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由柏林圍牆倒塌說世界亂局的根源

 BY 陶傑  | *CUP媒體    2023年11月10日

1989 年，柏林圍牆上的塗鴉。　圖片來源：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烏克蘭戰爭未完，以巴戰爭惡化，激發西方國家內部阿拉伯裔移民支持巴勒斯坦，並開始發動仇恨猶太人的暴力襲擊。 

比烏克蘭戰爭的效應更惡劣，俄烏之戰西方民意一致反俄，以巴戰爭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卻形成分裂和社會內亂，意識形態醞釀多時的左右對決，形成家庭、教育、輿論、傳媒的激烈對立與分化。 

加上台海戰爭危機，若美國能同時應付兩場戰爭，又可否應付國內的輿論和民意內戰？ 

今日的空前亂局，冰凍三尺，要從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說起。 

1980 年，戴卓爾夫人與列根攜手掀起市場私有化，創造了十年的西方經濟繁榮。 

蘇聯崩潰，福山的論著「歷史的終結」，勝利宣稱，人類歷史至此已解決了所有的衝突，自由市場和個人主義、民主自由的普世制度，事實證明，蘇聯敗陣，西方現代文明有了輝煌的成果。 

法國評論家阿隆（Raymond Aron）其時已經逝世 6 年，1940 年，他逃避納粹而移民法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阿隆生前最後嚴厲警告：美式的個人自由主義，過度強調消費、民主、享樂的無序結合，散播氾濫的樂觀主義、刪除記憶、詆毀歷史，並鼓勵社會逐漸採取對國家團結甚為有害的制度。 

果然，1989 年之後不久，歐洲巴爾幹半島和非洲盧旺達即發生種族清洗，剛統一的德國也出現反移民的新納粹地下組織。 

進入 90 年代，普京冒起，發生車臣暴亂、阿富汗塔利班掌權，南非和非洲出現大量人口販賣組織、犯毒集團、黑社會，與解體後的蘇聯的俄羅斯石油大亨和貪污金主，配合中國「悶聲發大財」的裙帶貪腐。經濟泡沫暴增，但趁全球化之便，一個跨國界的全球暴力產業，各自同時冒起。 

進入千禧年，暴力產業本來是「孤狼」，逐漸開始互相連結呼應。 

由於全球地下暴力產業，都可以間接由美國、俄國和中國購得攻擊武器，加速了暴力的私有化和社會化。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已經是不祥之兆，針對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樂觀，經濟社會規律提出第一次警告。 

美國政治學家布魯姆（Allan Bloom），最先有不祥之感，覺得福山的樂觀錯了，他認為：全球化只能盡力滿足人類物慾的需求與種種奇想，其間法西斯主義將會冒起。 

英國政治學者格雷（John Gray）也警告：戰後各種原始的暴力，有如邪惡的能量，包括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本來在冷戰期間，是被制伏狀態，但因為蘇聯解體，西方自由市場重建秩序，原始的暴力強勢回歸，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毫無抗禦的能力。 

（轉貼图略）2007 年 3 月，因應全球拋售，亞洲股市大幅下跌，歐洲股市跟隨走勢，至美國市場收窄跌幅；圖為當時伊利諾州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的交易情況。　圖片來源：Tasos Katopodis／Getty Images 

英美法這三大哲人先後預感不祥，但在華爾街資本的國際化與 IT 虛擬世界的金錢結合，陣陣狂歡，沒有人理會。 

世界形成一個新秩序：阿富汗的沙漠與洞穴，可以通過網絡，與美國金融中心的紐約連線。文明發達的城市與最落後的野蠻恐怖巢穴距離突然縮短。 

911 的襲擊，恐怖分子是伊斯蘭教派組織，而阿爾蓋達又在冷戰時受中央情報局和阿拉伯財閥贊助。利用美國波音的民航機，雙子塔的恐怖襲擊，顯示全「地球村」的野蠻勢力，可以一夜之間製造危機與恐慌。 

4 分 1 世紀過去，西方未能吸取教訓，卻因為高科技進一步快速發展，思想上無法追上日益快速惡化的全球暴力產業。自由市埸與極權主義之間的差別，西方沿用二元對立的習慣思考，年輕人因為社交媒體，令不成熟的自我中心意識膨脹，不接受批評。 

此三百年一遇的重大挑戰，整個西方世界無法回應。 

於是湧現了杜林普的西方民粹崛起，有如 1980 年列根與戴卓爾夫人，針對 60、70 年代社會主義左翼的思潮，是一次反動。但杜林普的反動，卻無法與戴卓爾列根的「解放」相比。四年之後，拜登重新整合，幕後的深層政府利益集團上台，此時的美國，結構也已經變化：IT 和人工智能財團勢力，與華爾街結合，二十年來卻又因中國的參與，纏上了另一個東方復甦的潛在帝國，而且中國現在露出真相，與俄國等逐漸與冷戰後的跨國暴力產業連線。 

這樣，問題就嚴重了。烏克蘭戰爭只是頭盤，以巴戰爭是第二道菜，真正的滿漢全席，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人人不祥感兆，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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