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3日星期三

清明忆忠魂 痛惜政改付东流――清明节前说赵公(俞梅荪)

2013年1月17日,人们到紫阳书房敬拜的场景(按时间顺序)

1,8时之前起,把守在富强胡同口的6位戴红袖标男女中的5位。


2,10时10分,丁子霖(“天安门母亲”难属代表)在紫阳书房留言。


3,10时15分,在灯市口西街被警察拦截的6位杭州人,由俞梅荪(右1)接入赵府。


4,10时20分,人们向紫阳书房鞠躬。


5,10时30分,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紫阳老家乡亲在紫阳书房前。


6,10时50分,90岁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长)被访民簇拥。


7,10时55分,杜导正留言的奋笔疾书。


8,11时,紫阳之女王雁南(中)和访民在一起。


9,11时5分,各地访民陆续到来,排队进紫阳书房,河南访民聂丽娜抱婴儿。


10,11时10分,紫阳书房和院落爆满,大都是各地访民。


11,11时25分,各地求告无门的访民期盼紫阳精神,呼唤宪政民主法治人权早日到来。


12,11时50分,紫阳书房前,85岁杜光(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80年代致力于政改研究)说:“我永远忘不了紫阳,‘六四’使我国宏伟的政改蓝图付诸东流,直到今天,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忌,成了当前一切社会灾难的总根源。”他老泪纵横。左2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清明忆忠魂  痛惜政改付东流
    ——清明节前说赵公
俞梅荪

2013年4月2日晚上,我出门散步,经过路边地摊,摊主热情推荐《彭德怀自述》(80年代北京版),近20万字,使我想起赵紫阳在软禁中的《改革历程》一书。

一位年轻人凑上来看。我问,知道彭德怀吗?答:他是大将军。又问:知道赵紫阳吗?答:知道。问:他是谁?答:也是大将军。摊主说:“赵紫阳是前总理总书记,他对学生对知识分子好,对老百姓好。‘六四’时我是中学生。”

引来几位中老年人围观,你一言我一语,说自己亲历“六四”过程,说赵紫阳是好人,很久没有人敢议论啦。话题转到近年来,官场腐败,强征强拆,警察城管施暴,欺压百姓。

我回家取来《赵紫阳八周年忌日纪实》文(如下本文),送大家分享。我告知,赵紫阳去世8年啦。大家很伤感。

一位摊贩说:“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三把火,打击贪官污吏,提倡节俭,要依法治国,这要比胡温上台时更想干事了,但愿他们一直努力干下去,几年后会有成效,这与我们这些底层草民利益相关。”

历史在主动与被动中“忘却”

2013年1月14、15日,我在上海浦东北蔡镇餐馆吃饭时说起赵紫阳,两位八○后不知赵紫阳和“六四”;四位七○后赞赵紫阳向绝食学生讲话充满爱心,却不知其对改革的贡献;知胡耀邦,却不知其作为。我告知,胡耀邦总书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思想解放,被党内保守派逼宫下台而去世,学界知识界悼念耀邦导致学潮,紫阳反对军队戒严镇压而下台,被软禁16年而去世。

16日深夜,在往北京的312次动车,我与同坐的七○后聊天,当问其是否知道紫阳时,他顿时紧张,环顾四周,低声说“六四”时他12岁。

问:你为何害怕成这样?
答:200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时,有同学因谈论敏感话题,被校方“喝茶”而不敢招事。
问:被“喝茶”能怎么着?无非问你为什么谈紫阳?
答:他们会说这是危害社会,扰乱秩序,我就得认错和检讨。
问:何错有之?
答:我不关心政治,政治人物与我无关,这是你们专业人士的事。

一位南京大学七○后教师说知紫阳,但无兴趣,说是要向前看。我说,向前看就是要看紫阳倡导的宪政民主之路啊!

胡佳时隔五年来拜紫阳

17日早上8时,我来到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路口站着6位戴红袖标的男女。我在对面小饭店,隔着玻璃拍照,刚收起相机,两位警察闯进,我随即闪开。

进胡同口时,我问6位红袖标,今是什么日子?答:不知道。
问:为何站在这里。答:平常也如此。
问:今是紫阳忌日吗?答:不知道。
我说,今是忌日。答:你真聪明,并反问:你是什么人,是去赵家吗?

我进赵家,见来自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紫阳老家的农民们,刚下火车而来,后又有3拨,约40人。他们每年抬着大花篮来祭拜。

紫阳书房依然鲜花簇拥,墨香芬芳,墙上的手书条幅苍劲有力,气势非凡。

改革巴蜀起,神州唤生机。领十年,扬帆正跻。破浪行舟奋进前,叹羁栖,朝天泣。英魂未安息,青史岂容欺。念先贤,萦怀心头。法正官清民自安,国欲盛,此为基。
——晚辈朱刚跪拜

主怀八载引日月星辰无限喝彩,魂归一月令神州众生永久缅怀。——欧伟民

当改革大任,由经济而政治,擘画周详,殚精竭虑,蓝图始成中南海,犹忆经纶手。怜孺子赤心,去明堂就幽室,抱守坚定,忧国怀民,宏愿新立富强巷,追寻指路人。
——湘鲁

紫阳之婿王志华说:“大家对新一届领导人有期待,对‘六四’很难判断将会怎样做,我觉‘六四’不是对赵紫阳个人的事,历史定会有个交代。”

