良将袁崇焕，此举等同于自断手足，替皇太极除去一劲敌。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史家多以为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但以崇祯之英察睿断，应不至于被满人儿戏一般的反间计所骗，"通虏谋叛"或"贿赂辅弼"（有御史诬举袁崇焕贿赂钱龙锡）都是遮人耳目的欲加之罪，崇祯的杀机源于内心阴暗，他忌惮袁崇焕的勤王之师"兵薄城下"，故捏造罪名杀之以绝后患。

回头路即是亡国路

毋庸置疑，崇祯皇帝一片"救我大明"之心可鉴神明，正如习近平一片救党保权之心可昭日月。崇祯急于将被他爷爷万历皇帝、哥哥天启皇帝糟塌得不成样子的大明江山"矫枉振颓"，这也没什么不对，他不对的地方是不应该走回头路，一味模仿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乱世用重典，反腐动真格，但只治标、不治本，只反腐、不改制，结果，反腐也就沦为无休无止的恶性党争；他自视甚高，刚愎自用，内心阴暗，用人生疑，又只肯听颂歌，不肯听批评，文臣武将动辄得咎；他像朱元璋一样，廷杖随便打，诏狱随意定，官员随便杀，直到上吊自杀之前仍然责怪"诸臣误朕"、"文臣可杀"，似乎忘记了这些大臣均是他亲自选拔；他做事急躁，旦夕操切，经常只问动机，不顾后果，比如改革驿站，原为杜绝腐败陋规、节省国库开支，但钱没有省下来一文，却让驿站数万失业民伕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逼得他煤山上吊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即是原驿站民工。

崇祯皇帝很委屈，"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其实他一点也不冤。朱元璋所创制度削内阁，夺相权，皇帝独揽大权，是有史以来专制程度最高的绝对君主制度，这种制度对皇帝智力、能力、精力的要求很高，所以非常脆弱，很难持续正常运转。明朝诸帝中有终生做顽童的，沉湎酒色不务正业的，畸恋老保姆的，修道炼丹走火入魔的，这正是对朱元璋之制报复性的隐形修正——换言之，正因为有那些不称职、不敬业的朱家皇帝，才让明朝的绝对专制制度有所松驰，而得以延续，一旦回归了朱元璋之制的原教旨主义，反而大事不好，亡国在即。崇祯的错误就犯在这里。毛泽东所创一党专制体制也正是因为邓、江、胡腐败集团的变通改易而苟且延续，习近平欲走毛泽东的回头路，崇祯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标。

2015-3-4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慕容雪村：当公开悔罪在中国愈演愈烈

薛蛮子被在CCTV上认罪

中国珠海——十四岁那年，我因为逃课被老师逮住了。这位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而我当时只是个小矮子。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宿舍一直拖回教室，不时在我后脑上扇一巴掌，同时大声斥责我的无耻行径。当时正是课间时分，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这一幕。

两天后，在全年级大会上，这位老师把我叫出队列，当着所有人的面读了一篇大约600字的检讨，在这篇检讨中，我承认自己"懒惰""不守纪律""对不起老师和家长"。所有的同学听了都笑，那位老师满意地点着头，而我，感觉就像被当众剥光了衣服。

这种事在中国的学校中并不罕见，从小学到大学，我见过无数次当众检讨，因为打架、做弊，或者是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触发这种检讨程序，然后你就必须站到众人之前，从道德上、品质上，毫不留情、甚至是极度夸张地贬低自己。而只有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才能体会那是多么严重的羞辱。

"把坏人抓出来示众，并且公开地羞辱他们"是共产中国的固有传统。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两年间，更是玩出了许多时新的花样，这种公开的羞辱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艺术上的杰作，就像我们精美的丝绸和瓷器。

与过去那些血腥暴力的公开批斗会不同，现代中国的电视悔罪看上去更温柔，更真挚、更富于道德感召力。这些频发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是多么不在意人民的权利、尊严和隐私。

中国政府的头号媒体CCTV报道过多起悔罪事件，其中有商人、有编剧、有明星、有编辑和记者，以及任何在共产党为维护其一党统治而发起的运动中站错了队的人们。这些人坐在栅栏之内，穿着土黄色的囚衣，一些人剃了代表囚徒身份的光头。他们在镜头前面色沉重，甚至泪流满面。

和世界上大多数的电视台不同，在中国，CCTV有着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能量。它的记者可以进入守卫森严的看守所，让白发苍苍的老人讲述自己的嫖娼经历和特殊癖好，让妙龄女郎讲述自己如何私会嫖客和每次的收费金额。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些案件都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CCTV的报道就已经预先为他们定了罪。

几乎所有的悔罪报道都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某项运动。2013年9月，在政府清剿网络言论之时，CCTV播出了风险投资家、知名博主薛蛮子的嫖娼自述。他是一位互联网投资家，在新浪微博上极为活跃，拥有超过1200万名粉丝。

