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

17大前人事激战 :常委难产 六套方案未决


8月16日发行的最新一期《动向》杂志封面
中南海人事激战 :北戴河、西山疑云胡江派系激战
17届常委难产 六套方案未决

【大纪元8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中共十七大前有一个传统意义的重要内部会议,进行重要人事决策。据今天上市的最新一期《动向》杂志披露,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班子人事预案已经有六套之多,各派势力势均力敌,仍然僵持不下。10月1日前召开十七大的可能性不大。

资深媒体人、《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根据国内消息,陈良宇案中,胡锦涛也就是仅仅通过打击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听凭中共内斗的权力机制惯性摆布。上海帮仍旧是与胡锦涛团派分庭抗礼的主要政治力量,以团派、上海帮、太子党、老国务院系统等各个派系权力共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各个派系之间的实力对比更加趋向于均衡化。

《动向》杂志专栏作家、中国著名政治评论家胡少江撰文分析中国政坛上的团派,并指出,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北戴河人事风云席卷 中南海各派黑会分赃

据最新一期《动向》杂志透露,庆祝建军80周年后,中共党政军政要一起驱车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确定十七大人事。北戴河如临大敌,警戒级别明显加强,警察层层设卡,密集巡逻。
北戴河会议在胡锦涛与各派大佬充分协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人事盘子。这些各方势力包括江泽民、代表周恩来老国务院系统的李鹏,和陈云、邓力群势力的宋平,以及老常委、老军头。

胡锦涛力争保持的是七常委的规模。商讨的是黄菊死后四下四进,还是三下二进。四下的人选是罗干、吴官正、贾庆林、吴邦国。三下人选是罗干、吴官正、贾庆林。当前位置最稳留任17大的常委是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其次还有吴邦国。新常委候选名单有李克强、周永康、习近平、刘延东。其中李克强、习近平还是18大人选。如果习近平作为太子党,老国务院的势力被选中,上海一把手只是他的过渡。

文章指出,17大胡锦涛无论如何打造“党内民主”的形象工程,仍是党头、军头操纵的内部份赃的黑会。
北戴河重要性降低 西山会议更有可能

另据本期《动向》消息称,七月份有一个“新西山会议”在北京西北郊的西山举行,会议讨论如期召开十七大及其人事预案问题;人事预案并没涉及政治局常委人选问题,重点讨论了增加军队代表人数、增加知识份子代表人数,特别是要增加边远地区的基层人士的问题。

据称:该会议在7月31日下午结束,晚上,北京权力核心要员回城参加建军节招待宴会。“三增加”的论调很快见诸报端,但未报导会议地址,似乎这是外界传闻的“新北戴河会议”的最初文本。

《动向》文章分析说,至于北戴河警车大增的情况,应该是八一建军节之后江朱李等新元老级人物齐聚北戴河,强化保卫所致。新元老们在北戴河修养,实际上是利于遥控北京局势。这种情况会延续到十七大召开。

《动向》文章认为,时下胡锦涛初收军权,舍由军队保卫的北京西山而去“三家共管”的北戴河召开重大会议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在新元老们齐聚北戴河并试图遥控北京之际,胡温曾等核心人物不时去北戴河“与老同志交流看法”,还是大有可能的。

张伟国分析说,一方面,现在处于政治寡头时代,中共高层各派系之间权力趋于均衡。而过去邓小平一人独大,他到北戴河,政治中心就移到了北戴河,如果缺少跟他的沟通、联络,可能失去很多机会。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是否到北戴河开会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北戴河会议的正常保卫工作通常是由河北省政法委指挥本省公安与国安主担,公安部九局与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协办,由三方力量联合管辖。当年江在北戴河形成和北京抗衡的基地,当时的河北政法委书记(即陈云前秘书)许永跃因保卫会议得力而被提升为国安部长。目前,北戴河、公安部都还在上海帮手中。即使胡能调动军队因素,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力量。

张伟国认为,因此,胡对北京地区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河北的控制。任何重大决策在北京做比北戴河的安全系数都要高。所以,北京西山会议可能性大一些,而北戴河会议很可能是外界依照原来的思维定势所作的推测。

中共高层激战 吴官正儿子青岛遭暗杀

张伟国表示,中共高层各派内斗激烈,人事斗争尤为激烈,胡温并不顺利,与各派系较量还在进行中。吴官正的儿子去年12月在青岛被谋杀,这跟围绕17大的胡江斗都有密切关系。

据本期《动向》披露,江已发现曾庆红甩开上海帮转而重振太子党的意图,大为恼火,在北戴河再次散布对曾不满的言论,而曾竟然不做任何回应;此前的五一期间江登泰山,对张万年的外甥杜世成面授机宜,要他以山东省委副书记的身份掀起齐鲁石化事件,又指示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予以配合,目的在于警告曾庆红。

