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3日星期四

文贯中:中国经济正失去现代化的机会



一、中国经济增速急剧趋缓的两大根本原因

随着对超级全球化的幻灭,经济全球化的荣景不再。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即不分制度和意识形态,加深和加广国际分工所带来的风险变得疑虑重重,纷纷改用价值和社会-经济制度是否同类,作为抱团取暖,深化分工,加深依赖的主要考虑。经济全球化正向独裁联盟和民主联盟为标志的阵营化蜕变。低端贸易仍在跨阵营进行,算是超级全球化的残留痕迹,也使本世纪的这次冷战有别于上世纪的那次。

但是,以尖端芯片和高级AI技术为代表,这些通往未来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已经在对独裁国家的禁运名单上赫然位列首位。高科技的全面脱钩已势在必行。本来一直被虚情假意掩盖着的,对全球化终极愿景的根本分歧,已经图穷而匕首见。领导着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已向世界申明,要回到《共产党宣言》的目标,建立党国体制,消灭私有制。面对抱有如此初衷和最终目标的对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然放弃和平演变的幻想,不会继续一厢情愿地假装糊涂,愚蠢地帮助缔造一个旨在消灭自身制度的强大帝国。发达国家痛苦地意识到,党国体制虽然无法造福广大民众,却可以将百姓的福祉压在最低的生存线上,集中余下的财力、物力,通过产业政策和管控,单边穷尽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以便扩军备战,夺取世界主导权,实现《共产党宣言》的宏伟目标。

出于对中国这种单边做法的担心,发达国家正在对中国减少单边开放市场和科技,同时,中国自己又已拒绝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等于拒绝了彻底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因为是否存在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部分和主要特征。上述两大原因的叠加影响,使中国一度令人炫目的高速增长不见了踪影。包括发达国家元首在内的高朋满座,共襄盛举的宏伟景象,已成往日的追忆。亚非拉穷兄弟们虽然脸上还挂着笑脸,手中却举着长长的强求援助的清单,随时可从朋友转为敌人。一带一路债台高筑,暴露了中共好大喜功,打肿脸蛋充胖子的传统。由于几乎每个项目都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已令有识之士纷纷担心,一带一路是否可以持久,中共的这一充满企图心的跨国工程是否会成为十四亿国人的沉重负担,以及参与国的债务陷阱。

为'中国奇迹'作出了最大体力贡献的农民工,原以为献出了青春岁月之后,打工所在的城市会善待自己的晚年,至少会善待自己的后代。不料这些城市继续拒绝他们落户,拒绝让他们转为正式市民,实现家庭团聚的美梦。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外企的陆续撤离,民企面对党国体制的蛮横收编,变得气息奄奄,灰头土脸,农民工的就业前景已经变得十分暗淡。这群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在党国体制下,原来不过是内定的,被驱赶回乡的低端人口。令人更为气绝的是,他们的后代是否还有步自己的后尘,进城出卖体力的同样'好运',也在未定之天。所谓改革,开放会使一代比一代的日子过得更加美好的最起码的愿望,看来将成一枕空梦。

官方媒体开始将发达国家的民众描写成正在饥饿交迫之中苦苦挣扎,是否想使中国民众至少感到生活于党国的一丝幸运?不过同时,官媒又要求民众对未来的惊涛骇浪和艰苦日子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同样使人愕然。仔细想来,这也许是官媒好不容易说出来的几句老实话,值得认真对待,说明中国经济前景确实不妙,已经到了官媒也不得不吐真言的地步。本来是各大都市抢夺对象的应届毕业生和小白领,由于在党国体制下本国科技缺乏创新活力,国外的科技创新源头又被逐渐掐断,产业难以升级换代,后面的国家又在纷纷追赶上来,中国自身不上不下,两头受挤,所谓一枝独秀已成昨日黄花。这自然是自称的新时代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为了阻止中国向民主,自由前进,损害党的垄断权力,不惜与世界翻脸的又一例证。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人毕业即失业,只能窝在家中啃老,使这些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每况愈下。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显示出活力四射,青春如火的蓬勃朝气,而是选择放弃内卷,彻底躺平,不顾中共描写的千年盛世的频频招手,悲壮地准备作最后一代。

还有更加浓黑的阴影笼罩着中国经济,那就是巨大的房市泡沫和沉重的地方债务这两个不定时炸弹。万一引爆,中国乃至世界将被拖下金融危机的深渊。难怪连美国财长耶伦在她最近的北京饭局上也忧心忡忡,因为届时位于大洋对岸的美国都无法从中国的金融狂澜中置身事外。人们不禁要问,房市泡沫带来的财富幻觉一旦破灭,中产阶级会逆来顺受,接受生活无着的悲惨命运,还是加入农民工的行列,构成对中共当局的巨大挑战?由于中国的各种经济指标几乎没有亮点,反而潜伏着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安全,安全,安全这两个字已经成为当局最常用的词汇,反映出他们最大的心病。不过短短几年,一个自称已经进入千年盛世的厉害国,为了安全两字,变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印度总理对普金直言不讳地说,21世纪不是一个发动战争的年代。这句话说得太好。在超级全球化最鼎盛的时期,谁能料到,在欧洲这块文明而发达的大地上,俄乌两国的军队会用先进武器激烈对阵,造成生灵涂炭,财产毁灭,而且,处于劣势的俄国侵略者会屡屡发出用核弹毁灭全球的威胁。如果说,俄国从来没有专心于经济发展,却醉心于领土扩张的话,那么,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是一直专注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并一再向世人论证,中国的崛起必定为和平的。为何中国和发达国家也走上了反目为仇的道路呢?这就要说到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要有持久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经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或为了证明某种主义为宇宙真理,或某个政党的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或让领袖可以不顾本国民众的幸福,去充当世界的英明领袖。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让本国全体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使他们的下一代过上更加人道,文明,公正,公平,和富裕的生活,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并能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和睦地,自由、自在地交流和来往,分享人类的一切文明和科技成果。

发展中国家必须牢记,它们的起点很低,人口的大部分是传统小农,生活于极端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之中。这样的国家判断自己的经济发展是否踏上了正途,还是走上了邪路,不在于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口号如何响彻云霄,更不在于提出虚无缥缈的反对私有,实行公有,实现共同富裕这类乌托邦诺言。不管这类口号如何美丽,诺言如何迷魂,其实已经脱离了时代的本质。当今时代已经不是反帝、反殖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确立,殖民地的全部独立,已经结束。当今世界,各国应该关注如何让本国的广大小农人口获得市民的同等权利,使他们能自愿地脱离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加入到高效率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去。这些国家必须做到两个缩小乃至弥合,才能说自己实现了现代化。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各国的实践表明,要达成这一目标,单纯的发号施令,或提出一厢情愿的愿望,许诺,或发誓,赌咒,都没有丝毫用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建立了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的激励和引导,加上一系列与市场机制配套的制度,法律,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才能完成由传统的农本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如果只知道心血来潮,发号施令,在结束了殖民时代之后,仍然将本国经济的问题归咎于殖民时代的不公正,拒绝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国家即使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只会迎来梦想的一再破灭。这些国家应该看到,发达国家在放弃了所有的殖民地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发达,更加富裕。东亚各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并没有依靠殖民和征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增长,也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平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的结果。可以预言,由于俄国拒绝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反而不听各国忠告,走上殖民和征服的老路,必将使俄国加速走向衰败和没落。而且,由于中央计划经济在所有国家的惨败,各国只能借助市场机制的配置和引导。

三、来自中国自身的正反经验

从1949年开始,中共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理念,迫使社会沿着一条扼杀市场机制,扼杀亿万民众在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现的自发性和首创性的邪路急速倒退。具体来讲,在城市,中共强迫赎买资本家的企业,将工人变为没有人权和自由选择的工奴。在农村,中共用谎言和暴力剥夺了所有农民的土地,使他们全体沦为没有产权,无权掌握自己产品的农奴。中共将民间一切财富收归国有后,将它们纳入计划经济的桎梏,置于极权的控制之下。其结果,中国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作为现代化主要标志的城市化率甚至发生了倒退。大批知识青年被迫离开父母,到边远和贫困的农村,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中国百姓的福祉来说,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一场极为失败的试验,不啻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因为党国体制下计划经济是一场灾难,1978年当局决定走一条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道路。一开始,犹犹豫豫的当局准备走南斯拉夫的混合经济道路。结果不久,南斯拉夫自己抛弃了这条死胡同。于是,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决定继续走开始于198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长期生活于农奴制下的广大农村人口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但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还获得了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打工的权利。同时,随着五十万家国营工厂的私有,沉睡其中的各种要素被解放出来。巨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获得自由之后,客观上构成巨大的供给能力,使中国迅速成了世界工厂。这里的关键是,这种供给能力并非是盲目形成的。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发育出要素市场,但是世界上存在着要素市场,通过世界市场的价格引导着中国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以满足世界市场上由于各国单边开放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中国加入WTO后,欧、美、日市场并没有要求中国立即对等地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许是一种错误,使中国陷入杨小凯生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中去。既然来自欧美日市场的需求是现成的,成熟的,有效的,供需双方的结合,使双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时,也使中国失去压力,不再进一步做关键性的制度改革,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红利。这是从1980年代起,经济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平均百分之九的高水平上,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十几的主要原因。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的城市化率,从改开初期低于20%,迅速上升到40%以上。若按官方的口径,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话,则目前的城市化率甚至达到6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的奇迹。

