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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是说，严复在《天演论》翻譯此句：「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 」一九九三年車禍後，我寫了《離魂歷劫自序》，第一次踏入悲傷之河；二〇一二年「八八滅掉」，傅莉再次跌傷，《雨煙雪鹽》第二次給我悲戚的機會，而今已是二〇二五年，我還跋涉在第二條悲傷之河中⋯⋯。】
二○一七年春，囹圄中的劉曉波查出肝癌晚期，一個香港醫生憑經驗說，他最多還有三個月到半年的活命，因此他無論出國還是留在中國，結局都一樣。在國內外一派悲情洶湧之中，傅莉忽然跟我討論一個問題：假如當初你沒逃出來而去坐牢，結果會怎麼樣？我不假思索便答：那也比今天會好！我試分析給她聽：坐牢可比王軍濤嘛，頂多三、五年，會挨一頓打，然後讓你出獄流放西方，那時就會來美國，但是逃過普林斯頓一劫，無論去哪個大學都行，可能性最多的是哈佛，要不哥倫比亞，那麼就是波士頓或紐約市，估計我不會讀學位，你的歸宿就像高皋去當護士，當初你不也是拚命考護士嗎？不是車禍你就考上了，蘇單則能讀一所好中學，因此不會比今天差。這番計較中，只有我的處境殊難逆料，沒有車禍這場劫難，以及後來的復建經歷，我不會有﹁病痛書寫﹂，料想返回往昔雜文寫作，因為海外無法重複我在國內那種﹁宏觀、綜合、學術性﹂的報導文學，也不易遇到精彩的故事和人物，而流亡加異議，使得文人很難不沉迷於政論寫作，寫一堆不倫不類的雜文，出三兩本書是不難的，卻終究是虛擲光陰……。
傅莉一聲不吭地聽著，然後只吐出一句話：不行，他們會打死你！
二十八年前，恰恰因為她的這種清晰和果斷，讓我逃出中共的追捕，乘桴浮於海，餘生都在自由中；眼前這個從不言悔的傅莉，陪我流亡而遭難，終生殘廢。
傅莉永遠是先攔我，然後就往我造下的陷阱裡跳。
先者，我專挑揭露性題材寫報導文學，弄得中共的宣傳部、紀檢會、安全部都視我為眼中釘，傅莉只淡淡的敲我一下：
「悠著點，蘇單還小。」
拍《河殤》惹出麻煩，她也只勸我別再往裡纏。
學生在天安門一鬧起來，傅莉把我看緊了，她也乾脆坐在家裡堵門，不讓什麼人來把我隨便拉走。她認真了。
後來戴晴來拉我去廣場勸學生，傅莉死活不准我走，弄得戴晴央求她：
「大妹子（戴晴本姓傅）你就賞我這個臉吧。」
直到門口，傅莉還緊緊攥著我的手不鬆。後來她一鬆手，便因了這趟廣場之行，中共「賞」了我一個「反革命煽動罪」。
我把她甩下只顧自己逃了。她知道人都往南逃，孤伶伶走了一趟廣州，放心不下兒子，又折返北京去。但她已了然，要跟著我往那坑裡跳了卻回到北京，在醫院獨自面對國保警察的「蘇曉康專案組」。
員警到醫院，找保衛科的一間屋子，讓她坐在中間，七八個人圍住她一個，追查她「六四」後去過哪裡。八九年七月間，又來通知她要去家裡搜查，她說：「可以。但必須是我兒子不在家的時候。」全院的醫生、護士都看著她被一群員警帶走。
出來後，第一次往父親那裡打電話，老爺子的口氣聽上去很緊張，媽媽卻泣不成聲。傅莉和兒子另住，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心裡悵然。猶豫了幾天不甘心，忽生一計，想起北京有一美國女記者，曾請我和傅莉吃過飯，手中竟還有她的北京電話號碼，於是撥通，求她去看一眼我家。