在习近平持续整顿媒体之时，CCTV播出了记者陈永洲、高瑜和受人尊敬的编辑沈颢的悔罪镜头。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全国观众面前，被迫或者承认自己敲诈企业，或者出卖国家机密。

70岁的高瑜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她身穿囚服，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教训。"

在此后的采访中，她的律师说她之所以悔罪，完全是因为政府威胁她的儿子。至于薛蛮子等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政府也对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但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拒绝CCTV的采访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气。

共产国家都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6年中，这一点从未变过，近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薛蛮子等人的经历证明，为了某种宏大的目标，个人的权利、尊严和隐私都是可以牺牲的。

对公民的权利和尊严──哪怕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但中国政府显然对此并无多少认识。虽然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国民，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增加多少，甚至还有不保之虞。

在中国的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国梦，强国梦"的巨幅宣传画，要求我们为了中国的强大和复兴而奋斗。在中国，"国家"一词常常指的是政府，对我而言，假如自由没有随之增加，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可实在算不上什么美梦。

2014年4月16日，当时61岁的薛蛮子因病取保，从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家中。两天后，他发了几条微博，首先向自己的家人和1200万粉丝道歉，然后说自己不会再转发那些未经核实的消息，要"发挥正能量"，还要帮助年轻人实现"中国梦"。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由Harvey Thomlinson翻译。

丹尼尔·加德纳：柴静有那么可怕吗

Tom Jay

《穹顶之下》经历了旋风般的几周。这是一部以中国严重的大气污染危机为主题的类似TED演讲的纪录片，由曾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CCTV担任调查记者的柴静制作并担任旁白。2月28日周六的时候，人民网等机构发布了这部片子，并且附上了对柴静的专访。第二天，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将该片比作中国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宣称"柴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换取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

然而，两天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指示："对纪录片《苍穹之下》（网上流传的指示截图中原文如此——译注）和该片作者……各级各类媒体……一律不再报道。"

不过，就在柴静这部环境方面的揭露性影片的命运开始逆转之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到了第二天，北京却进一步加强了之前的指令："视频网站删除《穹顶之下》，注意控制有关评论。"

就在同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自己在环境方面的坚定承诺，表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让人困惑吧？为什么会如此反复无常？一定程度上，这显示出，与许多外部人士的看法不同，北京的一些人的确意识到，污染已发展为一种引发民众普遍担心的危机，必须加以应对。然而，说到底，在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背后，隐藏着一个现实：党的领导人害怕的是，环保热潮演化为有组织的全国性运动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穹顶之下》是部强有力的纪录片。在104分钟里，柴静在一面大屏幕前来回走动，将图表、数据、生动的图片、访谈和个人经历融合成一个有关中国污染危机的动人故事。

正如其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这部片子并未提供多少新信息。观众听到的是：燃煤与汽车是污染的主要来源；至少有50万中国人因心血管与心肺疾病早逝；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环境法规，但执法薄弱，甚至不存在；环保部人手严重短缺，资源极度匮乏；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常常对污染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权有势的油气行业——其中多数为国企——对提高燃油标准相当抗拒，因为它们担心提高的生产成本会落到自己头上。

柴静小心处理，以免让主要话题淹没在大量的数据中。她还给片子增添了浓重的个人色彩，将中国的大气污染与自己女儿的健康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一部牵动为人父母者心弦的片子。

截至3月2日周一的时候，《穹顶之下》在优酷和腾讯等视频门户网站上的点击量过亿，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可观的讨论，光是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2.8亿条相关帖子。在网络上被删除之前，有逾2亿人观看了该片（中国的网民总数约为6亿）。人们都纷纷去观看它、讨论它。

这又不是一部探险、科幻或成人片。那么，一部基于事实的关于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为何会瞬间走红？一些分析人士将《穹顶之下》定性为中国关于污染问题的全国性对话的开端。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公众已然被唤醒了。过去两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共同提升了民众对污染问题及其灾难性健康后果的意识。当《穹顶之下》在网上推出的时候，观众已经准备好了。

毕竟，污染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日复一日的雾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学校停课的日子、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儿童医院的就诊。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频繁地走上街头，抗议造成污染的工厂和发电站。人们迫切想要了解这些正在威胁自己健康、甚至子女健康的有毒物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它从何而来，它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他们想要从某个自己尊敬的人那里得到答案。柴静符合这个要求。

我猜，这部纪录片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也是它能够吸引人们疯狂传看的一个原因。公众都深信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听柴静讲述那些暴露官场腐败现象的事件，不仅印证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还有宣泄的作用。当她质疑政府为何未能有效实施环保法规和执行现有的明文规定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共鸣——因为许多观众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心理学家唐映红关于这部视频的吸引力的文章引人思索，她说："人们观看、传播和讨论，并不是观念上的更新，而是情绪上的宣泄和感受上的释放。"

因此，《穹顶之下》可能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可以集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为后者在应对民众每天呼吸的有毒空气这个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

