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昨天是林毓生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他留下一筆豐厚的思想遺產，包括對「五四」、近現代激進主義、反傳統主義、毛澤東的詮釋、尤其他對「中式馬列主義」的分析（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0422703818331&id=841628330），至今在理論界乃是「中國批判」的無出其右的思想支援意識，他與余英時先生，可稱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雙雄」，後代學人欲解析近七十年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最終必然要溯源到他們這裡。比如對於近三十年氾濫無度的中國民族主義，必須跟近代恥辱、自卑、反傳統、政治操弄等等掛起鉤來，才可能辨析清楚；甚至一個政權，脆弱到必須「捍衛」它的情感，需用「治安法」來保護，這其實已是思想史，中華民族近代自卑症的形成史，乃是一個前源，在改變不了政治制度之前，它會一直控制中國人。】
蘇曉康：「恐怕也只能慢慢來」——追懷林毓生教授
文／蘇曉康（作家）
聯經思想空間編按：2022年11月22日，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過世，享壽88歲。林毓生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1934年8月出生於中國瀋陽，後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60年起，林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受思想家海耶克（F. A. Hayek）親自指導和影響，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前途的討論提出以往中文世界從未觸碰到的關鍵議題。作家蘇曉康在1989年流亡海外之後，常與林先生聊天、分享見解。先生逝世，蘇曉康亦分享撰寫新書中的篇章，以懷念過去的交往點滴、以及林先生一輩人的思考與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文經授權轉自作者臉書專頁）
【作者按：剛剛張淑伶從電報上轉給我中央社的新聞，林毓生教授辭世。我自從八九年流亡海外以來，常跟林教授聊天、開會，也有文字往來，他是我吸吮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來源，而那是一股直接來自哈耶克的源頭活水。我們最後一次聊天，是二〇一一年底，十年前了，我只知道林先生晚年頗有病苦，也離開了威斯康辛，踪影全無，其實那時他就隱退了這個痛苦的世界。作為一個思想史家，他是帶著對中國的失望，可能還有憤怒而離開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時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們這一代學人，一生以破解中國近現代落後、激進，墜入超常集權以及其解道為志業，最後看到的是一個最壞的中國，其悲涼痛苦可想而知。我手頭正在撰寫的一本新書，臨時找出其中一段文字，以紀念林毓生先生。】
清晨雲霧未散，如海如濤，山頂竟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隱隱傳出鐘聲，優美無以言喻。進寺歇息，只見一個喇嘛，径自誦經擊鐘，旁若無人。山頂一寺一喇嘛，還有比這裡更香格里拉的嗎？況且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歐洲的心臟日內瓦。2011年底我飛到歐洲日內瓦，因我參與的一個人權組織，在那裡辦培訓班。
「你不留一個電話號碼，我能找你？」
臨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裡會有日內瓦的一個號碼？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會一去不復返，叫她上哪兒找我去？我在費城機場，起飛前就用iPad 上網，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緊張，不願意我走，最後還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飛躍大西洋抵達倫敦希思機場，不能上網聯絡她，很焦急，好在一個小時就飛抵日內瓦，趕到旅館就上網叫她，叫了好一陣子，她才上來，說美國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飯了。
日內瓦瀕臨一湖，素有歐洲「西湖」之稱，晚飯後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濱，夜色裡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盡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謁日內瓦，應是我們這種流亡者的份內之事，過去沒有機緣。我特別找到國際難民總署，一棟藍色大廈，讓我倍感親切，我是「國家級」通緝犯，後半輩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續，沒有它我大概還在中國坐牢。還有國際人權服務中心（ISHR)，它在聯合國附近，其廣場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隻腿的椅子，其隱喻雖關乎觸雷而斷肢，更廣泛的則是「傷殘的尊嚴」，我面對它暗暗垂淚，後悔沒帶傅莉一道來此。平時他們培訓，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館，上網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時叫不應她，我就給鄰居發個電郵，央求他們打個電話給她……。
