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陈破空:安倍访美,中国媒体假装庆幸什么?

中国新浪网截图


2013年2月21至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远在地球背面的中国政府,成为最大看客,密切盯梢日美首脑的一言一行。

安倍结束访美后,中国媒体(准确而言,都是中共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纷纷发表言论,讥讽安倍访美失败,“在钓鱼岛问题上未能如愿”,“未能获得美国的明确支持”,日美首脑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表明“美国支持安倍的热情并没有东京希望的那样高”,美国“给日本泼了一大盆冷水”,安倍之行“在刻意低调的尴尬中结束”,“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中共还故意把安倍三天的访美行程讥讽为“一日游”。

为了佐证这些言论,中共还炫耀“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吹嘘,美中关系足以压倒美日关系。就像一个暴发户,动辄当街一站,大拍胸脯:“老子有钱,你们能怎么的?”

反观日本媒体,对安倍访美,大多一片赞扬和肯定。他们普遍认为,安倍之行,“修复了日美关系”,“
巩固了日美同盟”,并加快了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步伐。民调显示,安倍访美归国后,日本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又上涨了5个百分点,达到69.6%,创下近年日本政治人物支持率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有媒体作出更为审慎的分析,比如《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说:“日美首脑对中国有温差;美国不愿卷入中日纷争的声音不小。”,社论呼吁安倍“不要以冷战态度来敌视中国,应该更具战略眼光。”考虑到《朝日新闻》属于亲中媒体,这样的言论不足为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射中日对照,日本有亲中媒体,中国有亲日媒体吗?日本有呼吁政府冷静的声音,中国有吗?中日两国文明程度的落差,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所谓“中美两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纯属扯淡!因为,二战结束已近70年,日本作为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历史,也已近70年,早已是世界和平力量、亚洲文明样板;而中国,依然深陷专制泥潭和冷战形态。若论军国主义,如要亚洲国家表态,多数会指称,今日军国主义,不在日本,而在中国;绝非东京,而是北京。如要谈美国担心,只会担心中共,绝不担心日本。

就连一贯亲中的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近日都指出:“中国正在恃强欺负邻国。”“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李光耀质疑:“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指二战后,获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善待世界,不仅从不恃强凌弱,而且总是扶助弱小、抗击独裁、张扬平等与民主价值,维护世界和平。)前些年,李光耀疾呼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

回头再说美日中关系。就在中日两国媒体对安倍访美的不同解读下,美国的立场到底如何?美日首脑会谈时,奥巴马说:“我想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告,两国联盟中的信任和纽带又回来了。”这句话指的是,美日关系曾因日本民主党政府要求驻日美军搬迁基地而闹得不欢,如今重获修补。

中国媒体避而不提的,还有,奥巴马延长了与安倍的首脑会谈,达1小时45分钟,并临时增加午餐会,副总统拜登也被临时邀请加入。这次会谈的内容,大部分没有公开。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奥巴马与安倍将积极配合,推动日本参与亚太地区民主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TPP)的谈判,此举,将在经济战略上,对中共构成牵制和围堵。

安倍访美,中共期待或者担心美国表态什么呢?莫非是在钓鱼岛争端上,美国宣示与日本联手,对抗中共,并不惜一战?华盛顿即便这么想,也不会这么说。美国并不打算用言语来刺激中共。中国媒体故意忽视奥巴马如下含蓄表态:“日本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之一,美日联盟是地区安全的核心基础,也是美国对太平洋地区诸多政策的核心基础。”

事实上,自奥巴马一上任,就大幅调整了美国国策,从全面出击转为全面收缩,遇事主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从单边主义回归多边主义,针对国际突发事态,多借助联合国、北约、盟国等机制共同应付;从战争状态转向非战争状态,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中国术语来说,这一时期,是美国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时期。而且,不要忘了,奥巴马一上任,就意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此光环下,奥巴马必定尽力约束美国,克制,隐忍,不轻动干戈,而力保和平。

安倍访美,中共舆论为美国没有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明确表态而假装庆幸、假装欢呼雀跃,固然是自我打气,做样子给国内老百姓看,但也证明,中共对美国的奢望之重,挟洋自重,远超外界预期。人们不会因此被转移视线:眼下,针对中共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美国正对中共着恼,网络入侵、网络战争、网络冷战等词汇,充溢美国媒体;针对中共的制裁与报复,也是当下美国朝野热烈讨论的话题。

美中关系由此陷入新一轮严重危机。当此之际,中共媒体和御用学者,竟忙于挖掘美日关系的“缝隙”,以至于搜肠刮肚、夸大其辞;何不正视美中关系的岌岌可危?毕竟,本质上,美日关系,是同盟关系,如有所分歧,实属寻常而次要;美中关系,是敌对关系,即便有利益上的互需,两国战略对抗,才是主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2月26日)
作者供稿

林和立:李克強艱難的起飛


篤定當溫家寶的接班人、共和國下任總理李克強自十八大後低調得出奇,其風頭給總書記習近平完全蓋過。雖然李已出掌中共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正式成為新「經濟沙皇」,但這幾個月這位候任總理除了說過要多爭取「改革的紅利」外,好像把大部份精力放在鞏固個人的地盤,而非構思甚麼有利民生的宏圖大略。