四、全球化的倒退,要素市场发育的受禁,使中国百年未遇的现代化良机正在远逝

中国拥有巨大的过剩人口,却有极度恶化的生态,各项最主要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也极度贫瘠。这说明,中国离开世界,离开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离开发达国家的科技活力,要想主要依靠内循环,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对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渐下降,经济学家在十年以前早有共识。这是因为,只要没有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政治改革,允许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定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无法继续。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沿着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世界本来会欢迎中国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欢迎中国以自身健全的市场机制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分工、合作,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势头。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国继续扩大与国际的全面接轨,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化奇迹就能延续下去,将有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吸收到城市中去,使本来依靠小农生产方式谋生的农村人口得以继续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实现上述的两个弥合。借助改革、开放,让世界帮助中国消化巨大的过剩人口,帮助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乃至全体国人的收入水平,弥合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这是百年来中国遇到过的最好的机会,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梦想。

可是,这种百年未遇的机会已经被中共的自私和贪婪所断送。自从中国进入以重新大力建立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新时代后,经济增长率一路走低,目前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由于强硬谋求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加固,中国和几乎所有奉行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关系变得疏远,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党国体制下,中共用《共产党宣言》的理念作为继续骗人的幌子,扼杀了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的可能性。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名义上是政府在作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实质上,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资源的决定性配置自然变成党的特权,并为党的战略目标服务,而不是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福利。由于没有市场的供求双方产生的均衡价格的信号,党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挥,全凭心血来潮。新时代不过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变成定于一尊而已,却更加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没有任何制衡,唯有谄媚和奉迎。可以预见,只要党国体制继续主宰资源的配置,不但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难以弥合,而且,由于城市化率面临倒退,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的收入也难以提高,使城乡收入差的鸿沟继续扩大。只要两个弥合难以实现,中国百年未遇的全面现代化的机会必定离中国远去。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赤裸裸的背离。发育要素市场必然会使党在经济活动中寻租的权力越来越小,而针对党的瞎指挥导致的市场失灵,侵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追责却会越来越严厉,使得党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显得多余,显得有害。如此一来,随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随着党干扰经济,破坏市场的真面目的暴露,党必然被人民和企业所唾弃,最终被彻底边缘化。这本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头等好事,对人民的幸福来说也是头等好事。但是,对一心寻求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享受特权的中共来说,是决不甘心的。为了拯救中共的执政安全,中共的保守派只能强行扼杀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改革、开放的倒车。现在,为了挽回民企和民众的信心,出台了民企31条,好话说尽,却回避一系列要害问题:即中共究竟让不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究竟让不让民企享有国企的同等待遇,对于为了让国企做大做强而不惜动用国库,给予他们的种种优惠和特权,民企究竟能不能同等而自动地享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究竟能不能还给市场?显然,这是中共保守派最感害怕的问题。难怪31条完全回避。

所以,中国经济遇到一个要不要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的死结。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两个弥合,无法实现将广大农民和农民工包含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中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的治下,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遥不可及,正在推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神话。可以断言,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道路,后来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及再后来的华西村,南街村道路那样,不管一时被吹得如何天花乱坠,都已一一破产一样,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将作为一个自说自话的,反市场,反宪政民主的笑话载入人类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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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日星期三

顏純鈎:美國外交雙管齊下,中國外交在玩泥沙

(作者臉書)

當習近平忙於在成都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辦豪華國宴時,美國國會和政府也沒有閒著,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台灣國際團結法案》,這個法案將1971年聯合國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作了一次歷史性翻案。

當年這個法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代表」,中共借此製造了「一中原則」,長期阻擋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但當年聯合國驅逐的叫做「蔣介石政權」,並不是「中華民國」,美國現在利用這個歷史懸案,要將台灣推向所有的國際組織。

自1971年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一直容忍與默許中共的「一中原則」,因為中共當年擺出親美的姿態,美國出於聯中反俄的需要,有意無意冷落了台灣。但自習近平反美國策公開化之後,美國已認定中共為主要敵人,此後就不再給中共面子了。

美中關係﹑美台關係都將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將放手提升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而不將「一中原則」放在眼裡,因為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從來只排除「蔣介石政權」,沒有排除中華民國。

美國外交現在有兩個主軸,一個是組建新的國際同盟,一個是扶植台灣,兩個大謀略的主要對手都是中共。

組建新國際同盟的出發點,是聯合國已經廢了,中共對中小國家脅迫收買,聯合國議案投票都對中共有利,美國在聯合國失去主導權。這要歸咎於美國歷屆政府的姑息養奸,但勢已如此,與其花大氣力去和中共在聯合國爭奪,倒不如重新集結盟友,構建一個聯合國2.0版。

美國縱橫捭闔,聯合歐盟﹑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等民主強國,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行動。現在這個新聯盟已定型,認定中共為主要對手(敵人),不允許中共脅迫和欺凌小國,在外交與貿易﹑高科技﹑軍事方面全方位攻守同盟。這個外交主軸,立足於守,立足於防範中共的對外擴張。

至於扶植台灣,卻立足於攻,不斷提升美台關係,幫助台灣走上國際舞台,在軍事﹑科技與外交上視台灣為美國盟友。台灣問題是中共軟肋,美國每進一步,都是一支箭射中中共要害。美國手上握有太多台灣牌,今日打一支,明日打一支,中共除了叫痛,完全沒有還手餘地。美國一路出牌,一路高歌猛進,只看中共可以忍到幾時。

中共最痛的是「兩個中國」,美國推出《台灣國際團結法案》,擺明了在國際社會推動「兩個中國」的政治現實,一個國家兩個實體。兩個中國並非史無前例,韓國與朝鮮便是範例,美國要造成既成現實,逼中共吞下去。

中共求饒是不可能的,美中關係要緩解也不可能,因此美國朝野的判斷,就只有一條路走,便是與中共對抗下去,以台灣問題為武器,步步進逼,為中共製造更多難題。中共和統已經絕望,武統心中無數,美國看穿了這一點,更加有恃無恐。

新的國際同盟主守,台灣問題主攻,因為有新的國際同盟作後盾,美國借台灣問題的進攻更有取勝把握,因為有台灣問題主攻,美國更進退有據,掌握外交主動權。

與美國的外交兩手相映成趣的,是習近平的外交。習近平最近搞什麼外交?一是接待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大排場,二是接待比爾蓋茨和基辛格,三是接見布林肯時羞辱他,四是在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上招待六個侸仃小國的領袖。

這些小動作產生了什麼外交效應?幾乎沒有,它們只是滿足了習近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心態,錢流水一樣花出去,泥牛入海無消息,對美國來講,傷不到一點皮毛。

本來美國同歐盟﹑日本﹑韓國都有嫌隙,大凡習近平有點外交謀略,善加利用,就不至於弄到今日滿目蒼涼的局面。反觀美國,利用中共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把中共打扮成國際政治的邪惡軸心,有效分化了歐盟與中共的關係。

美國更充當中間人,化解了日韓之間的宿仇,把美日韓打造成東北亞聯軍,最近南韓甚至軍援烏克蘭,手伸到歐洲去了,正是新的國際同盟的表現。

習近平一再吞下美國送上門的苦果,一定消化不良,再加上國內經濟民生和社會問題如泰山壓頂,這樣的「偉大領袖」,寢食難安,不做也罷。

賴怡忠:需有面對中國不再崛起的應對準備

2023 年 8 月 1 日


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的意涵

隨著包括中國在內,各國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雖然經濟回復的速度因為2022年二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導致能源與糧食問題,而受到了若干阻礙,但各國多預期經濟動能會有所提升。只是當中國從Q1(4.1%)到Q2(6.3%)所回報的經濟增長數字非常不OK後,國際上過去認為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將會出現報復性反彈的樂觀預測,也紛紛改為悲觀預期,並開始分析中國經濟疲軟現象背後所呈現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不尋常地在四月與七月接連召開會議討論當前經濟形勢與經濟工作,在其中也承認現在面對「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等問題 。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接著是看到青年失業率超過兩成的恐怖數字,還有中國北京大學教授根據研究結果,認為青年失業率實際上超過四成。而中國人口也在去年出現「生不如死」,較預期出現人口負成長的時間還早了九年。國際上開始認為中國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無法以過去方式處理。不僅不認為中國經濟在十年內可以追上美國,甚至認為中國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換句話說,中國崛起的時代可能已經走入歷史了。有關中國是「已達峰值的強權」(peaking power)的主張,即便率主流觀點,但也得到越來越多分析家的認同。

