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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
馮睎乾：天衢獨荷重淵下
蘇暁康：大歷史觀下的歐亞大草原，及其玄機（之三）
作者臉書2025-12-15
當代中國政治，與塞外、蒙古、歐亞大草原，只有疏遠、稀薄的干係，卻有一件驚天動地的意外，發生在這大草原上，引起地動山搖、蒼龍死去，北京政局為之一改，才有後來的鄧改革、廉價勞力、八九學運、六四屠殺等等，所以中國的崛起，起源於漠北的一個荒涼地點，它叫——溫都爾汗。
這段歷史至今被北京塵封，我僅讀到《高瑜：草色烟光祭林彪》一文，我還記得最初讀到此文的震撼，兩千年之後整個中文敘述裡都寫不出來的一個人物：張清林，不是武俠小說裡常用的「俠骨硬漢」四個字，可以形容得了他，陰差陽錯被置於絞肉機中，卻無畏地顯示人性純度，高瑜以簡潔的筆觸，寫出了他的風采。今天中國已經沒有這麼棒的記者了。最近在推特常見高瑜大姐，忽然發現我的硬盤裡還躺著她這篇傳世之作，文尾有字：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四十年前的"九一三事件"依然留下了太多的问号没有得到解答，而林彪的女婿张清林在苦难沉浮四十载后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前往林彪坠机地点祭拜。他的下一个愿望是：把林彪等人的遗骨带回中国安葬。
这是一块广阔而又平坦的盆地中央，草深一米，扎进土地一尺的繁茂根须抓牢了厚土，使地面变得非常坚硬，应该是飞机迫降的理想地带。环盆地四周皆山丘，只有东北面有一道缺口，四十年前的9.13之夜，中国副统帅林彪的座机从北掉头往南飞时，恰恰穿过了这个山口，飞机夜行看到的只是一片黑，着陆灯照不到山丘，没有撞山就是个奇迹。因为发动机空中起火，三叉戟只能迫降。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长子胡耀萍说，以他对驾驶员潘景寅的了解，如果是白天，技术不会有问题。但是晚上，姿势差一点都不行，迫降的成功率几乎没有，尤其三叉戟，油箱就在机翼上。林彪的座机正是一个机翼插进土里，碎成9大块。今年9月12日正值中秋节，一行7个中国男人来到这里凭吊，他们中的5人都已经年过花甲，他们之间也简称"黄吴叶李邱"，其中"叶"，是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四十年，天天都想来林豆豆至今未能取得护照。她对张清林说："你自己定。"张清林就决定了。他说："四十年，天天都想来。"
中蒙之间至今还没有旅游签证，为了万无一失，几个在蒙古做生意的空军子弟，竟然能够找到蒙古总统的顾问帮忙。这位蒙古高官非常理解和支持，认为是人之常情，他以私人身份向驻华使馆打了招呼，商务签证就顺利拿到了。9日，张清林四人先行飞到到乌兰巴托，10日第二批也赶到，在当地经商的中国军人后代负责全程安排。蒙古人并不知道来者身份，但是都愿意帮忙，原外交部部长的儿子自愿充当司机，另一位私人电视台的总编辑也充当他们的录像师。11日三辆车的车队，驱车东南行，3个多小时，行程300公里，到了令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小城温都尔汗，这是肯特省的首府。
第二天，前外交部长的儿子送他们去256三叉戟失事地点，蒙古的公路都不太好走，到了才知道这里不属于温都尔汗，也没有黄沙，与中国人听了四十年的情况并不一样。此地名叫贝尔赫，在温都尔汗东北80公里，至今荒芜人烟，地下埋藏着萤石矿。因为地域辽阔，一般人若没有经纬度定位，很难找到。没想到至今草棵里还能找到中国瓷器的小碎片，证明此地曾经是三叉戟食品柜的散落地，失事地点准确无误，由此可见一斑。外交部长的儿子对此地地形熟悉，因为多次带中国人来过。他又带领"黄吴叶李邱"等去了两公里之外的墓地。墓地地处向阳坡面，是当年中国使馆人员选择的，是一座九人合葬的椭圆形坟包，宽三米，长五米，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贝尔赫盆地只有土壤，找不到石块，取这些石头要驱车一个小时才能找到石山，据悉当年是用汽车专门拉来的。面南还立着一块高一米，宽半米的青色石碑，上刻"九一三遇难者之墓——二00八年九月十三日缅怀者敬立"。张清林原来准备也要立一块石碑，但是听说这里要开矿，陵墓要迁移，就暂时放弃。蒙古天高风劲，墓地周围到处可见刮倒的祭瓶，和干枯的花篮。张清林还捡到一条被风刮断的挽带，上写"林彪元帅"。
"人不见，草连空。"随同林彪一起遇难者的孤坟掩映在黄草碧天之间，寄托着多少四野老战士和后代们的哀思。
1、私人领主想见林豆豆
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也迅速实现私有化。12日上午，张清林还会见了贝尔赫的私人领主。张清林十分关心迁坟和坟墓的保护问题。而领主表示想修一座《林彪元帅纪念馆》或博物馆，还想修一座全景式的电影院，放映林彪的生平电影。他恳切地提出，想见林豆豆，希望她提供林彪元帅的文物资料。张清林对蒙古领主的个人愿望表示尊重，但是对领主的要求却难以回答。因为9.13之后，林豆豆和他实际是穿着一身军装从毛家湾一号被扫地出门，不要说林家诸多的私人物品，就是张清林留在广州军区124师罗浮山野战医院的私人物品和存折，至今也没有归还。林豆豆至今连父亲和全家人的一张私人照片都拿不出来，遑论文物！
林豆豆和张清林1971年10月4日被8341部队从北戴河押到玉泉山，接受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单人独线审查，到72年8月。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与他们谈话，态度极为严厉，宣布林豆豆回空军报，张清林回总后卫生部接触群众，并交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管理，李推脱要出国，周恩来说："那我来管。"
林豆豆实际是回到空军报接受批斗。张清林在总后情况略好。因为豆豆到战士食堂吃饭经常被围观，当时还允许张清林花5元钱买了个旧煤油炉，用自行车轴承改装一下，给豆豆做饭。
这个期间林豆豆对空军报的批斗有文必录。涉及到大量毛家湾的内情，有关毛泽东、林彪、江青、叶群的政治关系，私人恩怨，一五一十，驳斥污蔑，不做任何回避，记录了六七大本。张清林也写了20多万字。
1974年元旦前，专案组请他俩吃饭，席间灌酒，他们没醉，专案组到醉了，透露要将他们分开，批判要升级了。他们回到空军报驻地，立刻将所有文字、笔记付之一炬。
元月2日，他们就被分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就要开始了。此后林豆豆九死一生，自杀过，煤气中毒过，敌敌畏、农药多次引发全身和内脏过敏，若不是有张清林这个高明的军医苦难相随，几次都要追父母、弟弟而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的衰退，豆豆、清林记录的诸多史料也随风而扬，难以再找回来了，不能不说是文革史料的重大损失。
9月12日，中秋之夜，因为贝尔赫没有住宿之地，张清林一行又回到温都尔汗，在市内饭馆，要了煮面条，配着带来的饮料、面包就餐。同一家饭馆里，还有一行从北京开车来的人。其中有人认出李冰天，李不承认，对方称："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嘛。"他们原来是四野军人的后代，也是来祭奠林彪元帅的。他们因为不认识路，提出明天同行。温都尔汗的私人旅店，晚上八点才来电，无法洗澡，为了不影响同屋休息，张清林躲在卫生间为明天的正式祭奠仪式写下祭文。
2、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9月13日，是祭奠之日。上午，他们在坟茔前安放好从乌兰巴托买的两个鲜花圈。右边一个用红、黄两圈盛开的玫瑰，环绕一大丛洁白的百合，挽联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永垂不朽！"、"女儿豆豆女婿清林敬挽！"左边一个是两圈白玫瑰围绕着一丛黄玫瑰，中心点缀着小红心的水仙花。挽联是"我们永远怀念林彪元帅夫妇！"、"黄春光、邱路光、吴新潮、李冰天、李xx、李xx敬挽！"后者是一对双胞胎空军子弟。
花圈中间摆放着从北京带来的月饼、苹果、点心和花生四个供盘。张清林跪在坟前，泣泪而语："爸爸，妈妈，我们来看你们了！"大家都明白，"我们"包括正北望关山的林豆豆。张清林连磕三个头，打开一瓶茅台，撒到坟前埋葬林彪的贝尔赫草原的土地上，余下半瓶祭在果品盘的中央。
张清林起身，开始读他的祭文：
林叶无技向北风，
青天垂云吊英灵。
狡兔余孽换面在，
空嗟毛堂自藏弓。
他以四句诗开头，饱和着亲情，一吐淤积胸中四十年的块垒：
『敬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是你们蒙受震惊世界、惊醒人们顿悟的千古奇冤，而魂栖异国他乡的四十周年忌日，我们和因'文革'迫害摧残所致一身伤病而不能亲自前来祀孝的豆豆以及老一代军人的子弟，在你们墓前祭拜，以倾诉9.13 后生死两茫茫，无处话凄凉的思念与遗恨。
爸爸，您奉献一生，清正一生，一生无所欲。从50年代起，三翻五次地叩头求免任职，都未被允。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您面谏毛泽东结束'文革'，发展经济，抵制张春桥作为下一代接班人掌权，并提出先解放副总理、军级以上一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为此，您不顾个人名利权位与安危，庐山会议后，坚持原则，不仅自已拒不作屡被要求的任何检讨，而且说反'文革'派者都不要检讨，叫大家都推到您身上；还说垮台就垮台！省得再辞职！由此招来阴谋陷害以至杀身之祸。
爸爸妈妈：我们一定铭记爸爸关于'要宽容，要和为贵，不要冤冤相报'语重心长的教诲。我们坚信，在祖国全面改革开放、民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一定会使你们沉冤昭雪，魂归故里。
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网上多清酒，杯杯祭到明；你们安息吧，网上多鲜花，从春夏祭到秋冬；你们安息吧，网上多诗词，从南北祭到西东。
你们安息吧！』
张清林边读边泣。心同此情，情同此理，一行七尺男儿，同声悲泣。李冰天竟然哭得蹲在地上嚎啕不已。
3、明年夏天我要奉护九具遗骨回家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贝尔赫距万里长城又何止千里之遥。一到温都尔汗，张清林一行就换上棉衣。临别的那天，听说天要下雪，但是没有等到。
四十年前的9.12之夜，张清林一脚踹倒一个8341的人，夺下手枪，向96号（林彪驻地）奔驰下山的红旗轿车连续开枪，阻止不成，就提着这把手枪，一直守在林豆豆身边，保护她的安全。他们在北戴河56号楼前亲眼看着三叉戟向南飞去，不到半个小时又折回，在山海关上空盘旋，因为机场关闭，不得不向北飞走。航迹线就像在北戴河上空划了一个大问号。
当时豆豆问清林："你每次猜的都准，你这次猜会怎样飞？"
清林："没有明确目的。"
豆豆："飞机会怎样？"
清林："会掉下来。"
豆豆："要掉下来，就好了。他就解脱了，再也不痛苦了。"
后来听到飞机坠毁了，林豆豆立刻提出要黑匣子，她坚信："只要林彪是清醒的，黑匣子哪怕只录下他的一句话，也会证明他不是叛逃。"
四十年后，接受我采访的张清林对我说："明年夏天，我要把遗骨接回家，九具都接回来。"张清林现在还担任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他有把握，根据DNA鉴定出每具遗骨。
"那头骨呢？"我问。
"我要给中央写信，要求俄罗斯归还林彪、叶群的头骨，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勇哉！张清林。
今年9月17日，张清林回到北京只有两天，给他们此行凭吊帮过忙的蒙古总统顾问，突发脑溢血去世，不过四十几岁，这是令张清林这个勇敢的男人又一感到颇为遗憾的事情。
十一、副統帥死不瞑目
我的微信上收到金鐘兄所作『伊爾庫斯克』悲愴曲：「高爾察克，末代沙皇接班人海軍上將，在伊爾庫茨克的紀念碑。他1920年率三十萬大軍被紅軍追擊，沿著西伯利亞鐵路東撤，敗於嚴寒的伊爾庫次克，巨額黃金沉於貝加爾湖，他本人也慘遭冰葬⋯⋯2008年獲得俄羅斯平反。巨碑為旅遊景點。1971年九一三林彪元帥亦投奔伊爾庫次克失敗，葬身蒙古草原。至今頭骨不得回歸家鄉。」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37251976738589&id=1221785873
林彪話題，有多重意涵，也有重大歧義：
一、逆毛耿骨之臣還是懼毛弱臣？
二、林助毛滅劉鄧及興文革，位尊副統帥，乃是一段不可或缺的中國現代史，卻因中共至今崇毛而未得歷史解析與評價；
三、林甚至創造性地發明了包括小紅書、語錄本、早請示晚匯報等一套「活學活用」的現代迷信法術，堪稱驚世駭俗，也具有思想史意義；
四、林彪與毛澤東的黨內博弈，以「韜光養晦」權術進行，同樣缺乏研究和解析，其不但反映中共根本沒有黨史，也連累中國沒有當代史，僅傑出黨史專家高華留下一文《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
1、二把手
林彪也是一個國際性的缺憾，1966年9月9日的《時代》周刊，有趣的不是封面人物林彪，而是他背後那個巨大的「二」字，注意不是阿拉伯數字2，而是中國字「二」，置於特殊時代背景下，可以解讀的最大含義，我猜應該是「二把手」；以中共制度話語來解讀，「二把手」永遠是一個危險、滅頂的位置。我寫《烏托邦祭》便論及劉少奇、林彪兩個「二把手」的宿命：
『A型人物劉少奇——對左傾冒進有直感，但精力放在對毛的態度上，一左一右地迎合。毛動怒後，他立即緊跟，親自主持批彭，上綱上綫 很厲害，投井下石。講「個人崇拜」問題，偷換概念，逆蘇共二十大「非史達林化」的潮流，在中國首倡對毛崇拜，開林彪「一句頂一萬句」 之先河。——〈廬山人物粗線〉』