在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北京政治圈最熱門話題之一是小李會否步「最佳影帝」溫總的後塵,當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弱勢總理。小李比溫總在多方面有明顯優勢。第一,李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高材生,並擁有真材實料的經濟學博士,他是政治局委員中英語水平最高的「才子宰相」。更重要的是,假如胡錦濤真的淡出江湖,曾當過共青團第一書記而且是胡總嫡系的小李便會成為人脈遍佈黨政要塞的團派的頭頭。而溫總十年任內作為有限的主因是他沒有強而有力派系的支撐。

但小李面對的「人事內耗」困局比溫總於二○○三年上台時更複雜。記得胡、溫新政開局的頭一年胡總與溫總曾聯手對抗上海幫的跋扈作風,結果○三年四月沙士高峯時胡膽敢幹掉老江的親信、時為衞生部長的張文康。小李在七人常委中是唯一的團派代表,可說勢單力弱,而且他跟即將出任第一副總理的政治局常委、江系人馬張高麗關係一般。

畢竟中國總理的權限非常有限。總理只管經濟,所以國務院的大部份部委,例如外交部、公安部、與文宣部門都向其他常委負責。而且總理沒有人事權。大部份部長,包括百多個富可敵國的央企的總裁都通過中共中組部任命。習總一上台便把人事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

聞說小李履新後希望通過大肆改組國務院機構與整頓央企來樹立個人威信。這些方案包括把中央政府的二十七個部委通過合併砍掉起碼七、八個,例如鐵道部納入交通運輸部、科技部與教育部合併、統計局併入發改委等等。李同時要確保名義上隸屬於國資委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巨無霸央企要聽命於總理辦公室,不可以自把自為。但機構改革觸動了中共高層、包括百多個「紅色大家族」的既得利益。例如牽涉電網、石油等好幾個部門與央企,近年由李鵬與周永康等家族控制,連國務院總理也無從置喙。

小李的政治實力在中共二○一七年十九大後很可能改觀。和李同聲同氣的好幾個團派幹將,包括李源潮、汪洋與廣東書記胡春華有可能進入常委。而且團派在第六代領導層中人氣甚旺。目前九個六十後中央委員中團派佔四位。問題是團派在胡總執政十年間已淪為一個缺乏理想、只顧爭權奪利的幫派,以後要恢復胡耀邦時代的改革動力難上加難。

 ——台蘋 

蘋論:李安的祕密

李安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第二度拿下奧斯卡導演獎。

李安打敗多名入圍的頂尖高手,再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讓人不得不思考什麼是組成他脫穎而出的核心元素?是東方與西方的心靈結合嗎?

忠實拍出他的東方

電影是視覺的產物。視覺和理解、權力以及知識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透過「正規性的凝視」和再現,電影於是形成一組語言、情感、行為、文化、象徵等多重符碼。這種視覺文化經過現代科技的多媒體混合,使視覺和對象產生距離,並因此形塑出知識與觀賞位置。性別與階級特別適於進入視覺文化的表達空間,像是男性的凝視、殖民主義的凝視、權力者的凝視都表現出權力、階級與文化的內涵。
異國想像是視覺文化引人入勝的題材,這正是李安的專長。西方人看《喜宴》、《臥虎藏龍》、《少年PI的奇幻漂流》,呼應了他們對東方的異國想像。李安毫不諂媚地忠實拍出他的東方,平等自然而高貴的東方氣質,超越了「東方主義」時代所批判的主客觀看的尊卑權力位置關係,進入所有人種生命共同體的平等感受境界。他融合東西文化與人種的精密用心,得到了心態開放、信仰多元價值的洛杉磯電影學院會員的共鳴。
理性凝視與視覺感性之間深層關係的掌握,是李安成功的另一要素。他的理性摻有溫厚慈悲的個人人格特質與修養,因此他的電影每部都充滿諒解、寬恕、包容與溫暖,凝視中沒有階級、權力的影子;而故事邏輯、導演能力和電影技巧卻是極其理性的產物。在視覺感性方面,他的片子色調溫柔、音樂纏綿、人物可口、調子含蓄,就像他的人一樣雍容自然,毫無矯揉造作。

作品通俗而不媚俗

李安的電影在通俗與庸俗方面做出很高明的區別。他的電影不說教、不彈高調、不誇張、不擺場面、不裝氣勢,但故事卻很通俗而有趣,老少都看得懂,就像一篇大白話文的佳作,擺脫了與通俗先天黏在一起的庸俗的宿命。從俗而不媚俗的分寸掌握,是他成功的另一因素。
所有這些其實都來自他的人文主義涵養,並且需要對自己非常誠實。這是學不來的,卻是藝術家、文學家最重要的條件。有人問大提琴家馬友友成名後為什麼還去哈佛大學旁聽,他說培養人文涵養。這才是李安、馬友友成功的祕密。

——(2013年02月26日    台湾苹果日报 )

余英时:谈习近平访问贫困乡村


去年12月习近平去访问离北京180英里的一个最穷的村子,骆驼湾,是在河北的阜平县。居民只有600人,完全靠种老玉米吃饭,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只有160美金。

习近平到村里居民的房子里,这个居民姓唐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工作得很辛苦的。年纪也很高了。60以上了。习近平特别选这样一个特别穷的地方到那个床上去坐一坐,那个床上好像也很脏。小孩也都很脏,他还拍拍他们的头。他们在火上烤土豆的时候他们还吃两口。表示他跟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共产党的老手法了。表示亲民。
不过这变成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本来是温家宝最擅长的事情。温家宝在访四川灾民的时候也特别表现出亲民,到受灾受难的人家中慰问,习近平也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倒是特别值得注意了,因为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就引起全国的注意。许多人许多钱都来了。这里面报纸上报道第一个好像是地方政府、县政府想办法,因为它那儿只有600人,每个人给160美金,那就是他们全年的收入。然后一瓶油还有一袋米。这些都是在那个地方非常贵重的。米是吃不了的,平时只有老玉米可吃。现在居然有了米。