那天禮拜，日內瓦培訓班放假，我隨眾人去北郊爬山，那是與法國交界處，有一纜車可吊至山頂。學員都是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召集他們來這裡，可以方便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旁聽其作業流程，我也隨他們去聽過一次「反酷刑委員會」審查白俄羅斯報告，荒誕者中共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們酷刑異議者可稱世界之最。聯合國各機構設計一套程序來監督各國執行狀況，確係一種精緻文化，只是世界紛擾野蠻不堪，其效果堪憂。
我在日內瓦遇到的這群人，都很年輕，大家說說笑笑，氣氛頗好。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人權捍衛者」，我們需要組織西方資源來培訓他們，以育苗培植人權意識於中國貧瘠土壤，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我對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方勵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圍追堵截，後來他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這種感覺今天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那天爬山，有個西南來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剛從牢裡出來，還留著光頭，他在國內不僅熱心人權救助，還跟隨一位西藏禪師信過喇嘛教，所以給人印象樸質而堅韌。他跟我說，中國下一步的抗爭群體是所謂「貧二代」，農民工子弟，這一代人已經拒絕再做父母那樣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力），也對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歧視身份憤怒已極，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邊，一有風吹草動便群起暴動，焚燒一切，最近的廣東增城、浙江湖州兩地騷亂皆他們所為，已成體制的心頭大患。「我要到這個群體中去生活！」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孩，他比我的兒子不長幾歲，所以我也很擔心他回去的處境，雖然我很清楚他的看法太簡單，卻也不忍心潑他冷水。他提到的這一代農民工，在中國有兩三千萬之巨，乃是塑造出一個「全球化」的廉價勞力，而剝削壓榨他們的是兩頭巨獸，中國權貴和西方資本，不要說中國，整個世界也沒有一絲力量來替他們討公道。
我從日內瓦回來不幾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來電話：
「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麼我讀過的所有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說法！」
他大概是聽到最近關於中國局勢分析才給我電話的。我則跟他說了一點不一樣的分析：如今中共裡頭有危機感的，反而是所謂「紅二代」，也只有他們有「變」的能力，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是無聲的、麻木的，底層和貧苦大眾則是「碎片化」，每年雖有幾十萬起抗議，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達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義不大。
我也提到，「紅二代」只有回到毛澤東，無論是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因為從鄧小平開始搞「資本主義大躍進」，中國被貧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澤東這麼一個「思想資源」，在中國管用。
我沒有說的是，其實林先生他們一代所讀的書裡面，沒有關於今日中國的答案。他並沒有白讀。他所學到的政治判斷是：暴政只能維持於一時，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恰好是最容易爆發革命之際。那是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或者說「歐洲中心」的一種看法，跟今日亞洲尤其發達之後的中國，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後說「恐怕也只能慢慢來」，我說開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澤東那一套還管用，這一點外面的人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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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症：思想、情感與認同入罪
【20230907按：一個政權，脆弱到必須「捍衛」它的情感——哪裡還有「民族」，這玩意兒早就被「國家」收編、而國家早已就是「黨國」，而黨國早已就是獨裁者「自己」，它也早已從「九個老男人」變成一個「加速師」了，所以這個能挑二百斤的陝北娃，感情特別脆弱，需用「治安法」來保護。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它其實是一部思想史，中華民族近代自卑症的形成史，乃是一個前源，它會一直控制我們，在改變不了政治制度之前，特點是兩個：黑白二分與自大自卑。】
許多人把民族主義看成一種天然合理的集體無意識的民族情緒，其實它在近現代中國，根本就是一個具有最大支配力量的意識形態。
在百多年因中國傳統衰微而產生的「真空」中，這個誤讀經由不斷「化」掉自身傳統的「西化」、「蘇維埃化」、「馬列化」、「斯大林化」等等，終于在一個專制極權的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形成封閉排外的民族認同。