五九年8月16日，「廬山會議」閉幕，17日毛澤東又開了一個政治局工作會議，讓劉少奇專講「個人崇拜」。劉先歷數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講「史達林晚年」等問題。然後，他說了那段很著名的話：「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那麼妥當，我想，我是積極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的。」
如前所述，八個月後，一九六〇年四月「信陽事件」敗露，劉少奇一邊指揮救災，一邊煞住「大躍進」、調整國民經濟，也調整「階級關係」，但一切都以維護毛的威信（面子）為前提，也不給彭德懷平反。但是，六年之後，毛澤東對劉少奇也「突然襲擊」，發動文化大革命。
—〈廬山人物粗線〉—
五九年8月17日劉少奇在廬山講「個人崇拜」，林彪一眼看穿：這才是「廬山會議」的最大奧秘和最大思想碩果。關於如何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威信」，他認為「這是個天大的問題」。後來果然他「創造性」地大樹特樹起來，發明「毛澤東語錄」 、「活學活用」 、「早請示，晚彙報」 、「頂峰論」 、四個「偉大」 、「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 等一系列名堂。
可是，到了上文提及的六五年秋——即毛澤東躲出去九個月那段期間—，他在武漢給江青寫的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明明是他要扳倒劉少奇，卻說林彪要搬他出來當「鍾馗」；但這不是關鍵，重要的是，就在發動文革的前夜，毛澤東已經決定將劉少奇和林彪「一勺燴」 了，只不過要分個先後秩序而已。我在《烏托邦祭》的末篇〈餘音：深迴圈〉中寫了這麼一小段：
『在運動的圓周上，起點與終點重合。
如果一九五九年，歷史選擇廬山，作為毛澤東與彭德懷決鬥的舞臺，是一種偶然，那麼一九七〇年歷史又一次把廬山繼續提供給毛澤東與林彪決戰，就多少有一點必然了。這個羽翼逐漸豐滿的林彪集團，正是十一年前從這裡崛起的。
廬山是座魔山。』
毛澤東對林彪，也採突然襲擊。這是第三次：第一次對彭德懷，第二次對劉少奇。七〇年八月底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上，由江青發難，毛澤東先批判陳伯達，再批「軍委辦事組」的葉群。
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接替彭德懷的位子，自己「猶抱琵琶半遮面」，恰是將葉群恢復軍籍，授上校衘，到中央軍委設「林副主席辦公室」，而總參謀長羅瑞卿主管軍委，根本不「甩」林彪。直到1965年11月30日，林彪致函毛澤東「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彙報」，「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和口頭彙報」；葉群持信從蘇州趕到杭州晉見毛。一周後毛就在上海開會整肅羅瑞卿——對最忠誠他的「大警衛員」，也來個小「突然襲擊」。
可這次毛澤東卻説林彪：「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葉群這廂做了兩次檢討，無濟於事。毛要林彪作檢討，但林彪就是不檢討。毛便開始「南巡」起來了，一路猛批「天才論」，說「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歷史上還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呢！」；大講「這次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
2、林立果
林彪不是彭德懷，不肯束手就擒、甘願毀滅，但哪裡敢對毛搞「突然襲擊」？不過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卻是一個異數。四十年前的這個「太子黨」，留下一份《571工程紀要》，以今日眼光去看，堪稱中共黨内「非毛化」的頂峰，拿今日那些富可敵國、依舊蔭蔽於「毛紅利」之下的太子黨們來跟他相比，真可謂跳蚤比龍种了：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
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
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林立果其實也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策劃刺殺「B-52」（轟炸機），那份《紀要》裡留下了這種計劃：「利用各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據張戎夫婦著《毛澤東》稱，林立果曾有炮擊毛的專列、直升機撞擊天安門等刺殺計劃。顯然他還太嫩了點，未得乃父之真傳，大概他的母親也慣坏了他（如為他「選美」），臨到頭來，除了毛躁，也只有一點「恐怖主義」的思路，還神往電影裡看來的「江田島精神」（日本海軍學校），於是刺殺未遂，只有落荒而逃。「溫都爾汗」，這個蒙古荒漠裡的怪誕地名，竟成為中國人驚醒於一場大夢的先聲。
前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曾撰文，回憶他八九年離開中國前，林豆豆去找過他的事：
『我們那次談話，談到了林彪出逃問題，那次談話細節記不清了。林彪出逃四十二年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版本已有多種，至今沒有定論，但導致林彪出逃的直接動因，四十二年後的今天是清楚的，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十五時，毛澤東乘火車抵達北京郊區豐台車站，他接見了吳忠 等人，除周恩來等人外，在京中央委員對毛澤東突然返回均不知情。當天下午，林立果得知毛澤東返京，他從西郊機場乘坐256三叉戟趕回山海關。而在當天晚上，林豆豆出於對毛澤東的崇敬、對她父親林彪的愛和對母親葉群的不信任，向8341部隊 報告，葉群企圖劫持林彪。消息傳至毛澤東處，引起周恩來警覺。
如果沒有林豆豆報告，也就不會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事件過去四十二年了，林豆豆一如既往，要求為林彪得到公正評價而呼籲。我開始相信，林彪事先並不知道是否有謀殺毛澤東陰謀，也根本談不上參與，如果有其事，那也是林立果盜用林彪的名義進行的冒險。至於林彪是逃向廣州，還是蒙古，那是第二位的事情。林彪最終沒有去往廣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256號飛機燃油不足。林彪出逃的飛機在飛到接近蘇聯與蒙古的邊界線後，突然掉頭向返回中國的方向飛來，並在返回途中墜毀於溫都爾汗。』
3、毛澤東與朱元璋
李銳〈懷念田家英〉中寫道：
『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宣佈批判彭德懷同志之後，我和家英等四人，沿山散步，半天也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走到半山腰的一個石亭中，遠望長江天際流去，近聽山中松濤陣陣，大家仍無言相對，亭中有一塊大石，上刻王陽明一首七絕，亭柱卻無聯刻，有人提議：寫一首對聯吧。我揀起地下燒焦的松枝，欲書未能時，家英搶著寫了這一首名聯：
四面江山來眼底，
萬家憂樂到心頭。
寫完了，四人依然默默無聲，沿著來時的道路，各自歸去。』
田家英曾透露，毛澤東進京當皇帝前，在西柏坡與吳晗談其《朱元璋傳》，說你寫朱皇帝殘暴，乃是書生氣十足，朱不殘暴，皇帝就坐不穩，而吳晗未予理睬，不對朱洪武筆下留情，後來果然慘遭荼毒。
八○年代初，余英時撰《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引毛認同的三個歷史人物秦始皇、漢武帝、曹操，然後有點睛之筆：
『我還要補充一筆，中國史上和毛澤東的形象最近似者則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澤東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而言，兩人尤為肖似，都是陰狠、猜忌、殘暴兼而有之。除了語錄、紅衛兵、整肅幹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識份子等仿製品之外，毛澤東師法朱元璋有時甚至到了亦步亦趨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陸上一度廣為宣傳的口號：「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便完全是抄襲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林保華：香港「由治及興」云乎哉
作者：林保華
2025年12月14日 週日
按照慣例，現任特首李家超將在沒剩幾天的今年內到北京述職。但香港的幾件大事都在年尾發生，現在述職匯報是不是都還是夾生飯？例如火燒連環樓發生在11月26日，總結報告大概要9個月才拿得出來；4年一度改選的立法會選舉，雖然都是「愛國者」的清一色選舉，到了「頭七」也還沒有報告出來；至於驚動全球的黎智英勾結外國敵對勢力事件，拖了5年，才要在12月15日宣判，當然北京與香港當局都已胸有成竹，當天可以解決還是多表演一些時日，我們當然不清楚。在這情況下，述什麼職呢？
既然中港當局躲年前提出了香港在推行國安法鐵腕後，要「由治及興」，最容易做到的當然是那個清一色的選舉，當局說一，沒有人敢說二。當選的90名立法會議員，更應該是「興」的象徵，可是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衞12月13日卻說，他們還在統計階段呢。不知道成日在談AI的香港，怎麼不能用高速演算法來統計，難道用的還是三下一除二的算盤？
為了提升投票率證明由治及興，當局花了17.7億港元（台幣70多億）用於宣傳，固然投票率由4年前的30.2%提升到31.9%，增加1.7%，似乎宏福苑火燒事件對投票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如果了解到選民人數減少了33萬人，這33萬人絕大多數都移民走了或拒絕投票，那麼這增加的投票率實際上沒有增加，甚至是減少。這才是悲哀之處。17.7億的宣傳泡湯了，恐嚇和利誘也沒見多大效果。
不但投票率是史上第二低，還有史上最高的廢票率。今屆直選無效票數約4.1萬張，佔整體約3.12%，數量和比率均是香港主權轉移後最高。廢票有很多種，有的是無意識的，有的卻是故意的，它們之間的比例，曾國偉不肯吐露，只說目前正在統計，然後報告特首再說。看來屬於「軟對抗」的不在少數。
不論特區政府，還是中聯辦，目前最惱火的就是民眾的「軟對抗」，這是高壓下的必然產物。所有的獨裁者，都對軟對抗缺少辦法，只能靠騙術來緩和。香港又在說仍然會按《基本法》普選，然而以現在的氛圍，鬼才相信。
立法會選舉結果公布後，港澳辦、中聯辦及國安公署分別發出新聞稿，港澳辦對當選者提出8個「更加」的期許，包括「更加堅定愛國愛港立場、更加熱誠為港為民服務；更加勤勉努力工作、更加善於履職盡責；更加精研專業、更具創新創造活力；更加清正廉潔、更有良好操守形象」，並稱相信議員會維護國家安全，支持特首及政府政施，並跟政府全面做好宏福苑的救災工作。請注意，國安放在施政的前頭，香港是階級鬥爭的前哨嗎？
目前香港的地產似乎有好轉的跡象，但仍是小戶買，大戶賣的基本格局。內部消費有好轉，但是整體經濟預估明年會減緩。為發展科技企業投下大量的資金，看來缺乏成效而浪費，唯一是資本市場非常活躍，中企不斷在香港上市或者配股集資，明年還會繼續，只是這樣對國家做出貢獻會不會是殺雞取卵？吴祚来：颂圣的惯性——后文革时代对中共首领的歌颂
作者：吴祚来
动向2016.10
后文革时代的颂圣惯性
毛时代对毛泽东的歌颂，是一场疯狂的造神运动，每天广播里的《东方红》、每一封信上的最高指示，以及海量的毛像、毛语录、毛雕塑几乎无所不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造神运动，几十年之后仍然没有根除其精神病因，毛像仍然悬挂上天安门城楼，毛遗体仍然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毛思想仍然被当政者视为"战无不胜"（写在中南海南门墙上）。中共的党化国家，无人能够改变与撼动。文革后遗症在民间的遗存，就是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毛迷，仍然前往韶山或毛纪念堂朝拜。一场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歌被遏止，而在自由世界，仍然有人公然要纪念毛逝世四十周年，如果不是正义的人们抗议，也会得逞。
毛逝世之后不久，对中共领导人的歌颂惯性，仍然强大，艺术界仍然沿用歌颂毛泽东的套路，歌颂华国锋，从宣传画到口号标语，再到颂歌，无不照搬颂毛的方式。我们看看当年的宣传画标题就非常清楚：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吴敏）、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克里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胜利前进（杨受安）。而对新领导人的歌颂也开始盛行，最著名的有《献给华主席的歌儿唱不完》，刘洪作词，王师林作曲；还有歌颂华国锋版本的《交城山》：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文革之时人们对毛的颂歌不敢议论，但华国锋显然已是弱势，在普通百姓或文艺工作者那里，只要当上最高领导，就是领袖，就应该无限歌颂，但在中共内部有资历的圈子里，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中，当时就有人质疑："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个兵。"