9时,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时隔5年来祭拜,他在2008年为弱势访民维权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半,出狱2年来被软禁。今晨他穿大衣戴帽子,遮着脸,躲过警员视线,溜出家门。紫阳之女王雁南关切其身体状况并介绍中医理疗方法。

胡佳说:“赵紫阳是仅有的几位有良知的中共高官,现领导虽对‘六四’不负直接责任,但仍是既得利益群体。我不认为他们有智慧和勇气来改变一党专制。我们不能等,必须去做。民主不是中共的恩赐,取决有多少人的反抗,对暴政的觉醒和反击。”

82岁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说:“2011年为胡绩伟整理而在港出版的《胡赵新政启示录》有意义;2012年为陈希同整理而在港出版的《“六四”亲述》很一般,却很畅销。有人说:平反‘六四’的两条出路,一是被打倒的人上台执政;二是实行民主宪政。’像国民党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李登辉到马英九,历经48年才对‘二二八’事件认错、道歉、平反。‘六四’的平反,必然与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步,不可能突然平反。目前虽遥遥无期,但当局可以淡化,如采取怀柔,抚恤受难者。”

2012年7月在香港书展热销的大型禁书《立此存照》作者杨伟东夫妇来祭拜紫阳,访谈紫阳之子赵二军和紫阳秘书李湘鲁。

紫阳在位时曾与之讨论问题的原某首长的秘书,每年献上紫阳喜欢的紫色蝴蝶兰。他忆2005年1月29日在八宝山公墓送别紫阳的场景:“花圈都无挽联,指示牌都空白。我用数码相机悄然拍照,被便衣人员发现而被按在地上,要我交出胶卷,我打开相机说没有胶卷,而被其误为是录音机。我迅即抠出数码卡而蒙混过去,送别紫阳的珍贵相片得以保存。”

老邻居刘清溪深情回忆瞥见软禁中的紫阳送客到大门的场景。

杜导正:新班子工作难度大

10时,“天安门母亲”难属78岁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书房写下两百多位“六四”难属的心声:“尊严重于生命,有尊严地坚守将是我们不移的信念。”丁子霖说:“新领导人上台,政策好转,但道路漫长,能走多远,很难预测。”

10时半,90岁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在其女和《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搀扶下,在书房奋笔疾书五百余言摘要:

紫阳同志:我又看你来了。你的老友老下级林若、杜瑞芝近期走了,我悲凉,但这是规律,奈何不得。又想,也好,你们在冥冥世界大可与许多志同道合者汇集成强大团队,云之聚之,论说国家事,给苦难的国人出点子。中共新班子上台,大家抱新希望,但实践起来难度大。看来新班子也摇摇晃晃,前途难说。每到这熟悉的书房,禁不住想起聚会佳景,无限感慨,我有许多话要向你倾诉,无限的眷念啊。我总是天真地希望‘六四’平反,总希望我们党有点出息。难说难说。好在中青年起来了,中华民族会好起来的。——杜导正

这使我想起2008年紫阳三周年忌日傍晚,时年88岁杜瑞芝(1938年加入中共,原广东省委常委)从广州专程前来。他向我畅谈和紫阳一起历经数十年风雨历程的往事。他指出:“扣给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太大,如果把这个七字帽子去掉,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了,这是要党的命的事。”

杜瑞芝说,紫阳的骨灰暂存家中和人民在一起很好。林若(原广东省委书记)曾为紫阳口述回忆而赠录音机,由杜导正等四位紫阳老部下冒着极大风险,秘密整理录音并出版。当时杜导正最年轻,出力最多。

下午4时,“天安门母亲”难属徐珏(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来献花,消瘦而憔悴的她说:“身患肝癌,近日手术切除肝脏三分之二,正在化疗,由朋友帮助而来,可能是最后一次啦。”我宽慰她说:“明年你一定会来的。”她坚定地说:“原说只能活两个月,现已超过啦,苍天保佑我看到那一天。紫阳是我们心中伟大的总理,他永远为老百姓,明年我一定再来。”王雁南送她到大门。

徐珏对国家有特殊贡献,前些年被评为全国行业的巾帼英雄,其20岁独子在“六四”被枪杀;其丈夫要请律师与戒严部队打官司而未果,5年后54岁抑郁而死。10多年来,她积极投身“六四难属”维权而长期被警方监控打压,往年忌日,她在前往紫阳家的途中被警员拦截,强行送回。我在紫阳四周年忌日见她在朋友的掩护下,终于冲破警方封锁来此献花。

杜光泪惜紫阳 政改被“六四”打断

10时起,三五成群捧鲜花的百姓不断到来,王雁南忙着为年长者端上热茶。

杭州市民朱美
琍
等3人手持早上抵京车票说其一行9人下火车捧着鲜花8时15分在胡同里寻找赵家,被红袖标带出胡同,警员收去其身份证,审查两小时后,只许3人前往赵家。我到胡同口外百米处灯市口西街,把被拦截的6人接入赵府。后来,又听说有人被警员带离胡同。