又隔了幾天，我如約再去電話，她去過了，說有一「清查辦公室」管著傅莉，凡事必須匯報，不得接觸外國人，朋友們也不敢再來往；兒子也還好，對爸爸的事一清二楚，但嘴上絕不肯提一句。她寥寥數語，把我說得涼了半截。
直到九三年車禍後，我才偶然發現傅莉的一個日記本，其中89-7-6 一條中寫道：
「今天由本院保衛科一位女同志通知我到院辦公室，和市公安局來的兩位同志見面，負責和我談話的叫蘇勝，三十來歲，態度較好。
見面問我是否知道為什麼叫我？我說，估計是因為蘇曉康吧？並告訴他，我們醫院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蘇說，已下了通緝令，主要罪狀是他參加了動亂的幕後活動。
我問他是否指幕後策劃？他否認；我問能否告訴我通緝令內容？他說這是內部通緝。接著他讓我看了搜查證，我表示同⋯⋯。」
我在《晨曦碎語》寫過：
舊金山—芝加哥—紐約，每處一落腳，就如約往北京父親家中掛電話，傅莉會帶著兒子候在那邊。有一次約定的時間到了，我這裡卻無處打電話，後來媽媽告訴我，傅莉和兒子在那邊巴巴地候了兩個小時。趕回巴黎已有她的來信，附來的照片是她站在我們家中那個大書櫃前，比先前顯得憔悴，但信裡隻字不提煎熬，只寬慰我，勸少抽菸、胃病犯了沒有？她是只關心世界上一個人的那種妻子，不管這個人在天涯海角。香港的一個親友也來電話側面轉達，傅莉已經苦不堪言，也動了逃的念頭。可是，眼下正常管道不通，黑道又極危險，怎麼辦？我通宵失眠，凌晨起身給傅莉和兒子回信，又只能晦意寬解，暗示切不可莽撞，要有耐心等待，直寫得滿紙灑淚。幾天後捱到深夜再通話，那邊竟是兒子接的，一上來就說：
「爸爸，我背一段英文給你聽！」
小嗓子沙啞地嘟囔一通，我這廂聽得心酸，那分明是說，爸爸別嫌棄我們，我拚命學外國話呢。
一九九一年終於出來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車禍，十九年後她又在樓梯上摔倒，我們倆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
我抱著癱瘓的傅莉，再背上一百多個紙箱，從普林斯頓遷到德拉瓦，已經不可追尋。傅莉在樓梯上跌倒被送進醫院之後，我回家到地下室找什麼東西，偶然發現一個記雜事的小冊子，大概是二○○二年搬離普林斯頓時打包裝箱的一個單子，竟有一百一十九個箱子，搬家的可怕立刻從我後脊梁冷颼颼升起⋯⋯。
「酒醒第二天，靠蘇單打下手，一車一車搬東西，像螞蟻挪窩似的，懷著一種對新生活的渴望，卻不知這新生活在哪裡。我多麼希望有一棟房子，在幽靜的樹林邊，午睡起來同傅莉喝咖啡吃點心，這似乎就是人生，而過去是被我徹底輕蔑的，在今天的柴米油鹽中才奢望起來。」
一九九五年夏，我們搬離「狐狸跑」之際的生活渴望還在嗎？然後是從普林斯頓到德拉瓦，離群索居十五年，二○一二年七月二日《寂寞的德拉瓦灣》殺青，一個月後我們竟注定要離開德拉瓦了。「八八滅頂」！傅莉這一摔，摔掉了十年前我煞費苦心來此建宅定居的全部「烏托邦」，這十年夢碎了。那是前一個十年我們在普林斯頓無望痊癒而逃離時擁抱的一個夢：林邊小屋，午睡起來喝茶，我努力營造一種北美冷寂小鎮之隱居也破碎了。
