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日星期三

未普:李魏二人「對習不忠」的政治處分

未普 RFA 20240703


6月27日,中共黨媒刊出重磅消息,兩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和魏鳳和被同時開出黨籍和軍籍。消息一出,轟動海內外中英文媒體。兩個前防長同時被嚴懲不僅在國際上罕見,在中共政治的殘酷鬥爭史上,亦屬罕見。其中,許多人感到吃驚的是,李尚福和魏鳳和這兩個曾經的習家軍都受到中共最嚴厲的紀律處分。

中共對黨員的紀律處分有五類: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和開除黨籍。李魏兩人都受到最高級別的處分——開除黨籍。中央軍委在處理李尚福和魏鳳和問題的報告中,充斥着令人觸目驚心的指控,稱李尚福嚴重違反政治紀律,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對抗組織審查,嚴重違反組織紀律云云。軍委對魏鳳和的指控更爲嚴重,除了指控他和李尚福一樣的罪行外,還特別強調他「信仰坍塌、忠誠失節」。

中央軍委承認,他們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有關規定,給予李尚福和魏鳳和開除黨籍的處分。該《條例》約兩萬餘字,修改於2023年12月。如果仔細閱讀《條例》就會發現,軍委報告中,有不少令人驚異的文字或描述,有的就是直接源於《條例》。

貪污違紀被整肅

軍委報告和《條例》顯示,違反政治紀律是李魏二人被整肅的最重要原因。6月19日習近平在延安召開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政治建軍的作用,或許可爲兩位防長的倒台提供某種註腳。習大談新時代的政治建軍方略,認爲政治建軍是立軍之本,表示槍桿子要始終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云云。顯然,習近平要從政治上給李魏二人定罪,如果仔細查看中共紀律處分條例,再結合軍委6月27日的報告,李魏二人的罪行輪廓也就基本浮出檯面了。

《條例》列舉了中共的六大紀律處分,其中,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爲的處分位於第一,其次是(違反)(略)組織紀律行爲的處分、廉潔紀律行爲的處分、羣衆紀律行爲的處分、工作紀律行爲的處分和生活紀律行爲的處分。在這個《條例》中,政治處分份量最重。這反映了政治在習近平心中的份量,以違反政治紀律爲名整治百官,通過《條例》可名正言順,不需要用經濟貪腐,生活糜爛來遮掩了。

《條例》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爲的處分,包括在第49條到第76條中。其中第63條專門談「對抗組織審查」,這包括1)串供或者僞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2)阻止他人揭發檢舉、提供證據材料;3)包庇同案人員;4)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掩蓋事實;5)其他對抗組織審查行爲。從軍委公告看,李尚福和魏風和的「對抗組織審查」可能牽扯於上邊第一到第四的行爲且非常嚴重,所以被開除黨籍,這是最嚴厲的處分。而對魏風和的指控「信仰坍塌、忠誠失節」,卻是《條例》裏沒有包括的行爲。

重手整肅政治處分

《條例》的第74條指出,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或者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不力,和軍委報告中的「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措詞相

當接近。但《條例》只提到給黨組織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嚴重不良影響的,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沒有提到開除黨籍。這說明,軍委在這方面對李魏二人的處理比《條例》還要嚴厲。

第49條中的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且造成不良後果的;第58條中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裏不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搞兩面派,做兩面人;第54條中的在黨內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等非組織活動,導致政治生態惡化的,情節嚴重的,開除出黨。軍委對李魏二人的相關指控,和《條例》相近。

總之,李魏二人被整肅主要是政治處分,貪腐只是小菜一碟;政治處分的根據除了《條例》,還應有習近平的臨時起意;政治問題中,對習不忠佔第一要緊地位。《條例》試圖告訴我們,對習不忠才導致政治生態惡化。

郭建龙:盛世距离废墟有多远?