11时,北京读书会30人抬着大花篮,举着“吃粮不忘紫阳情”横幅,向紫阳像鞠躬毕,两位女士朗诵怀念紫阳的诗,气氛热烈而感人。

院子里挤满了各地民众,50多人从外地赶来。曾在两个忌日来过的香港职员赵顺源夫妇今日未能前来,托我向赵家致敬。

各地在京访民陆续来献花,达一百多人。他们排队进书房鞠躬和留言。河南襄城县聂丽娜留言:“紫阳回望,访民泣血。”王雁南向怀抱婴儿的她送上紫阳画册。他们夫妇因失地而维权上访6年无果,多次惨遭警方关押,去年忌日我见她抱着在上访路上生下的3月婴儿来祭拜。

我分别问访民:“你为什么要来纪念紫阳?”江苏徐州访民于艳华说:“紫阳心里装着人民,我们想着他。”她因司法腐败惨遭迫害而上访8年无果的。有的说:“紫阳一心为民,宁愿丢官,是最大冤案,与我们同类,他如能平反,我们才有希望。”有的说:“官场腐败,权钱交易,百姓利益被各方侵害,愈演愈烈;多年上访无着,被维稳残酷打压,苦大仇深。访民群体连年剧增,成为我国新增的第57个民族‘上访族’”。(去年来的访民也如此说)。不少访民戴上紫阳家乡农民赠送的紫阳徽章。

11时半,85岁杜光(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80年代致力于政改研究)到来。他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多年来积极投身反右维权翻案和索赔的群体上书和上访。访民们围着他,问长问短,深表敬意。

杜光说:“我永远忘不了紫阳,‘六四’使我国宏伟的政改蓝图付诸东流,直到今天,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忌,成了当前一切社会灾难的总根源。”他老泪纵横。

我送杜老上街乘车,帮他先给老伴打电话报平安,他早上出发时老伴担心其被警方打压而遇麻烦。

留给执政党的政改时间已不多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华人)说:“此行有些冒险,胡同口6个红袖标把守着,我背着装着摄像机的包,往里到了赵家,说是美国之音记者,能否进去。工作人员说要请示,片刻出来说,不对国外媒体开放。我托他把名片捎给赵家人。一会儿王雁南出来,把我接了进去。”

下午3时,冯超(八○后北京媒体人)到来。他在2008年6月4日到此而出门,在胡同里被便衣警员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禁14小时,每到敏感期,警方会提前警告或派员把他监控在家。

冯超留言:“随着高层政治格局的微妙改变,民间期待重启当年中断的政改,重返紫阳故居,却一切如故。尽管我国经济仍在增长,但社会冲突激增、官场腐败日益严重,民众与执政党愈加疏远,甚至对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高发。高压式的非法维稳,不但没有浇灭各种新旧矛盾,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控制力。社会陷入国家犯罪和以暴制暴的怪圈,在暴政与暴民之间梦魇般地徘徊。

他写道: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重回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改革的道路,恢复正常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秩序。事实证明赵公的路线不但正确,且不过时。想要刻意回避政治体制的种种病症,继续畸形追求经济发展,将无法避免社会动荡,乃至血腥的暴民革命。这20多年种种‘改革’,只养肥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如清末欺骗人民的“预备立宪”等。种种迹象表明,执政党可以用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民众的改革幻觉尽数破灭,巨舰倾覆将不可避免,届时悔之晚矣。”

“把人当人”

日前,赵家收到西北某大学退休教授来信:“本人曾天真地认为,那场政治风波可能是历史的一时‘误会’,期盼新的中央改弦易辙,给赵公以正确结论。但年复一年,耗经三个抗日战争,中共高层先后传递了三代主政人,我辈从血气方刚的壮年,蹉跎为年届古稀的衰翁,依旧看不到一丝希望。其实,平反与否,本无所谓。在有良知的国人心中,赵公从未倒下。正如李锐老人悼胡耀邦诗:活在人心便永生”。

被软禁而未能前来的紫阳秘书鲍彤说:“紫阳的特点是‘把人当人’。他主张维护农民自主权而把农民当人,主张维护企业自主权而把经营者和劳动者当人;主张党不判案而不把党当法官,主张党不查禁书报而把作家当作家,不把作家当做必须进行检查的对象。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许多人津津乐道赵紫阳,也使某些人至今不承认人间有过赵紫阳。”

鲍彤说:“‘把人当人’诚然算不上什么特点,但在某种制度下的某些领导人,要他们也来把人当人,等于剥夺其优越性。人们为什么忘不了紫阳?原因之一在于一群群领导人群起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的不把人当人的榜样,人们自然就不会忘记紫阳。越多的人了解紫阳,中国就越有希望。希望中共管宣传的人能知道,也来宣传紫阳吧。他们忘掉总书记,这叫数典忘祖吧。”

令人欣慰的是来自北京官方媒体的3位八○后记者在书房瞻仰,要我介绍紫阳。

今日来者400余人,院落一度爆满,超过往年。人们忆赵公,诉冤屈,话时事,忧国忧民,向往宪政民主法治,对中共新领导充满期盼。


●本文原载《开放》杂志2013年第2月号;《纵览中国》。修订于清明节前。

茉莉: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国内原本热闹的关于“取消民族自治”的讨论嘎然中止。曾一度积极宣传“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中共高官、智囊和学者,似乎不再吭声。在中国民族学界,以马戎、胡鞍钢和朱维群等人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反取消派”学者的观点交锋,业已沉寂下来。 