果不其然，陈云等人与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联手，"劝"华国锋让贤，元老们对华国锋的指责，就包括他搞新的个人崇拜，所以，国家出版局？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八一）出版字第六○八号通知就是《关于清理歌颂华国锋同志的图书的通知》，对歌颂华国锋个人的图书不允许销售，造成损失由出版社负担。
暧昧的表达：邓之后不点名歌颂
禁止歌颂华国锋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主流媒体基本没有指名道姓的歌颂党国领导人的歌曲见诸媒体。胡耀邦逝世之时，文艺人对其歌颂，却只能以不点名的方式使其出现在主流媒体，这首《好大一棵树》（邹友开词）：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而一九九七年才有公开歌颂邓小平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对他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以及一九九二年春天南巡积极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进行歌颂，但这种歌颂仍然是不点名的。
歌颂江泽民，还是不点名方式：这首知名的歌曲是《走进新时代》。歌颂江泽民的歌词仍然是暧昧的，甚至有一种个人情感式的情歌式暧昧"我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少豪迈"云云，如果歌唱者在小空间里对着江本人歌唱，其情其境，会是怎样？江之所以在位之时传出那么多的香艳绯闻，不是偶然的。这首歌传唱之时，在一九九七年九月文化部一次为中共十五大举办的文艺名流座谈会上（我当时列席了会议），遭到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猛烈批评，他说：这样的歌对着领导人唱，（江泽民）在台下能坐得住吗？这首歌其中三句歌曲点明了毛、邓、江三个时代：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艺术情感是暧昧的，但政治叙事却是非常明晰，毛时代唱东方红，人民当家作主，邓时代唱春天的故事，富了起来，江时代应该民主起来吧，"但这个真的没有"，只有一个大词叫新时代，人民进入新时代了。有趣的是，唱情感表白时，歌词用的是"我"，我想对你表白，而政治叙事之时，却用了"我们"，"我们"走进了新时代。这是怎样的一个新时代呢？政治模糊术，如同当年说毛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样，其毛氏新中国实远不如一个旧中国祥和陞平。
《江山》一曲被视为胡时代的颂歌，但有趣的是，这首颂歌并没有歌颂胡，甚至没有一句暧昧的歌颂与胡有关，只是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的目的是为了百姓，甚至认为老百姓是山是海、是共产党人生命的源泉。
这首歌曲的作者是晓光，当时文化圈子里就流传一个笑话：邓、江时代都有颂歌，谁要是为胡时代写一首颂歌得到首肯，就可以当副部长，没想到一语成真，晓光真的成为文化部的副部长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地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写颂歌，因为说不定天上会因此飘下一大片馅儿饼来。
颂习直逼颂毛
习当政之后，颂歌开始井喷式出现：《我们的习大大》、《全民偶像习大大》、《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和最著名的《习大大爱着彭？？》、《包子铺》、《要做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习主席寄语》。有媒体分析其中原因是，习中央对腐败的严厉打击，迎合了民众心理，歌颂强势的领导人并寄托梦想，是老百姓的普通心态。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嘿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中国还有个彭？？／最美的鲜花送给她──
民众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惯性歌颂，这种歌颂如果不遭遇高层的特意处置，就可能形成蔓延之势。习本人对毛的某种情感，以及在许多场合引用毛的诗句，对文革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均是造成人们用文革方式歌颂习近平个人的风向标。
宣传系统非常不好处理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歌颂，如果封杀，可能是对领导人不尊，如果不封杀，另一个声音就会发出：习在制造个人崇拜，没有任何制止的举措。据传，应该是来自最高当局的决定，不允许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习大大这样的民间称谓。
习的讲话被当成国家学术课题研究，习的形象被制成瓷盘在中央党校与天安门纪念品商店公开出售（还有大幅照片），有关当局并没有令行禁止，如果放在华国锋当政之时，可能都是个人崇拜的罪状，为什么现在却可以大行其道？
没有元老们出面了，华国锋当政之时，元老们还可以老当益壮，在文革之时积蓄了生命能量，正好文革结束之时得以爆发，几个元老联手，华主席就下台了。现在朝野四望，天下无敌手，各地大员在比拼效忠习核心之时，民间与地方政府当然也在办各种歌颂习近平的"赛歌会"。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吕洪来：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
吕洪来的独立博客 2025-12-15
改革開放是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的象征和標誌，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普遍共識。如果今天說：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很多人一定會不同意，也一定會提出反駁和質疑，但是如果我們認真的去思考一下，而不是人雲亦雲，不是被官方的宣傳所迷惑，你一定會得出一個讓自己都無法相信的結論。
第一、要證明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首先就要弄清楚當年中共為什麽提出要改革開放？要知道改革開放可不是中共政權的本質使然。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主要就是因為十年文革造成的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食不果腹，政治上長期動蕩，人人自危，整個社會人心思變。是形勢迫使那些剛剛走出牛棚的中共當權者們做出的選擇，就是說：改革開放不是出自共產黨的理想和信念，而是出於被迫和無奈。
第二、中共提出改革開放決策後，中共的最高統治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進行真正的改革和開放，而是要通過改革開放緩解政治和經濟壓力，挽救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當時中共的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和在改革初期就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就使得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是一場不徹底、沒有實質性的假改革假開放。
吕洪来：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
第三、由於中共的最高統治階層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進行真正的改革和開放，雖然當時的表面上是改革派胡耀邦、趙紫陽執政，但是他們並不掌握國家的實際權力。因此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都是一些表面文章，真正應當改革的政治體製、司法體製、軍隊國家化、土地私有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四十多年一樣都改不動，無法改，最應當開放的新聞、媒體、通訊、教育、互聯網四十多年一樣也沒有開放，這哪裏有一絲一毫的真改革開放？
第四、中共的改革根本就沒有想讓中國真正的融入人類文明世界、真正接受普世價值，真正的要將中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並且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逼死了堅持改革的胡耀邦、監禁了堅持改革的趙紫陽，這哪裏是什麽真改革，分明就是在腰斬真改革！
第五、因為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進行真正的開放，因此中共雖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開放了一些邊境口岸、搞了深圳經濟特區，來吸收外資，緩解經濟壓力，但是在最應當開放的政治領域確是嚴密封鎖，信息管控、鑄造防火墻，嚴防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的進入，嚴防人類文明的進入，並且明確提出「五不搞」，這能說是真正的開放嗎？
上述事實無可辯駁的證明：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就是一場假改革、假開放，所謂轟轟烈烈都是做樣子，所謂大刀闊斧都是表面文章，完全就是假改革開放之名，行鞏固和強化中共的一黨專製極權統治之實，根本就沒有過要真正的進行改革和開放！
四十多年的事實證明：中共所謂的開放，完全是世界對中國的開放，而不是中國真的向世界開放，是整個國際社會向中國敞開了大門，而不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敞開了大門。是中國製造充斥著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人類的文明和普世價值卻被擋在了中國的國門之外！
吕洪来：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
那麽一定會有人問：既然事實證明中國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改革開放，那麽中國的經濟奇跡、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又該如何解釋呢？
改革開放最讓中國人引以為傲、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就是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裏要強調說明的是：這根本就不是什麽改革開放取得成果，而主要是經濟恢復型發展的结果，是剽竊、抄襲、盜竊知識產權、剥削廉價勞動力、靠欺騙手段融入全球化所取得的结果。
第一、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是得益於真正的改革開放，而是得益於有限的市場的放開、得益於整個國家從政治極端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向政治較為寬松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調整，因此這個時期的經濟主要是恢復型的發展，這是中國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基礎；
第二、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發展，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盜竊知識產權、靠剽竊、靠抄襲、靠盜版、靠壓榨勞動者的血汗、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取得快速發展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第三、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取快速發展，是得益於全球化，得益於中共靠欺騙手段加入了WTO，可以將自己竊取的知識產權用廉價的勞動力生產的產品傾銷到全世界，這是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取快速發展，是以对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为代价所取得的，这主要包括对环境、水资源和土壤的严重污染，耕地和森林面积的锐减、土地荒漠化的加剧，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样的以对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为代价所取得发展，是在吃子孙后代的饭，断子孙后代的路。這是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當我們弄清楚了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基礎、方法手段、最重要的因素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後，大家還覺得這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嗎？還覺得自豪和驕傲嗎？還認為是什麽人間奇跡嗎？