郭建龙 少数派文库 2023-01-16  
文:郭建龙  编:先知书店


本书(《盛世的崩塌》)的尾声写了长安的废墟。后人看到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地点,如今却已经变成荒草丛生之地,遥想当年的繁华景象,不由得心生感慨。这样的体会部分来自我自己的经历。
1986 年,我跟随祖父母离开了云南玉溪的住所,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和一天的汽车,回到了山东,那一年我只有九岁。由于路途遥远,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眼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但我想错了。二十年后,我辞去了在上海的程序员工作,开启了属于我的漫游时代,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童年的住处。于是,我循着残存的记忆,一路打听,来到了那片距离玉溪城区只有七公里的祖父单位旧址。
是的,那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祖父的单位早已高开了那里,搬到了玉溪城内,我所能看到的,只是片空房子。我能够找到祖父的办公楼-那栋楼上了锁,里面传出大吠声。距离办公楼不远就是住宅区。在我记忆里,当年的住处是宽敞的,但现实中它却只是狭小的三间房,已经没有人居住,被租给了当地人养猪,一头头肥猪在我当年的住处,戒备地望着外面的陌生人。
我所上的幼儿园原本是一座庙宇,现在也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功能。我就读的小学变成了工人居住区,因为那儿开了一个不知做什么的工厂,恰好需要安置工人。祖父的整个单位最神秘的所在是一片实验室,曾经堆满了各地的矿石和化石,现在却成了那家工厂的办公室。
事实上,这些房子和我记忆中的形象都有了区别,许多都已经破旧,有的甚至已经倒塌。在我心里,这里曾经是另一番景象:屋子里住着熟悉的人,食堂里熙熙攘攘,我和小伙伴们在操场上飞奔,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地点没有变,但人都消失了。
在那儿,我不断地搜寻着童年的痕迹,在一根柱子上发现了当年我的涂鸦,在另一面墙上有我写下的字句。二十年后,它们依然还在,这证明我没有找错地方,但我又知道,我再也回不去当年了。
那种再也回不去的感觉将伴随我终生。而我更怀念的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早在1996年年初就双双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从一岁半,我就一直跟随他们生活,直到离开他们去上大学为止。不想,我第一次远离他们只有不到半年,甚至没有等到第一个寒假,他们就不在了。
他们的离开让我意识到,我以前的世界不会再回来了,而我在余生中能做的,只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和教导继续生活下去。那时,我才开始思考他们到底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只有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给了我多大的财富。
在跟随他们生活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教育我不要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思考,压缩心中的物质欲望,用最小的代价去生活,用最大的努力去满足自己的兴趣。直到今天,我的亲人朋友依然为我节俭的生活习惯感到惊讶,仿佛我是闯入这个消费时代的陌生人。还有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每天都像没有明天一样忧心忡忡地去做事,总是试图把进度提前,多做一些。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看过电视,除了偶然知道的几个喜欢的歌星,对现代的演员已经完全陌生。
在周围的人看来,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祖父母给我的财富,我将终生感谢他们。是他们教会我,一个人必须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活着,并坚持到死亡的那一刻。
《盛世的崩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活"的人的最新作品,它不是第一部,也必然不是最后一部,在我的规划中,《盛世的崩塌》与另一本书《汴京之围》构成了一组"唐宋盛世双联剧"。这两部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绚烂的朝代,唐代是因为它的武功,而宋代则是因为它的文治。
在《汴京之围》中,我集中写了北宋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一年的情况,去追寻北宋亡国的原因。而在《盛世的崩塌》中,我考察的则是唐代的开元盛世以及之后的安史之乱。本书写作最大的目的,是想探讨唐代的开元盛世是怎么兴起,又是因何而衰落的。
按照我的意图,是想写一部关于这个时段的全记录,让现代的读者体会当年唐人的生活和经历,看到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形成一幅全景画。所记载的人物除了皇帝、宰相、高官、武将之外,还有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是诗人),通过对这些人的描写,我想将盛唐和叛乱全面地展现出来。
但是,任何写作都必须有足够的资料。与宋代的文献相比,唐代由于处于印刷术的早期,书籍的印刷还没有完全普及,导致唐代的文本流传下来的比宋代少得多。另外,与宋代的资料比起来,唐人的记载更加天马行空,往往更具传奇性,却缺乏史实依据,因此,使用起来也必须加倍小心。
这些原因就导致我在写作时只能依赖更少的资料,主要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官方资料。这一点,决定了《盛世的崩塌》不可能像 《汴京之围》那样更加细节化。但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它更加注重写全景,并更加注重分析背后的原因。
除了探寻究竟之外,我也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充分的思考,并意识到,盛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的互信,尽量不要互相伤害,这样节省了互相防备的成本,并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民间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
而一个盛世的结束,往往源于政府大把地花钱,其中花钱最大的项目往往是战争或者对外关系。如果不知道克制,一味地炫耀盛世武功,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财政花费过度,必然通过加税或者让渡中央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就会造成整个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盛世的崩塌。
这个规律不仅对古代社会有效,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避免战争、克制地选择和平,并通过放松民间管控来改善经济环境,在社会中产生互信的基础,至今依然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看似简单的教条,却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做到!