◎ 中共仍然需要“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习近平并未对民族问题做出什么最新指示,这位新君只是于去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言说:“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这似乎就意味着,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仍然不变,根据宪法制定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暂时不会废除。

虽然重申宪法的权威性,中共似乎要维持少数民族自治的的制度,但他们对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和镇压并未减轻。这就是说,中共只是想要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由于担心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中共不敢完全颠覆民族自治政策,但却可能以非常隐蔽的手法,慢慢推行“取消派”的主张,逐步改变民族政策。

因此,我们对“取消派”的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尚不能终止,因为他们那些逻辑混乱、缺乏常识的歪理,已经影响了中共执政当局和不少汉人。那些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取消派从大中国主义的需要出发,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已经抢占了公共舞台和话语权。

“取消派”学者的意见,上有当权者的欣赏和采纳,下有部分中国民众的热烈支持。由于共产党文化的长期禁锢和毒素污染,一些中国民众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加上大中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不能以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认识民族问题。

马戎、朱维群等取消派学者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手段是:以吓唬手段做宣传,诉诸中国人害怕分裂的心理。他们最热衷于宣传苏联的“前船之鉴”。马戎说:“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取消派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各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的,是多因一果。取消派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样简单,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实苏联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不能视为前船之鉴。马戎等人知道中国人有大一统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因此展示一幅未来的可怕图景,以此煽动群众,意图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

我在《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一文中曾指出“取消派”在政策逻辑上的各种谬误。在此文中,我将进一步指出他们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 抛弃“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


胡鞍钢等人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实行一种尊重民族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已经用百衲被一词替代了“大熔炉”,。这种用过时的旧概念故意误导他人的论述,在逻辑学上叫做“无知论据”,即他们的论述倚仗于人们的无知。

那么,美国依靠什么将各个民族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呢?凝聚美国的是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由于胡鞍钢等人依附专制的政治立场,他们推荐的美国模式与美国的真实情况不符,他们抛弃的是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即美国民族制度中的个人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等内涵。

我们都知道,美国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那么,在这样一个很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为什么人们还要争取民族或者族裔的集体权利?他们又是怎样把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整合起来?

“个人自由”是人的道德权利,其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自治。美国联邦宪法中提出“个人主义”人权论,其核心在于赋予自由独立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民族权利”是一类以集体为权利主体的人权,包括民主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平等享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


◎ 个人自由与民族权利相互联系


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前者是微观的私领域,后者是宏观的公共的群体权利,二者看起来是反差很大的两个概念,甚至被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抗争事业中,这两个概念又是互相联系。

人们想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味着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要实现这一点,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生活的范围,想要参与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化。例如,西藏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藏人有共享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和神话等等。这种集体身份的意识将所有藏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给个体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根基感。

那么,个人自由是怎样与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相互整合起来的呢?当个人根据其自由的选择,参与某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连接在一起了。在民族的权利被侵犯、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本民族的人会相互分担不幸,并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

以色列作家塔密儿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适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是“在民族语境中”的自由。因此,个人也应该享受民族、文化的权利。

因此,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天然地希望自我管理,希望以一种表达其集体认同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自治权利。为了保证其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美国政府还赋予他们群体的代表权,在国家机构拥有席位。

美国的例子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社,就形成了民族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同时,公民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利,也有效地保障了民族权益。民族团体中的个人参与选举,他们必然要求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既要维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也要保护他们民族的集体权益。

如上所述,在个人自由优先的美国,却能比较好地保障各民族的集体权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这个关键的原因,是一味推崇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的胡鞍钢等中共学者回避了的。



◎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即捍卫差异


当文明世界的民族学发展到越来越尊重原住民的人权,包容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中国学者却以虚幻的“平等”为结构,否认少数民族保存其差异的平等权利。至今为止,中国人尚未享有公民权利,这些取消派学者大谈“公民权利的平等”,以此“淡化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民族平等竞争”,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天然差异视而不见。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托克维尔也认为:身分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即使在民主国家,多民族国家里的平等也必须是承认差异的包容性的平等。

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自治制度“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

那么,取消派学者们想要怎样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呢?他们想要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大汉族趋向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部“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很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新政策的观点,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基本的人权理念。

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依据平等原则所设计,即“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现代平等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具体实行中承认差异、包容差异,这叫做“包容性平等”。

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当今西方文明国家在平等原则之下,给予原住民——第一民族很多差别待遇,中国人一般称之为“优惠”或“照顾”政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地安人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享受特殊宪法地位;欧美国家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给予原住民经济上的“补偿措施”。

在现代民族学理论里,原住民作为那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土著——第一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里,享有捍卫自己独特性的权利。这种独特性即他们与其他民族(包括主体民族)的差异性,例如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这种捍卫差异的权利是通过完全自治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原住民,这种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平等的。



◎ “民族自治”中国古已有之


取消派学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自治制度,说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这些说法有模糊历史、篡改历史真相之嫌。

如果他们所指的历史上统一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那没有错,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汉族农耕民,算是单一民族的一统天下。但是,如果说当今大中国版图所标识的地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民族自治制度”都是学苏联斯大林的,那就是很大的谬误了。