第五、做為恢復型的經濟發展，其經濟的增長會有一個峰值和周期，達到峰值和周期就會停滯。這是因為有限的經濟和市場放開所帶來的紅利非常有限，這裏的紅利就是有限的經濟和市場放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能夠產生的有限的積極推動作用，對於這一點目前已經充分的顯現出來。
第六、就是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的經濟根本就不是創新型經濟，不具有先進性和創造性，中國經濟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不斷地深化改革，不斷的擴大開放，直至實現經濟的完全市場化、自由化，真正從恢復發展型經濟過渡到創新型經濟，只有這樣才能夠保持經濟的活力和持續的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根本就不是什麽奇跡，至於一些人總是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什麽人類發展奇跡、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什麽了不起、是什麽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的成功經驗，就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從根本上認清中共搞的是假改革假開放。
如果非得要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什麽奇跡、什麽模式和經驗的話，那麽中共政權主要靠假改革假開放、靠剽竊知識產權、靠抄襲和盜版、靠廉價勞動力，靠欺騙國際社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確實是一個世界奇跡，確實是一種中國模式和經驗。問題是這樣的奇跡和發展模式難道不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嗎？有什麽可自豪和驕傲的？又有什麽好學習和借鑒的？相反倒是今天人類文明世界應當從中共政權用假改革開放欺騙國際社會的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
正如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奧所言：我們歡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全球秩序，但他們利用了全球秩序的所有好處，無視全球秩序的所有義務和責任，他們通過鎮壓、撒謊、欺騙、黑客攻擊和盜竊等手段，獲得了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正是由於中共的這場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不是出自共產黨的理想和信念，而是出於被迫和無奈，所以這場改革開放的不成功和失敗也是從這場改革之初就已經命裏註定了的。如果過去四十年中國真正的進行改革，放棄一黨專製極權統治，真正的開放新聞、媒體、通訊、教育、互聯網，融入人類文明世界，中國就不會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再次的回到帝製時代！
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
狱中血书：中共为何害怕死去的林昭
罗四鸰2019年2月13日
无论是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是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林昭都是一个异类。1966年在上海劳改局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上，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笺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去年林昭去世50周年前夕，杜克大学神学院(Duk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教授连曦博士的英文新著《血书：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殉道者林昭鲜为人知的故事》(Blood Letters: The Untold Story of Lin Zhao, a Martyr in Mao’s China)在美国被出版。《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篇文章中，张彦(Ian Johnson)将《血书》称之为“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共产革命时代捍卫人权的抗争最重要的书之一”。他指出，《血书》不仅是有关林昭的第一本英文传记，也是有关林昭的书写作最严谨的一部。
连曦也在书中特别探讨了宗教信仰在林昭政治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这样写道：
“她的基督教信仰使她在抗争中坚强。同时，信仰也制约了她的反抗。……她无法在这场斗争中认可暴力。‘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2013年开始，连曦每年回国收集一些林昭的资料，并采访一些直接或是间接接触过林昭的人，比如她的未婚夫甘粹、她在北大曾爱恋过的同学沈泽宜、审查林昭案件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曾关押过林昭的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以及政治犯。连曦博士甚至还特意住进提篮桥监狱附近的酒店，为了能从那里俯视提篮桥监狱。
林昭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是复杂深刻的。1932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名彭令昭。1947年入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并在这里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她此后思想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她在此期间投身革命，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林昭。不到一年，因不服从组织要求她从苏州撤退的命令，林昭失去党籍。此后，林昭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参加苏南地区的土改，希望能重新入党。1954年林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在1957～58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9年秋，因健康原因，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休养。期间，林昭认识了兰州大学的顾雁、张春元等人，他们正在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1960年，第二期组稿完毕，欲出刊，其中有林昭的一首诗《海鸥》。连曦说，其中的几句透出了林昭效法基督殉难的情怀，也为她后来的狱中抗争埋下了伏笔：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因被告密，“星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被捕，25人被判刑。林昭被视为主犯之一，于1960年10月被捕入狱。
在她被囚将近7年期间，林昭共写有50万字左右，在《14万言书》、《血诗题衣》等作品中直接指出当时中共政权是极权制度，并讽刺毛泽东。没有纸笔时，林昭便用血在衬衫和被单上写下其中一部分。但连曦认为，林昭并不是没有思想上的彷徨。第一次入狱时，她曾写过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认为中共当时已经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并开始政治改革，因而表示：“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1962年，林昭保外就医，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对中共民主化改革的希望不过是一厢情愿，再次立志反抗暴政。9月在苏州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和章程，并曾试图在海外发表《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12月，林昭再次被捕。
虽然此后她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但在连曦看来，此时林昭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共产极权的枷锁。对于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林昭在第二次入狱后所写的《血诗题衣》用诗歌批评道：“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1965年5月作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林昭被改判死刑，当天执行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1981年12月，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判决，宣布林昭无罪。林昭的事迹和思想才渐渐为世人所知。1982年，林昭墓在苏州老家修建，据报道，当时里面只有一缕头发，墓碑背后镌有林昭1964年写下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从此，去林昭墓前祭奠这位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成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一个象征。在中国民间，对林昭的纪念不断，但在中国官方，林昭是一个被竭力抹杀的名字。
连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1960年代初出生于福建，1980年代末赴美国留学。已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包括《传教士的皈依：在华美国新教差会中的自由主义（1907—1932）》(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和《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近日，连曦教授通过邮件接受了采访，访谈有删减。
问：林昭在她的年代，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产生影响？
答：林昭在她的年代几乎无人知晓。在北大期间以及被打成右派以后，只有她的同学、难友和读过其诗文的人了解她的才华和思想的深度。《星火》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民众间流传的机会；1962年保外就医期间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的请他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样，保释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被捕者与被迫害者的呼吁信也石沉大海。入狱后，林昭的思想和文字更被挡在高墙之内。她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和《血诗题衣》七律组诗，以及她给联合国写的上诉书等都深锁狱中。
但林昭在狱中一直抱着一个不渝的信念，即她的文字和思想终会流传后世。她甚至在狱中给自己未来的文集取了名，叫《自由书》。这种自信与当权者对她思想及其影响的恐惧，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
问：林昭是怎么进入公众视野的？
答：林昭进入公众视野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1981年初，《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和陈伟斯在《民主与法制》上发表的《林昭之死》，是关于林昭被枪杀、当局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最早的报道。后来也出现了个别纪念文章。但林昭真正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是在进入21世纪后。过去的十几年里，网上出现了不少纪念林昭的文章，但影响最大的是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林昭在狱中写下的、后来登在网上的抗争文字，包括《14万言书》。