但是这个当然一袋米、一瓶油也管不了好久,但是暂时他们都很高兴。好像还有一个富商,他自己好像是从东北来的,他在电视上看到在这件事情非常感动。500里以外开着车来带着很多现钱,发给这600个居民,同时还带来一大批电视什么的可以让他们看。这个地方受到特殊的待遇了。再一个就是地方政府把它的墙粉刷起来,把它的房子外面也油漆起来。都是耳目一新。另外,政府的研究人员也跑来了,研究怎么样实现习近平的建议'只要努力能把黄土变成黄金'。

所以现在有许多人献策,有种种献策, 包括要把它变成一个游览区,因为这是山区,好像如果发展起来就可以变成游览区。还有可以种人参,那是值钱的。总而言之,这件事情一发生,骆驼湾的600居民是大占好处是没问题的。而且省政府方面也发表了一个公告,要捐出四千万美金的钱来救济当然不只是这个村还有阜平县,还有其他类似的穷的县,但是当地老百姓就下了一个注脚,说现在贪污非常普遍,到底这些钱能不能到我们穷人手上那就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闹得是非常大,大到一种程度就是现在这600个人大概生活会好起来,另外就是新华社,电视台对这件事情的宣传也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所谓不可想象的地步就是它要建立习近平亲民的形象。要称他为人民的总书记,而不是党的总书记了,他是人民的总书记。因为说他十几岁下放到山西的村子里就是习惯于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吃什么苦他也吃什么苦。等他走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21岁了。那个时候就成熟了,成熟了以后就完全决心要为人民服务。现在他就下定决心要看中国最穷的人是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并没有具体提到。

只是这一个村子就变成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村子了,这600个人至少暂时要脱离苦境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概念,我们平时看到中国政治概念并不是很清楚。共产党下访也是常有的事情,毛泽东从前在搞大跃进的时候希望全国人民都拥护他,所到之处好像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都欢天喜地,生活也非常好,到处贴的人民公社好什么之类的。实际上都是假造的。

习近平这次好像给通知的时间很短,他访问的居民姓唐的说半个小时以前才知道习总书记要来。当地的一个村的书记也是个农民,大概70岁上下他说他是7点以前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个事情跟毛的不一样,毛的是要看老百姓欢天喜地所以要造假,习要看最穷的地方他用不着作假,所以这倒是很真实的,不过问题就是他提出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像这样的访问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荒唐的。全国的反应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反应、东北一个富商开着车500英里以外到这个村子来也是借此机会想建立功勋。让中央能注意他,可以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好处。

所以这个600居民的骆驼湾就变成被大家利用的一个地方了,可是从共产党新华社的种种报道看来好像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得不得了的之大,而且说习近平在所有总书记中中在领导人之中是最能体贴老百姓的。如果他们想靠这个办法来维持社会稳定,因为他们也知道贫穷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且在十八大的时候正式宣告,习近平也说怎么样消灭贫富不均的情况是目前党内最大的一个考虑。最大的一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我们看不出共产党说能够有制度上的改变。因为这个贫富不均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现在有这么多人把钱都捞到自己手上,那么边远地方的穷人那是可以想象有多少的。我们不可能相信骆驼湾就是唯一的这样一个穷的地方。其他类似骆驼湾这样的穷的地方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这也不是习近平到每个地方去访问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严格看起来共产党对法治是毫无任何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才想到我只要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得到好处了。但是这个老百姓只有几百人,中国有13、14亿人,你怎么能够靠一个总书记的访问就能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好像共产党就假定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正道。因此才变成全国性的宣传。这就可见共产党对现代政治是毫无概念,当然有一点概念那都是传统来的,传统上中国有清官下访,甚至有皇帝也是化妆出来到老百姓那里去看老百姓生活怎么样呀种种,那是偶尔发生的,那也不能不起作用的。这个只是一种表演,就跟温家宝到处去表演一样,党的方面至少有一部分,新华社这一部分人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突出习近平的形象,制造一个新的形象。

可是从整个共产党制度来讲,似乎好像用这种方式来推脱它从前讲的要打苍蝇、打老虎,彻底铲除贪污跟腐败,这一点并没有做到,只有几个少数的中层的,打的是苍蝇而不是老虎。

打老虎跟打苍蝇这本来是蒋经国在1948年到上海去办的事情。上海有许多商人囤积居奇他要打,但是遇到最有势的孔宋他又不敢动,所以后来人就讥笑他只能打苍蝇而不能打老虎。打苍蝇打老虎这个方式好像现在也被共产党继承下来了,所以习近平口口声声要打老虎,也打苍蝇,所以他这个方式很坦率就是说打不到老虎就打苍蝇。所以打的到现在为止顶多都是中下层的一些贪官,这些人也刚好倒霉给碰上了,但是我没有看出来整个制度有制度性的改变,只是要靠个人形象到每一个小村子去做点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根据2012年11月22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鲍彤:新领导的选择