事实上,当今的大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过很多次分裂。古代中国皇帝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是四海天下的共主,但他们直接统治只是内地的汉人。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很多都是独立的存在。即使有些民族归顺中国,成为藩属国和朝贡国,但由于地处遥远偏僻,不便直接管辖,所以中央政府只能实行简洁的、名义上的统治。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大都很自然地处于自治状态。

在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民族自治”古已有之。最早确立中国的自治制度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羁是马络头,縻是牛缰线,引申为笼络控制。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称土司制度。

这种羁縻制度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羁縻州府的首领虽然名义上归顺唐朝,但仍是原来各国、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也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那时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有向唐朝朝贡、朝觐,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但总的来说,他们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唐朝时,吐蕃非常强大,曾与唐王朝处于对峙或联盟的状态。中国唐朝与吐蕃曾是两个各自独立而有联系的国家。后来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西藏,西藏的宗教领袖与蒙古君主形成了布施关系。在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国是类似一种宗主国的关系。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却并不干涉西藏的内政,让西藏完全自治。

因此,中国既有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也有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此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和少数民族自治有关。这个故事讲的是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南蛮的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但当今中国人忘记了,诸葛亮的汉人政权在收服了孟获以后,没有在他那里留一个官员,没有占孟获一块土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 世界他国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


取消派学者满怀大一统中国的理想,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出发,进而否定所有的民族自治政策。他们说:“民族自治,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当今民族自治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出路的吗?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当今世界有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包括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文化自治和保留地制度等。

(一)在瑞典北部的北极圈内,生活着一个养殖驯鹿的游牧民族——萨米族。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为了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欧各国开展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二) 在芬兰的6个省份中,西南部的群岛奥兰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奥兰群岛原来属于瑞典,在国际联盟的斡旋之下,由芬兰享有奥兰群岛,但给予这个群岛充分的自由。这个自治省被视为欧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范例。

(三) 加拿大的努纳武特自治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努纳武特(Nunavut)地区位于加拿大东部北极地带,那里的居民78%是因纽特人(也称爱斯基摩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海上捕猎和驯鹿。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西北地区独立出来,成为加拿大的一个新的自治区,由当地因纽特人自行管辖和治理。

为什么加拿大会容许努纳武特高度自治?这是因为,因纽特人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一民族”。与印第安人一样,因纽特人也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努纳武特在因纽特语中是“我们的土地”之意。在民主的加拿大,由于土著人自己不懈地抗争,土著自治观念日益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促使政府必须正式承认土著民族的区域自治权。

(四)亚洲国家的例子,即被印度吞并的锡金王国。1949年印度派兵进驻锡金,此后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到1975年,印度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尽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但锡金人民投票支持,赞成锡金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在印度这个民主大国里,锡金人民享受到民主、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权利。

(五)印度是一个博大丰富的亚洲国家,它的丰富性在于,人民的宗教信仰多元,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更是复杂万端。在印度建国之前,所有的邦基本上都没有国家认同。印度建国后实行联邦制,让原住民拥有自己的自治州,例如Nagaland、Megahalaya、Arunachal以及Mizoram。那么,印度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各个州的人民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呢?可以说,民主制度正是将其人民串连在一起的因素,民主思维是各族人民共通的特征。

在上述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中,瑞典和加拿大都是世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高度的民主,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要求,不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与之相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里,是不容许少数民族自治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专制政权既不给主体民族享受民主的权利,也不会肯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给西藏、内蒙和新疆等地区冠以“自治区”的名义,但毫无自治的实质,其所谓的民族自治政策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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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三月号、四月号

牧夫:第一夫人夢幻曲



只不過一年,當今兩個知名度最高的共產極權國家朝鮮與中國,相繼亮出一張靚牌:最高領袖的「第一夫人」——金正恩的李雪主、習近平的彭麗媛。無獨有偶,她們都是歌唱演員出身,雖然年齡相差一輩,不減其美態而入時的扮相。金夫人在去年七月以一襲碧綠短裙亮相,習夫人則於五天前在莫斯科機場以一套黑色「情侶裝」,手挽夫君出場。
一時間,這位中共軍方歌唱家彭麗媛,再度家喻戶曉,超過群星閃耀的北京舞台。她登上了二十世紀以來,女性少有的政治舞台、歷史舞台。新華網說,「美國有米歇爾,中國也有了彭麗媛」,香港媒體把她和宋美齡相提並論,左報將她捧上了天,說她「高貴典雅」搶了「習總」的風頭。美國報章則說她像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蕾莎。