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林昭的？是什么触动你决定为她写传记的？
答：我其实比较晚才开始关注林昭的生平和思想。在2011年底。当时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胡杰拍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看了以后很受震撼，也就有了写林昭传的想法。我是研究历史的，所以得知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了林昭的狱中手稿后，翌年我就找机会去了胡佛。面对林昭那充满激情、闪烁着人性之光的文字，我不能不为之触动。
问：关于林昭，国内也有不少人研究。你的这本书与其他人的研究有何不同？你有没有新的发现？
答：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国内一群林昭研究者们多年辛劳的基础上。他们收集整理了林昭文字，包括她15岁那年发表的文章，到被害前三个多月从提篮桥监狱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信。这是一份高尚的抢救史料的工作，所以我的林昭传献给了这个致力保存林昭精神遗产的群体，其中有她的胞妹、闺蜜、同窗、恋人和当年的反革命同案犯，还有多位当代的研究者。
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了第一本纪念文集《林昭，不再被遗忘》，但比较全面地介绍林昭的生平和政治抗争的是独立制片人胡杰于2004年拍成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赵锐于2009年在台湾出版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我开始研究林昭后不久，倪竟雄女士、1960年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与林昭一起被捕的谭蝉雪女士和其他人一起编辑的《林昭文集》完成，其中收集的林昭文字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包括二十几万字的狱中文稿《灵耦絮语》，是之前的林昭研究未采用的。
除了《林昭文集》，几年来我还采访了多位知情者，包括上海监狱和法院系统体制内人士，澄清了林昭生平的一些重要细节，比如林昭被害的地点不是龙华机场的跑道，毛泽东御审林昭之说并不成立，林昭的父亲未曾出国留学，林昭的死刑判决经历了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4月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以及林昭墓碑上所刻的、通常在网上看到的林昭出生日有误。我也到了新泽西州麦迪逊市的联合卫理公会档案馆，找到了有关林昭就读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史料，包括林昭的传教士老师写的一本回忆录。这些史料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林昭思想的成型过程。
问：林昭留下的血书有多少？内容是什么？
答：林昭以血为墨写下的狱中文字，我们可以确定的有二十几万字，1966年底上海市劳改局提交的林昭案加刑材料综合报告也提供了重要旁证。这些血书由她自己用墨水誊抄，后来归入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内的林昭副档，也叫副本。林昭正档里可能保存了她被羁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时所写、在她被判刑并移解提篮桥监狱时被扣留的血书。但是因为至今林昭的正档仍处于封存状态，故内容不得而知，须等到解密的那一天。
目前所知道的血书，篇幅最长的是既似剧本又是日记的《灵耦絮语》，以及痛斥毛泽东、道出“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的壮烈的《血诗题衣》七律组诗，还有记叙狱中艰难抗争的血书家信等。1980年代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林昭狱中手稿退还家人时，林昭案卷的副本里仍保存了部分血书原件但并未退还。负责此案的审判员认为那些原件“太触神经了”。
问：你如何看待林昭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
答：在毛泽东的专制极权时代特别是“反右”运动后，中国思想史一度出现了空白。林昭以她充满人道激情和宗教情怀、兼顾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尊严的自由主义思想填补了这个空白。严格说来，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默默坚持的独立思考和私自留下的文字（比如顾准日记），无论有何深度，对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贡献都十分有限。1960年代因言获罪的文人中有思想相对独立的大知识分子如吴晗、邓拓，但他们借古讽今的作品如《海瑞罢官》，其中的思想仍局限于改良中共统治，大多属于谏臣之言，如《燕山夜话》中的“王道和霸道”，旨在劝毛泽东多行王道。
放在“士”与统治者关系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看，这些思想还没有脱离君臣之道。后者的特点是君臣认同和维护同一个道德和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臣的即使犯上进谏、死谏也仍未偏离君臣共享的思想轨道。甚至被逼上梁山也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被招安是一种自然的回归。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后会对党感恩戴德，会把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
显然，在毛泽东时代，马列主义已经取代德政成为中共统治的“北辰”。林昭也有过谏臣情结，但最终在这个充满仇恨与暴力的思想体系之外，找到了另一个道德“北辰”，这就是源于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主义。在中共统治时代，林昭是最早公开摒弃、颠覆君臣之道的思想者。
问：林昭思想主要源自哪里？和基督教信仰有多大的关系？
答：林昭的思想来源与同时代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士”的情怀。她写的“被捕七周年口号”里就有“家国在怀，兴亡在肩！”一句。另外，她与那一个时代自由知识分子同样继承了五四传统，也就是对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反右”运动之后，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沉默，是什么驱使林昭以卵击石、为良知和真理发声？我认为是基督教信仰带给她的道德认知、使命感和殉道精神起了关键作用。这个信仰也定格了她那有道德制约的政治抗争。
林昭的狱中手稿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林昭称自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所捍卫的是“受自上帝的完整的人权”，而且她在狱中不断寻求“天父”赞同而且直接参与她的政治抗争的印证。
问：林昭是基督徒，曾经也是共产党员，你如何看待她的这种双重身份？
答：这种双重身份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而在民国晚期却是常见的现象，比如大批毕业于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毛泽东还为此向司徒雷登炫耀过。当时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共产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对那些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包括许多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爱国青年特别有感召力。他们甚至觉得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与制度性的邪恶作斗争，比一般基督徒更为高尚，更有献身精神。
由于林昭对那个乌托邦理想太当真了，建国初期很难理解和接受当时感受到的一种不同的现实。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干部“脱下草鞋换皮鞋，我们脱下皮鞋换草鞋！”不过她在1950年代的土改和“五反”运动中还是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在北大念书期间也为党做宣传，一直到“反右”运动后她对中共所抱的幻想才破灭。林昭参加革命的经历印证了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在他的《新阶级》一书中所揭示的共产革命运动的内在规律。吉拉斯写道，革命成功之后，“那些曾完全接受革命思想和口号、天真地相信它们会真正变为现实的，通常都会被消灭。”
问：如今林昭墓前装满摄像头，还被强制迁墓。为什么当局如此害怕民众纪念林昭？
答：网上有人谈“活中共害怕死林昭”，这种怪象似乎有点费解。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早已撤销林昭的死刑判决，宣告她无罪。为什么当局害怕民众纪念一个死于冤案的无罪的林昭？我想禁止民众祭奠林昭与迫使刘晓波骨灰海葬是同理。他们所象征的中国人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追求，他们所传递的普世价值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太大的威胁。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新世纪20200429转发
李劼：林昭的昭示和顾准的求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十一
一九四九年的红朝建政，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光谱的一个断裂。从清末民初到四九年的民国时代，是与春秋战国遥遥相望的诸子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自四九年以降，一党专制，独尊马列，思想划一，精神单调。整个精神光谱只剩下革命的红色与被专政的黑色。在一个动物庄园里，没有人可以自由思想。几亿人追随一个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改造。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在精神上的特征有如一个漫长的冰川时期。足足有几代人，丧失了思想的能力。
在这个精神冰川时期，能够思考已经是罕见的例外。而那些思考所留下来的结晶，也十分有限。数量上有限，人文质地上又局限。这些思考者大都是共产党人，其精神渊源缘自五四新文化，并且以科学和民主为重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对思想改造早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诸如《庐山会议实录》的作者李锐，《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作者谢韬，《党史笔记》的作者何方，等等。这些共产党人没有出类拔萃的学历，没有民国诸子那样的学贯中西，因此在学术上做不出前无古人的学问，在思想上也说不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们的优势在于：几乎每一行字每一句话，都是血泪斑斑的磨难和体验所得。他们是牢房里的留学生，他们是地狱里的生还者。他们的文字，是幸存者的警世通言。
不得不指出的是，最终能够在文化精神的光谱上刻下印记的，却不是这些幸存者，而是两个倒在地狱里的受难者：姑苏女子林昭，上海学者顾准。
林昭，当年北大新闻系的著名才女，五七年的右派学生，六十年代《星火》一案文字狱的首席思想犯，因拒绝认罪而最终倒在刽子手枪口下的绝代英烈。这个名字在法国历史上能够找到的对应人物，应该是圣女贞德。在中国历史上让人联想起的，乃是清末民初的鉴湖侠女，秋瑾。这个名字足以让博大精深的学问显得苍白，更不用说似是而非的思想操练。这个名字告诉世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以什么方式体现的。这个名字的涵义在于，什么才叫做存在的诗意。这个名字的永恒意味在于，即便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学识，也照样会因为思想获罪，也照样会因此遭到谋杀。因为思想的光泽往往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自由与否。