创作本书时,恰逢新冠肺炎肆虐之时,本书的资料准备于2018年,动笔于2020 年春天,草稿 2021年2月春节之前完成于大理风吼居。


▲自由作家 郭建龙


本文选自帝国密码三部曲作者郭建龙的新书《盛世的崩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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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改革难在政府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文:许小年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又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

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是终止传统发展模式的时机。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搞增长可以,搞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难在转变政府利益格局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的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泡沫、中泡沫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我们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值和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gongmin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在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他是裁判员,是吹哨的,他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的四个特点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没有用处,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总提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的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又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是如果面对政府"寻租"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但并没有提修改宪法的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这都可以做,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度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放。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上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不断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箫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局部的改革形成压力和面临困境。

学术界要完成三大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名号来办。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再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凡是带有公益性的事就让政府来干,那吃饭是最大的公益性,为什么政府不干。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信儒学?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


(来源: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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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尔登:“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可惜是句谎言

镇西茶馆 2023-01-21  
文:刀尔登 | 编:先知书店
原题:得天下者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

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

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

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温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

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

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

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

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乡野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但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如何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

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

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

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

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周瑞金:痛苦的清醒者——我所认识的王若水(下)

原创  周瑞金 周甫旭平 2024-06-30 15:50 上海



他始终保持开放的心灵


历史的进步确在激奋着王若水。1988年办了离休手续后,他始终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对新知识、新事物、新观点总有了解的兴趣,并择善而从。

他从1989年开始用电脑写作,1990年开始捡起大学时代学过的德文,倾注心力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在哲学这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更执著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

1989年和1993年,他先后两次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1994年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1998年下半年,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王若水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委,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辽宁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他在晚年撰写了不少著作,即使患了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后,仍然手不释卷,辛勤笔耕,其意志与毅力令人钦佩。


美期间的王若水(右二)左起戈扬、刘宾雁,右为吴国光


1988年发表《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对列宁的反映论观点提出异议。其后在《新启蒙》第二辑发表《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作了新的解释。

1995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审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好的东西在其哲学中,但这个哲学被严重误读,为此提出了“实践的唯人主义”的概念。此后又写了几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1997年提出重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并出版《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论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经过及他的系统见解。1998—1999年写了《辩证法和“斗争哲学”》,认为需要澄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流行误解,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2000年撰文重评延安整风运动。


“痛苦清醒者”的自白


王若水对自己晚年这个时期的著作有一段重要的自我评价,他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以前从来不怀疑,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来相信。从‘文革’结束以后,就把过去几十年信仰的东西,重新给予一种批判的审查。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与现在很多青年人不同,他们根本就不读这些东西,我曾经钻进去几十年,可以说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批判起来就比较容易看到要害,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很大的学说,我们应该了解它,懂得它。我觉得这样一种批判对于我也是一种自我否定。因过去一直走的是这条路,这既是对我自己的自我否定,也是一种自我提高。我现在就是这么看,当然这条路走得非常不容易,可我觉得,从那时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时期,我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的自白,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但应当相信这个自白反映了一位学者探索真理的真诚。