审查机构突然封杀这部视频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对大众的这种吸引力。政府曾经展示出对网络抗议甚至街头抗议的一定程度的容忍——只要它们是地方性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在北京的领导人眼里，《穹顶之下》这部视频能够刺激2亿到3亿人，并让他们投入到共同的事业里。

200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0周年之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文章中写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打开了让言论自由大大增强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从前所了解的那个制度再也无法维系。"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他的上述言论，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对污染的普遍愤怒不会导致自己的覆灭。

从《穹顶之下》的例子中还能得到另一个教训。再次与许多人看法相悖的是，政府绝不是铁板一块。部长们在博弈，党内的利益集团在博弈。《穹顶之下》支持了那些赞成从经济增长或"GDP崇拜"转向环境治理的部长和利益集团。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环保部积极推动了这部视频的制作，希望向中国的内阁国务院施压，增加目前十分稀缺的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

然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这样的强大部委可能不会喜欢这样一部视频，因为它把经济增长塑造成了这个国家环保工作的敌人，还谴责了中石化等国有企业把利益置于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之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早就准备好了在这个视频成为麻烦时把它删除，而它也的确成了一个麻烦。

去年，李克强总理宣布"向污染宣战"。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十分严肃。但要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工业领域、各级官员，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封杀《穹顶之下》不会让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政府的事业；这样做更有可能只是加剧了政府打算消除的不满。

丹尼尔·K·伽德纳(Daniel K. Gardner)是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德怀特·W·莫罗历史学教授。他即将完成一本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专著。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曹长青：柴静式的“动静”越多越好

柴静《穹顶之下》

前中央电视台主播柴静拍的《穹顶之下》轰动中国网络，据说点击率愈亿，各方评论褒贬不一。本来对官方支持、在人民网等喉舌刊登出来的东西不看好（后来听说又被撤），但有朋友特别推荐，说应该看一下。粗略看过一遍，有这样几点感想：

一 般来说，谈环保的议题，在西方都是政治正确的东西，所以都得到主流媒体（实质是左翼媒体）的叫好。因为这种题材，往往都是站在道德高地，替全民说话，替孩 子着想，替未来担忧。正确无比，深得人心。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热衷这种题材，他拍的《令人不安的真相》（说全球气候过暖）就拿到西方大奖：人道主义特别 奖，奥斯卡纪录片奖，他本人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柴静的《穹顶之下》是谈中国的空气污染（雾霾）问题，也属于这种替天行道的议题，自然也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戈尔的纪录片创了美国票房纪录）。

美国CNN在报导《穹顶之下》时，还真的把它夸赞成是中国的《令人不安的真相》，就差没说柴静是中国的戈尔了。

我 对戈尔和其《令人不安的真相》有过很多批评（请见"地球过热，还是左派头脑发热？""是全球过热，还是财迷心窍？""人都冻死了，还全球过暖呢"等），指 出像戈尔这种西方左派热衷夸张气候过热，实为热衷意识形态，正如对"全球过热说"批评最强烈的政治家、前捷克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所指出的，"过热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限制人类的自由。克劳斯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面临危机的是自由，而不是气 候"，指出今天世界的危机，是人们被剥夺选择自由。

柴静的《穹顶之下》虽然也是谈环保，但跟戈尔的《令人不安的真相》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 一，戈尔谈的是假议题。因全球气温过去100年才增加一点三度（还是华氏），并不构成问题。戈尔等夸大其词，故作惊人之语；另外这增加的一点三度，是人类 行为（工业发展释放的二氧化碳）导致，还是太阳辐射变化导致，在科学界有争议，没有定论。十年前戈尔曾惊人预言：到2014年因全球气候过热而导致北极圈 融化，海水将淹没纽约、伦敦、孟买、加尔各答等沿海城市。可2014年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北极圈既没融化，洛杉矶、纽约、伦敦等，都敦敦实实的，毫发无 损。所以伦敦法院曾裁决戈尔的影片有重大错误，英国曾拍出纪录片，援引全球众多一流科学家指出戈尔的全球过暖片是"大骗局"。

而 柴静谈的是真议题。因为任何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雾霾问题，他们就生活在其中，空气恶劣，任人皆知。柴静触及了中国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有人曾说，中国有太多 不平等，面对有毒食品，政治局高官们有特殊有机食品基地特供，只有在污染的空气面前人人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也无法屏息（不吸）。

第二个不同是：西方戈尔们的目的很清楚，是利用"气候过暖"等环保议题，意在反对资本主义，抵制市场经济，要通过政府力量统筹规划人的生活，即克劳斯说的"环保共产主义"，带有迈向极权的倾向。

而柴静拍的这部环保片，没渲染这个主题，反而鲜明提出，要解决中石油的垄断，必须开放市场，更多自由竞争，包括像美国那样允许外国车厂等外企进入本国市场；强调的是自由化、市场化、公平竞争化，其实就是更多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化，而不是更多政府控制的社会主义（国营化）。