倘若要追溯思想渊源，那么林昭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有时是秋瑾那样的反清复明理想，有时是与某种乌托邦联在一起的憧憬和向往。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如梅菲斯特，将无数青年男女变成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当他们杀人越货之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驱除妖魔。当他们壮烈牺牲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为理想捐躯。一九二七年，林昭的一位舅父，就这样倒在国民党的刑场上。林昭的一位叔父则是又一位革命先烈。林昭少时的投身共产革命，很难说不是这样一种前赴后继。假设林昭也像其舅父一样，出现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画面上，有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烈士。但阴差阳错的是，林昭现身于一九五七年，历史像翻烙饼似的翻了个儿：当年国民党的屠夫角色，由共产党扮演；而当年共产党的殉难角色，由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承担。难怪俗话有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这个精神冰川时期，能够思考已经是罕见的例外。而那些思考所留下来的结晶，也十分有限。数量上有限，人文质地上又局限。这些思考者大都是共产党人，其精神渊源缘自五四新文化，并且以科学和民主为重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对思想改造早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诸如《庐山会议实录》的作者李锐，《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作者谢韬，《党史笔记》的作者何方，等等。这些共产党人没有出类拔萃的学历，没有民国诸子那样的学贯中西，因此在学术上做不出前无古人的学问，在思想上也说不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们的优势在于：几乎每一行字每一句话，都是血泪斑斑的磨难和体验所得。他们是牢房里的留学生，他们是地狱里的生还者。他们的文字，是幸存者的警世通言。
不得不指出的是，最终能够在文化精神的光谱上刻下印记的，却不是这些幸存者，而是两个倒在地狱里的受难者：姑苏女子林昭，上海学者顾准。
林昭，当年北大新闻系的著名才女，五七年的右派学生，六十年代《星火》一案文字狱的首席思想犯，因拒绝认罪而最终倒在刽子手枪口下的绝代英烈。这个名字在法国历史上能够找到的对应人物，应该是圣女贞德。在中国历史上让人联想起的，乃是清末民初的鉴湖侠女，秋瑾。这个名字足以让博大精深的学问显得苍白，更不用说似是而非的思想操练。这个名字告诉世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以什么方式体现的。这个名字的涵义在于，什么才叫做存在的诗意。这个名字的永恒意味在于，即便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学识，也照样会因为思想获罪，也照样会因此遭到谋杀。因为思想的光泽往往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自由与否。
倘若要追溯思想渊源，那么林昭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有时是秋瑾那样的反清复明理想，有时是与某种乌托邦联在一起的憧憬和向往。共产主义乌托邦有如梅菲斯特，将无数青年男女变成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当他们杀人越货之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驱除妖魔。当他们壮烈牺牲时，梅菲斯特告诉他们说，这是在为理想捐躯。一九二七年，林昭的一位舅父，就这样倒在国民党的刑场上。林昭的一位叔父则是又一位革命先烈。林昭少时的投身共产革命，很难说不是这样一种前赴后继。假设林昭也像其舅父一样，出现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画面上，有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烈士。但阴差阳错的是，林昭现身于一九五七年，历史像翻烙饼似的翻了个儿：当年国民党的屠夫角色，由共产党扮演；而当年共产党的殉难角色，由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承担。难怪俗话有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作为共产党烈士的后人，林昭似乎是掉进了革命老前辈设下的陷阱。或者说，林昭是作为一个"我们的孩子"，被党国捕获的。假如林昭像某些右派那样，自称是被母亲错打的儿女，就算戴上了右派帽子，也不至于惨烈如彼。几百万右派之中，在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被驯化为奴才的，不在少数。所谓的反右，是一场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围剿。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自由言论者和自由思想者。专制的高压，之于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远不啻是人权的剥夺，更是精神的箝制。而能在那样的高压之下依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者，实在为数寥寥。不要说众多追随革命的儿女，即便是当年自由主义的标帜性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之后，都发不出自由的呼喊。而林昭的出众，则恰好在于，能够在如此一片冻土之下，顽强地伸展出思想的萌芽，有如从巨石底下长出的一株自由之花。
毛氏革命的无耻，在于打着乌托邦理想的旗号，做着掠取江山的流氓勾当。毛式专制的双重性又在于，不仅是权力的施虐，同样也是精神的奴役。反抗权力专制只需要勇气，但要冲破精神的黑暗，就还得需要一种对自由与生俱来般的向往。林昭的奇特，并不在于思想如何深刻，而在于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女神。林昭既不为权力的淫威所屈服，又不在精神的专横面前陡生怯意。那个乌托邦的理想破灭之后，林昭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精神的支点，以此撬动了整个专制世界。林昭在那首著名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作了如此宣告：
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与其说是对古希腊盗火者的讴歌，不如说是林昭本人的一部受难者写照。事实上，林昭后来的遭际，完全应验了诗中呈示的情景。这首悲愤难当的长诗，最后竟成诗人自身命运的预言。从一个投身毛氏革命的热血青年，演变成一个毛式专制的受难者，其中的历史内涵发人深省，其中的心路历程，更是令人唏嘘。从心理上和精神上突破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包装，直奔理想主义原本应有的自由精神而去，林昭的这一蜕变，不仅让拥有意识形态绝对优势的专制当局感到不可思议，也让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本人，大惑不解：当年那么崇拜伟大领袖的女学生，缘何如此决绝地横眉冷对？
从林昭十数万言的上书中，人们可以得知，此乃御案。且不说毛泽东究竟存有什么心思亲自过问，需要指出的是，林昭与毛泽东的这场交锋，与其说是毛泽东挑起的，不如说是在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已经预演过了的。这可能是林昭一案最富戏剧性之处，自以为是的毛泽东不仅没能让林昭就范，而且其角色都已在林昭的长诗中被先行规定为：霸道的宙斯。以此对应的，当然是林昭的自我选择：普罗米修士。也即是说，彼此交锋的性质，并非由皇帝给囚徒事先指定，而是早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囚徒的诗歌里。同时拥有最高权力和无上话语的毛泽东，在这场由囚徒框定的交锋中，其狼狈可想而知。不仅理屈词穷，而且颜面扫地。倘若再联想一下宙斯的好色，碰上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其狼狈更是可想而知。或许正是红朝宙斯的这种狼狈，这场交锋被封死成了绝密档案。可能也正是要顾及皇帝的颜面，当局才会在毛泽东被捧上神坛的如火如荼之际，断然杀害林昭。若说林昭案是一团漆黑，那么毛泽东的阴暗，乃是这团黑暗里的最黑处。
林昭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不仅是解读其血案的关键，也是读解其精神渊源的指南。引导林昭从乌托邦理想主义迷雾中脱颖而出的，是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古希腊的自由精神是火性的，充满蓬勃向上的特征。这种精神体现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具有高贵的品质；体现于荷马诗史，崇尚纯粹阳刚的英雄气概；体现于苏格拉底的演讲，睿智而雄辩；体现于古希腊戏剧，有了气势磅礴的悲剧。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上古的民族原型，《山海经》神话里的人物，相通；与先秦的自由思想家，有异。老庄哲学是水性的，推崇低处谦让的品质，或者与世无争的飘逸。正是继承了这种水性的自由品质，施蛰存和钱钟书才分别以各自的沉默或者不争，面对强横的专制王朝。不管沉默中蕴含了多大轻蔑，不管不争里掺杂着多少无奈，这种不屈服的方式，确实沉静如水；即便任凭摆布，也不会从心底里臣服。至于有些文人籍此耍弄小聪明，自然另当别论。需要指明的只是，林昭的自由精神直接源自古希腊悲剧：宁可玉碎，绝不瓦全！
在林昭长诗所描述的普罗米修士身后，很难说没有《山海经》人物的影子，比如填海的精卫或者舞戚的刑天。在历史的长河里，民族的始源形象会遭到扭曲和变形，比如后羿变成了关公，刑天变成了岳飞；但最为本真的精神却生生不息，从女娲式的神明到秋瑾和林昭。笔者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中想像姑苏女子的刚烈时，曾经不无迷茫。因为吴越文化里的越地巾帼，有秋瑾为证。至于吴地的姑苏女杰，一时想不起历史上的原型，惟有在小说里见识过林黛玉那样的女子。及至读到林昭事迹，方才恍然大悟。吴越女子的阳刚，果然各有风采。并且，这是在一个形而上意识极为匮乏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在一个宗教精神极为淡薄的国度里，现身的一个基督般的女神。
倘若说，基督受难构成西方文化的一个起点，那么也同样可以说，林昭受难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五四时期之于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此刻完全转换为自由和人权的觉醒。其情形一如林昭在《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深情吟唱。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受难的林昭，乃是民族的先知。如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先知一样，林昭不得不遭受非同寻常的磨难。牢房里的血书，刑场上的血衣，一年三百六十日的非人折磨，所有这些只有基督那样的神明才能承担的苦难，林昭一一担当了下来。"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字字泣血。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最后的遗言是：上帝呀，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狱中饱受非人折磨的林昭，在以鲜血写就的那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如此直面残忍的当局："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经说过，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胸。与基督一样，受难的林昭，在面对刽子手的目光里，没有仇恨，充满怜悯。自由，于此升华为悲悯，升华为慈悲。于是，一朵慈爱之花，在一个被仇恨折磨了几千年的民族的精神废墟上，绽放出来；致使一个习惯于崇拜权力、崇拜武夫、崇拜关公、崇拜流氓的卑贱民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自由女神，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从而使与尊严相应的高贵，成为可能。《红楼梦》曾经以一个林黛玉形象，嘲讽了整个一部由臭男人摆布的历史。此刻，另一个姑苏女子，林昭，以鲜血和生命，向整个民族昭示出一条通向自由之路，通向尊严之路，通向高尚之路。