改革开放才是真正大的变化


我读了王若水的部分晚年著作,坦白说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一些思想、观点、论断,他也有偏颇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对王若水是敬重的。因为,他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他有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权利,以他数十年所学所思积累起来的深厚理论素养,以及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材料的充分了解,结合实践进行学术理论上的扬弃,其中不乏精湛的见解、深刻的论断和智慧的火花,这是一种严肃的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行为。

这同有人怀着政治目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肆意歪曲和轻率否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性审查的同时,对当前全党全国人民从事的改革开放实践,却充满着关注和赞赏之情。他热情评价说:“真正起了巨大的变化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搞改革开放,在农村搞包产到户,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这个变化是很大的,这才是真正大的变化。”


萦绕在他心里的永远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王若水带着智慧的哲学头脑,终于离我们远行而去了。他的遗孀冯媛女士告诉我,他走得很平静。1月4日,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现在体内的癌症很猖狂,要作最坏的打算。他却泰然自若,仍然和大夫商量下一次化疗用什么药好,这种浑然不觉的反应使得大夫以为病人没有听懂自己的话。

但在晚饭后,他对冯媛说:“这回是头一次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很奇特,对那些鼓励你战胜癌症的谈话仍然不感兴趣,也不想看这方面的书,我不需要,对我都是多余的。”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此刻萦绕在他心里的,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交代冯媛要以那篇发表在《马恩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为基础,深入进行研究。他说:“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许多人都想突破,但突不破。”


王若水与冯媛的合影


1月8日,是他最后一个白昼。早上,他对医生说:“现在我知道了,要作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了。”说这话时,竟带着一抹微笑。当时冯媛站在床边,看着被感动的医生,看着弥留之际虚弱的丈夫,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为他骄傲,为他悲哀——他还有好多没完成的思想体系架构。医生离开后,他才告诉冯媛,其实1月4日那天大夫的话他都听清了,听懂了。他感喟:“我脑子还行,身体已经不行了。”就这样。他没有专门留下什么遗言,那不是他的方式。但冯媛心里明白,他们平时常常谈到生死的话题,她很清楚若水走了后不搞任何仪式。


1月9日凌晨,这位哲人便悄然而去,回归大自然••••••


一位深刻的思想者


王若水是在人民日报社协助下,于去年8月由冯媛陪同抵达美国波士顿,进行晚期肺癌治疗的。此前,从1996年6月发现癌肿,7月进行切除手术以来,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得到医护人员长达5年的悉心治疗。人民日报社领导和离退休干部局的同志是关心、照顾他的,不时给予经济补助,还为他调整了住房,他生前对新居很满意。

王若水逝世后,人民网在国内最早发布讣告,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他逝世的消息。国内外有数百名友人和不相识的人,向冯媛和他的子女表示吊唁,其中有人民日报社现任和前任的社长、总编辑、副社长、秘书长,以及王若水的国内外学术界、新闻界的同行、朋友等。

他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他逝世后,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卫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南华早报》、《信报》、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雅虎英文新闻、雅虎中文新闻、中新网,以及《新闻与通讯》(美)、《明报月刊》、《亚洲周刊》等通讯社、报纸、广播、网站、杂志,都纷纷发表讣告或悼念文章。《纽约时报》的讣告称王若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以严密和诚实的分析贏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王若水的作用和中国改革”学术研讨会,并设立“王若水图书基金”。


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思想的自由


王若水逝世后,我曾问过冯媛:“你与若水共同生活了15年,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冯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始终对人类充满信心;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思想的自由;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学习新东西;敢于爱!”