结果,曾庆红之子参与其中的证据并不充分。就在青岛书记杜世成出事之前,青岛发生了惊人大案:吴官正之子欲参与青岛海滨开发工程,杜世成亦向下属打了招呼,但是尚未签约,吴子就被人暗杀于青岛政府所属的某高级宾馆。

更为奇怪的是:吴子被杀两天后才有人发现现场,有关近案人士竟称“这是北京来人干的活儿”。很快,杜世成也就出了问题。调查杜世成的时间之短与证据之准确,让利害关涉各方大为吃惊。有人说,可能杜世成暗渡陈仓,出卖了江泽民与吴官正,才让吴子身陷青岛;也有人说,杜世成动手较慢,反为对方所乘。

这期《动向》文章特别强调,中国进入了准寡头政治时代,一派独大的对权力“垄断”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一方不计“他人”利益的决策都不可能落实。如此,有没有“新北戴河会议”已经不重要,剩下的问题是:胡曾之间如何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平衡格局,仍是影响十七大权力分配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孙文广:警察打劫在济南火车站——兼说奥运与人权

我有位家在四川的未谋面朋友刘先生,常通电话,去年就说来看我,今年8月11日终于来到济南,促膝长谈。没想到,15日晚他离开我家,乘火车返乡时,遭到跟踪,在济南火车站被警察拦截,抢走了我赠他的《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还有其他一些资料,不给任何收据。这位朋友在 9点41分从火车上给我发了短信:

孙教授,我在火车站被四五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搜查,把你的书和资料非法没收。

我送刘先生《百年祸国》,自己认为很珍贵,所以珍贵,是因为海关不准入境,邮寄查到必没收,现在手头已经很少,物以稀为贵。我在赠书的扉页上签了名,请他指正,并写了"相见恨晚"的字,不想竟被警察抢走了,实在有些心痛。

(一)警察违法要从上层找原因
朋友被警察抢了几本书,这在中国大陆是区区小事。比那几本书更值钱的东西,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面前也被抢了吗?不但抢物,还要抓人,这些事太多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已是见怪不怪。

其实也难怪济南警察不执法、不守法,因为他们归市公安局管,公安归中共政法委管,而领导济南市政法委的书记就是刚判死刑的段义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主任)该人伙同在公安工作的侄女婿,在大街上炸死了情妇,被判处死刑。让段义和这样的人领导公安,怎能培养出好的警察?对济南警察在火车站的抢劫,要从上层找原因。

段义和已判死刑,济南公安局应该归还刘先生的书籍,追查抢劫行为。

(二)签名信发表后对我加紧了监视和跟踪

8月8日,40个知识分子发表了对奥运的呼吁书,我也是签名者之一。8月 14日我们六位大学的老师也发出了一封《奥运前要保障人权》的签名信(刊载《议报》签名网)。就在这几天,我家楼旁增加了莫名的人和陌生的车,我出门有人跟踪。

我的朋友刘先生来济南看,与我多次电话联系,到济南后去买车票,逛街几点回来吃饭都电话告知,我想,掌握电话窃听技术的人对我们的行动会了如指掌。

15日晚饭后8点,我送刘先生打"的"去火车站,楼旁的莫名人立即进入轿车,尾随我们出了院门,朋友上了出租车后,他们就尾随而去。一个小时后朋友发来短信告诉了我在火车站遭劫之事。

(三)两种不同的梦想

北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倒计时,北京当局正在宣传"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我感到现在的中国至少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建设确保人权的中国,而另一个梦想是维护极权统治。这绝不是同一个梦想,如果说梦者都在同一个世界上,那他们是同床异梦。

中国当局为了开北京奥运,也为了给自己增添光彩,正在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同一个梦想,"的舆论,这是在掩人耳目。

开好奥运当然是很多人的希望,但如果中国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北京奥运当然会遭遇抵制。想用暴政镇压反对派,抓捕异见人士和不同信仰者的方式,维持奥运前的"和谐",那是白日做梦,到头来说不定会变成一场噩梦。

北京奥运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其结果如何,既要看北京当局的表现,更要看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作为。

2007年8月 18日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

吴敏:苏共以党治国亡党亡国的历史警示

【新世纪特稿2007年8月18日】 巴黎公社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实行的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致力于建立的仍然是巴黎公社式的“人民自治”2机构。可惜,由于国内战争爆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了非常复杂的现实和极为严重的困难。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不得不修正了原来的思想,从原来强调由“全体人民管理国家”,转变成了由“先锋队管理国家”。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越来越注意到了“先锋队管理国家” 的缺陷和弊端,并准备着手解决。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1、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列宁在1922年3月写的一封关于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大纲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3。

