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小駿：美國的焦慮——之一

作者：閻小駿

步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在宣誓就任後的首月內，就密集採取一系列堪稱「政治地震」級的行政措施，對內對外做出諸多重大改革及政策、人事調整，引起強烈反響。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首月所釋放的巨大政治能量，加上早前選舉季中「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所示現的強大影響力，真切反映出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不容忽視的結構性政治張力，及伴隨而來的集體焦慮情緒。對此，世界需要小心應對。

社會深層結構對立分裂 民主程序無法解決

美國的立國格言是「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但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許多深層次、結構性的對立分裂，卻始終困擾美國政治發展。這些分裂對立，往往涉及具有根本性質的經濟利益、種族認同、意識形態等難以調和的分歧，無法藉日常民主程序得到解決。因而，周期性的選舉震盪、政治「素人」（amateur politician）崛起，乃至街頭政治勃興、政黨政治失效重組等圖景，都會在美國歷史的長卷中定期出現。
這現象由來有自。作為「新世界」的美國，其基礎部分原本是北美13個大小不同、互不統屬的殖民地，在共同擺脫英國控制的鬥爭中結合而來。19世紀的「新世界」定居者，在「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政治口號和意識形態下，認定美國擁有向西擴張、橫跨北美大陸直至太平洋海岸的神聖權利。1845年12月27日，奧蘇利文（John L. O'Sullivan）在其《紐約晨報》（New York Morning News）專欄中就提出，美國有權兼併俄勒岡屬地，因為「該主張乃據吾等昭昭天命之義，盡取並支配神賜之洲以施行託付於我等之自由與聯邦自治之偉大實驗」（註1）。
組裝原初美國的13個殖民地的多元性，加之美國領土擴張過程中吸收的大量異質領土（包括所謂的Spanish America）所帶入的多樣性，使美國始終需要重視與處理其國內的結構性矛盾。如果說美國制憲中出現的大、小州之爭，尚可通過所謂「康涅狄格妥協」（Connecticut Compromise）得到緩解（註2），那南部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州與北部工商業各州在蓄奴問題上的政治對立，就顯然無法通過民主程序加以解決。最終發展到不可收拾，只有靠代價慘重的南北內戰方能一決勝負。
美國社會的深層對立，還源自種族問題。20世紀的民權運動，把以非裔美國人為主體的有色人種平等權利問題，推向政治鬥爭最前線。1957年9月4日，阿肯色州為了執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護送9名黑人學生進入原本的白人學校就讀，需要出動全副武裝的國民警衛隊對學校實施封鎖後，方能奏功。直到21世紀的今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急促腳步聲，仍不斷提示種族問題的幽靈始終在北美大陸徘徊，從未遠離。
2004年，亨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人生最後一本，也是最具爭議的著作Who Are We（《誰是美國人》）一書中，提出美國的先驅國民認同，是所謂的「WASP文化」（「WASP」由「白人」、「安格魯-薩克森」和「新教」的英文首寫字母組成）。亨廷頓認為，符合這些文化標準的歐洲移民，絕大多數都忠於美國《獨立宣言》、憲法及其他開國文獻中所體現的政治原則，因而有資格構成文化及認同意義上的美國主流社會。
亨廷頓認為，大量湧入美國的西班牙語移民（Hispanic migration）則不然——這些西班牙語移民獨立自主，堅持保持自身語言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社會組織。在亨廷頓看來，這是對「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致命挑戰，必須將其作為對美國存亡絕續所構成的最主要及最直接威脅來嚴肅面對。
今日重讀此書，從亨廷頓的行文中，仍不難處處看到MAGA運動某些意識形態的濫觴。