十八大文件是新旧口号的汇编,不太像政纲。新领导的政纲,我没有听说过。能听得到的,有六条:一,实施宪法,依法治国;二,反腐败;三,提高效率;四,GDP翻一番;五,调整收入分配;六,接受苏共解体的教训。这六条都好,第一条尤其好,最重要。至于做得到做不到,我不知道,我只能作一点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粗浅的分析。

我想分析一下这六条的内在关系:它们能不能兼容?方向是一致的,还是互相矛盾的?我的印象是:如果以“实施宪法依法治国”总揽全局,条条都可以各得其所,都有可能实现,而且能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中的道理,想一想就清楚了,用不着我啰嗦。

如果以“反腐败”来总揽一切呢?离开了法治,那就难免滑到以“反腐败”之名,行非法斗争之实的邪路上去。薄熙来黑打黑,就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如果以“提高效率” 来总揽一切呢?能总揽吗?搞得不好,会不会发展到战时体制,直到军国主义?那是希特勒走过的邪路。

能不能以“翻番”来总揽一切?怎么区别于大干快上大跃进?再说,如果GDP翻了一番,说不定消费品价格也会翻一番,说不定腐败和空话会翻两番。至于贫富鸿沟和基尼系数,反正谁也不知道它们翻几番。讲到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谁能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指标来作出“正比”或“环比”?

能不能凸出“调整分配”?我不知道怎么凸出法。莫非是重搞“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能不能以“接受苏共解体教训”来总揽一切呢?如果“接受教训”是指必须确保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的生杀予夺的特权,那么,在砧板上听任宰割的鱼肉,除了人民,就是法律。这和实施宪法势成水火,太不相容了。我实在想不出来,两把“刀子”能和什么东西兼容。

当然,如果需要接受的教训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好极了,这本来就是中共《党章•总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最好最权威的总结。真能下决心接受这个教训,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这样,共产党就必然由有领导有计划破坏法治的力量转化为正能量,转化为实施宪政励行法治的强大动力。反腐败就能打开新局面,提高效率转变作风都不成问题,GDP翻一番能完满实现,调整收入分配以和解社会矛盾,团结国内各民族以达到长治久安,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受尊重的有信誉的和平因素,都是有把握的,肯定都实现得了!

这也正是无穷无尽力量之所在。以党章总纲团结全党,以实施宪法凝聚并服务于全民,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哪个党员敢不赞成?作出这一正确选择,胜过任何“千军万马”和“战略策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以总书记之尊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总纲,以国家主席的权威坚持宪法和法律的生命,新领导就肯定立于不败之地,还有什么有组织的障碍无法逾越,什么老大难的疑难杂症不能霍然而愈?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选择。

——RFA

梁京:红二代欲助力习近平打破僵局

红二代聚会

上周六,据Fairfax media报道,红二代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http://www.theage.com.au/world/second-generation-red-fall-in-behind-xi-jinping-20130224-2ezdn.html#ixzz2LnO12Rrp) 

报道说,这些中共元老和高干的子女,高调声援习近平为首的新中共领导,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纠正党的航向。胡乔木之女胡木英说:"蛇年给我们带来希望,因为现在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方向。"她还说,"我们要以行动来证明,我们这些老干部子弟对得起红二代的称号。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这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聚会究竟有什么意义?该报道引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Goodman教授的评论说,这个聚会表明,习近平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得到党内各派的支持。而今天,习近平看来得到了红二代内不同派系和倾向的支持。 

如果是这样,那这些红二代在此时聚会现实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又是为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两会即将召开,而最后确定新国家领导人人选的中共二中全会于本周举行。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红二代的政治聚会,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要助习近平一臂之力,打破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困境和僵局。 

习近平亮明旗帜,要反贪、清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对于中共政权现在依赖的官僚阶层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消极怠工,就是阳奉阴违。至于即将离任的胡温,更是感到紧张,因为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自己有可能被清算,有可能成为红二代祭旗的牺牲品。因此,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而只能作困兽斗。虽然习近平已经拿到了最高权力,但是在数量上,贪官占有绝对优势,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 

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子。 

眼看著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 

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性更大,将不取决于红二代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而是取决于国际大环境,更取决于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积累了哪些"正能量"。应该说,在过去二十年的对外开放中,中国也积累了不少支持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资本,比如数量巨大的白领阶层,还有活跃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民间组织。但坦率地说,现在无法判断中国积累的正能量是否足以克服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误国祸国留下的种种难题。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自由亚洲电台

公民建言: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国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谨以中国公民身份,郑重公开倡议: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具体理由如次:

一、国际人权宪章对于人类基本人权的申明、确立和规范,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立国与立宪的宗旨。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同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主要框架,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护的核心准则。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被公认为是“当代得到普遍接受的最低人权标准的最权威表达”。该公约所确认的各项基本人权,作为第一代人权,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地位。从18世纪末以来,这些权利作为人类近现代宪政革命的可贵制度成果,已经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宪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规定,它们代表了人类对于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普遍诉求。

国际人权宪章所弘扬的价值和关怀,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宣称的立国目标和立宪宗旨。建政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为人权自由而战”的号召,并落实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当中,为此在边区专门颁布了一系列人权保障条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席卷全国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主要推动者,人权保障则是题中要义。建政之后,1954年宪法即专章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了我国宪法以人权为本的基调。尽管此后颇多曲折,我们在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问题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人权这一崇高目标已经成为今天转型事业不可分割的核心议程,其最新体现就是我国制定的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二、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兑现中国政府的庄重承诺,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并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风范。