中國不再崛起後,共產黨維持統治將越趨困難

有人說現在一切太早,中國還是可以如過去透過共產黨官僚全面控制的全知全能,以及其驚人的國家動員力,從而度過這個經濟難關。但中國經濟問題不是短期的收支帳不均衡問題,而是動能快速萎縮,加上新冠肺炎長期的動態清零政策,把中國已經虛胖的經濟體質弄得傷筋動骨,因此透過金融手段的刺激很難可以救得回來。

但中國就算經濟動能萎縮,以其巨大的量體,中國經濟因此出現崩潰的機率還是不大,而且即便在這個時候,中國還是會有若干產業表現相對亮眼,會部分分攤掉經濟下行的壓力。因此中國經濟在未來的走向,如果持續下行且其動能沒有回復,可能發展會是如同何清漣、程曉農教授所提的「潰而不崩」,意即中國更像是個逐漸洩氣的皮球,逐步走向萎縮,而不是出現爆炸與全面性的經濟崩解。

由於冷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實來自其能給中國人民在經濟上帶來好處,以換取其對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絕對主導權。當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甚至下行,中共的統治基礎就會被動搖。因此經濟不行對中共來說,是堪稱可能會動搖統治基礎的大事。根據這個邏輯,可以預見如果中國經濟問題無法緩解,中共的統治將會日趨困難,正當性必定會持續受到挑戰。

也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相對於年紀超過五十歲,經歷過文革以及之後的改革開放,知道先前的苦日子,面對現在與未來沒有前景的經濟狀況,是否要因此否定共黨統治可能還相對遲疑,因為他/她們畢竟是見證了共產黨把中國從一無所有翻身到今天相對有發展的這段歷程,但是1990年後出生的後冷戰世代,幾乎其一生都是在中國快速崛起的巨大光環下成長。這批人於後天安門時代出生,不僅受到的愛國教育最深入,也是中國社會內最挺中國共產黨的粉紅主力。因此當中國成長勢頭不再,對這批人來說,其所受到的衝擊會肯定更甚於其他世代,因此其心中的不滿可能會更為劇烈。

當中國不再崛起而是開始下沉,在國際上代表什麼?

2003年中國宣示「和平崛起」後,就開始其「走出去」戰略。在國際上日益採取「奮發有為」態度,而不是鄧小平在90年代初訓誡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些不是在過去十年習近平主政時代才出現的,因為在胡錦濤時代,當中國經濟還沒超過日本時,北京就已經採取「中國─拉共同體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合作發展論壇」、「(中國─中東歐)16+1論壇」等以中國一國與其他一大批國家開「雙邊論壇」會議的外交操作。

只是到了習近平主政後,習近平是進一步加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在聯合國內透過其對秘書處的影響力而主導「永續發展目標SDG」,將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同體」鑲嵌入聯合國的發展目標。此外,習近平還提出「亞洲開發銀行(AIIB)」、「金磚五國銀行」、「中巴經濟走廊」、「全球發展倡議」(GDI)、「全球安全倡議」(GSI)等涵蓋大區域的發展與安全合作議題。中國內部批評的大撒幣政策,即肇因於此。因此當中國經濟下行,可能影響到其對這些大規模國際倡議的支撐力度後,對於這些國家及對於該區域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什麼影響呢?

當然,中國推動大型基建計畫的能力肯定會受限,但在推動新計畫前,舊有計畫可能受到延宕的問題可能會先出現。先前已進入債務陷阱的國家受「催繳帳款」的壓力也會更直接,很可能會留下一屁股爛帳,變得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接收這些爛攤子。由於中國不少「帶路計畫」的基建是在亞洲,因此「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可能要處理這些問題。但在這些議題出現之前,可能會因為個別帶路計畫的目標國會面臨中國催繳的壓力下,可能因此會出現在這些國家的新一波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來償還債務的抵押浪潮。

中國經濟力下滑,雖然在理論上,其影響其他國家的籌碼也會跟著降低。目前在歐洲從17+1下降到14+1,甚至還可能繼續下墜的發展就是一例。雖然這個趨勢是先於中國出現經濟問題而出現的,但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中國市場能力會更進一步下降,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就自然會更低。

但對於中國與拉美、以及中國與非洲的一對多論壇等來說,由於中國與拉美以及非洲在農業及自然資源的貿易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在今年,中國對美歐以及東南亞的進口都在下降,但對南非以及對拉美的進口卻是在上升(對俄的上升幅度最大) 。因此中國在購買力下降下,可能對外的採買會更以基本需求為主,因此包括農產品,以及拉美等國提供的較便宜的商品,會持續因中國的內在需要而持續進行。

因此即便中國屆時出現基建供應能量下滑,但內需市場的基本需求還是能提供中國對拉美與非洲國家關係的一定助力,只是可能不若先前有力。而中國單方面主導局勢的能力也會有所減縮。其在這些區域構建「獨裁者聯盟」的能耐也會降低。

不再崛起的中國,還會是台灣的經濟機會嗎?

從2000年開始,有關台灣與中國的台海兩岸關係,始終出現「中國經濟機會VS.美國安全保障」的兩難問題,即一般人會提到的「顧佛祖VS.顧肚腹」的選擇。當時南向政策也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磁吸力量而變得無以為繼。中國巨大的經濟磁吸效應是當時台灣會有經濟與安全政策兩難的源頭。甚至當時中國也自信到認為憑藉其財力就可以一舉買下台灣,而無須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台灣人民會被中國浩瀚的錢海震懾而支持早日與中國統一。

但中國經濟從十年前就出現了問題,過去五年猶如礦坑金絲雀的在中台商,逐步出現了出走潮。這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前即已悄悄發生,而隨著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的激烈化,台商出走的趨勢也變得越明顯。中國在2018、2019等出現的對台31條措施、對台26條措施等,也早已證明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度很有限。

現在中國的台商可以粗略區分為,以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台商,和以中國作為市場的台商這兩大類。前者不再認為中國具吸引力而紛紛考慮出走,後者的利益已經與中國市場綁在一起,甚至會為了經濟利益,很可能在政治上也要做出更進一步的效忠表態,以確保還能在中國發展。但即便如此,這些人聽到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時還是會被嚇得大半夜睡不著覺。

無論是哪一種台商,其傳回來的聲音,使得過去台灣社會頻傳的兩岸經濟整合萬萬歲的論調在現在已不是主流。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提到當選後要重啟兩岸服貿談判,台灣社會對其反應冷淡就是一例。而當中國不再是台灣人認定的經濟機會後,過去奠基在兩岸緊密經濟連結之兩岸關係,自然在其下層結構改變後,上層建築也必須會出現變化。

但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是基於2012前對中台力量對比,以及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估計上,並在此假設下積極推進統一。但當中國失去經濟誘因以吸引台灣,本身經濟力量也在下滑後,北京持續推進統一的工具只剩下以虛假爭議訊息的銳實力操作,與目前還似有可觀的軍事威懾。這也是這幾年中國對台軍事恫嚇越來越多,即便其對台部門也承認這無助於吸引台灣民心,但還是持續這麼做的重要原因。

因為要強推統一,但又失去其他可用工具下,北京只能透過威脅震懾的方式意圖迫使台灣人民就範。因此我們應該可以預期,中國在未來對台灣的壓力不會降低,中國也不會滿足於親中政黨執政。因為北京對自身能力沒有信心,穩定兩岸關係不再是重點,統一才是關鍵議程。因此除非達成完全統一以將台灣牢牢掌握,否則中國永遠會擔心台灣會棄他而去。

中國會將內部問題外部化嗎?