毛氏革命的无耻，在于打着乌托邦理想的旗号，做着掠取江山的流氓勾当。毛式专制的双重性又在于，不仅是权力的施虐，同样也是精神的奴役。反抗权力专制只需要勇气，但要冲破精神的黑暗，就还得需要一种对自由与生俱来般的向往。林昭的奇特，并不在于思想如何深刻，而在于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女神。林昭既不为权力的淫威所屈服，又不在精神的专横面前陡生怯意。那个乌托邦的理想破灭之后，林昭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精神的支点，以此撬动了整个专制世界。林昭在那首著名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作了如此宣告：
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与其说是对古希腊盗火者的讴歌，不如说是林昭本人的一部受难者写照。事实上，林昭后来的遭际，完全应验了诗中呈示的情景。这首悲愤难当的长诗，最后竟成诗人自身命运的预言。从一个投身毛氏革命的热血青年，演变成一个毛式专制的受难者，其中的历史内涵发人深省，其中的心路历程，更是令人唏嘘。从心理上和精神上突破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包装，直奔理想主义原本应有的自由精神而去，林昭的这一蜕变，不仅让拥有意识形态绝对优势的专制当局感到不可思议，也让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本人，大惑不解：当年那么崇拜伟大领袖的女学生，缘何如此决绝地横眉冷对？
从林昭十数万言的上书中，人们可以得知，此乃御案。且不说毛泽东究竟存有什么心思亲自过问，需要指出的是，林昭与毛泽东的这场交锋，与其说是毛泽东挑起的，不如说是在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已经预演过了的。这可能是林昭一案最富戏剧性之处，自以为是的毛泽东不仅没能让林昭就范，而且其角色都已在林昭的长诗中被先行规定为：霸道的宙斯。以此对应的，当然是林昭的自我选择：普罗米修士。也即是说，彼此交锋的性质，并非由皇帝给囚徒事先指定，而是早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囚徒的诗歌里。同时拥有最高权力和无上话语的毛泽东，在这场由囚徒框定的交锋中，其狼狈可想而知。不仅理屈词穷，而且颜面扫地。倘若再联想一下宙斯的好色，碰上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其狼狈更是可想而知。或许正是红朝宙斯的这种狼狈，这场交锋被封死成了绝密档案。可能也正是要顾及皇帝的颜面，当局才会在毛泽东被捧上神坛的如火如荼之际，断然杀害林昭。若说林昭案是一团漆黑，那么毛泽东的阴暗，乃是这团黑暗里的最黑处。
林昭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不仅是解读其血案的关键，也是读解其精神渊源的指南。引导林昭从乌托邦理想主义迷雾中脱颖而出的，是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古希腊的自由精神是火性的，充满蓬勃向上的特征。这种精神体现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具有高贵的品质；体现于荷马诗史，崇尚纯粹阳刚的英雄气概；体现于苏格拉底的演讲，睿智而雄辩；体现于古希腊戏剧，有了气势磅礴的悲剧。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上古的民族原型，《山海经》神话里的人物，相通；与先秦的自由思想家，有异。老庄哲学是水性的，推崇低处谦让的品质，或者与世无争的飘逸。正是继承了这种水性的自由品质，施蛰存和钱钟书才分别以各自的沉默或者不争，面对强横的专制王朝。不管沉默中蕴含了多大轻蔑，不管不争里掺杂着多少无奈，这种不屈服的方式，确实沉静如水；即便任凭摆布，也不会从心底里臣服。至于有些文人籍此耍弄小聪明，自然另当别论。需要指明的只是，林昭的自由精神直接源自古希腊悲剧：宁可玉碎，绝不瓦全！
在林昭长诗所描述的普罗米修士身后，很难说没有《山海经》人物的影子，比如填海的精卫或者舞戚的刑天。在历史的长河里，民族的始源形象会遭到扭曲和变形，比如后羿变成了关公，刑天变成了岳飞；但最为本真的精神却生生不息，从女娲式的神明到秋瑾和林昭。笔者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中想像姑苏女子的刚烈时，曾经不无迷茫。因为吴越文化里的越地巾帼，有秋瑾为证。至于吴地的姑苏女杰，一时想不起历史上的原型，惟有在小说里见识过林黛玉那样的女子。及至读到林昭事迹，方才恍然大悟。吴越女子的阳刚，果然各有风采。并且，这是在一个形而上意识极为匮乏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女版的普罗米修士；在一个宗教精神极为淡薄的国度里，现身的一个基督般的女神。
倘若说，基督受难构成西方文化的一个起点，那么也同样可以说，林昭受难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五四时期之于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此刻完全转换为自由和人权的觉醒。其情形一如林昭在《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深情吟唱。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受难的林昭，乃是民族的先知。如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先知一样，林昭不得不遭受非同寻常的磨难。牢房里的血书，刑场上的血衣，一年三百六十日的非人折磨，所有这些只有基督那样的神明才能承担的苦难，林昭一一担当了下来。"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字字泣血。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最后的遗言是：上帝呀，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狱中饱受非人折磨的林昭，在以鲜血写就的那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如此直面残忍的当局："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经说过，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胸。与基督一样，受难的林昭，在面对刽子手的目光里，没有仇恨，充满怜悯。自由，于此升华为悲悯，升华为慈悲。于是，一朵慈爱之花，在一个被仇恨折磨了几千年的民族的精神废墟上，绽放出来；致使一个习惯于崇拜权力、崇拜武夫、崇拜关公、崇拜流氓的卑贱民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自由女神，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可侵犯的人性尊严，从而使与尊严相应的高贵，成为可能。《红楼梦》曾经以一个林黛玉形象，嘲讽了整个一部由臭男人摆布的历史。此刻，另一个姑苏女子，林昭，以鲜血和生命，向整个民族昭示出一条通向自由之路，通向尊严之路，通向高尚之路。
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有诗人后来如此写道。林昭也同样明白，正是一个民族的严酷命运，让她"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林昭和她的《星火》同伙们，已经成为一面自由的旗帜，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空，永远飘扬。
倘若说孤独，是一种自由精神的品质；那么孤军奋战，则是所有自由思想者都难以避免的处境。在黑暗的毛式暴政年代，最为耀眼的人文景观，无疑是陈寅恪的壁立千仞，林昭的孤雁泣血。倘若还能例举出第三个例子，当推顾准的长夜独思。
与姑苏才女林昭相类，上海书生顾准早年比林昭更投入地献身共产革命。作为革命之子，顾准不仅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出任过共产党的省级官职。顾准的革命资历，几乎与林昭的父辈相等。但他也更早被党打入另册，早在一九五二年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五七年，顾准与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随后，妻室离异，子女与之断绝来往；饱经磨难之后，默默无闻地死于文革年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准比林昭更加孤独。林昭好歹尚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右派同学共赴大义，顾准的思索，全然与世隔绝。其著作死后将近三十年才得以面世，致使一些党内的开明人士惊讶不已：竟然还有这么一位先行者！李慎之称他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盛赞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王元化为此惊叹道：他"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事实上，顾准的思索，超过王元化的思考远不啻十年。因为王元化虽然算是共产党内最有学问的开明学者之一，但其思考终其一生，都没有越过黑格尔哲学的籓篱。而顾准的思索，与林昭一样，无论在精神底蕴上还是在思考内容上，全都直抵古希腊。
笔者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一著中，曾经提及上海这个城市与北京的区别，提及上海人特有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且还在于自远古传承而来的文化底蕴。因此，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会有海上孟尝君或者春申君那样的人物；而在这个城市被野蛮的暴政强行征服之后，又照样会出现施蛰存那么潇洒的学人，照样会出现顾准这么顽强的思想者。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人杰地灵的意思，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文化首先不以文字而以人物显现的涵义所在。
仅就顾准的学养而言，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顺理成章。因为此前他是财会专业出身，并且长年从事财政管理行业。令人惊讶的乃是，顾准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从追问"娜拉走后怎样"亦即追问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该如何执政，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从而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一著。据顾准胞弟回忆，顾准原本准备通盘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演变，进而探索中国的未来。可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只留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作品。
从商品经济追问到政治制度，这可能是顾准著述最具历史价值之处。倘若说林昭之于毛氏暴政的反抗，主要聚焦于道德批判，那么顾准之于毛氏专制的批判，则是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两个角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著中特意引出极权主义一词，Totalitarism，与其说是在探寻历史，不如说是在抨击现实。其尖锐一如其如此论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耕地面积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直率至此，简直就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即便如此，顾准还生怕同胞读不懂他在说什么，进一步指出：
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的齐桓、晋文的"霸业"。
假如顾准读过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将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演变，说得更加清楚。殷商时代，乃诸侯联盟；有周以降，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及至春秋战国，乃是从当初的分封，走向诸侯间的竞相称霸。显然，顾准也没有研究过清末民初之际的联省自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意向。因此，顾准的下述论说，并不分明。
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中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
但重要的是，顾准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理解，是相当准确的。