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就呼吁所有国家最好将两公约看成一个整体,同时予以签署和批准。截止2010年11月1日,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67个国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我国批准了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自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近十五年,我国仍然没有批准被视为“第一代人权”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中国政府重视在批准前稳妥改进现有法律制度,使之尽量符合该公约要求的各项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把人权条约的签署与批准之间的间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落实,亦避免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度。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从来都是国际人权宪章的积极发起者和参与者。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人权标准因此决非舶来品,而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贡献。十五年前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表明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做出了庄严承诺。此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国内外公开郑重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就将尽快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2008年初,也曾有一万多位公民签名呼吁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以,我们再无必要犹疑徘徊,而须因应人权发展潮流,履行政府的承诺,回应人民的诉求,体现大国的风范,顺理成章地以积极果断的姿态加入公约。

三、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中国的开放在深化,法治建设在进步,权利意识在觉醒,公民社会在发育,中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1年,我国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宣布以宪法为统帅的完备、科学、和谐、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2013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引入许多符合现代人权法治精神的规定,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权利的扩大、严格逮捕和审批程序等。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则明确强调,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并具体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劳动教养、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说,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朝着人权方向不断迈进而取得的成就,完全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自然逻辑结果。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客观上也为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可否认,我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差距或不相吻合之处。然而,所谓的时机成熟,从来不是指要万事俱备,完美无缺,而是指为人权的保障和改进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对接的可能。人权事业是动态的、丰富的,必须在国内与国际、政府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特殊与普遍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空间与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如今恰是我国批准公约的最好时机。对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现实存在并且有待时间加以调整的某些难处或不足,我们可以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的惯常做法,就具体条款作出合理限度内的保留、声明、通知或反对,但必须真诚、严肃而缜密,高度尊重人权事业的神圣性和经久性。

四、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助于创新宪法的多元实施机制,确保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落实,捍卫宪法的生命和权威。

习近平先生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句话深刻表达了“宪行中国”的基本治国理念。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一些良法条款关于各项人权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何使宪法的这些良法条款真正成为塑造民族精神、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文明复兴的权威标志,关键就在于认真对待权利,贯彻落实宪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多元的宪法实施机制。从各国宪政经验来看,这些宪法实施机制大体包括释宪机制、违宪审查机制、宪法司法化机制、宪法监督机制、宪法条款直接适用机制等。目前在我国,这些实施机制大都还停留在纸面规定上,需要通过更具体并且更具操作性的宪政实践来激活。

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实就是创新多元宪法实施机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首先,该公约本身强调以约束政府和公权运作的方式,来达到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因而可以间接理顺宪法的人民主权基础和权力制衡模式,提升政府的执政观念及执政能力;其次,国际人权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和规范的人权保护法治经验,其中的缔约国报告程序、国家及个人的来文程序、督促各国立法和司法行政当局采取人权补救措施的规定等,有助于缔约国履行人权承诺,实现广泛深远的宪政结构的改革和完善;第三,国际人权理事会在监督实施人权公约时,很好地做到了充分尊重各国的宪政和主权,其实践主要是建立在促成协商一致和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在无形中为各国宪法的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主、理性、尊重、包容等前提条件的示范。

五、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以使我国更加坦率公开地明确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至上原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国际人权宪章有关人权的规范和实践日益表明,人类的这些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平等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这一点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而言,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悠悠万事,人权最大。人权是目的,政权必须服务人权、保障人权始有合法性。人权立国、宪行天下的原则因此理当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事实上,人权立国与宪行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正如习近平先生所阐发的那样,“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我们担忧,由于缺乏人权素养,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没有基本的敬畏和保障,在一旦遭遇全面危机时,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仇恨与暴戾,走向分裂和敌对的丛林状态;我们担忧,由于缺乏宪政素养,对宪法的权威和神圣性没有起码的体认和信奉,会导致国家工具主义盛行,执政者难以树立一整套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进而丧失执政合法性以及必要的尊严。

总之,对于公民、政府、国家和民族而言,唯有人权立国、宪行中国,才是成就光荣与梦想的根本尺度和不二法门。我们需要培育一个以中正、和平、理性和开放为根基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建立一个以爱和正义为基础的美好政治。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代表了我们最为诚挚善意的心愿,也表达了我们对于个人命运、共同体福祉、国家荣耀、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以宪为尊,我们就既能促进当下社会的和谐,也能以最小代价实现未来中国的繁荣强盛。我们也相信,只要以人权立国、宪行中国为努力的方向、重心和切入点,并坚定信心与信念,保持坚韧和细致,一切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的难题都不难获解。如此,则个人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基于此,我们恳切呼吁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缔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议案;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立即批准该公约。如果确因时间仓促,今年不能完成这一工作,也请开诚布公,给全体国民一个解释,同时宣布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以求国民谅解,以昭政府大信。