另一個問題,是當中國不再崛起,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後,會如何影響其對外作為。

如果參照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不少國家陷入精英集團的長期爭鬥,政治高度不穩定,甚至出現倒退。例如阿根廷、泰國,菲律賓、以及先前的巴西與馬來西亞等。這些國家多陷入長期的政治不穩及經濟遲滯。而對於本身有自然資源的國家,其狀況也不甚樂觀,例如陷入資源陷阱的俄羅斯對外作為日益強勢,最後出現去年二月的對烏克蘭全面入侵,而同樣落入資源陷阱,也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委內瑞拉,內部更是非常混亂。

中共在過去一窮二白時出現包括大躍進、文革等激進政治議程,但國家在出現這麼大的動盪後依舊能夠存活下來,沒有出現軍閥內戰等,也顯示中國社會的超穩定性。今日當中共統治基礎出問題,以共產黨習性來判斷,到底中共是會對內製造階級敵人;還是會將內部問題外部化,找一個外來者出氣並歸咎其為中國問題的始作俑者;或者是兩者同時都出現?這我們不得而知。但一個步走向衰退的中國,其對外表很可能現不會內縮,反而會伴隨著相當劇烈的對內或是對外行動。台灣對此更必須要特別關注。

旁邊是個不再崛起的中國,台灣經濟策略也將面臨調整

不管喜不喜歡,後冷戰時代台灣經濟發展歷史幾乎就是密貼著中國的經濟動能,但當中國經濟動能不再如過去生猛,對外界也不會過去那麼歡迎後,台灣的經濟策略也必須有所調整。

這個調整不能僅止於建構「中國+1」,即所謂對中國分散風險等「去風險化」(de-risking)的諸種作為,或只是把過去的生產模式搬離開中國,但搬到其他地方後,依舊延續先前的方式。台灣必須思考數位革命、新能源、新製造模式、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科技力所聯合打造的新社會將會是什麼,以籌畫與發展新經濟模式的動能。

此外,隨著中國數據平台能力的日趨精準與能力日漸強大,中國日後對台灣影響最大的,可能反而是諸如抖音、小紅書、阿里巴巴等基於數位資料的服務平台,不僅是我們現在關注其退台灣投放的內容,諸如是否出現爭議訊息即中共藉此使用的認知戰等,還包括對台灣人民的諸種資料掌握,進而能更精確的對台灣投放訊息與發展服務,進而讓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更被中國的網路平台整合在其中。

由於此時中共在統治正當性下降時,對於掌控人民的需求會變得更強,在此時如與中國社會在數據資料出現進一步的整合,其對台灣人民的影響絕對是有害無益的。因此台灣也需要發展自己的數位經濟策略,不僅短期內要降低被中國的影響,也要能協助台灣建立數位資料自主權的長期需要。畢竟在未來,如果連保護國民的資料都無法具備自主權,在5G─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支配的數位時代,台灣的經濟發展能量有可能會出現萎縮。

中國不再崛起後,國際秩序的走向會出現何種發展?

中國不再崛起不代表中國就一定會大幅弱化,畢竟一個已經是世界經濟與軍事力量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國家,就算經濟動能下降而使其經濟出現萎縮,但中國即便再也追不上美國,也不太可能迅速掉出前十五名。中國還會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在聯合國沒出現進一步改革前,中國依舊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依舊可以透過其G77同好影響聯合國。只是中國可能無法有先前「喊水會結凍」的能耐。

在中國崛起動能下降後,日後可能不會再有所謂的美中共管世界的期待,但是中國肯定會積極想維持其在亞洲依舊與美國比肩的地位,類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把目標放在其周邊,北京希望維持對周邊的支配力以確保自己在亞太區域的相對優勢位置。

但問題是亞太區域周邊的強國不少,不論是日本、南韓、印度等,都是世界經濟可排名前十五名的重要國家,加上澳洲、印尼、以及不會退出印太的超強美國在內,中國會感覺到其在東邊會受限頗多,而南邊也有準備崛起的印度虎視眈眈,加上對東南亞的支配力也會因中國經濟力下滑而跟著下修。北京感覺可能只有對西方及中亞等內陸,中國還能確保有相對優勢。

中國對於多邊組織的態度也可能出現變化。上合組織及金磚五國組織的重要性會提升,北京也還會希望維持聯合國的五強位置。北京雖然其地位可能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但絕對會希望起碼不要落後於英、法等另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北京對南海議題的立場是否會出現鬆動需要觀察,畢竟中國高舉南海主權議題也是遲從2009開始,如果在這個議題採取彈性立場使其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增加,進而防止美國在該區域勢力的坐大,可能中國在經濟下修時的當口,會願意有這樣的考慮的。

但是中國經濟力下滑後,固然對北韓的支援力會因此下降,但也會更期待北韓扮演牽制美日韓三方同盟的角色。因此與北韓關係可能更密切,更不願對北韓核武議題採強硬立場,也更沒有誘因要施壓北韓放棄核武。

總而言之,除非中國因為經濟下行導致其統治出現系統性失靈而出現崩解,否則一個經濟逐漸洩了氣的中國,即便失去對全球的主導能力,但對於亞太區域還是會有相當影響力的。可能屆時中國會更像是個亞太區域的區域強權,而不是如前幾年般,是個具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強權。

當中國不再崛起還會對台用武,代表中國趨於弱勢,不再是強大的中國

中國不再崛起,但又堅持加速統一台灣已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其對台灣可用工具只剩下透過虛假訊息的銳實力與對台軍事恫嚇後,這個結構會使中國更傾向於使用暴力,因此出現戰爭的風險肯定會升高。但這也意味著當中國決定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時,中國實際上是失去其他招數而只能訴諸武力,這代表中國對台灣的吸引力已大幅萎縮,中國國力也已過了高峰而開始下行。因此一個會選擇攻打台灣的中國,絕不是欣欣向榮的崛起中國,而是個國力日漸下墜,人口及其他社會指標都出現顯性危機的社會。這點我們必須要有所體認。

但我們也不要認為中國經濟下行就代表中國會必然出現崩解,如同當年的蘇聯解體一樣。基本上中國更會像個慢慢洩氣的氣球進入較長時間的潰而不崩,在這段期間,中國雖然失去全球強權的光環,但依舊期待保持區域強權的驕傲。中國雖不再是「這個強權」(the big power),但還會是「強權的其中之一」(one of the big powers),其對亞太的影響力還是不容小覷。

這對兩岸關係的經營,對台灣經濟戰略的策畫,對台灣如何建構其區域戰略等議題,都會有很根本的影響。中國出現經濟衰落與先前的中國崛起,對台灣都會是挑戰。隨著中國經濟動能萎縮所反映的結構性問題日趨明顯,我們有必要對這個議題展開嚴肅討論了。

作者是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核子物理學家高崇文:關於電影《奧本海默》的兩三事

Openbook閱讀誌 / Matters 20230728

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高崇文撰寫的這篇文章,是你必備的《奧本海默》觀影指南:究竟奧本海默到底有沒有差點毒死人?毀滅世界的機率到底是多低?槍式與內爆式的核彈設計怎麼決定的?日本其實本來沒有打算投降?讓你掌握原子彈研發的過程與阻礙,也能補足電影沒說的事。
《奧本海默》電影劇照(圖源:IMDb)


文|高崇文(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


隨著大導演諾蘭的新片上映,奧本海默這個沉寂已久的名字一夕之間又浮上大家的腦海了。隨著廣島長崎原爆78周年逐漸逼近,再加上去年2月烏克蘭戰爭剛爆發時,俄羅斯方面持續的核恫嚇,那個似乎早已遠去的恐懼再次襲上許多人的心頭。

當然,諾蘭這部長達3小時的巨作包含了許多提得討論的議題,但是基於筆者的專業,在這裡先提供兩點澄清以及一點補充,不管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應該都能得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毒蘋果與《哥本哈根》

首先要澄清的是,尼爾斯.波耳(Niels Bohr)並沒有差點吃下那顆毒蘋果!電影描寫奧本海默到了劍橋以後,面對他不擅長的物理實驗,搞到差點崩潰,結果他居然把蘋果泡在氰化物,放到他的導師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的桌子上,這一段是真實事件。


跟蘋果無關的波耳(左)與差點吃到毒蘋果的布萊克特。(圖源:wikipedia/Av Walter Stoneman/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事實上,奧本海默的父親為此趕到劍橋,總算說服校方沒把寶貝兒子移送法辦,但奧本海默也被迫去看精神分析師。不過電影中,為了戲劇效果,安排大科學家波耳差點咬下那顆蘋果,這可就完全是電影的杜撰了。波耳在曼哈頓計畫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可惜電影限於時間,沒有辦法詳述,所以讓筆者在此交代一下。

波耳雖然以他在量子物理的開創性貢獻聞名於世,其實他也是最早研究原子核結構的先驅。他與美國物理學家,也是費曼的博士導師惠勒(John A. Wheeler)一起在二戰爆發當天,刊出解釋為什麼慢中子撞擊鈾235會產生核分裂,而鈾238卻不會發生核分裂的重要論文。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大戰期間盟軍得到德國原子彈計畫的情報來源之一。

1941年9月,與波耳情同父子的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到哥本哈根與波耳見面。但這次見面對兩人而言都十分尷尬,因為1940年4月,丹麥已經被納粹德國佔領了,而波耳的母親埃倫.阿德勒.波耳(Ellen Adler Bohr)出身於一個在銀行業和政界都聲名顯赫的猶太富商家族,依照納粹的標準,波耳也是猶太人,自然也是可能遭到迫害的對象。

波耳與海森堡的談話圍繞著德國正在進行中的原子彈計畫,氣氛更為凝重,最後不歡而散。後來波耳於1943年逃離丹麥,抵達瑞典。當波耳逃離丹麥的消息傳出後,英國馬上安排他來到英國。波耳乘英國海外航空所屬的一架德哈維蘭蚊式轟炸機10月6日抵達蘇格蘭。