二十年前我曾悲傷地告別了普林斯頓，如今又要告別德拉瓦，也是悲傷的，兩個月後就找到了我們合意的公寓兩睡房、兩個寬大的起居空間、東南朝向，還有自己的車庫和儲藏室，公寓內有電梯，管理費較高，意味著諸事不必房主操心⋯⋯我簽了合同，一下子就陷入搬家的巨大壓力，恆青說：你已經六十多歲，還拖著個殘廢太太，搬家這麼大的工程，會殺了你！
我則對傅莉說：
「二○○九年我五十三歲，搬到德拉瓦來，六十七歲搬走，其間是十三年鄉村寧靜生活，對我們的心情、精神和健康，都是莫大的裨益，我們避開了世囂和人間，反省自己曾經的荒謬和失誤，冷眼觀看世道，轉換到另一種人生。這個週期的後階段，大約從二○一○年開始我又返回人世，雖然寫了兩本書，卻發生你跌倒的大禍事，乃至我從二○一三年又縮回這個小窩來，心情鬱悶不可自拔，注定要為「寂寞的德拉瓦灣」畫上句號，賣掉這棟心愛的宅子，前幾天我在電腦上瀏覽某個春天我拍下這棟住宅的倩影，春雨中紫粉的櫻花瓣、嫩枝娉婷的翠綠的柳樹、蹣跚在小道上你的背影⋯⋯那是我們在劫難中多麼溫馨的一頁呵，它浸在春雨中凝固成永恆，也永遠不再。苦難之後的十三年靜謐，醒來才知道世道並沒有變得更好，中國已經昏厥，美國也茫然無措……我們從鄉醒來，就步入晚年，終於也要告別寂寞，移居中心地帶以圖生活，一切我們還得靠自己！」
啟動搬家，頭兩天啃最硬的骨頭：地下室、儲藏室和車庫，翻騰之間，忽然翻出一疊醫療文件，竟是傅莉做物理治療的付款單據，令我突然淚崩，而超強度的勞作，從九月初埋頭幹到十月中旬，大概四十幾天不歇一口氣……小鳥自鳴鐘被摔得四分五裂，那是我從日內瓦買回來的心愛之物，竟是這次大搬家的唯一損失，還不是搬運工人所為，而是搬空房子後門洞大開，穿堂風將它從門上端懸掛處震落下來，我在忙亂中僅只遺忘了它，而它是我最忠實的物件，幾年來每個小時自鳴一次，小鳥跳出來報時，彷彿我家中的第三個活物，令人驚嘆瑞士鐘表業的頂級工藝。我自己這隻老鳥，這次幾乎累死，卻除了扭傷右腿處一根筋腱，全身完好，誰能相信一個六十五歲的老頭，紙箱子大大小小捆紮了一百多個！
兩年後，我又幾度回到這春谷巷舊宅來，處理出租與出售事務，每每自己在房子裡盤旋許久，樓上樓下遊走，心裡隱隱悲切，彷彿跟一個情人訣別，而她是那麼溫馨順從，無言地款款送我。我其實意識到我不是在告別一幢房子，而是告別我們在她當中生活了十五年的那種幸福和甜蜜，雖然也是孤寂和冷清的，我也隱約可以觸摸到溶解在這十五年歲月裡我經營操持這棟住宅的痴迷和辛勞，以及傅莉在其中的沉潛和掙扎，這裡透過窗櫺飄進的每一絲陽光，都親吻過我們的肌膚；這裡沉睡的每一粒塵埃，都跟我們捉過迷藏，室外的一草一木，都在黃昏裡偎依過我孤單的影子。我的難過，是我賣掉了她，好像也就扔掉了這十五年的酸甜苦辣。地板還是那麼簇新的，六個天窗依然像天使一樣可愛，二樓四個睡房的地毯像新換的一樣，寬大的地下室，還是那麼的富有……
那天我下了九十五號進入霍克辛，就有一種走進孤獨的莫名惆悵襲來，沿街市肆民居沒有任何變化，但那十五年的麻木好像已經被喚醒而有疼痛感，我心底不禁暗暗呻吟道：真是寂寞的德拉瓦灣啊！
——摘自《雨煙雪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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