虽然雾霾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人们生活其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柴静的纪录片有一个多小时的讲解，提纲挈领地讲明白了三件事：什么是雾霾？它从哪里来的？怎么解决？

影片解释：第一，雾霾是被污染的空气，是人为造成的；第二，雾霾主要由三点造成：中国的燃料中煤炭比例高；煤炭没有经过清洗（净化）；增多车辆释放的废气（缺乏严格检查限制）。

怎 样解决这三个雾霾来源，柴静的纪录片也提出清晰的方案：第一，降低煤炭使用比例，增加天然气和石油的开采。纪录片比较指出，英国也曾发生严重雾霾，最后把 不那么污染的天然气变成主要燃料（现已占24%；中国现占5%），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而中国要打破这个局面，首先要打破国营大企业"中石油"的垄断。柴 静举了很有力的例子：美国的天然气石油公司有6300家，而中国只有3家，这三家中，"中石油"一家的资源就占70%，可谓绝对一统天下。这个国企垄断局 面不打破，中国不会有天然气的更多开采。而按柴静引述的能源数据，中国地下有大量天然气储备。要打破中石油的垄断，不仅是允许中国有更多的私营企业进入石 油行业（竞标），更应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入中国（竞争）。

柴静还特别举了洛杉矶的例子：当地曾空气污染严重，最后环保立法时，遭汽车制 造业抵制，说影响其产量。但外国车厂说我们能生产出限制废气、达到环保要求的汽车。当外国车厂被允许进入竞争时，美国的车厂只好接受环保条件。最后是"公 平竞争"阻止了废气，保护了环境。也就是市场经济的铁律：优胜劣败！

有人批评柴静的片子提到"从我做起"是转移责任（把政府责任转到个人），但柴静片子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要降低国企垄断，这明显是指向政府责任的问题、国有化制度的问题。

第二个方案，仍是指向政府：因为煤炭没有清洗（净化）当然还是企业和政府（管理）的责任。柴静举例说，像英美等西方国家，煤炭都事先经过清洗，去掉了煤灰成分（英国煤炭95%被洗净）。而中国的煤炭很多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甚至还大量使用褐煤（煤灰比重大）。

第 三个方案，还是跟政府有关：中国汽车数量增加是事实，尤其是废气量很大的柴油机车等。但中国没有建立严格的立法限制废气，更没有严格执法。用北京执法部门 的说法，北京的车辆90%"全面造假"，即谎报过关。这个"造假"所以能盛行，跟政府机构不严格执法、甚至贪赃枉法有直接关系。

柴静的片子用大量数据，包括跟英国、美国等曾发生空气严重污染的国家和城市平行比较，令人信服地提出：雾霾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首先要有新闻自由，可以公开报道（揭露）和讨论（包括批评）；然后要有环保立法；形成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打破国企的官方垄断。

对于那个愚昧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为代表的观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加快发展，污染是必须付的代价），柴静的片子用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证明，英国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导致煤炭使用量下降，天然气量上升，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反而使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了几番。

柴静的雾霾片是相当成功的。即使拿到西方，在内容和形式等制作方面，也是颇为专业的。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多这种新闻专题片。但一般都是记者采访专家、现场，配上资料画面等。很少有记者亲自在台上演讲，因为那容易给人以太自我中心的感觉。 不过柴静采取的是新科技创始人介绍新产品的方式，穿牛仔裤、T恤衫在舞台悠然演讲，下面有听众，屏幕上穿插她的采访和专家分析等。由于有很多她独家的采访 画面，包括她本人经历（童年住房，老家变化，需打手电照路的五星级酒店等），并用她生病的孩子贯穿片子头尾，这样就降低了她一直在台上可能给人造成的"太自我"的感觉，反而缩短了影片内容跟观众的心理距离。

有 人批评柴静在片中用了自己的孩子（泄露隐私）。但这倒是该纪录片构思的匠心之一：从生病的孩子开始，到为了千家万户的孩子，为了未来的孩子，我们必须保护 环境，创造一个人性化的生存空间。一般环保片，都是强调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所以这里柴静用自己的孩子开始，又以后代结束，符合这部片子内容的需要。

这部片子还引述前能源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事实上，不仅是腐败、环保，在政治制度选择上，更存在一个"还给市场"让人民选择的问题。这才是盖在《穹顶之下》的根本性问题。

这样的影片，在正常国家，应由大电视台来做，而在中国，却是由一个离职记者自掏腰包来做，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媒体的不正常。它的最后被禁，更说明中国政治环境的不正常，"雾霾"更严重。

柴 静呼吁"我从做起"不应被看作是推卸政府的责任，而是呼吁每个中国人承担历史责任，发出监督的声音、不平的声音！就这部影片，与其猜测拍片人的动机等，不如像柴静那样，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弄出一点"动静"。来自民间的动静大了，就会形成风，形成啸，不仅会改变自然的环境，还有助于冲散更窒息的政治阴霾，让 中国出现一个可以真正自由呼吸的蓝天！

