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

余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真的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吗?

余杰 RFA 20231120

中共奉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宛如左右手互搏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系列讲座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半年前,人民大学正式进入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四部委批准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二十八家高校科研院所名单。以此为契机,人民大学决定整合已有力量,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构筑新的学术创新平台和智库建设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并非第一个建立这个名称冗长而拗口的学院的大学,此前已有数十所大学建立此学院,大多数都是名称中有"民族"一词的大学,也就是专门为各少数民族学生设立的大学——中共当局认为,对少数民族年轻一代菁英学生进行洗脑,消除其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是重中之重。如今,此学院在非民族大学的名校中国人民大学设立,表明所有汉族学学生也要接受此种洗脑教育,民族主义已然成为中共的核心意识形态。

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表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要"在各个层级学生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学生心灵深处"。若干所谓的专家学者在舞台上卖力表演,宛如当年为希特勒寻找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御用学者。

以中共的个性而言,向来是缺少什么就要强烈地宣扬什么。比如,中共践踏法治,却又强调依法治国。如今,中共耗费巨资在各大学广泛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正说明此种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已然四分五裂。一般的研究院,通常以学科或研究对象命名,而该研究院一定要在前面加上动词"铸",不仅"铸",还要"牢",表明"共同体意识"不是靠逻辑和说理来建立的,而是靠暴力来灌输的,是用铁水来"铸造"的,还必须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牢牢安装在被教育者头上,让其一生都无法取下来。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民族问题已是图穷匕见、病入膏肓。

此前,中共当局抓捕台湾出版人富察延贺,并非富察延贺真正做了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活动,而是他主持的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解构大中华史观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著作,比如将清帝国视为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共遂视之为釜底抽薪的阴谋。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电局联合出品五集电视宣传片《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该剧号称以习近平所提倡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宗旨。 《人民日报》发文赞扬此一创意:"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坚守根和魂,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相遇和会谈,照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不同时空中的孔夫子和马克思,都被中共搬过来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神主牌。

然而,被中共视为"老祖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却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他们在谈论民族主义时,大多使用负评,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虚假的民族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等。马克思全然否定马志尼领导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马志尼用他那一套民族主义主张带领意大利走向了军事专制。"他们批评当时流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将其定性为"反动",认为这一运动是服务于俄国霸权的"鞭子","将会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化为乌有"。言犹在耳,习近平却自诩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执牛耳者,殊不知,他在宣称"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老祖宗"眼中,必定是个"反动分子"。

民族主义是受创伤的产物,是最危险的力量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十九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共既然号召民众将一切有日本特色的东西全都清除干净——包括日本赠送的樱花,为什么不把来自日本的"民族"这个词汇也送回日本呢?

中共御用学者竭力回避"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发明的,因为梁启超晚年对中共的批判不遗余力,认为中共夺权会让中国成为血的海洋。而梁启超之所以发明"中华民族",是担心此前革命党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会造成民族冲突,不利于推翻清帝国之后共和国全盘继承清帝国的版图和人民。

一九零一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一九零五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他希望以民族主义重塑国家认同。 随后,文人杨度评论说,"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民族之称号。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能以生理特征界定,而要以文化来界定,这样可将更多种族纳入其中。但是,维吾尔、图博、蒙古等很多民族,在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上都与中土的华夏民族迥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

一九一七年初,中共创党者之一的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一种以中华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他认为,各民族已完全融合、渐趋一致,又隶于同一个自由、平等、共和的国体之下,则满、汉、蒙、回、藏等民族区分,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所以,"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在李大钊这里,民族差异已然不存在,民族认同服从于国家认同,这又是睁开眼睛说瞎话——既然民族融合已完全达成,那么民族歧视为何屡禁不绝?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当专制政府在无情整肃和迫害少数族裔的时,却又将自己描述成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受害者。这种百年悲情很容易激发出民族复兴的狂热,它又成为中共极权统治的粉饰。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指出:"民族主义在今天大概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它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如果路易十四没有进攻并掠夺德国人,德国人在十九世纪早期用他们猛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拿破仑时,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富有进攻性。同样,在十九世纪,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羞辱,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听信那种学说:允许他们——借助谁也无法阻止的历史力量——粉碎帝国主义者并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不仅是想象出来的,更是国共两党的宣传洗脑术打造出来的。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共同体",你就必须放弃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被同化是唯一的宿命;如果你不愿意加入这个"共同体",等待你的就是集中营和大屠杀。中国通过对维吾尔人、图博人、蒙古人等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式镇压,企图这些民族俯首帖耳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个"共同体",不需要被爱戴,却需要被畏惧。而高居于此"共同体"顶端的,是毛泽东和习近平这样的大独裁者,只有他们这样的卡里斯玛领袖,才能代表"共同体"接受所有成员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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