城市，是一个以城市为足以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到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尤其是在提及雅典的民主政治如何影响了当时的人文环境和人文景观时，顾准的论述，可谓语重心长：
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越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
《希腊城邦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民主政治的推崇，而且更在于对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悉心研究。因为从城邦制度的研究，必然会走向发掘殷商时代诸侯联盟、乃至更为久远的小国寡民时代的历史价值，也必然会重新认识当年联省自治的现实意义。顾准在书中借亚里士多德之口，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帝国称作"野蛮人"的制度，不啻源于自身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深情关切。所谓的极权制度，同时具有专制和集权两个特征。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联邦是相对集权而言。未来中国若要摆脱几千年的极权历史，这两者缺一不可。
好比同样面对半杯水，可以说不够，也可以说足矣。倘若顾准能够接触到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著述，或许还能走得更远。只是这么说已有苛求之嫌。在一个全然封闭的意识形态铁桶里，能够抬起思想者的头颅，向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致敬并且表达其衷心向往，不啻叛逆，几近先知。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籍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的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也即是说，当胡适、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迫退席，当新月社那样的人文社团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当林昭们的《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便被查封，所有同仁被投入牢房，顾准却默默地走向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独自点燃了自由的火炬，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生生不息的传递。顾准的努力，填补了思想的空白，从而成为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里程碑。倘若说，林昭象征着自由的心灵是不可征服的，那么顾准的著述则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也同样是不可扼杀的。
相对《希腊城邦制度》注重极权专制和民主政治的对照，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试图做出一种哲学表述：如何从乌托邦理想回到严峻的现实世界。这种表述虽然很容易成为从毛泽东时代转换到邓小平时代的官方诠释，并且成为执政当局内部的开明纲领，但就历史的纵深脉络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标画：既标记了乌托邦神话的破产，又标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尤其是顾准借斯大林之口的那句表述，令人印象深刻："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其潜台词显而易见：这句话对中华民族也是适合的。毛泽东来了又去了，华夏民族是永存的。如此直截了当，不要说在顾准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没人敢想，即便在《顾准文集》被热炒的九十年代，党内开明知识分子读到了也不敢公开道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就是这样拉开的。
一个林昭，一个顾准，这两个人物的存在，使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有头有脸的知识名流，黯然失色。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未来的中国人，蓦然回首这段历史，也许会说，那个时代，总算有林昭和顾准。
——《纵览中国》首发
仅就顾准的学养而言，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顺理成章。因为此前他是财会专业出身，并且长年从事财政管理行业。令人惊讶的乃是，顾准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从追问"娜拉走后怎样"亦即追问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该如何执政，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从而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一著。据顾准胞弟回忆，顾准原本准备通盘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演变，进而探索中国的未来。可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只留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作品。
从商品经济追问到政治制度，这可能是顾准著述最具历史价值之处。倘若说林昭之于毛氏暴政的反抗，主要聚焦于道德批判，那么顾准之于毛氏专制的批判，则是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两个角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著中特意引出极权主义一词，Totalitarism，与其说是在探寻历史，不如说是在抨击现实。其尖锐一如其如此论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耕地面积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直率至此，简直就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即便如此，顾准还生怕同胞读不懂他在说什么，进一步指出：
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的齐桓、晋文的"霸业"。
假如顾准读过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将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演变，说得更加清楚。殷商时代，乃诸侯联盟；有周以降，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及至春秋战国，乃是从当初的分封，走向诸侯间的竞相称霸。显然，顾准也没有研究过清末民初之际的联省自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意向。因此，顾准的下述论说，并不分明。
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中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
但重要的是，顾准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理解，是相当准确的。
城市，是一个以城市为足以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到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尤其是在提及雅典的民主政治如何影响了当时的人文环境和人文景观时，顾准的论述，可谓语重心长：
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越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
《希腊城邦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民主政治的推崇，而且更在于对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悉心研究。因为从城邦制度的研究，必然会走向发掘殷商时代诸侯联盟、乃至更为久远的小国寡民时代的历史价值，也必然会重新认识当年联省自治的现实意义。顾准在书中借亚里士多德之口，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帝国称作"野蛮人"的制度，不啻源于自身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深情关切。所谓的极权制度，同时具有专制和集权两个特征。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联邦是相对集权而言。未来中国若要摆脱几千年的极权历史，这两者缺一不可。
好比同样面对半杯水，可以说不够，也可以说足矣。倘若顾准能够接触到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著述，或许还能走得更远。只是这么说已有苛求之嫌。在一个全然封闭的意识形态铁桶里，能够抬起思想者的头颅，向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致敬并且表达其衷心向往，不啻叛逆，几近先知。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籍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的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也即是说，当胡适、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迫退席，当新月社那样的人文社团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当林昭们的《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便被查封，所有同仁被投入牢房，顾准却默默地走向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独自点燃了自由的火炬，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生生不息的传递。顾准的努力，填补了思想的空白，从而成为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里程碑。倘若说，林昭象征着自由的心灵是不可征服的，那么顾准的著述则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也同样是不可扼杀的。
相对《希腊城邦制度》注重极权专制和民主政治的对照，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试图做出一种哲学表述：如何从乌托邦理想回到严峻的现实世界。这种表述虽然很容易成为从毛泽东时代转换到邓小平时代的官方诠释，并且成为执政当局内部的开明纲领，但就历史的纵深脉络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标画：既标记了乌托邦神话的破产，又标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尤其是顾准借斯大林之口的那句表述，令人印象深刻："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其潜台词显而易见：这句话对中华民族也是适合的。毛泽东来了又去了，华夏民族是永存的。如此直截了当，不要说在顾准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没人敢想，即便在《顾准文集》被热炒的九十年代，党内开明知识分子读到了也不敢公开道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就是这样拉开的。
一个林昭，一个顾准，这两个人物的存在，使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有头有脸的知识名流，黯然失色。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未来的中国人，蓦然回首这段历史，也许会说，那个时代，总算有林昭和顾准。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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