我又问冯媛:“若水在弥留之际最眷恋的是什么?”冯媛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眷恋《人民日报》!临终前他断断续续说‘在人民日报社内种一棵树•••••••不要刻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怀念我们的书房,我们设计的•••••••’”

我为之默然良久,深深感怀。是呀!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精力、才华熔铸进《人民日报》事业。他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同仁,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草木,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土地、楼房和一切;《人民日报》的历史纪念柱上也会镌刻“王若水”的名字。

我深信,这位“痛苦的清醒者”尽管身死异国,其魂魄却早已返归故里,他的“无名树”一定会永远长在人民日报社同仁的心中。(完)


(2002年3月8日于北京,修改于2024年6月)


周瑞金:痛苦的清醒者——我所认识的王若水(上)

原创   周瑞金 周甫旭平 2024-06-23 16:03 


跨进2002年才一个多星期,就从“人民网”上读到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王若水同志见“马克思”去了。

“这位毕生学习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研究马克思,而又批判过马克思的76岁哲学家,在大洋彼岸见到另一个世界184岁的老祖宗时,会进行一场怎样令人激动的智者对话?”我在哀伤中陷入沉思……

王若水(1926年——2002年)


我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期间为撰写关于毛泽东新闻评论的论文,读到一篇论述毛泽东文风的十分精彩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王若水,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社理论组当编辑。

我曾听说毛主席表扬过他在1957年4月《人民日报》写的一篇关于“双百方针”的社论。为此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居所召见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他,在表扬王若水那篇社论写得好同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邓拓不积极宣传双百方针,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皇帝,非亡国不可!”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若水说:“我当时大惑不解,心想,这是扯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邓拓比作皇帝呢?当时,毛泽东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的。他的床一半地方是堆着线装书,二十四史之类。我想他是看古书看得入迷了,才脱口而说出这番话。”

二十多年后,当我瞻仰毛主席的丰泽园故居,看到那张堆满古书的大床时,我脑海立即浮现了当年他召见邓拓和王若水的情景。

再一次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1963年

我已从复旦大学毕业一年多,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一天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王若水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桌子的哲学》。

此文以马克思《哲学手稿》的观点为指导,对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有创见的生动的阐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赢得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赞赏,并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此,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不久,王若水便成为我心仪的老师。

命运真是难以捉摸。1946年,20岁的王若水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寻找革命真理,两年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解放后调任《人民日报》社理论组

北京一解放,他先在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1950年底被调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人民日报》社。从北大哲学系学生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编辑,从理论部主任到分管评论、理论的副总编辑,可以说王若水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上。


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大门


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毛泽东发起的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接着与杨献珍一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长期的论争。60年代,他参加中央组织的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70年代,他积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并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阻挠批极左思潮的状,结果招来一场对他千钧压顶的大批判。幸而不久“四人帮”垮台,在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奋起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的长篇发言,呼吁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80年代,他从哲学上深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关于异化的概念》、《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异化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时期王若水思想活跃,结合实践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从197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后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在他分管理论、评论工作期间,《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和评论工作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进行了清醒的反思。他向人说过:“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

通过自我反思,他提出:“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他确立了自己的信念: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应该有探索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理论勇气,即使有时会给个人带来痛苦,那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有价值得多!

没有想到的是,22岁就加入地下觉,以“哲学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投身革命,历经几十年的奋斗、曲折和磨难的他,在真正以实践为武器来检验真理、探索真理的时候,却遭到了一场新的批判,陷人新的痛苦之中。他于1983年被免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又在1987年被宣布从党内除名,从而离开了他整整为之战斗了40年的共产党组织。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80年代末东欧国家的剧变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现象成为不争的事实。

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实践,已经给20年前那场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作出了客观的结论。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家,王若水在80年代初提出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异化的警世诤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

“清醒者”的痛苦

命运有时竞又如此巧合。30年前心仪王若水的我,想不到30年后——1993年,从《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接任的正是10年前王若水被免去的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辑职务。

也正因此,我才有机会见到了王若水。那是1994年春节前夕,报社领导班子分头慰问离休老干部,离退休干部局将慰问王若水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清癯、斯文、谦和、坦诚,这是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他热情地询问我来人民日报社工作适应不适应,理论宣传有什么新要求,等等。他也坦诚地向我交谈了离休后自己学习、写作和生活的情况。此后,每逢春节或到协和医院体检时,我又见了他几次。