途中由於飛行帽尺寸不合適,波耳沒有把飛行帽帶上,因此沒有聽到飛行員指示把氧氣面罩帶上,導致飛機在飛經挪威上空時,由於爬升至較高的飛行高度,波耳因高空缺氧而暈了過去。飛機飛到北海上空後,由於飛行高度略微下降,他才醒過來,可說是九死一生。後來他又前往美國,多次造訪拉斯阿摩斯實驗室。

電影中波耳告知奧本海默,海森堡告訴他德國的原子彈計畫並不如預期順利。事實上,美軍是到戰爭相當末期才得到確切的情報。海森堡與波耳在1941年的那次會面,由於兩人事後的回憶南轅北轍,所以被劇作家麥可.弗萊恩(Michael Frayn)寫成戲劇《哥本哈根》,成為科學史上有名的羅生門。

海森堡(圖源:wikimedia)


➤毀滅世界的300萬分之一

另一件需要澄清的是,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提出原爆是否會造成大氣層發生大規模核融合的警告時,奧本海默求助的對象並不是電影中所說的愛因斯坦,而是亞瑟.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由於康普頓這個角色在劇中沒上場,導演只好安排讓愛因斯坦來露一下臉。

其實在美國的原子彈計畫中,康普頓是與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平起平坐的大咖人物。但是由於這部電影人物太多,所以只好讓他消失了。康普頓本身是1927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是他決定要發展以鈽239為原料的核彈。由於鈽可以用化學方法與鈾238分離,而鈾235,由於化學性質與鈾238完全相同,必須用非常昂貴的方法分離出來,所以曼哈頓計畫只產生64公斤的鈾235,只能做一顆原子彈,所以決定發展鈽彈,影響非常重大。

康普頓(左)與勞倫斯。(圖源:wikimedia)

康普頓在芝加哥大學成立冶金實驗室,還決定在芝加哥大學球場看台下建造首個核反應爐芝加哥1號堆(Chicago Pile-1)。芝加哥1號堆在費米(Enrico Fermi)領導下,於1942年12月2日第一次成功地引發人工的連鎖核反應,康普頓的份量可見一斑。

至於原爆是否會造成大氣層發生大規模核融合這件事,根據科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的回憶,當時他針對兩個氮原子融合成一個碳加一個氧的核反應,簡單地算了一下,很快就得到泰勒這個考量是危言聳聽的結論。

貝特還提到,計畫中另一個重量級人物費米也不相信原爆會造成大氣層的核融合,他還在三位一體的核試前故作輕鬆,建議來打賭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導演諾蘭在接受專訪時特別提到這段插曲,因為這正是他拍攝這部電影的動機之一:要探討科學家冒著毀滅世界的風險,仍然堅持製造核彈的心情。

這聽起來的確很聳動,但是,根據康普頓在1959年的訪談,他回憶道,當年他批准繼續推動曼哈頓計畫是因為,原爆會造成大氣層核融合的機率低於300萬分之一!儘管電影裡也不斷強調毀滅世界的極低機率,但不等於0的懸念焦慮,顯然與當時科學家的冷靜並不相符。

➤槍式與內爆,一枚鈾彈一枚鈽彈

提到三位一體核試(Trinity),可以算是這部電影的一大焦點。儘管畫面驚心動魄,但是電影沒有交代得很清楚,為何鈽239無法採用簡單的槍式設計,而必須採用非常複雜的「內爆」設計。就是科學家對這個設計沒有足夠的信心,才不得不實行這次核試。所以筆者在這裡要做個補充。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

槍式核武器是利用一般炸藥將一塊次臨界物質射向另一塊可裂變物質從而使裂變物質達到臨界質量。(圖源:wikimedia)

原先採用鈽239的鈽彈設計,也是採用與鈾235相同的設計,稱為「瘦子」(Thin man)。1943年11月4日,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使用氣冷的X-10石墨反應爐生產了首批反應爐合成鈽之後,眼看大功即將告成,不料1944年4月,費米的學生、後來也得到諾貝爾獎的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橡樹嶺核反應堆生產的第一個樣品鈽於1944年4月送到拉斯阿摩斯,幾天之內,塞格雷小組觀察到自發核分裂的速率是迴旋加速器生產的鈽的5倍。鈽放出中子的速率太快,會提早啟動連鎖反應。釋放的能量會吹散周遭尚未發生核分裂的鈽,這樣就無法達到臨界質量了!

使用鈽的槍式設計無法讓核分裂達到臨界質量。圖為槍式鈽原子彈「瘦子」的殼體(圖源:wikimedia)

塞格雷的小組得出結論:鈽樣本的核分裂活動增加是由於鈽240所致。從加速器生產的鈽中,鈽240的含量遠低於用反應爐產生的鈽,所以之前他們都沒發現這個問題。而鈽240自發核分裂速度遠高於鈽239,無法用化學方法來分離它們,所以這下問題大條了。1944年7月,奧本海默決定停止在鈽的槍式組件,這是曼哈頓計畫最大的危機!

這時候,原本當作備案的「內爆」就浮上檯面了。所謂「內爆」是使用化學炸藥,將鈽239的亞臨界球體壓縮成更緻密的形式。當鈽原子靠得更近時,中子捕獲率增加,系統就會達到臨界質量而爆炸。
一開始,只有內德米爾(Seth Henry Neddermeyer)敦促全面發展內爆並應用到原子彈。

儘管許多人不覺得內爆可行,但奧本海默還是任命內德米爾為測試內爆小組負責人。到了1943年9月,內德米爾的團隊已經從5人增加到50人。那個月,美籍猶太裔數學家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應奧本海默的要求來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創建一個可靠的內爆數學模型,使內德米爾能夠提出一個大大擴展研究計劃的建議。


內爆小組負責人內德米爾(左)與數學家馮紐曼(圖源:wikimedia)

➤無法求和只能投降的局面

槍式小組的副負責人麥克米蘭(Edwin McMillan)和曼哈頓計畫顧問拉比(Isidor Isaac Rabi)建議聘請在精確使用炸藥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喬治.基斯蒂亞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來幫忙。1944年2月,基斯蒂亞科夫斯基成為內爆組的副手。兩個月後,塞格雷發現了鈽無法採用槍式設計以後,1944年6月中旬,基斯蒂亞科夫斯基交給奧本海默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內爆小組內部的種種問題,最後導致內德米爾被撤換。1944年6月15日,基斯蒂亞科夫斯基取代內德米爾,成為E-5小組的負責人。

內爆核武器設計是將常規炸藥同時起爆,引起內爆。內爆使得鈽被強烈壓縮密度增加,達到了臨界質量並開始連鎖反應。(圖源:wikimedia)

為了產生將鈽核心壓縮到所需密度所需的對稱內爆,需要同時引爆32個炸藥在球形核心周圍,在1微秒內同時爆破!為了確定內爆這個想法可行,曼哈頓計劃特定執行了放射性鑭測試(Radioactive Lanthanum,縮寫成RaLa),目的是研究匯聚震波,從而研製出核武器鈽彈芯壓縮所需的球形內爆。

這項實驗使用了大量的短壽命放射性同位素鑭-140,該物質能產生大量的伽馬射線,當內爆發生時,這些伽馬射線會因為金屬殼向內擠壓而變弱。這個實驗是由義大利實驗物理學家布魯諾.羅西(Bruno Benedetto Rossi)領導的團隊研發。測試雖然很成功,但還是無法保證到時候鈽彈的內爆真的奏效。三位一體核爆試驗正是為了要確認內爆是可行的。

為什麼鈽彈這麼重要呢?因為日本軍方認為,即使美國已經生產出1枚,也不可能有更多資源來製造第二枚原子彈。所以當1945年8月6日B-29美軍在廣島上空投下「小男孩」時,日本政府雖然大吃一驚,但是並沒有馬上商議投降。

局勢變化是發生在兩天後,8月8日晚間10時,蘇聯突然向日本宣戰,2個小時後蘇聯紅軍隨即發動攻勢。但是一直到8月9日凌晨4時,日本政府才從莫斯科的電台廣播中得知,蘇聯已經廢止《日蘇中立條約》並向日本宣戰的消息。8月9日上午10時30分,日本政府召開了軍事參議官會議,還在開會中的日本政府高層隨即被告知九州西海岸的長崎市,在11點2分也遭到原子彈的攻擊。第二顆原子彈正是採用內爆的鈽彈。

8月10日凌晨2時,天皇決定向盟軍投降。持平來講,讓日本政府屈服的,是失去透過蘇聯斡旋中介向盟軍求和的一絲希望,還有不確定美國手上還有多少原子彈的這個事實。終戰詔書特地加上一句:

加之敵ハ新ニ殘虐ナル爆彈ヲ使用シテ 頻ニ無辜ヲ殺傷シ、慘害ノ及フ所、眞ニ測ルヘカラサルニ至ル(中譯: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

《終戰詔書》單頁印刷版(圖源:wikimedia)

