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小駿：美國的焦慮——之二

作者：閻小駿

上回談到（刊2025年2月24日《明報》），從建國之初起便植根在美國社會深處的政治分化之因，經過南北戰爭、戰後重建（Reconstruction Era）、新政（New Deal）直到20世紀中期民權運動等若干階段孵化，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因互聯網經濟而加速的全球化浪潮劇烈衝擊，其政治後果顯現得日益鮮明，終釀成21世紀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culture war）。這一文化戰爭並與美國政黨政治圖景的世紀變局互相疊加，影響極為深遠。

政黨（political parties）這一元素，本來並非出自美國建國者們的原初設計——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中，便根本沒有提到「政黨」一詞。《聯邦黨人文集》第9、10號，以及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致美國人民的告別致辭（Farewell Address）等重要文獻，均以直言不諱的文字警告，政黨政治可能為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內部穩定及良政善治形成嚴重威脅。

然而，僅就遠離政黨政治這一點而言，美國建國者們的初衷顯然不曾得到實現。從制憲伊始，對國家未來政治道路的不同觀點，即造就支持建立強而有力聯邦政府的所謂「聯邦黨人」，與支持保持強大州權的所謂「反聯邦黨人」之間的激辯。之後，奴隸制的存廢、美國南部非裔美國人的權利、關稅政策、金本位制度存廢與改革等種種議題，都不斷塑造美國政黨之爭的激烈圖景。

美國政黨政治 從地方轉向全國

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政黨政治並無在美國政治中發生如今天這般程度的嚴重撕裂作用；實際上，政黨競爭也未造成全國範圍及全社會層面的二元政治對立。美國選民對政黨的支持，在歷史上往往是隨政策議題、選舉時間和當時情境的變化而變化；政黨的選民基礎，也不斷因這些因素重新分化組合，同時具有非常地方化的特徵。
換言之，美國選民並無因為政黨政治而結成固定的對立政治派別或聯盟，甚至同一個政黨標籤在不同州或地區，可能代表完全不一樣甚至根本相反的政策取向。正如美國第34任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曾揶揄「我們不如把美國的兩黨制看成掩護某種百黨制的面具而已」（註1）。
20世紀早期美國聯邦政府應對經濟大蕭條的新政運動，及中期以降爭取非裔美國人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所帶來的政治動力，對傳統美國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和選民游移化特點構成衝擊。隨着電報、廣播、電視和互聯網時代接續到來，美國國內信息和輿論傳播管道在20世紀穩步從局限於地方走向全國，不可避免造成政治議題全國化，這使美國政黨和選舉政治也逐漸從以地方為中心邁向全國舞台。
於這個過程中，特別是由於大眾傳媒和利益團體在全國範圍的大整合，美國選民的政治分野逐漸脫離地方議題和空間限制，而與全國性的政黨標籤互相綁定。結果就出現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家皮爾森（Paul Pierson）和史克勒（Eric Schickler）所稱的「分歧層疊效應」（stacking of cleavages）——兩黨選民終於成為在幾乎所有政治、政策和意識形態問題上都持續對立的兩大日益固定的陣營（註2）。由地方化、分散化、議題化的政治分歧，轉變為全國範圍的、固定的、持續的文化戰爭，這一進程無疑給美國政治帶來新的巨大焦慮。

政治分歧疊加社會根本矛盾

隨着美國政治中兩黨競爭逐漸超越具體政策議題和地方層面資源整合，而轉向意識形態爭鬥和全國範圍政治對立，原有的運作模式也難以為繼。就吸引選民的手段而言，民主、共和兩黨都不約而同，從以地方層面的政策辯論為主，上升到尋找所謂「熱鍵問題」（hot-button issue）來增強傳播效果，爭取和擴大選民基礎。
大眾媒體的傳播手段優化，及互聯網時代所提供的信息發布渠道，大大增強了政治傳播的即時性，也不斷擴大傳播範圍，對美國政黨政治帶來新挑戰。顯然，當政黨必須面對多元龐雜的全國選民時，聚焦於諸如持槍權、墮胎選擇權等人們易於選邊站隊的議題展開辯論，就更能夠以低成本幫助全國性的政黨吸引觀眾眼球，也易於迅速整合不同地區屬於相近政治光譜的選民群體，並實現大聯合。
互聯網時代美國政黨政治的逐漸全國化、對立化，跟其國內社會中長期存在的諸如種族、階級等根本矛盾對立互相層疊。結果就是愈來愈對立的二元政治分野，及日益白熱化的選舉競爭，不斷侵蝕美國民主的穩定基礎。實際上，兩大政黨選擇的大多數所謂熱鍵問題，都屬於意識形態或個人選擇的範疇，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但一旦政黨把這些議題作為辯論焦點，選舉競爭便會愈來愈陷入纏鬥而無法自拔。陷入這樣的根本無解的白熱化文化戰爭中，美國又如何能夠不焦慮呢？

「全球南方」崛起 成美國新焦慮

美國國內政治的變遷，恰巧也伴隨着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世紀變局。二戰結束後，由中國、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五大盟國參與主導的國際秩序得以建立，其標誌和基石是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一整套國際規則體系。隨着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一度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和秩序守衛者，於是便開始向世界宣稱「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論和所謂「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的降臨。
改變冷戰後美國單極體制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中國內地的改革與發展，使在世界東方出現了一個國力超快速成長，並逐漸接近美國的新力量。這引起在冷戰後穩居世界霸主寶座的美國的擔憂，成為美國新的焦慮來源。這從2001年1月就職的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W. Bush）甫一上任，就把中美關係的定位從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修改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就可見一斑。
21世紀的中美關係，既有結構性的競爭，也有關鍵領域的合作。但總體而言，美國對華政策中遏制與接觸的成分對比，是與美國自身面對的國際、國內壓力，及中國國力上升趨勢的相對位置有關。
例如，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將重心轉向全球反恐，亟需主要大國支持，因此對華政策曾暫時出現一定的接觸空間；但伊拉克戰爭後，由於美國自身反恐壓力減低，布殊政府又處於矛盾中，認為中美之間屬複雜關係，需要因具體議題而確定取態。2005年7月，五角大樓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提出中國處於「戰略十字路口（strategic crossroads）」，表明美國不能肯定中國會如何運用其增長的實力。於是，美國政界亦相應提出各種「對冲」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影響力的政策主張。
隨着中美在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等領域相對位置的繼續變化，美國通過相繼出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等官方文件的形式，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修正主義國家」，並認為「（中美）競爭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暫時的和單個領域的，而是戰略性、長期性和全面性的競爭」（註3）。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和中美力量對比的世紀變局對美國帶來的新壓力。

註1：Nelson W. Polsby,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In The New Federalist Papers: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edited by Alan Brinkley, Nelson W. Polsby & Kathleen M. Sulliv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註2：Paul Pierson &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Nation: The Dangerous New Logic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 Nationalized Er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4.
註3：倪峰〈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若干特徵〉，《外交》季刊，2018年第130期

作者是比較政治學者、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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