  为此,发起此次公民联署。

首批签名(排名不分先后,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  乐,北京,独立撰稿人
谌洪果,西安,学者
陈宝成,北京,媒体人
陈健民,香港,学者
陈凤山,北京,独立撰稿人
陈云飞,成都,公民
曹保印,北京,作家,评论员
柴子文,香港,媒体人
崔卫平,北京,学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杜  婷,香港,媒体人
董如彬(网名边民),云南,公民
邓瑾,哈佛尼曼学人,独立撰稿人
邓运清,深圳,公民
邓志新,广东,媒体人
党  青,四川,媒体人
关  军,北京,媒体人
冯兰瑞,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副所长
范  泓,南京,学者
范  晓,四川,学者
高全喜,北京,学者
顾海兵,北京,学者
巩胜利,广东,学者
郭于华,北京,学者
贺卫方,北京,学者
贺立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何  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何  兵,北京,学者
何  满,广东,媒体人
何金路,黑龙江,高级经济师
何培蓉,南京,公民
何小华,广东,国企退休干部
华新民,北京,古城保护者,城市土地问题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胡  泳,北京,学者
胡云飞,四川人,自由职业
黄雪涛,深圳,律师
韩三洲,北京,医生
侯梅新(笔名余以为),广东,专栏作家
季  兵(笔名航亿苇),广东,作家
梁文道,香港,作家
梁晓燕,北京,编辑
黎  鸣,北京,学者
李春玲,成都,公司职员
李公明,广东,学者
李伟东,北京,学者
李悔之,广东,公民
李小鸣,斯坦福纳特学人,独立撰稿人
林  涛,广东,媒体人
刘  瑜,北京,学者
刘安平,广东,医生
刘绪贻,武汉,学者
刘子龙,深圳,律师
刘  巍,北京,律师
罗建明(网名巴索风云),广东,NGO从业者
茅于轼,北京,学者
孟  雷,北京,媒体人
浦志强,北京,律师
秦  晖,北京,学者
乔  木,北京,学者
任志强,北京,退役企业家
荣  剑,北京,独立学者
冉云飞,四川,学者
宋以敏,北京,离休学者
宋石男,四川,学者
宋晓慧(网名樱桃白),广东,公民
宋晓贤,广东,媒体人
孙旭培,北京,学者
苏小和,北京,诗人
苏少鑫,广东,媒体人
邵  建,南京,学者
唐明灯(笔名令狐补充),广东,专栏作家
谭翊飞,北京,媒体人
吴  强,北京,学者
吴  伟,北京,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
吴祚来,北京,学者
吴木銮,香港,学者
王功权,北京,退役企业家
王克勤,北京,媒体人
王力雄,北京,作家
王  兴,北京,律师
王宗力,四川,作家
王雪臻,山东,公民
徐  晓,北京,作家
徐友渔,北京,学者
徐庆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夏  楠,北京,律师
邢小群,北京,学者
许苍竹,广东,媒体人
许志永,北京,公民
笑  蜀,广东,媒体人
余  真,澳门,医生
鄢烈山,广东,媒体人
于建嵘,北京,学者
袁  剑,江苏,学者
袁裕来,浙江,律师
姚中秋(笔名秋风),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姚新勇,广东,大学教师
严伟民,深圳,独立撰稿人
杨支柱,北京,学者
杨茂东,广东,公民
杨子立,北京,学者
张  鸣,北京,学者
张  宁,广东,学者
张千帆,北京,学者
张麦昌,西安,律师
张英洪,湖南,学者
张永攀,香港,公民
张继承(笔名喻尘),广东,媒体人
章  哲,北京,公民
章志峰,广东,公民
朱大可,上海,学者
朱学勤,上海,学者
朱瑞平,四川,作家
展  江,北京,学者
赵  牧,北京,媒体人
郑世平(笔名土家野夫),北京,作家
郑炎潮,广东,学者
周  泽,北京,律师
周  燕,四川,记者
翟明磊,上海,媒体人


【附录】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序 言

  本公约缔约各国,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确认这些权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严,
  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於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
  考虑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力,
  兹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部分

第一条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二、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於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三、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第二部分

第二条

  一、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二、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三、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
  (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
  (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
  (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第三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

第四条

  一、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二、不得根据本规定而克减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
  三、任何援用克减权的本公约缔约国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家。

第五条

  一、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於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二、对於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中依据法律、惯例、条例或习惯而被承认或存在的任何基本人权,不得借口本公约未予承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而加以限制或克减。

第三部分

第六条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後判决,不得执行。
  三、兹了解:在剥夺生命构成灭种罪时,本条中任何部分并不准许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克减它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规定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四、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六、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第七条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

第八条

  一、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
  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乙)在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中,第三款(甲)项的规定不应认为排除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於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
  (丙)为了本款之用,“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辞不应包括:
  (1)通常对一个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禁的人或在此种拘禁假释期间的人所要求的任何工作或服务,非属(乙)项所述者;
  (2)任何军事性质的服务,以及在承认良心拒绝兵役的国家中,良心拒绝兵役者依法被要求的任何国家服务;
  (3)在威胁社会生命或幸福的紧急状态或灾难的情况下受强制的任何服务;
  (4)属於正常的公民义务的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

第九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
  四、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五、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赠偿的权利。

第十条

  一、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二、(甲)除特殊情况外,被控告的人应与被判罪的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於未判罪者身分的分别待遇;
  (乙)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并应尽速予以判决。
  三、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的的待遇。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仅仅由於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第十二条

  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
  三、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第十三条

  合法处在本公约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只有按照依法作出的决定才可以被驱逐出境,并且,除非在国家安全的紧迫原因另有要求的情况下,应准予提出反对驱逐出境的理由和使他的案件得到合格当局或由合格当局特别指定的一人或数人的复审,并为此目的而请人作代表。

第十四条

  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於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刑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
  二、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
  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
  (甲)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丙)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所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己)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
  (庚)不被强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四、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
  五、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
  六、在一人按照最後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後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实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於他自己的缘故。
  七、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第十五条

  一、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的刑罚也不得重於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後依法规定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
  二、任何人的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为犯罪者,本条规定并不妨碍因该行为或不行为而对任何人进行的审判和对他施加的刑罚。