第一夫人是陪襯也是殊榮

查第一夫人(First Lady)源自美國林肯時代,到戰後泛用開來,凡是一國元首之妻,都可贈以第一夫人的雅號,不論來自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當然也有例外如君主制國家。在此要說的是共產國家的慣例。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他們惟革命是從,抹煞人性,妻子都以同志、愛人、戰友相稱,甚至「親密戰友」可稱林彪,不稱江青。連「夫人」一詞也不在國內使用(今天已大不同,人人都可說「我夫人」)。其實,究其本義,「第一夫人」之稱,雖是一國元首的美麗陪襯,但和開放民主的社會和國際關係相適應,也體現對女性地位的尊重,是西方傳統習俗的一部分。
因此。第一夫人也是一份殊榮。登其光榮榜者甚少。近些年美國希拉莉,克林頓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夫人,當之無愧。她們二人都是獨立的知名的律師,個人收入高,在家是賢內助,出外是社會名流,衣著修飾品味優雅,米歇爾的時裝甚至領導潮流。丈夫競選,她們出面助選、募款,米歇爾有八天出席三十三場集會的記錄,和底層、選民有面對面的互動,絕不是不知民情的貴婦。希拉莉後來成為國務卿,巾幗不讓鬚眉,是民主黨下屆總統的熱門人選。當然,也有如法國薩科齊的布魯妮那樣花瓶式的第一夫人。菲律賓總統馬可斯的第一夫人艾美黛,中國人記憶猶新,曾以花蝴蝶式的性感形象,迷得老毛流口水。丈夫被人民趕下台,死在夏威夷,這個曾以三千雙鞋聞名的寡婦,八十歲還在競選國會議員。
在台灣。宋美齡是中國風華絕代的第一夫人。她的現代教養、大家閨範的優美氣質,中西相容的風度,已是中國二十世紀女性的極致。在抗戰的國難之中又化身為義勇戰士,縫戰衣、當護士、慰勞傷兵、遭敵機炸傷。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以第一夫人身份去美國爭取國際援助,在國會發表精彩演講,獲得罕見的熱烈歡迎和崇敬,再巡迴各大城市,鼓動華僑的資助,這份功勞在大陸從未得到應有的宣揚。宋美齡之後,在台灣民主浪潮中的第一夫人:吳淑珍、周美青,都是上榜的人物。

戈巴契夫夫人蕾莎的範例

在共產黨執政六十多年的大陸,有兩個女人頗具第一夫人的條件——江青和王光美。她們的丈夫擁有獨裁或國家主席的至高權力,但是她們都成為專制制度的犧牲品,那種制度根本不需要哪怕是裝飾性的「第一夫人」。出身上海灘演藝圈的江青,顯然不願長期做毛的壓寨夫人,她政治野心膨脹,想當女皇,終於敗在權力鬥爭中。
戈巴契夫夫人蕾莎(1932 - 1999)很可能是整個世界共運空前絕後的一位第一夫人。她和戈氏是莫斯科大學同學,她念哲學系,丈夫法律系。他們屬於「二十大的孩子」那一代,在「修正主義」思潮下成長,她留下一部回憶錄,敘述她和丈夫怎樣走過歷史巨變之路。蕾莎天生麗質,她的睿智和美感,談吐和儀容,隨丈夫周旋於東西方而贏得令人傾倒的讚譽,為蘇聯的最後階段抹上溫柔的一筆。
回來看看剛登台的彭麗媛,她究竟和上述夫人們有多少可比性?以中國人相比,宋美齡;以共產黨員相比,蕾莎——她們的丈夫都是一個大時代的巨人,她們在巨人身邊,彭麗媛有沒有這樣的時代背景呢?和米歇爾相比,又有美國那樣宏大的國家與現代文明背景嗎?所以,最近彭麗媛以第一夫人身份出訪亮相,引發的類比,只是寄託了一種和中國夢同步的夢幻。那麼,以一個大國的實力,是否可以打造一個中國特色的第一夫人呢?

彭麗媛轉換跑道能不能成功?

習近平講得好:打鐵還靠自身硬。彭麗媛的實力在哪裡?中國一流的大歌星,軍級待遇的解放軍少將。一九六二年出生在山東鄆縣的彭麗媛,也算黑二代吧,因為她有「海外關係」:舅舅在台灣。縣文化幹部的父親被開除黨籍,她從小跟母親生活在農村,直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她十四歲才考進省藝校,開始她的演藝生涯。兩年後被選拔為省軍區演員,一九八一年入中國音樂學院進修,一九八五年入黨,成為軍方頂級總政歌舞團演員,政協委員,一九八七年和年長九歲的廈門副市長習近平結婚。
彭麗媛的成功之路,是六○後一代演員的佼佼者。如董文華、宋祖英、鞏俐、于魁智、李勝素等,他們之中不少有「家庭出身」問題,但他們年輕,有才有貌,比之張藝謀、劉曉慶一班五○後,歷史記憶更為單純。在巨大的名利氛圍中,更易接受主旋律的灌輸與型塑,成為「偉光正」的文藝代言人。家庭出身的「原罪」感,往往不自覺地形成脫胎換骨的推動力。彭麗媛曾坦承家庭陰影給過她的壓力。
三十年如一日地浸透在保守的軍營中,和太子黨結緣攀親,那是她的不二之選。於是,我們看到她成為六四鎮壓後,慰問戒嚴部隊的最受當局重視的明星。一個在農村度過艱苦童年的小姑娘,變成軍方藝術學院院長,訓練新一代又一代演員、明星的洗腦教師。一個受共產黨壓制的人,最後變成共產黨。她的夫婿習近平恰好也是一樣的邏輯,一樣的人生,多麼珠聯璧合啊,這樣的例子很多。不失為當今獨大的這支共產黨的傑作。
現在,彭麗媛開始轉換跑道,她奉黨之命改變角色,來扮演一名世界級的名媛,東方第一大國的第一夫人。西方傳媒對此很樂觀,因為她是一個好演員。沒錯,她曾在莫斯科演出過謝幕之作《霸王別姬》,一個伴隨蓋世英雄至死的美姬的故事。但彭麗媛的新角色畢竟是一個新挑戰,不僅角色不同、舞台不同、觀眾也不同,她要熟悉過去可以不關心的政治話題,甚至美學觀念。形象怎樣煉成?可以想像,她一定會在出訪中每天的黨小組會議上,虛心聽取同志們的意見……我們祝她成功,再創輝煌。