——RFA ， 网友推荐

胡少江：习近平的危险征途

网络图片

两周前，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瓦解"的文章，称"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戏已经开始"，并且认为"习近平鲁莽的政策正在将中国带入崩溃的边缘"。沈大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政治分析家的激烈争论。其实，沈的文章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不在于文章的观点，而在于沈大伟本人关于中共前途的观点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沈大伟历来被划入亲北京的阵营。他曾经发表文章，论证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调适性"和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政府在各级官员中大张旗鼓地"打虎拍蝇"的时刻，在常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权力日益巩固的时刻，这位历来亲中共的美国学者，突然认为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党和国家走向覆灭。正是他的剧烈的观点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沈大伟试图从多个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大量逃离中国；习近平在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不得不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体制内官员们对习近平政策的违心应付和消极抵抗；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加剧了党内派系之间的争斗，从而进一步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经济正陷入系统性的危机，且看不到出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行的"党国制度"，肯定是一种违反现代文明的制度，是一种与争取自由权利的人性背道而驰的制度。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只要看看中国的执政者是多么辛苦地警惕和镇压来自民间的不同政治观点，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惜成本地对媒体、学校、意识形态，以及全社会进行处心积虑控制，就不难看出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制度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这样的制度被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所取代是迟早的事情。至于这种变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发生，则有多种可能性。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执政党越是顽强愚蠢的反抗，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就会越大，老百姓为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习近平上台以来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压缩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拒绝宪政的鲁莽政策，正在将中国继续引入这种高成本的转变轨道。

习近平正在不惜代价地证明，他要充当挽救一个走向没落的集权制度的英勇"男儿"。他可能还为此充满了使命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深浅、一味蛮干的鲁夫，与其他那些志大才疏的"太子"们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会在乎习近平个人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政治旅途；但是，他正在将中国带入一条危险的旅途，这一点许多推崇他的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

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危险在于，他最终将成为一个既没有民间拥戴者，又没有政治盟友的孤家寡人。他的反腐口号是得到民间的欢呼的，但是这种欢呼更多的是出自于民众对腐败官员的仇恨和对现有制度的嘲弄。当最终的刺激成为过去，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执政党的反腐只不过是另一场的权力场游戏的时候，民间的欢呼将会消失，反腐的舞台上将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

对习近平更危险的是，他已经成为了腐败官员的"头号公敌"；腐败的官员则是这个制度的主体；而习近平却坚持在维护这个制度的前提下反对腐败。正因为如此，假如习近平真的有反腐动机而又想维护这个制度，他是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习近平的反腐真的是权力游戏，由于他触动面已经超过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官员们先是消极等待，继而群起反击的可能性极大。

总之，习近平正走在危险的征途上。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不足为道；他正在加速这个党的灭亡，这个党的灭亡也是人心所向。但是，在执政党灭亡的过程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拒绝任何可以替代的政治力量，从而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危途。我想，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看衰中国"的逻辑所在。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孙立平预判：下半年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

孙立平

第一句，过去的这一年，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横在前面的那堵墙开始松动了。那堵墙就是在过去十几年停滞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权贵集团。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即使往左往右，也绕不过这堵墙。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第二句，今年这一年，充满着不确定性。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报告，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不能否认的。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夸大。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抗是相对微弱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的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说是集团，其实到时候谁也不愿意出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是在改革启动之后。

应当说，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将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如果做出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这时，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于权贵恶政，我以前有过概括。要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停滞时期，权|贵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 孙立平，网易博客 , 网友推荐

齐戈：转型之路——要自我革新不要自毁前程

网络PS：腐败势力反扑得逞了？

面对老老虎大老虎们负隅顽抗的自保与反攻，是乘胜追击、挖树断根还是维持旧制如故？如果拒绝现代政治文明，打压民主政治的空间，为腐败分子留下伺机反扑的祸根，进而浇灭民众刚刚燃起的反腐热情，那"中国梦"也不过昙花一现。

中共反腐进行时正值高峰期，第三代新生力量与党内盘踞了二十多年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王岐山），受老老虎庇护的大小贪腐粉墨登场，硕鼠正被围剿清场，胜算似无悬念。回顾习李新政两年，多少有些超乎预期，是在一片GDP世界第二的喝彩和"中国模式"的光环背后，却不惜自曝其丑，给世人展现出了一幅上至国家军队政法权力机关、下至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市场寻租、掏空国库，上下勾连形成的"贪赃枉法权贵横行，巧取豪夺逼良为娼"的群魔乱舞图。

中国特色乃中共腐败的总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原本如此，那些过去被封杀追究的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国家机密"、"政治谣言"，今天俨然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评头论足的微信话题；过去走向街头绝食反腐、争取民主政治权利，却被军队弹压的公平正义诉求，今天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的确，中共的反腐，无异于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宣传主旋律真相的自我暴露，家丑的走光外泄，以至于中国政府"三个代表"的清廉形象在透明国际那里一下子滑落了20位，几与朝鲜和索马里并列成为全球最腐败国家。好在，中国政府对此以"自我纠正彰显道路自信"作了勉强的回应。

