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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國發生車禍之前，曾在年初去過一趟巴黎，因為那時我的唯一合法身份，是一個法國難民，而我的難民護照需要回巴黎去延續，由此而見到許多中法老朋友，也包括萬潤南，他住在巴黎東北角出城的一座小山上，一棟十幾層的巨廈，他住頂層，可一覽巴黎市區，傍晚落日時景觀極佳，他跟我說，這房子是一個美國朋友在巴黎買的，借給他住，那次也見到他現在的太太李玉，其父就是被稱為「黨內覺醒者」的中國科學院第一把手李昌。
萬潤南後來一直在美國西岸，做什麼不清楚，我只聽到一個傳聞說他經營股票，在某次金融海嘯中賠得精光，只好去開計程車，卻又一次在高速上被大卡車擠兌得心臟病發作……。
二〇一四年冬春之交，我帶著傅莉剛從亞洲返回北美，就有一場風雪襲來，費城一線降雪七到十吋，只聽窗外刷刷的雪聲，那幾天基輔也是烽火連天，恰在這時，严家祺从布鲁克林來電話說，萬潤南忽然離開定居了十幾年的舊金山，回巴黎落腳，以度餘生，有人說他沒有拿到美國公民。
由於數碼的介入，個人（individual）與國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學範疇，已經不單單是權力的概念（“專制”“集權”），民主制度也不能擔保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許多人進入科技業，是因為相信科技可以帶來分權化的力量，賦予人民更多權力。但隨著少數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監控他們的人民，許多人現在相信科技只會加強集權，並非分權化。”（《鬼推磨》）
「四通」就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巨头，而万润南就是那时的「数码王」。他回巴黎后在網上頗活躍，講清華、四通兩個故事，並總結自己的人生：「少年得志、中年折翅，臨老入花叢」——回歸到巴黎遠郊的一棟花園洋房裏，終日以養花怡情，他也回顾自己的「数码历史」，并以老数码王的姿态，解读今天的数码巨头華為，保持他一贯的透测和幽默：
『华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美国对他的围堵，不如说是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不可能不和安全部门合作。尤其是在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通过之后更是如此。华为作为领军通信企业，中共不可能不对它有所企图，虽然任正非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否认这一点。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我还可以透露一个信息：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我记得很清楚，平时都是我们请（海淀）区政府的人吃饭，但那一次是区政府的人请我们吃饭，实际上背后是安全部门的人让区政府出面来找我们，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理由是：因为四通公司有许多「涉外业务」，所以要帮忙「把好关」，让你们「少犯错误」。至于像今天的华为，在全世界布局，这是情报工作非常好的机会，他们不可能放弃。
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门阀政治”也决定了，没有哪个行业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来发展。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以及后来的海航和安邦，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在这种环境中，有可能「在商言商」吗？』