(2013年3月28日 香港)

高瑜:彭麗媛與世界第一夫人大比拼

服裝就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政治就是一種高明的服裝。



習近平以「累並快樂」結束了他的新君首次出訪,這個「快樂」當然包含對夫人彭麗媛的隨訪並取得了中國「第一夫人」外交效應的「不亦樂乎」。官媒及一些大外宣平台因為此次對「第一夫人」的報道尺度適度放寬,以近似狂歡的狀態爭先恐後推出大量輿論泡沫,其中不乏「特色」的「妙論」。

彭麗媛隨訪的前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屬的「中國網─觀點中國」發表〈對「第一夫人」走向舞台中心的新期待〉,文章對「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做了一個令人瞠目的判斷:「這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女士的隨訪。」該文的結束語是「一個多才多藝、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一定可以為人民愛戴,為國家加分。從此,可以說,美國有米歇爾,而我們有彭麗媛。」

此文經新華網、人民網、央視網等成百上千家網站同時轉載,中國媒體展開了彭麗媛與世界「第一夫人」的選美比賽。眾多傳媒網站,設立了彭麗媛「中國第一夫人」的專欄,請時尚專家評論她從俄羅斯到剛果令人眼花繚亂的行頭,從大衣、提包、圍巾一直評論到露趾涼鞋,並且與現代最時尚的幾個「第一夫人」作比拼。

中國媒體有意迴避了西方的「第一夫人」都是民選出的,她們沒有一個人不參與丈夫多輪的競選,沒有一個不走上街頭為丈夫拉票,她們不可能對丈夫的施政綱領一知半解,不可能不去聆聽人民的批評和指摘。每一位總統贏得競選,都有夫人的汗馬功勞,人民每選擇一位總統,同時也是選擇了「第一夫人」。從來沒有聽說一個總統的當選是因為夫人的臉蛋。

彭麗媛八十年代中期就成為中國音樂主旋律最具實力的代表人物。民眾從CCTV年年最大規模的晚會上熟悉她、認識她。粉絲團的狂熱、民眾的喜愛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正像流傳兩千多年的漢樂府《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十七大習近平入常之後,彭麗媛從總政歌舞團團長改任該團的藝術指導,說明她為了丈夫的仕途,不得不退出演唱生涯。彭麗媛最後一次公開演唱是建政60周年燄火晚會,一改歌星的奢華裝束,一襲淺色長裙大有「國后」派頭,那實在是國家慶典對她的歌聲的需要,否則無人壓場。十八大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彭麗媛2012年5月就調出了總政歌舞團,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擔任院長。

此次彭麗媛訪俄,俄新社早有她將與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共唱《紅莓花兒開》的預告,但是中國觀眾始終看到的是啞巴畫面。封住彭麗媛的歌聲,中國媒體着意打造一個「麗媛style」,當做「中國的新名片」,以此代表中國的軟實力,這算甚麼呢!

與彭麗媛可比的只能是中共的「第一夫人」們,從江青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到淪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從王光美隨劉少奇出訪東南亞,到文革被揪到清華大學挨批鬥、關秦城。就是在劉少奇平反之後,王光美擔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長,也竟然規定她不能會見外賓。以上都是體制的安排。

彭麗媛確實與近三十年所有寂寂無聞的「第一夫人」們都不一樣,因為她是著名的表演藝術家。但是她作為「第一夫人」究竟能有多大作為?能否掙脫體制的宿命?如果這位傑出的中國歌唱家,今後只能以外貌和儀態為國家「爭光」,薩爾科齊下台,布魯妮重操模特兒生涯,彭麗媛有看頭嗎?如果她十分滿足這種「國后」安排,那,也就無言了。

高瑜

——原载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梁京:“占领中环”的重大意义

图:启动“占领中环”运动记者会 

刚刚听到“占领中环”的倡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香港的书生试图模仿“占领华尔街”运动,我认为这种思维太幼稚,太简单了。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自从这个倡议提出来以后的各方反应,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情的发展正如'占领中环'的发起人戴耀庭最近总结的,这场社会运动走对了第一步。

走对了第一步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倡议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应,而是引来了中共高层的强烈反应。由于中共高层不仅反应强烈,而且十分愚蠢,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也不得不作出反应,大大强化了“占领中环”的政治发酵效果,而这正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希望达到的作用。

中共高层领导的强烈反应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马上就暴露了自己的两大弱点,第一,缺乏信心,第二,思维陈旧。这两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明确表示要以爱国(也就是爱党)为条件来筛选候选人,同时,公开地表达了对香港成为颠覆中共的桥头堡的忧虑。

如果中共高层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和愚蠢,“占领中环”的运动恐怕很难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倡议“占领中环”的书生们很愚蠢,很不识时务。现在,既然中共高层的反应如此愚蠢,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书生也许真的有点道理。