原子彈的確令頑強的日本屈膝了。

諾蘭這部大片,值得深思的地方非常多,希望觀眾在享受聲光娛樂之餘,也能對此片的主題——人類如何負責地面對自己的才能——有所思索。身為少數在臺灣開設核子物理課程的筆者,忍不住野人獻曝,希望這篇短文多少能引發大眾對核子物理的幾分好奇心,吾願足矣。

●(原文於2023-07-26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奧本海默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作者:凱.柏德、馬丁.薛文(Kai Bird, Martin J. Sherwin)
譯者:林鶯
出版:時報出版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凱.柏德(Kai Bird)
著作有:《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and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The Outlier: 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以及 《 The Good Spy: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Ames》。他也跟Lawrence Lifschultz共同編輯了《Hiroshima's Shadow: Writings on the Denial of History and the Smithsonian Controversy》。

他目前是The Leon Levy Center for Biography的主任,住在紐約市和邁阿密二地。

馬丁.薛文(Martin J. Sherwin)
擔任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英國與美國史「 Walter S. Dickson教授」(名譽教授),以及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正教授,直到他於2021年10月過世。他第一本關於美國對外關係史的著作《A World Destroyed: The Atomic Bomb & The Grand Alliance》(Knopf,1971)就贏得「Stuart L. Bernath」獎,並且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他最後一本著作《Gambling with Armageddon: Nuclear Roulette from Hiroshima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Knopf)於2020年出版。 生前和妻子蘇珊住在華盛頓特區和科羅拉多州的亞斯本(Aspen)。

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怡对黄永玉的一篇人物报道

子文东  / Matters 20230730

虽然黄永玉在中国大陆也是被敬为"大师"的名人,然而绝大多数人只知他"好玩"一面,却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曾在五十年代回到大陆的理想主义者,后来都有过哪些挣扎和幻灭,又是如何在种种动荡中尽量坚守良心的。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黄永玉选择了前往香港,当时他有过怎样的心情?又创作了哪些如今依然无法在大陆谈论的作品?希望这篇李怡在八九年刊发于《九十年代》的人物报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两位刚刚离开我们的前辈。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怡,原始内容的来源(PDF)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九十年代》周刊的第239期。2022年10月李怡去世后,2023年6月黄永玉也去世了。因为非常敬重他们,也感到这篇访谈极有意义,所以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OCR识别+手工校对了它,整理了纯文字版出来,方便更多人阅读。(全文见后,为尊重原文,没有转为简体字)

这篇报道对今天的我们尤其有意义的是,可以看到1989年已经六十几岁的黄永玉在决定旅居香港时,也曾是多么迷茫。明白了他当时的心境,再去看已至暮年的他后来三十几年里的辗转,也能体会到表面的潇洒背后又是怎样的苦心了。

而且这也是他的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不会写到的那部分故事,读过后,也会帮助我们把"序子"的人生拼得更加完整。


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

李怡

他是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六四以後他含悲帶憤地畫了很多有深刻政治含意的畫。「我爲什麽是這麽一個態度?我今後怎麽辦?」黃永玉談他今天的感觸,也回顧過往……

「六四」前後,去年開始在香港定居的著名畫家黃永玉,在報上發表了好幾張含悲帶憤兼諷罵的畫作。其後,他的感情轉往深沉,以畫他擅長的荷花來寄托他的思緒。一幅「六月之夜」,荷花淌下的竟是晶瑩的血水,他自己說,「我像在畫一個神主牌位。」一幅「雛荷圖」,畫上題字寫他在「電視節目見記者訪問一戴眼鏡小女子,其貌清秀,其言哀側委婉,其勢則萬夫莫當,生命之莊嚴於此可見……」他寫的這個電視鏡頭我已不大記得了,但黃永玉卻一直記着,他說,這個小姑娘對記者說」「我很不安,我怕回到十年二十年前的生活裏去。」她是為此而絕食的,從這小姑娘身上,我們怎麼看到是動亂,是要推翻共產黨的激烈的行動呢?

何日夜而忘之

在這兩幅荷花前,我像見到畫家創作時的悲苦的臉。而另一張「哀郢」,就更令人震撼了,全身紅衣的屈大夫撫地痛傷,狀極感人。畫家畢恭畢敬地把屈原的《哀郢》全文抄下來,我也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讀這首詩:「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相信《哀郢》必就是畫家在六四後的心境了。

「胡耀邦在世的時候,我正在大陸,屈原這幅畫是當天打下的小稿,但想法、構思、情感都不完整,六四以後,我在香港,把感情放下去,覺得要把整首詩抄下方行,於是完成了這幅畫。」

除了悲戚,這段期間黃永玉的畫作還充滿了憤感與嘲諷,他畫了好幾張鍾馗,但新作的的鍾馗都是不捉鬼的,畫題用廣東話寫着:「人哋(人家)罷工我罷捉,捉點小鬼算什麼,而家(現在)大鬼追返我,從來未見鬼咁(這麽)惡?」黃永玉說,「我年年畫鍾馗,但現在覺得無聊,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你捉點貪污之類來開開刀,有什麼意思?鍾馗是捉鬼專業人士,現在連鍾馗也饒不了,大鬼追起鍾馗來了,以前我畫鍾馗都提一把大刀,現在他的刀是一把小刀。」

另一幅「天生一個張之洞」,是黃永玉知道他的好友黃苗子安全離開中國、前往澳洲之後畫的,在這幅畫里寫滿了打油詩,黃永玉信筆寫來,邊寫邊塗邊改……。像這一類的漫畫型的國畫,這段期間他畫了很多。

我特別註意那幅「愛護國家財產,不能打破水缸」的畫,這幅畫取材自司馬光打破水缸救人的陳年故事,卻反其意而用之,古代司馬光為了救人而打破水缸,現代中國卻為了愛護國家財產,任由人在水缸中淹死,畫家在這個階段對現實的體味反諷,真能發人深思。

四六年,初臨香江

在旭和道黃永玉的家中,一邊看他的畫一邊聽他談他和香港的緣源。

他說他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六年,那時抗戰剛勝利,香港人跡稀少,他來這兒找工作一直沒找到,於是就去了福建,在南安國光中學教書教了半年,然後到上海了。

上海正值「反肌餓、反内戰」學生運動輿起,民主進步的浪潮洶湧,二十三歲的進步青年黃永玉,一下子就投身到全國木刻協會的活動中去了,木刻協會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所領導的,通過木刻活動,配合學運反國民黨,爭取民主。參加木刻協會的青年木刻家都很窮,往往三天才吃一頓飯。開一個展覽會,開完以後大家說,我們去吃一頓西餐吧。那時的俄國大餐是八毛錢一頓,吃完後,大家說下一屆明年展覽以後再來吃吧,後來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呆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受國民黨的政治追害,是沒有飯吃。

黃永玉形容自己當時雖不是共產黨,但自己以為是共產黨,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而且認為自己若被敵人抓走是不會投降的,刻傳單時,窗子都用毯子釘起來。「後來有些地下黨的人告訴我,你不釘毯子,人家還不知道,你釘了毯子等於叫特務來抓你。」黃永玉嘲笑着自己年輕時的「左得可愛」。

國共和談破裂,上海的左派報刊一家家封了,無法謀生,黃永玉就應另一個畫家張正宇的邀請,去合灣編一本畫冊,每月所得的酬勞只夠吃飯。最後,張正宇發現屯積起來準備印畫冊的紙,因為漲價,如果不印的話比印出來還值錢,所以就不印了。就在這時候,黃永玉接到通知,國民黨會來抓他,於是他立刻坐車到基隆再乘船來香港。他說,在國民黨治下,他被當作共產黨,在共產黨治下,他也一度被當作國民黨,其實他什麼也不是。

「左得可愛」

一九四八年初夏,黃永玉又來了香港,住在荔枝角九華徑,那時,進步的文化人南來香港,沒有家管的人多住砵蘭街勞工子弟學校,有家眷的就住繙譯家樓適夷在九華徑的住處。

黃永玉起初給大公報寫稿,後來新晚報辦起來他就在新晚報拿薪水,每月拿港幣一百五十元,另外他又在黃墅主編的《長城畫報》拿一百五十元。後來他給長城影片公司寫劇本,寫了一部《兒女經》,是石慧的第一部戲。「我沒有用我的名字,」黃永玉說,「那時我認為自己很左,很神秘,不能用真名,所以用了一個筆名『黃笛』,認為自己應該隱姓埋名,以利工作。」他用自我調侃的語調講他青年時代的事。

更「左得可愛」的是,五十年代香港大學有一位能講中文的英國文學教授會找黃永玉,告訴他哈佛大學有一批中國的民間年畫,沒有人懂,想聘請黃永玉去哈佛工作。黃永玉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治立場的考驗,他回答說,「第一我不懂英文,第二現在抗美援朝,我們要打美國鬼子,我到你那兒工作乾什麼?」那位老先生客氣地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囉。」現在想來,黃永玉覺得當時的想法真太簡單,而且左得不得了,「其實不去也不要罵人嘛!」他說。

回歸祖國

在香港從事左派文化工作,乾得好好的,為什麼囘大陸去?是什麼時候囘去的呢?