藉對外擴展緩和內部對立 脫離孤立主義

從經濟地位之別、宗教文化之異，到政治分野之爭（持槍權是否應該受到限制？）、文化取向之對立（婦女是否應有墮胎選擇權？），美國社會存在的深層矛盾複雜又多元。但從19世紀開始，美國政府和精英階層善於通過對外擴展領土空間、擴大國際經濟聯繫，甚至參與對外戰爭等途徑，來緩和內部的致命矛盾對立。在這過程中，美國逐步變得外向，脫離因為「兩洋屏障」（註3）而帶來的固有孤立主義傾向，愈來愈深度捲入全球化進程中，並在二戰後一躍而為世界事務的主要塑造力量，冷戰後則一度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
全球化本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自然演進過程，從15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開始，隨着交通和信息流動方式的進步而緩慢前行。然而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克林頓（Bill Clinton）首次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翌年，已成為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將其正名為「國家信息基礎架構」（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這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進展速度。
1993年，美國白宮發表《國家信息基礎架構行動計劃》（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genda for Action）。該文件富有預見性地指出，此一架構將是無數「電腦、數據庫和消費電子產品」展開通訊的無縫網絡，把「海量信息帶到用戶的指尖」。該計劃說，美國國家信息基礎架構旨在「開啟一場信息革命，將永遠改變人們生活、工作和互動的方式」。隨後，世界主要大國均跟隨接入國際互聯網，一個嶄新的互聯網時代拉開帷幕。
互聯網實現了全球化程度史無前例的躍遷，也極大擴展了美國的無形領土空間和整體經濟規模。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互聯網紅利，以及冷戰結束所帶來的安全紅利，使美國經濟進入了又一個黃金時代；美國內部的嚴重矛盾，被經濟繁榮所暫時掩蓋遮蔽。美國經濟的欣欣向榮，也反映在其政黨政治在這一時期的平穩輪替。

全球化下的「正街」與「華爾街」矛盾

互聯網經濟和隨之而來的全球化，帶來了全球專業技術精英的狂歡，催生了美國以矽谷資本家為標誌的互聯網新貴階層，以及伴隨而來的金融、法律、教育、醫療製藥等行業大發展。
但對於被摒除在這些號稱「全球婆羅門階級」的專業新貴之外的普通美國人而言，互聯網黃金時代帶來的快樂是短暫的，而痛苦則持續又漫長：一方面，全球化使全球資產階級和專業精英，實現了跨越國界限制的一體化和同質化，他們共同管理全球經濟活動，並從中獲利；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令產業鏈和生產要素流動超出國界。產業鏈的全球化，帶來的是質優價廉的消費品，也帶來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製造業空心化，及傳統行業衰落凋零，「正街」（Main Street，指代普通美國人）與「華爾街」的矛盾開始出現，並不斷激化。
在全球化中受到損害的基層美國人，把怒火轉向以互聯網新貴為代表的全球專業精英。所謂「99%對1%」的階層戰爭口號，日益深入人心。2020年5月25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46歲的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臨死那句「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被不斷政治引伸，成為在全球化中被損害和被剝奪的人民群情激憤之導火索。2021年1月6日國會山莊之變，更是將美國社會對政治精英的失望、對全球化浪潮的抵制，及對政治架構求變的普遍心理，以戲劇化和極端形式表現出來，引起世界矚目。

美國政治進入大變動時代

全球化對美國基層社會的巨大衝擊，與美國政黨政治的歷史性失範，及美國對自身全球大國地位的認知調整互相疊加，形成了顯著的集體政治焦慮，並由此催生出美國內部的「文化戰爭」，以及各式各樣令人眼花撩亂的政治變革力量。美國政治進入前所未有的大變動時代。政黨政治、大國博弈和文化戰爭對美國影響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註1：原文是「the right of our manifest destiny to overspread and to possess the whole of the continent which Providence has given 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 and federated self-government entrusted to us」

註2：其主要辦法就是設置兩院制的美國國會，眾議院（下院）按各州人口多寡以比例制選出；參議院（上院）則無論人口多少，每州一律選出兩名參議員
註3：「兩洋屏障」是指美國東海岸面向大西洋，西海岸面向太平洋，這是美國賴以抵禦外來攻擊的天然屏障；「兩洋屏障」論傳統上是美國外交孤立主義支持者的論據之一

作者是比較政治學者、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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