抱著这样一种态度,我认真地了解和思考了“占领中环”的发起者们的言论,并得出了不同于当初的结论。

“占领中环”的社会政治运动究竟能走多远?此刻没有人可以预料,但是现在可以判断,由于这个运动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关于香港普选的整个政治进程,这个运动将不仅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而且对今后内地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稍有政治知识的人都懂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光靠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而必须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推动。但是,这种社会运动将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形式?对于这个重大问题,还没有人能够给出系统的分析。

“占领中环”的发动者以自己的行动,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回答,那就是要直接把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社会运动理念引入中国。对于这个假设能否成立,我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是有很多疑问的。

我注意到,“占领中环”的发起者对西方新近的社会政治运动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并且试图系统地贯彻到这场运动的设计和实践中。我的理解有这么几条:一,绝对非暴力,也就是说,公民抗争运动虽然可能突破法律的界线,但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二,不取政党政治为主要组织形式,而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直接参与。三,重过程而不重目标,推动社会各阶层和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以推动这种交流为最大目的。

由此提出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尚处在“前现代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政治理念是否太超前了?

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来回答,而“占领中环”的发起者们显然有这样一个判断,至少在香港这个地方,这种新的政治理念有实践的可能性,而只要有实践的可能,就有成功的可能。

那么,这种成功的可能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呢?就拿这次普选来说,港人对这个问题究竟能有多大的发言权?为了吓阻'占领中环'的势头,中共已经表示,他们将不惜在全世界面前背弃当年邓小平的承诺,无限期地推迟实行普选。

香港能否如期在2017年实行真正的普选?从现在中共高层的反应来看,从香港多数人对“占领中环”的反应来看,我并不乐观。但对于这场以全新的理念来指导的社会运动,我反而并不悲观。因为我想到了当年中共把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和实践引入中国的历史。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共的未来,尤其是在蒋介石清党之后。当毛泽东、朱德等一小撮红色武装跑到井冈山和数省交界的边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时候,我相信当时中国多数知识和权力精英都想不到22年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

中共的成功有两个主观因素,一个是毛泽东代表的中共革命者不仅十分坚定,而且有很高的创造性,能够把外来的理念很好地中国化,第二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足够愚蠢和残暴。如果今天这场社会运动重复当年这两个因素,即挑战者足够坚定和富于创意,而当权者足够愚蠢和残暴,则“占领中环”确实有创造历史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达赖喇嘛:百分百相信“中间道路”能取成果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上周五在印度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Salugara)发表演说强调,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百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达赖喇嘛结束为期十天的印度首都新德里、锡金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弘法活动后,于上周六(3月30日)返回居住地印度达兰萨拉。而上周五在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萨鲁嘎拉(Salugara)境内展开最后一天的访问时,达赖喇嘛向聚集的喜马拉雅山区超过2万5千名信众就移交政权的过程与原因、西藏现状及中间道路等方面发表了演说。

达赖喇嘛说:“西藏的自由斗争不是极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为了藏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主要以境内藏人为主。我被视为境内广大藏民的代言人、言论自由的代言人,但我从不认为我是他们的带领人或者下令者。境内藏人有何意愿?西藏境内的现状又是如何?这些正是我平时向世人所作的介绍和呼吁,以尽我的责任。”

达赖喇嘛引述历代藏王丰功伟绩的事迹,赞扬境内外藏人至今付出的贡献。“如今这个时候,由于许多内外因素,使藏民族有着惊人的统一精神。而民族的意识,则在于对各自民族的宗教与文化上所给予的热诚和关注,因此,流亡在外的我们已度过了五十多年,尽管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都靠着持之以恒的毅力和赤诚,克服着种种困难,使得在各地不同的流亡者中成为不一样的,这点不需要我们去说明,很多了解藏人、支援难民的人士都这么说。而这些都是广大藏民的共同努力所得,在此深表感谢。”

中国当局对于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曾于去年7月发表评论称,“中间道路”并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实质,无非是变换词语,与中央讨价还价。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方还指,达赖喇嘛声称“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办法,其内涵和实质与“西藏独立”的主张是一回事。

尽管“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政府认可,但是达赖喇嘛在上周五的演说中强调,这一主张已受到中国国内外很多华人及藏人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支持。“我们提出互利双赢的‘中间道路’得到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在美国同中国民运人士会面时,都对此表达欢迎和支持。重要的是,我同很多西藏境内的藏人知识分子、作家、艺人及教师在不同场合会面时,他们都说,‘每一个藏人的心中都有西藏独立的意愿,但要得以实现则必须要深思熟虑,充分考虑到如何解决现在的困境。因此,这一以汉藏互利和双赢为原则的中间道路具有一定的道理,不仅可向中国政府作出解释,我们也有理可讲。’我见过的这些来自境内的藏人知识分子,没有一人说走独立路线。虽然我们有选择独立的权利,我们的语言、文化、习俗是独特的,但是当前西藏处于严峻局势,我们要往长远利益着想。”

达赖喇嘛表示,百分百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中国在六十多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当今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些言论自由。据说像我们藏人到大陆境内的时候还有些自由,但是到了藏地本土,特别是拉萨却被严加限制。现在的西藏问题,使得汉人蒙羞、藏人受难,只对双方不利。而从长远利益考虑,不仅对中方有好处,对我们藏方也有好处。因此我们所称的‘中间道路’是互利双赢之路。总之,未来在这方面一定会如期取得好成果,这点我是百分百相信的,也希望大家铭记在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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