萬潤南在美國，跟我素無往來，但是他的兒子萬方，曾經跑來普林斯頓找蘇單，從那個孩子的長相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外公劉少奇的影子，我曾問他：你還回國去看你媽媽？他很倔的說：等我掙了錢，就接我媽來美國！後來我聽說，萬方還是回國找他媽媽去了，自然他有劉源這麼一個有勢力的舅舅，進入「紅二代」圈子裡賺大錢，不費吹灰之力。
嚴家祺數學系出身，是高智商，富有創造性思維，在一個集權制度中，做西方政治理念的啟蒙，並引誘獨裁中共廢除終身制，而自己卻終於葬身於他參與啟動的社會轉型之中，這一點他跟我很相似。不過，我們曾在國內搞的那點所謂「啟蒙」，到了海外被斥為「幼稚激進」，也不入學術之流，我的自信被顛覆，不再染指所謂「文化」，他卻不以為然，悄悄告訴我他餘生三本書計劃：一本國際關係的書、一本宗教比較研究，以及《首腦論》的修訂，嚴家祺晚年遨遊在網路知識海洋之中，痴迷於他專業之外的領域，如遺傳學、宗教學、金融學等，後來還看到他的新著《全球財富論》，我卻無法跟他交談這些陌生領域，然而，我們通電話非常頻繁，他寫道：
『我與曉康常常在電話裡討論各種問題。我們談話沒有功利、沒有保留、談話內容涉及文學、人性、心靈，我們喜歡談帶有「永恆」的問題，而不是轉瞬即逝的政治。』
有一次我們議論劉曉波之精英型衰落，而艾未未之草根型崛起，民間以「行為藝術」反體制風靡，一句「草泥馬」的國罵，卻被知識分子鄙視，當作何解？家祺釋道：胡錦濤執政蠻不講理，令「說理」成糞土而民間應之喜笑怒罵，乃順理成章，此其一；網路媒介亦令文字理論交流方式衰落，而圖像、視覺、行為方式大興，此乃「行為藝術」的背景。
我則提到有本關於網際網路的書，稱新交流方式乃印刷術誕生以來的另一次革命，並顛覆工業革命孕育的「從膚淺到深刻」的思維，而再次返回「膚淺」——此在、當下、即時的價值，是比所謂深刻更本質的意義，網際網路的即時、多元、雜燴，非「膚淺」不可，受眾因「分心」而無法再深刻。
二○○九年底，嚴家祺高皋開著一輛車，上面裝著電腦和他們的全部家私，還有一隻貓，從布魯克林遷居佛羅里達。我對金鐘說，當年巴黎民陣的四首領嚴陳萬蘇，皆到淒涼晚景，嚴家祺離開居住了十五年的紐約赴佛州度晚年，萬潤南從股市慘跌後隱居舊金山，陳一諮則在一場內鬥之後，理事會解散、資金斷流，他們三個都是朝七十走的人了，我則早在十六年前就幾乎家毀人亡⋯⋯。
轉眼到了來年夏季，東岸氣溫逼近華氏九十度，蒸烤難當，我和傅莉躲在地下室不敢出來，嚴家祺從佛州來電話，說他們那裡室外快一百度了，但是他在室內冷氣只敢開到八十六度，否則電費不得了，我說我這兒室內不開冷氣也是八十六度，而我們躲在地下室只有七十六度；他又提到電腦壞了，也只有打電話向布魯克林的修理店諮詢，兩件事加在一起，他們等於生活在一個熱帶的孤島上。
那時節，恰是「種黃瓜是晚春以來傅莉一直忙乎的一件事」之際，二○一○年初夏，我在「寂寞的德拉瓦」的一條春谷裡，偶然醒來環顧周圍的人，都是七老八十了，余英時八十，郭羅基七十九，蘇紹智已八十七了，嚴家祺說他六十七，康正果也六十五了，這麼一算，才發現人之壽命比半個世紀前至少延長了一、二十歲，那時七十歲已是遲暮之年，而在杜甫的時代則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天已很平常，凡人只要躲過意外（車禍、謀殺）和疾病（心臟病和癌症），皆能輕鬆活到七十，活過八十歲也不會叫人驚訝。但是這裡面的定數，來自命運（基因）還是醫療照顧，則仍然是個謎。現代醫學漸漸征服各種疾病，是否壽命延長的主因，也還難說；但自二戰以後世界平順了六十年，肯定是一個基本條件。壽命延長的前提下，高齡人群的生活質量如何，便凸顯出來，成為一個社會（國家）發達、現代、人性優劣的考驗，中國有漫長的延壽文化、成仙文化，如今則人口老齡化嚴重，網上說：國內「啃老族」不流行了，一種新型「啃小」正產生，比「啃老」危害更大——「一胎化」呈現倒金字塔底端的獨生子女，要養上面六個老人。
走筆至此，前面寫的「七鬍子」裡，還有一個王軍濤，我要遷到華盛頓D.C. 之後，才比較頻繁地跟他來往；而在那邊，我又遇到嚴家祺⋯⋯。
——摘自《雨煙雪鹽●七鬍子》
Interview with Wan Runnan (P1): Even as Overseas Democracy Dims, Returning Only Invites Humiliation
万润南（下）：扭转专制的机会，是独裁者的灭亡（CC字幕）｜局面专访202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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