不过按坊间的说法，中共从2012年底开展"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到当下"打虎拍蝇"的反腐运动，是对中共国家政体性质的一次大揭底。尽管目前的反腐的目的不过是自纠自救，暴露的问题，也只是冰山一角；但规模之大、财富之巨，早已触目心惊。这就把反腐的核心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反腐自救的目的，不仅要切割廉洁新政与贪腐利益集团的政治纽带，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更要摆正执政党自身与人大、政协以及宪法司政之间的关系，扎牢制衡权力的铁笼子。须知：不讲政治透明、不讲权力制衡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腐败的总根源！

旧梦落幕，新梦又碎

在当今世界宪政潮流中，中共保持执政党地位而又能真正被人大授权，被社会其他政治力量的监督，被独立司法系统肘制，那才真正是创造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例外，真就要被公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了。可惜的是，旧梦落幕，新梦又碎，刚刚期盼着享受反腐红利的民众，却发现高调反腐的背后，仍然是"加强党的领导"的舆论控制，是按照传统"政治正确"理念搞变相的选择性反腐，习李新政以来形成的"上不封顶，下不护底，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共识，正在被传统的皇权意识形态消解。

表面看两军对垒胶着厮杀，反腐的威力十足，但胜负却实难预料。因为这不光是一场中共反腐自救的决战，更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生死大搏斗。既得利益集团身扛大旗，手执钢鞭，维稳捍权一路负隅顽抗。前有薄熙来"我们哪里出点事，西方敌对势力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的欲盖弥彰，后有周永康"要高度警惕企图搞乱中国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抵制西方价值观"的痴人说梦，再有吴邦国"五不搞"的慎重重申和刘云山"七不讲"的精心炮制，近又有教育部长袁贵仁关于高校"绝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一纸谕令，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牛二嘴脸。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岂能是周永康、薄熙来鼠辈之流反得了的？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贪腐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每当腐败权力受到威胁时，权贵者们就会攻守同盟抱团拉大旗作虎皮，使出"唱红打黑"的狼牙棒。但常识告诉人们，腐败就是腐败，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是政府的还是官员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贪腐，没有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的差别。

面对老老虎大老虎们负隅顽抗的自保与反攻，习李新政是乘胜追击、挖树断根呢还是维持旧制如故？如果拒绝现代政治文明，打压民主政治的空间，为腐败分子留下伺机反扑的祸根，进而浇灭民众刚刚燃起的反腐热情，那"中国梦"也不过昙花一现。反腐战略是否能顺势而为自我转型，还是死执板法自毁前程？人们拭目以待！

——原载《动向》2015年3月号

管见：“新常态”外衣勉强包装现实

图：习近平

习近平喜欢表现他的平易近人，乐于使用较富于生活气息、较为时尚的语言。但说到较为重大的问题，他还是不能不显露出保守而平庸的本色，套话连篇，充满陈词滥调。

习近平显露保守而平庸的本色

习近平上台两年多，给人的印象是，他很精通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例如，他熟悉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谈起中共思维的传统教条来，可以说是运用自如。

最近的表现之一，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而触及到具体时，习近平不无自豪地告诉人们，"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

这些话里，还算有些意义的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然而它包裹在一堆套话之中，不免让人觉得，习近平这里说的"判断"并非他多次论述过的"新常态"，而是对待"新常态"的做法，即所谓"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这就颇为奇怪，因为这样的"判断"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而正常人大概不会得出"不必准确把握、不必主动适应"的"判断"。

看得出来，习近平喜欢表现他的平易近人，乐于使用较富于生活气息、较为时尚的语言。但说到较为重大的问题，他还是不能不显露出保守而平庸的本色，套话连篇，充满陈词滥调。如此这般，或许他是为秘书们所误，却也很可能，其实表现出他本人的真实水平。不客气地说，无论习近平本人，或他的秘书，他们谈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头头是道，而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毕竟是难为他们了。

畸形市场：过剩与短缺并存

至于所谓"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说算得上是"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不过，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等相关论述越来越多，人们对中共以政府控制、国企垄断扭曲市场经济，以环境生态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追逐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看得越来越清楚。习近平标榜他的所谓"辩证分析"，其实做这种分析的，早已大有人在，而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直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清晰起来，其数字表现已无可置疑，才被迫承认他们面前的变化，实在算不得有多么高明。