如果说心仪的王若水,与直面的王若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常人遇到痛苦时的悲愤、牢骚、失望、颓唐的情绪,丝毫也没有,相反只觉得他更平静、更理性、更豁达、更深邃。

我从他身上领悟到,一个“痛苦的清醒者”,尽管处境艰难,不被更多的人理解,甚至又身罹绝症,但他永远拒绝失望、拒绝无奈,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望和期待。

因此,“清醒者”的痛苦,是对人生感悟后的一种失落,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被视为异端的一种迷惘,也是忧国忧民的一种孤寂情怀。

正如王若水自己说的:“一个面向现实和热爱真理的哲学工作者是不会只有快乐而没有苦恼的。但是,归根到底,他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真理总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信历史的进步。”(未完待续)

写于2002年3月北京,修改于2024年6月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公知识分子,是讥讽,亦是失望

智商情商回收站 2020-10-26 18:55


 传统语境中,男女之别在于阳刚或阴柔。阳刚是敢负责、敢担当、直面压制或收买而不弯腰之正气。

   太监,俗称公公,是受了宫刑,侍奉权贵之人。在常人看来,缺乏男根的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就不会具备男人本有的风骨。现代科学也可以做部分解释——器官影响激素的分泌,而这些激素是会影响个人性情脾气等等。

    由于男根的传统文化逻辑,公公就成了阿谀奉承、贪图荣华、阴阳怪气之怪物。骂人以公公,就是讽刺这个人心不正、腰不直,没风骨没正气。

   然而,每个社会又是崇尚骨气的,都需要独立的建言者;每个社会,人们又是对文化人期望颇高,期待他们来扮演斗士。尤其目前,处于急遽变迁时期,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常常眩晕不适应。

   这个时候,无论上下,都希望有学识的人能够站出来,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对社会政策提出批评。大概是有了这样多情的预判,所以,当看着很多学院人士或为利益集团说话,或三脚踹不出一个屁。失望就是必然的。于是就有"公公知识分子"一说。

   根据互动百科网的解释,公公知识分子,取之公共知识分子的谐音。其立意也与公共知识分子相悖。

   公共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敢于对公共事件或是政策提出批判性意见。

    而公公知识分子却是被利益集团收买,为权势说话,或是只顾自己谋取利益,或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而默不作声,就这样他们还号称自己是 "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这是民众对各类专家学者的不满,认为许多学者就像是被阉过的男人,勇气被阉割,骨气被阉割,独立人格被阉割。由此当然也可以衍生,如公公记者、公公编辑等名词。

    话说回来,现代学者,倒也不一定都要站出来。因为有的只是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只是用文化做生意的,有的本是利益集团依附者或代言人。也罢。只是希望这些人不要再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就好。这样,我们把名号留给那些愿意享用这个头衔的人。

   我们希望存在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看法,不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不畏因言论而遭遇困境。同时,他们应该是藉着心中的绝对正义与善,应用丰厚的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奉行独立立场,不讨好民众也不奉承权势。

   若缺乏正义与善,就容易成为邪恶的施毒者;若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理性,就容易成为骂街泼妇。当我们要求颇多时,或许他们会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会令别人尴尬,令别人不快,甚至可能导致自身的潦倒。但从总体社会看,牛虻真还是让庞大动物保持着一种活力了。

本文转载自《南都周刊》2010年4月20日

梁文道: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民国文人为何如此多才

 闻道不分朝夕 2024-06-29 15:16 



梁文道 文  |  先知书店 编


最近不只有一个民国热潮,而且其实也早从十几年前开始,大家有一股民国知识分子热,也就是说很喜欢去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研究他们的传记。

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往往就包含着对我们现代的处境的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疑问,所以想回头看一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样。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人就发现,原来以前的大师都是民国人,至少是民国那时候过来的。