2、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共(布)十大作出了以“工人民主制” 取代极端集中制的决议,决定从下到上都要废止干部委任制,推行干部普选制,并要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置于全党的监督之下。

3、加强和改善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列宁认为,要把大量优秀人才输送到国家政权机关,在国家政权机关实行工作责任制,强化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和威信,强化对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4、建立健全国家的法制体系。国内战争一结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权管理中比较严重的混乱行为,列宁就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任务,并作了许多具体部署。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列宁的病情逐渐显现和转重,以致不能正常工作,这使得他对于解决“先锋队管理国家”的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斯大林在这方面明显地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到1923年3月10日列宁第三次发病并完全失语瘫痪,特别是1924年1月21日逝世以后,列宁原来启动的解决“先锋队管理国家”问题的努力就完全停顿和夭折了。相反,自1922年4月斯大林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组织的体制愈来愈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到了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以党治国”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成了苏联政治体制的主体和主导模式。

斯大林以党治国体制的主要特征:

一是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化,成了各级国家机关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他国家机关只不过是贯彻执行党组织决定和意志的工具;

二是党的各级组织设置若干部门,直接地对口指挥政府各系统的日常工作;

三是党内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各级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下级党组织和一般党员基本上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

四是党章关于选举产生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的规定基本上只是一种徒有虚名的形式,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几乎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

五是宪法和组织法关于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领导成员的规定基本上也是一种形式,这些领导成员几乎都是有关党委预先已经内定了的,所谓按照宪法、组织法规定进行的“选举”,只不过是技术性、程序性、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和过场而已,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

显然,在斯大林主持下苏联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体制,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科学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应该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同这种国家政权形式完全相违背的,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要求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由“先锋队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短期性、权益性的做法,尽管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毕竟还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到了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之后,仍然继续坚持甚至更加强化以党治国体制,必然要越来越暴露出其非常严重的弊端。

第一,以党治国体制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而且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和强化。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体制,意味着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要求,对国家机器坚持批判性的态度,失去了对国家机器的警惕、戒备和防范,反而以为它已经具有了“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性质而宽容它、纵容它,使它更加完备和强大。这样一来,国家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也具有这种本质)势必要扩张,成为一种超乎社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强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来,刚刚争得统治权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尽管仍然在法律形式上被尊称为是所谓的“国家主人”,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和决定权,只能由少数掌权者以“党和国家”的名义来主宰和支配,完全处于一种被统治者或“被运动者”的地位。

第二,以党治国体制明显废弃了党的领导应有的本质内容和最高原则,使党的领导实际上遭到了严重损害。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应该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就是通过“议行合一”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法定权力,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国家法律法规,选举并监督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但是,以党治国体制将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力,统统掌握在了各级党委手里,使得党的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本质内容实际上被废弃了,蜕变成了“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且,各级党委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党委书记手里,党委的决定往往是由书记来拍板,这使得党内民主也名存实亡了,完全消解了作为党的领导“最高原则”的集体领导原则。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完全是在背弃和损害党的领导。

第三,以党治国体制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难以严格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确立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斯大林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因此,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以党治国体制,不可能在宪法里得到正式确认,不具有合法性。这样一来,一方面,以党治国体制作为一种强大现实力量的存在和运行,不可避免地要弱化、虚化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其成了一种难以规范和调整现实社会关系的“纸面上”规定,现实状况和法律规范完全是两码事、“两张皮”;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都是按照各级党委的意志产生和运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级党委的工具和附庸,没有多少独立性、自主性可言,所以,他们也很难树立应有的权威,很难按照法律规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很难及时、妥善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

第四,以党治国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党政领导职务委任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致使特权现象和权力腐败成为必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体制下,各级党政领导职务实际上都是由上级党委委任的,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和过场,仅仅是一种为了获得合法性的程序和手续。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尖锐指出的,这种“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4。它势不可免地使得党政领导干部主要是对上级党委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负责,而不是对社会和人民群众负责;势不可免地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上失去了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势不可免地使得相当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因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形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既得利益阶层或称特权阶层、特权集团,有的甚至要坠入贪赃枉法的腐败深渊。大量事实表明,在苏联解体之前,党政官员的腐败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地步。

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最初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骤然丢掉了政权,落了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斯大林时期业已形成并在此后长期延续的以党治国体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无疑是一个根本性、决定性的最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以党治国体制葬送了苏联,葬送了苏联共产党。这个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和极为强烈的历史警示,非常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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