从马克思学说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阶段上进入其高级状态，这时，生产和社会福利这两个杠杆难以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必须先转化为资本，生产力才能发挥作用，产品才能流通，然而，生产力和产品过剩会阻碍这种转变。生产相对过剩，现在一般称之为"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依然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即使现实中造就出现代金融业，构造出极其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现社会基本矛盾的生产相对过剩，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尽坎坷。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基本状态是，市场"毛细血管"系统逐渐发展，甚至相当发达，然而"动脉"、"静脉"的主系统在官府压制下难以生存或伸展。中共实验其"计划经济"时，市场"毛细血管"系统也日益萎缩，不过，"计划经济"毕竟是建造在市场的基础之上，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旺盛，而社会消费需求因为普遍的贫困而持续不振，在畸形的市场环境里显现为特殊的矛盾状态，过剩与短缺并存。

到改革开放时，市场化逐渐成为主导，国内市场的狭小更为明显，于是"大进大出"的"大循环"应运而生，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以此发端，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谓经济增长的"奇迹"实际上基于市场化的活力，其途径，一方面国内市场有所发展，同时更以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为其现实舞台。不过，外部市场发生变化，"内需"增长缓慢，以及增长模式转型空喊多年却难以推进的现实，就再度突出。

"中国廉价资本或将涌向全球"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商品向国际市场倾泻的同时，近年来还有新的变化──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也越来越活跃，已经跃升为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与外资流入的地位相当。说得形象些，就叫作"中国廉价资本或将涌向全球"。

四十年前，美国左翼学者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就试图论述利润增长理论。他们指出，现代垄断资本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不妨碍其出现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他们论述所谓"剩余的吸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剩余价值规律的现代形式，即剩余资本在全球化中的支配作用。

资本在全球市场中运动，或曰"游资"，或曰"热钱"，它们桀骜不驯，兴风作浪，酿成各种各样的波动。而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似乎柳暗花明，其资本运动有了合乎规律的动作变化。然而，资本毕竟有其本性，它们与中共的控制本性如何持续互动，实乃观察"新常态"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若外部市场永远有利，中共恐怕很难正视增长放缓之势，现在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承认，则将其包装为所谓"新常态"，似乎它真有什么独特的"辨证分析"及其"判断"。然而，市场依其规律而运行，而变化，中共或无视或曲解，或诡辩或自吹，其实都无关紧要。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裴敏欣：美政商学界看中国走势

裴敏欣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XXX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VOA

高新：徐才厚因何事“死不瞑目”？

郭伯雄、徐才厚

徐才厚出庭未及身先死，同样在中共军中也引起渲然大波，以至中央军委紧急通知解放军报"立刻拿出一篇'有强烈说服力'的东西来"。于是，报社政治部、评论部的"秀才"们在接到命令之后据说只花了九十九分钟的时间便拼凑出了那篇至少获得了海外舆论界强烈好奇的《其人已盖棺，反腐步不停》。文中说：徐才厚，那位曾经声名显赫的戎装上将，却因贪腐而身败名裂，在被监管的病榻上结束了他可悲可耻的一生。他的生命虽已终结，但其带来的深刻教训值得深思。

作为军队历史上因腐落马职务最高的将领，徐才厚死讯公布后，我朋友圈里先是愕然，继而哗然，其中不乏一些"貌似合理"的分析和"来源神秘"的流言，诸如"救治不力""政治迫害""同党灭口"等耸人听闻之说……这当中有人们对国家建设、军队反腐的疑虑担心，有国人热衷八卦政治秘闻的心理，也不排除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正所谓"政治流言背后有推手，经济流言背后有利益"。

业内人士都知道，这篇文章之所以署名"谢正平"，是因为这个"笔者"是"解政评"的同音，即"解放军报政治部、评论部"的简称。所以，文中的"我"其实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对徐才厚的"死法"之质疑和"流言"，同样来自于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的"朋友圈"里。

"谢"文中还说：中国历来有"人死账消"的说法，基于这种传统，人们有理由担心，徐死后相关案件还能否彻查下去，那些与其沆瀣一气的贪腐分子，又是否会因此逃脱党纪军法的制裁……好在，流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公开。军方新年已两度发布查处重大案件信息，不再把这些"高度敏感、有损形象"的贪腐之事捂着掖着，而是自揭家丑、刮骨疗伤，主动回应世人关切，这彰显了本届领导人的高度执政自信，也反映了军队肃贪反腐的坚定自觉。军队对待腐败的态度，决定着这支军队的兴衰荣辱。唯有彻底与腐败划清界限的军队，唯有以打胜仗为使命的军队，才有勇气和魄力做出这样的回应。对徐才厚的查处，不过是军队重拳肃贪、铁腕反腐的延续和必然，当然这是个更具标志性的案件。2014年3月15日启动组织调查，6月30日开除其党籍，7月30日开除其军籍，10月27日公布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可谓雷霆之势、令人侧目。我相信徐虽因癌症而死，但其他涉案人员决不会不了了之。因为强国强军的大业需要轻装前行，哪能被贪腐分子逍遥再拖累？