一九五三年。黃永玉說,那時候,他認為若再不囘去他在藝術上就沒有出路了。

有兩個人寫信勸他囘去,使他下了決心。

一個是雕塑家鄭可,他曾在法國十多年,戰後在香港的工廠當經理,很有事業基礎,但在一九五一年囘大陸去了。另一個人就是著名作家沈從文,沈從文寫給黃永玉的信實際上在訴苦,但同時又說,我在受苦,這不要緊,我們擺脫自己來看中國共產黨,看新社會,真是從來沒有過的,這麼講工作效率,這麼廉潔,這麽樸素,這麼好。他還說,他手邊有幾十萬件文物,值得他投身進去研究。

沈從文是黃永玉的表叔,他在北平易手前夕寫信給黃永玉還說自己准備含笑上絞架的,現在他給黃永玉寫來這樣的信,擺脫自己去看問題,黃永玉想,那一定是很客觀的了。

囘北京以後,就到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因為看過許多黃永玉的木刻、畫作,以為他是五十多歲,見到他說,怎麼這麼小呀,方二十八歲,給你當個講師吧。沈從文為此很感抱歡,他認為應該給黃永玉當個教授、副教授的。黃永玉卻說,當講師對我來說已經太好了,我怎麼能當講師呢?

一頭栽到新中國的藝術工作中,黃永玉非常積極地工作,刻了有名的「高爾基像」。

兩年後,就有人叫他入黨了。入了黨沒有呢?黃永玉說,他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人家看了就覺得好笑。他的入黨申請書上說,他以前一直跟黨做工作,刻木刻,為黨的事業有許多建樹,「我怎麼不是共產黨員呢?我早就應該是了。」寫這樣的一封信,「簡值是笑話!」於是,入黨也入不成了。再過了一兩年,夏衍跟美院的黨組織說,黃永玉為什麼還沒有入黨,黨的副書記告訴黃永玉,「我聽了正磨拳擦掌地准備入黨,結果反右了,這個黨委副書記做了右派,於是入黨的事又泡湯了。」黃永玉這麼說。

反右,那是一九五七年。回大陸四年後,黃永玉想入黨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大躍進時要交心,問過我的入黨動機。那時我有新的認識,不再認為自己早就應該是共產黨員了。我坦白說,我的動機是,我入了黨就不受欺負了。我感到生活很可怕,入了黨我會有安全感。」黃永玉這麼說當然就受到批評了:你以為共產黨是欺負人的嗎?你入黨是要欺負別人而不被人欺負嗎?黃永玉連忙解釋說,「不是這意思,我入黨就心里感到安全,不怕了。平常我真是很害怕的。」

當然,這種想法黃永玉現在也否定了,因為那時候他看到每次開會時大家都看着黨員講話,於是他感到黨員都是罵人的,可一點也不知道黨員在支部開會時也照樣挨駡。

大風何其威嚴

五三年囘國,首先是肅反,然後是胡風事件、反右,一連串的運動,似乎都沒有觸及這個自由主義的畫家,直到文革方出事,是什麼原因?

黃永玉近年被他的好友問到這問題時說,「你們太傻,我狡猾。」另外,他認為歷次逃過大難的原因一是機緣,二是對他從海外囘歸的照顧。怎麼狡猾呢?黃永玉說,比如反右已開始露出苗頭了,開會時卻還是叫大家對黨提意見,黃永玉就說,我很有意見,早就要講了,我們美術學院的樹,很多讓蟲咬了,為什麽我們不用點消毒藥水把它灌一灌,把樹保護起來?講完以後他就帶學生封森林去畫畫了,因此他既沒有機會「放毒」,也沒有挨批。

文革前的幾個政治運動,黃永玉都沒事,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也心煩,因為要跟着去開會。實在受不了,只好老是說謊,說不舒服,裝病,其實在家里看書。所以一有運動,他就在家里讀書,而且是有系統地讀,一個階段讀一批大書,關於自然科學的、地質學的、動物學的,什麼都讀,他說,「現在你要我講地質學,動物學,我真可以給人上課的。」然後就是畫畫,畫一些他自己在大小會上交代、批判過的畫。

到文革,他就逃不過了,挨過打,游過街,關在屋子里挨鬥,下乾校種稻子三年,各種苦頭都吃過,各種凌辱都受過,然後大家都沒事了,他還有事——就是黑畫事件,黃永玉被列為榜首,他的一幅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貓頭鷹」,被江青指為「別有用心」,在一次「黑畫展覽」中,排在第一位,後來人稱黃永玉為「黑狀元」。

「黑畫展覽」已到文革末期。毛澤東對此有批示,並因此而使四人幫饒過黃永玉。毛的批示說:墨畫的怎麼能不黑呢?大潑墨嘛!對我來講,貓頭鷹就是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閉的。這個畫家懂得這情況。

對文革際遇的好與壞,黃永玉表示,「真是很難說」。比如文革開始時,因為他寫動物寓言,被揭發批鬥,當然是壞事。但如果不批鬥他,他就會參加一個戰鬥隊,「那就完了」。又比如說,江青批他的貓頭鷹是「黑畫」,說不定還是他的運氣,因為如果反過來江青喜歡上他的畫,他會怎麼樣?他會很高興,有機會畫畫了,會感到安全了,孩子也不倒霉了。如果江青要他去當個文化部副部長,他也只好去做,而最後恐怕還是會被江青刷下來,因為他這個人講人情,對人總是狠不下心來。

「一次吃飯時,廖承志問我,你說說看你怎麼跟四人幫鬥爭?」黃永玉說,「我說我還敢眼他們鬥爭,我頂多不求饒就是了。廖承志說,不求饒也不簡單,我說那就太起碼了。」

我想起他的那幅大畫「大風歌」,畫上的題字是,「世人多詛咒牆頭之草而不敢深究草搖擺之因由根源大風,大風何其威嚴若是。」這幅畫里面也有一株不倒的荷花。但是,充滿人性的黃永玉在這畫里表達的不是不該詛咒墻頭草,而是更應該敢於去詛咒何其威嚴的大風。

「風真的太大了,沒有辦法,」黃永玉感概地搖着頭,「李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毛堂大畫:只想快點完成

四人幫垮台後,黃永玉被選中去畫「毛主席紀念堂」的大畫。當時很多人都想畫,而黃永玉自己說他其實是不想畫的。一天晚上,要各個畫家出稿子。有的畫梅花,有的畫松樹,黃永玉就在長長的一張紙上,畫一條弧缐,表達地球,然後是長江,黃河。「我的想法是更觀念一點,結果政治局常委選上它了。」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幅畫呢?

「九米高,二十七米長的一幅畫,畫了一年。開始時是喜歡的,畫到後來就累了,只希望它快點畫完。」黃永玉說,「因為每禮拜二要送中央審查,一下子哪一個領導講一個意見,就要從頭來改。自己畫畫,自己做主人哪有這個問題?所以弄到後來就疲沓了,倒胃口了,完全沒有創作的快感。」

接着,黃永玉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大畫完成後,一個報館的記者去訪間他,問他「這麼大一張畫,你畫的時候心里想什麼?」黃說:「我沒想什麼,想趕快把它畫完。」記者問,「你再想想看,你有激情沒有?你的激情的落腳點在什麼地方?」黃說:「落腳點就是色彩,筆觸,就是把它畫完。」記者說:「不,不,你再想想看……」黃說:「你不要問我啦,你要我說我心里想毛主席是不是?根本沒這個事,我一邊想他一邊還能畫畫嗎?」

說到這裡,黃永玉就說,三十年來,他也必須跟着叫「毛主席萬歲」,但每叫一次都臉紅,實在是不好意思。他想,何必呢?其實不這麼做多好呢!人不能這麼簡單嘛,怎麼能滿足於人民這種簡單地叫你萬歲口號呢?

「我原來以為他們都是很懂馬列的,而馬列之深奧又是我一輩子學不會的,因此他們說一句我信一句。後來才知道他們其實都不太懂,也不讀馬列。我以為他們很有東西,原來他們不行,沒有東西。這一覺悟,使我對很多事都注意起來了。很多人說一個藝術家早就把許多事情看清楚了,還說我怎麼先知先覺,其實沒這個事,也不可能。我實際上懂一點政治是很晚的事。」

殺了人,性質就改變了

去年重囘香港定居,黃永玉並沒有放棄他在北京的家。他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在北京的住處,還有許多畫,自己的,其他名畫家的,這麼多年積的錢還買了一屋子的古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動,他都有所參與,今年四月,他還去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回來就發生「六四」事件。於是畫家以悲情的心情,不停地畫畫。為什麼要畫這些有那麼深沉的政治含意的畫?