然后再对比今天就觉得哎呀,你看,今天真没有大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盼望要等一个大师出来。但那个大师到底写什么,我们觉得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是不是公认他是个大师。

比如说像今天我介绍的这本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下面有这么一个宣传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就很妙,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是空前绝后?那么这两个人空前绝后,他们之后又没有大师了,这到底对我们造成什么困扰呢?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倒还不只是讲陈寅恪,而是包括傅斯年也把他包进去讲了,傅斯年我想对很多大陆的读书界的朋友来讲,稍微比较陌生一点。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傅斯年在台湾,过去大陆这边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右派,资本主义的走狗,躲到台湾那边去,跟着老蒋过去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不妨把焦点集中在有关傅斯年的部分上面来看。

至于作者岳南,其实也是成名作家,过去我曾经读过他写的这个讲考古的一本书《考古中国》,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教益,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面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实跟经历。他是写报告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而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想办法,把陈寅恪、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做一个对比,拉起来谈。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

然后再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性格是很不一样的,陈寅恪是很内向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傅斯年当然也是,但是傅斯年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这个对中国现代的史学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同时性格上面,他跟陈寅恪越是相反,傅斯年矮矮胖胖,非常的火爆,非常的急躁,所以两个人看起来很不一样,但偏偏这本书就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也是好朋友,甚至有姻亲之关系在里面。

我们再看说回到大师的问题,这本书里面很容易给我一个印象,就是重复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年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那么得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呢?

比如说这里面他说,傅斯年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很红嘛,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而他后来到了伦敦大学念书,他在伦敦大学是学什么?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

好,然后他又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后来他又到了柏林,跟陈寅恪一起在柏林当同学,这时候这里面就提到,说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罗家伦、傅斯年吃饭的时候,看到傅斯年在看的书是什么?是地质学方面的书。

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傅斯年研究的是什么呢?是史学,他又跟了当年德国近代史学之父,也就是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潮流的兰克,跟他学史料学、学实证史学。那么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先从自然科学学起,又去搞心理学、搞弗洛伊德,跟着研究地质学,最后落脚于史学呢?

我们再看原来当年这不奇怪,当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干这样的事,例如说俞大维也在柏林念书,原来也是搞文史,后来变成研究军工、弹道技术,到了最后,甚至当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

所以看到这样的片段,我们很容易有个感慨,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呢?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人读这些书的时候,问这个为什么,与其说我们真想知道为什么,倒不如说这其实是一种慨叹。就是说,哎呀你看,人家就那么厉害,为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真正很想去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这样的时代为什么会出产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时代能不能复制?不能复制,我们应该客观地去研究它里面为什么应该复制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复制,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而不是单纯说,哎呀,这个时代过去了,没有大师了。我觉得这么一种很感伤的一个态度,并不一定很适合我们去看待民国知识分子时这个问题。


▌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好,我们再回到后面讲到傅斯年,傅斯年晚年在台湾,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大学都曾经听过这个傅钟敲响,这个傅钟是每年12月20号他去世那一天,纪念他的时候就会敲的,那这个傅钟当然是纪念台大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晚年是到了台湾大学去当校长,跟了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这边就说到,当年傅斯年一上台,虽然只干了短短一年,影响就很大。

首先为了要改善当时台大的素质,他一来就炒掉了70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的严谨,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红色恐惧嘛,到处要抓共产党。

傅斯年是反共,但是傅斯年反对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说学院或学生里面有共产党,要抓、要怎么样,于是,他就在报纸上面骂人,骂什么呢?

他说学校绝对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可以说他跟当年在“五四”时候的傅斯年一样,捍卫了这个学术自由、学院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

到了最后,他在一次会议里面,他就说,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对于知识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我万分同情。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定环境,才能够用心勤学。

说完这句话,他就当场气倒,因为当时是在跟别人争辩,结果他气倒之后,后来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上街为他去游行,要去揪出把他活活气得病倒的那个人出来,闹的事件还非常大。

可见傅斯年在很多学生,在后来学者的心目中,虽然觉得他霸道,但是他到了最后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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