第十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十七条

  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二、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八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第十九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二十条

  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第二十一条

  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
  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
  三、本条并不授权参加一九四八年关於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缔约国采取足以损害该公约中所规定的保证的立法措施,或在应用法律时损害这种保证。

第二十三条

  一、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二、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
  三、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应采取适当步骤以保证缔婚双方在缔婚、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的权利和责任平等。在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应为儿童规定必要的保护办法。

第二十四条

  一、每一儿童应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措施,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而受任何歧视。
  二、每一儿童出生後就立即加以登记,并应有一个名字。
  三、每一儿童有权取得一个国籍。

第二十五条

  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乙)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丙)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

第二十六条

  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第二十七条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第四部分

第二十八条

  一、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本公约里以下简称“委员会”)。它应由十八名委员组成,执行下面所规定的任务。
  二、委员应由本公约缔约国国民组成,他们应具有崇高道义地位和在人权方面有公认的专长,并且还应考虑使若干具有法律经验的人参加委员会是有用的。

第二十九条

  一、委员会委员由具有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资格的人的名单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这些人由本公约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提名。
  二、本公约每一缔约国至多得提名二人,这些人应为提名国的国民。
  三、任何人可以被再次提名。

第三十条

  一、第一次选举至迟应於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举行。
  二、除按第三十四条进行补缺选举而外,联合国秘书长应在委员会每次选举前至少四个月书面通知本公约各缔约国,请它们在三个月内提出委员会委员的提名。
  三、联合国秘书长应按姓名字母次序编造这样提出的被提名人名单,注明提名他们的缔约国,并应在每次选举前至少一个月将这个名单送交本公约各缔约国。
  四、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在由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本公约缔约国家会议举行。在这个会议里,本公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凡获得最多票数以及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代表的绝对多数票的那些被提名人当选为委员会委员。

第三十一条

  一、委员会不得有一个以上的委员同为一个国家的国民。
  二、委员会的选举应考虑到成员的公匀地域分配和各种类型文化及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

第三十二条

  一、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四年。他们如被再次提名可以再次当选。然而,第一次选出的委员中有九名的任期在两年後即届满;这九人的姓名应由第三十条第四款所述会议的主席在第一次选举完毕後立即抽签决定。
  二、任期届满後的选举应按公约本部分的上述各条进行。

第三十三条

  一、如果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致认为某一委员由於除暂时缺席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而已停止执行其任务时,委员会主席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即宣布该委员的席位出缺。
  二、倘遇委员会委员死亡或辞职时,主席应立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宣布该席位自死亡日期或辞职生效日期起出缺。

第三十四条

  一、按照第三十三条宣布席位出缺时,如果被接替的委员的任期从宣布席位出缺时起不在六个月内届满者,联合国秘书长应通知本公约各个缔约国,各缔约国可在两个月内按照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填补空缺的目的提出提名。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按姓名字母次序编造这样提出来的被提名人名单,提交本公约各缔约国。然後按照公约本部分的有关规定进行被缺选举。
  三、为填补按第三十三条宣布出缺的席位而当选的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按同条规定出缺的委员会委员的剩余任期。

第三十五条

  委员会委员在获得联合国大会的同意时,可以按照大会鉴於委员会责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条件从联合国经费中领取薪俸。

第三十六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使能有效执行本公约所规定的职务。

第三十七条

  一、联合国秘书长应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二、首次会议以後,委员会应按其议事规则所规定的时间开会。
  三、委员会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第三十八条

  委员会每个委员就职以前,应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郑重声明他将一秉良心公正无偏地行使其职权。

第三十九条

  一、委员会应选举自己的职员,任期二年。他们可以连选连任。
  二、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但在这些规则中应当规定:
  (甲)十二名委员构成法定人数;
  (乙)委员会的决定由出席委员的多数票作出。

第四十条

  一、本公约各缔约国承担在(甲)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後的一年内及(乙)此後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提出关於它们已经采取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措施和关於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所作出的进展的报告。
  二、所有的报告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委员会审议。报告中应指出影响实现本公约的因素和困难,如果存在着这种因素和困难的话。
  三、联合国秘书长在同委员会磋商之後,可以把报告中属於专门机构职司范围的部分的副本转交有关的专门机构。
  四、委员会应研究本公约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并应把它自己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适当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缔约国。委员会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同它从本公约各缔约国收到的报告的副本一起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五、本公约各缔约国得就按照本条第四款所可能作出的意见,向委员会提出意见。