「人從是非觀念出發,作出判斷,往往只是一剎那,因為是非是太清楚太簡單了。」黃永玉說,「若仔細琢磨自己的利盆,那就不是一剎那間可以決定的了,要想好幾天,往往也下不了決心去做。」

作為一個政協委員,跟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又有蠻好的關係,三十多年活躍於中國的文化圈子中,黃永玉為什麼在「六四」以後就因為這一剎那的是非觀念而畫出這些畫來呢?

「晚上我常常問自己,」黃永玉說,「這麽突如其來的一件事,我為什麼是這麼一個態度?憑政治嗅覺?憑政治傾向?我想不是。從我的一生來看,我好像不是把政治放在前頭的。三十多年好歹我也在大陸生活了,同一些領導人的關係也不錯,大陸的人對我也很好。我想我的出發點就是情感和良心。」

黃永玉談到四、五月間他在大陸時對學生游行有兩種看法,一是不要緊,學生游行沒什麼關係,另一是覺得學生這麼搞來搞去,搞到戈爾巴喬夫來了也還在閙,這麼做不好。對一些問題,比如貪污、腐化,他說他也討厭,但可以慢慢改正,現在已比四人幫的時候好多了,只是還不夠好。因此,黃永玉自承並不完全站在學生一邊,對一些老一輩的領導人,他還是尊敬的。

但是,殺了人了!黃永玉說他的腦子里就發生了「性質的改變」。對中國的老一輩領導人,過去是終身都交給他們的,前前後後的情感都交給這個政權的。文革時與這些領導人一起受苦,常比作與他們是同命鳥。七八年前黃永玉去美國,有人叫他留下來,他說,「我們做朋友也不能是朋友窮了就不做朋友了,我跟鄧胡趙這些領導人是同命鳥,是共過患難的,好不容易才把局面弄成這樣,我怎能不囘去呢?」

「良人者,終身所託者也,今若此。」「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黃永玉曾向中共政權寄託終身,今天卻有了「終身之憂」。

「殺了人了,殺了人間題就多了。現在我要怎麼去揣度你呢?你是怎麼一囘事了?如果我是李鵬,不但可以不殺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把吾爾開希那幾句話對付過去。很普通的話嘛,你生什麼氣呢?如果周總理、葉劍英、陳毅活着,這三個老人家會這樣乾嗎?當然不會。」

外國不願去,祖國不想回

「六四」對黃永玉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他今後會在哪里生活呢?

「殺了人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黃永玉說。

他現在是香港居民,但如果要到外國去,那麼到許多國家都是可以的,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國家邀他去。「但是,的的確確,我要問我自己:我為什麼要去呢?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土地、人民,我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在外國,我的精神生活不行,物質生活也不行,誰認識你?我怎麼辦呢?我已六十多歲,還能像年輕人那樣拼,那樣去適應嗎?」

像過去一年那樣,以香港為居留地,卻常回大陸,以大陸作自己活動的舞台,行不行呢?黃永玉說:「我現在囘去,見到每一個朋友都那麼害怕,那麼緊張,我囘去乾什麼呢?正如《哀郢》所說,老百姓這麽苦,祖國遺麼可愛,但我怎麼囘去呢?外國我不願意去,祖國我不想囘,吾將為赴?」

所以,黃永玉決定留在香港等,等七年,看九七年之前中國有沒有轉機。

說到這里,我們二人都沉默了。我不知再問他一些什麼,他也不知道還要談些什麼,我們都為那句「吾將焉赴」而靜默起來。

《六月之夜》和《雛荷圖》《哀郢》《钟馗》和《天生一個張之洞》

***

黃永玉生於一九二四年,是湘西鳳凰縣土家族人,早年以木刻版畫著名,其後則作多種當試,而以國畫及漫畫獨具風格。一九八六年以繪畫藝術成就而獲意大利政府頒授「騎士勵章」。除繪畫外,黃永玉又常作詩和散文,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獲一九八三年「優秀新詩獎」一等獎,近日出版有雜文集《吳世茫論壇》。黃永玉嗜烟斗,養狗,看書,聽音樂,繪事中更常有自娛而不供發表的諷世之作。黃健談風趣,博學多聞,與他聊天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九十年代》月刊 1989年 第239期


一点补充信息:

会查到这篇文章,起初是因为我在香港电台1997年拍摄的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中,看到了那副他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时创作于故乡的《哀郢》。当时印象很深,却发现这幅作品在网上几乎看不到,只有李怡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黄永玉的回忆文里曾经提及。后来在我找到的另一篇李怡的文章中,也看到他再次提到这幅作品,并说起曾在《九十年代》周刊上刊出过。

于是我这才去找了最初刊发这副作品的《九十年代》过刊。很幸运地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开放查阅电子版的,而且居然不仅有这幅作品,李怡还写了一篇这么有深度的人物报道!隔了三十多年后来读,依然让人十分唏嘘,也非常值得更多人阅读。PDF版肯定不利于传播和检索,所以就冒昧整理了文字版,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文字版里恐怕仍然有些错字漏字,还请各位见谅并指正。

黄永玉的相关纪录片也可以在YouTube看到:






未普:用社會協商對話解決社會衝突,89民運是一場失敗的偉大實驗(下)

未普 RFA 20230802




對話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這是掌握軍權的鄧小平得以大開殺戒的一個重大原因。軍隊高級將領亦分為主張對話和主張鎮壓兩派。主張對話派、反對向人民開槍的高級將領包括王平、張愛萍等八位將軍,他們聯名給戒嚴總指揮部和中央軍委發信:「人民軍隊決不能向人民開槍;軍隊不要進城」。而張愛萍早在學生絕食時,就主張與學生對話。據《解放軍報》記者江林在六四後對張愛萍的採訪,他在戒嚴前曾經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要求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甚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著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江林說,軍隊高級幹部裡面,普遍有反對開槍的抵抗情緒。可惜的是,「這些空有老資格但並未實際執掌兵權的老將……難阻戒嚴」(戴晴,2014),亦難阻屠殺。

楊尚昆在六四問題上扮演的角色很特殊。根據姚監復、鮑彤、許家屯、蔣彥永和高新的文章,在中央決定戒嚴前,楊實際上是支持趙紫陽的。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也這樣認為。學運開始時,楊尚昆維護趙紫陽,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不贊成戒嚴。但此後楊尚昆可能摸透了鄧小平的真實想法,或者迫於鄧小平的壓力,或者和鄧小平有某種交易,楊轉而積極參與並部署鎮壓學運。從贊成對話派轉向主動鎮壓派,楊尚昆在關鍵時刻的變色龍立場,對趙紫陽一派非常不利,是對話派陣營的重大損失,也是鄧小平鎮壓派的重大收益。但楊尚昆在「六四」中的真正作用,決非反復無常那麼簡單(參見筆者寫於2010的評論「楊尚昆在六四中的作用(一)(二)」)

在鎮壓89民運的問題上,鄧小平不僅在黨內而且在軍內都有一言九鼎的權勢地位,他亦發揮了一言九鼎的政治作用和指揮作用,並且獲得有實際調兵遣將能力的楊尚昆的全力合作,和黨內其他保守派和軍內鎮壓派的鼎力支持。和他們的實力相比,黨內和軍內的主張對話派和開明派都處於劣勢地位,他們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戰勝黨內保守派和軍內鎮壓派,那麼這場實驗唯一能夠成功的可能就是,黨內改革派、軍內開明派、學生、知識分子及其他社會力量聯合起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的統一陣線。這樣或許能對對話產生重大的積極作用。

可惜的是,當5月20日李鵬宣布戒嚴時,黨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就錯過了建立有效對話溝通管道的機會,錯過了形成統一戰線的機會。這是對話失敗的第四個原因。沒有統一陣線,這場規模浩大的實驗鮮有可能成功。不錯,黨內溫和派力量一直在尋找與學生溝通的契機,知識分子也盡其所能積極斡旋於廣場,但所有斡旋、協商和對話在5月底統統失敗。這和廣場學生內部的紛爭、缺少統一的、有限的、明確的目標和強有力的領導,有時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被少數綁架有關。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這場偉大實驗失敗的原因:1)黨內高層對對話的看法南轅北轍;2)黨內開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敵黨內保守派;3)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4)黨內開明派、軍內對話派、學生和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廣泛聯盟。而這四方players(參與者)——黨內開明派、軍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誰也不具備單獨挑戰或戰勝鄧小平等鎮壓派的實力,因此廣泛聯盟應是不得不的選擇。

用社會協商對話解決社會衝突,是本文檢討89民運的一個視角。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應是中國未來步向憲政轉型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文明世界處理紛爭的良藥。發生在北京的屠城責任肯定是屠城者,但是對話失敗,應是對話各方都需檢討,以求未來成功的鏡子。當然,眼下中國的政治生態比起1989年民運時期,不知壞了多少倍,解決社會衝突的文明機制完全缺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情況不會總是這樣壞下去。


余杰:习近平即将迎来他的仓皇辞庙日

余杰 RFA 20230801

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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