既然解放军报社中的"我"，即政治部、评论部的全体"秀才"们都相信"（徐才厚）其人已蓋棺，（中共军中）反腐步不停"，"徐虽因癌症而死，但其他涉案人员决不会不了了之"，我们估且也跟着相信一把，讨论一下，习近平政权"决不会不了了之"的徐才厚案的"其他涉案人员"除了已经被抛出最高为中将的"小猫（中猫？）三两只"，还会有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现役或者退役上将？徐者厚即使不是死于"同党灭口"，但"同党"是哪一位甚或哪几位？

刚刚读过一篇在中国大陆境内网站公开张贴的网文《军队反腐今年为何还会更热闹？》，文中说：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大权十多年，其间卖官鬻爵，经他之手违规提拔的不知有多少，而徐才厚靠"批发"官帽敛得多少财物，如不系统、认真查究，已不可竟数。此前，军事科学院杨春长、罗援、姜春良少将等接受采访时，曝光徐才厚卖官内幕，称军队入党提干皆有价码，从排级到师级行情不等，曾有大军区司令向徐才厚行贿2000万。

徐才厚生前曾执掌解放军政治和人事大权，在这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另一位副主席郭伯雄。在徐才厚去年落马之前，军方还从来没有因贪腐查处过一名上将级别的将领，更不用说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了。

如上妙文，妙就妙在巧妙地一边提醒读者徐才厚在中共军中"卖官鬻爵"、"'批发'官帽"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一边巧妙地点出郭伯雄的名字，提醒读者不要忘了这十年时间里郭伯雄可是徐才厚的上级。

当然，文中也点出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大名，但正如中共驻港媒体已经借中共解放军退役将领之口对外承认的那样，当时的胡锦涛在军委层面已经被架空。

如今无论中国大陆境内舆论还是境外媒体，议论和炒作江泽民或者江泽民家族有贪腐之嫌的说法层出不穷，但对胡锦涛的负面评价则只是集中于"不作为"或"没作为"角度，而从贪腐以及女色方面，不但是零绯闻，而且不乏正面评价。所以，讨论徐才厚疯狂"卖官鬻爵"的十年间，其上级只负"失察"之责还是必须被置以"同流合污"之罪，焦点只集中在郭伯雄一人身上就对了。所以，有必要再确定一下郭伯雄和徐才厚共掌中央军委的整整十年时间里，到底是谁的官大和是否有过角色互换的事实发生。

查阅一下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原始记录即可证实，徐才厚的军委副主席上任时间首先是要比郭伯雄晚两年，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时间要晚五年。

人们应该都还记得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不交军委主席的政治败笔，当时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公布出的军委领导名单，江泽民依然是主席，副主席为胡锦涛、郭伯雄和曺刚川，徐才厚在军委委员中名列第一。

两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连普通中央员都不是的江泽民居然以"看望"的名义到场接见全体与会者并"发表重要讲话"。

该次会议闭幕当天对外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调整和充实之后的名单如下：主席：胡锦涛；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厚；委员：梁光烈......

也就是说，徐才厚不但出任军委副主席时间比郭伯雄要晚整整两年，而且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三年时间的军委副主席名单中，徐才厚大名不但排在郭伯雄之后，也还排在曺刚川之后。

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徐才厚和郭伯雄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书记处里已经不再有徐才厚的大名了。同时对外公布的军委副主席名单只剩两名，郭伯雄仍然排在徐才厚之前。

日后有外界媒体在中共的公开会议报道中发现徐才厚的大名被排在了郭伯雄之前便大惊小怪，并据此得出郭伯雄"因病让位"的结论，但事实上在郭伯雄和徐才厚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些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均有出席的会议场合中徐才厚的大名被在会议报道中排在郭伯雄之前，是因为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从来都是"按姓氏笔划"排列。"徐"姓和"郭"姓凑巧都是十划，所以才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并列在一起。但按规矩"徐"的左偏旁比"郭"的左偏旁笔划少，自然是"徐"前"郭"后。

事实上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中已经提及的，郭伯雄从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即接替了张万年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是所有同届军委委员的上级，也是排名其后的其他军委副主席的上级。

同样道理，习近平统领的十八届中央领导层里，两名军委副主席中范长龙是排在许其亮之前的，但按姓氏笔划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许其亮的名字当然会排在范长龙之前。

熟悉中共军队组织系统的人士都知道中共军中实行的是所谓的"双首长"制，即所谓"军政首长"。但是，与地方上的所谓"党政领导"的先后次序相反，军队里的军事长官是排名政工首长之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论是二炮部队还是空军和海军，都是司令员出任军委委员，政委只是正大军区级待遇。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也是如此，其部长都是中央军委委员，而政委也只是正大军区级。

曺刚川退下去之后，十七大上产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即是"军政双首长"，而其中之一，特别是排名在后的那位副主席要想架空军委主席，没有平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支持和配合，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徐才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因'病'死亡"之后的军内"流言"内容之一就是：徐才厚已死是千真万确的，但却是睁着眼睛去世的。"致死不能瞑目"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宝藏已经被全部查没无以陪葬，而是因为"郭副主席为什么就不被追究？"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