第四十一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得按照本条规定,随时声明它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它在本公约下的义务的通知。按照本条规定所作的通知,必须是由曾经声明其本身承认委员会有权的缔约国提出的,才能加以接受和审议。任何通知如果是关於尚未作出这种声明的缔约国的,委员会不得加以接受。按照本条规定所接受的通知,应按下列程序处理:
  (甲)如本公约某缔约国认为另一缔约国未执行公约的规定,它可以用书面通知提请该国注意此事项。收到通知的国家应在收到後三个月内对发出通知的国家提供一项有关澄清此事项的书面解释或任何其他的书面声明,其中应可能地和恰当地引证在此事上已经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或现有适用的国内办法和补救措施。
  (乙)如果此事项在收受国接到第一次通知後六个月内尚未处理得使双方满意,两国中任何一国有权用通知委员会和对方的方式将此事项提交委员会。
  (丙)委员会对於提交给它的事项,应只有在它认定在这一事项上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於和用尽了所有现有适用的国内补救措施之後,才加以处理。在补救措施的采取被无理拖延的情况下,此项通知则不适用。
  (丁)委员会审议按本条规定所作的通知时,应以秘密会议进行。
  (戊)在服从分款(丙)的规定的情况下,委员会应对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在尊重本公约所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求得此事项的友好解决。
  (己)在提交委员会的任何事项上,委员会得要求分款(乙)内所述的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庚)在委员会审议此事项时,分款(乙)内所述的有关缔约国应有权派代表出席并提出口头和/或书面说明。
  (辛)委员会应在收到按分款(乙)提出的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一项报告:
  (1)如果案件在分款(戊)所规定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委员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事实经过作一简短陈述;案件有关双方提出的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也应附在报告上。在每一事项上,应将报告送交各有关缔约国。
  二、本条的规定应於有十个本公约缔约国已经作出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声明时生效。各缔约国的这种声明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声明副本转交其他缔约国。缔约国得随时通知秘书长撤回声明。此种撤回不得影响对曾经按照本条规定作出通知而要求处理的任何事项的审议;在秘书长收到缔约国撤回声明的通知後,对该缔约国以後所作的通知,不得再予接受,除非该国另外作出了新的声明。

第四十二条

  一、(甲)如按第四十一条规定提交委员会处理的事项未能获得使各有关缔约国满意的解决,委员会得经各有关缔约国事先同意,指派一个专设和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委会”)。和委会应对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在尊重本公约的基础上求得此事项的友好解决;
  (乙)和委会由各有关缔约国接受的委员五人组成。如各有关缔约国於三个月内对和委员会组成的全部或一部分未能达成协议,未得协议和委员会委员应由委员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三分之二多数自其本身委员中选出。
  二、和委会委员以其个人身分进行工作。委员不得为有关缔约国的国民,或为非本公约缔约国的国民,或未按第四十一条规定作出声明的缔约国的国民。
  三、和委会应选举自己的主席及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四、和委会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但亦得在和委会同联合国秘书长及各有关缔约国磋商後决定的其他方便地点举行。
  五、按第三十六条设置的秘书处应亦为按本条指派的和委会服务。
  六、委员会所收集整理的情报,应提供给和委会,和委会亦得请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其他有关情报。
  七、和委会於详尽审议此事项後,无论如何应於受理该事项後十二个月内,向委员会主席提出报告,转送各有关缔约国:
  (甲)如果和委会未能在十二个月内完成对案件的审议,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其审议案件的情况作一简短的陈述;
  (乙)如果案件不能在尊重本公约所承认的人权的基础上求得友好解决,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事实经过和所获解决作一简短陈述;
  (丙)如果案件不能在分款(乙)规定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说明对於各有关缔约国间争执事件的一切有关事实问题的结论,以及对於就该事件寻求友好解决的各种可能性的意见。此项报告中亦应载有各有关缔约国提出的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
  (丁)和委会的报告如系按分款(丙)的规定提出,各有关缔约国应於收到报告後三个月内通知委员会主席是否接受和委员的报告的内容。
  八、本条规定不影响委员会在第四十一条下所负的责任。
  九、各有关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秘书长所提概算,平均负担和委会委员的一切费用。
  十、联合国秘书长应被授权於必要时在各有关缔约国依本条第九款偿还用款之前,支付和委员会委员的费用。

第四十三条

  委员会委员,以及依第四十二条可能指派的专设和解委员会委员,应有权享受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内有关各款为因联合国公务出差的专家所规定的各种便利、特权与豁免。

第四十四条

  有关实施本公约的规定,其适用不得妨碍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的组织法及公约在人权方面所订的程序,或根据此等组织法及公约所订的程序,亦不得阻止本公约各缔约国依照彼此间现行的一般或特别国际协定,采用其他程序解决争端。

第四十五条

  委员会应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於它的工作的年度报告。

第五部分

第四十六条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联合国宪章和各专门机构组织法中确定联合国各机构和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所涉及事项方面的责任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的权利。

第六部分

第四十八条

  一、本公约开放给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或其专门机构的任何会员国、国际法院规约的任何当事国、和经联合国大会邀请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签字。
  二、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三、本公约应开放给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任何国家加入。
  四、加入应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
  五、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通知已经签字或加入本公约的所有国家。

第四十九条

  一、本公约应自第三十五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三个月生效。
  二、对於在第三十五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後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三个月生效。

第五十条

  本公约的规定应扩及联邦国家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限制和例外。

第五十一条

  一、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均得提出对本公约的修正案,并将其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立即将提出的修正案转知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时请它们通知秘书长是否赞成召开缔约国家会议以审议这个提案并对它进行表决。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缔约国家赞成召开这一会议的情况下,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此会议。为会议上出席投票的多数缔约国家所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联合国大会批准。
  二、此等修正案由联合国大会批准并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按照它们各自的宪法程序加以接受後,即行生效。
  三、此等修正案生效时,对已加接受的各缔约国有拘束力,其他缔约国仍受本公约的条款和它们已接受的任何以前的修正案的拘束。

第五十二条

  除按照第四十八条第五款作出的通知外,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同条第一款所述的所有国家:
  (甲)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所作的签字、批准和加入;
  (乙)本公约按照第四十九条规定生效的日期,以及对本公约的任何修正案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生效的日期。

第五十三条

  一、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档库,其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各本同一作准。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送第四十八条所指的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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