一、「物競天擇」的迷人
根據一些中外思想史家的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濫觴，可上溯到嚴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讀，而它也是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源頭之一。
在甲午慘敗的氛圍中，1895年3月嚴復發表「原強」，次年譯成「天演論」，第一次引進達爾文的演化論與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民族與民族間的競爭比附于自然界生存法則的思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並不必然導致激進思潮，如它在美國就成為保守的意識形態。然而，它在中國卻變異為一種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的思維模式，使中國知識份子深信中國文化在「物競天擇」中將被「淘汰」。
林毓生曾指出，近代化在西方是發生了由所謂「理性」將「令人著迷」的神聖性解構為不再著迷的世俗化的一個過程，而在中國恰好相反，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竟使得中國讀書人覺得「這個世界」更「令人著迷」，使命感更強，追求功效性不顧一切，民族主義的優先性使任何可欲的變革都成為它的手段，而它本身卻不能提供任何「建國方案」，只是強烈地依附和受制于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解釋工具，去應付由于不明情勢所產生的最難忍受的不安」，就在于它提供了「令人著迷」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中西制度文化的優劣與功效的「比較」成為可能。
此情形竟穿越百年再現于本世紀八十年代，驟然開放下涌起「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驚呼「開除球藉」的救亡意識以及強烈譴責傳統的時髦，從而不僅回到「五四」反傳統主義的原點，甚至回到了作為「五四」先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民族主義——于是今天連反體制的知識份子，也只能無奈地看著他們不期然中召喚回來的這種民族主義，居然成了中共渡過「六四」合法性危機的通靈寶玉。對于一個依然以「弱肉強食」生存競爭觀看待世界的民族，極權就遠不至于因為一次屠殺而喪失合法性。
中國民族主義的病態式的狹隘與脆弱，自然同它從近代屈辱中發育出來有關，但一個更本質的緣故，唯有以失去並厭惡自身傳統來解釋，因為世界上其它類型的民族主義，雖然都可能不趨附所謂世界潮流，但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自信。
二、愛國與反傳統的悖論
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一種民族自大與自卑的混合性格，這從近代思想史上可以梳理出來的一個來源，比較明顯的是章太炎的影響。
章太炎是一個強烈排滿的革命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古文學派大師，以淵博的古文知識，將數千年視為永恆真理的六經，降格為一堆歷史材料。他面對愛國與反傳統的巨大矛盾——我們的祖先不值得尊重，別人沒有這樣的祖先，好歹他們是我們的祖先——以負面的意義引申出一種將憎恨雜揉于愛國主義之中的自卑心靈，從而使民族主義變成非理性與依賴性的——以民族富強的功效性接受任何強勢意識形態、強人和極權。
這種支援意識在十九世紀也許只是几個知識份子「細微之沫」的孤寂心境，但經歷了辛亥以後幾代政治強人、黨國的蹂躪，特別是整個民間社會被摧毀，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在毛澤東的暴政下成為擁有核武庫的「世界革命中心」，百年追求「富強」的功效性獲得極大滿足，這時，愛國與反傳統雜揉的民族主義已是「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
在百年「喪權辱國」強烈刺激下完成的民族獨立、建國，一方面使民族主義成為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認同壓倒一切其它價值，這就是為什麼經歷了「文革」中國人依然擁護共產黨、「八九」民運的最高訴求之一還是「愛國主義」而進入九十年代居然民族主義愈加膨脹起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走到今天，雖然已經失去了它發育中的那種「內辱外患」的環境，但不發達狀態依然鉤引「黑白二分中西對比」思維模式，極權而脆弱的「大一統」結構也依然要靠民族主義維係凝聚力。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民族」、「國家」這些價值，已經深深地抑制了一個現代社會所應發育出來的自由、多元、理性、平等、包容等價值。未來中國人在掙脫專制、不發達之後，最難掙脫的，將是這個民族主義。
三、受難與雪恥
『中国领导人，也包括它的大众，不遗余力地准备一场大秀，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抗议它势必点燃民族主义，引起这个制度的反击。这种根植于历史的自尊伤痕，牵扯了中国、西方和日本。中国现代认同的最关键因素，乃是外国制造的遗产：中国国耻，其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侨民在美国的耻辱待遇。这个进程又因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而加剧。二战期间东京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插手中国来得更具心理摧毁，因为在亚洲，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这个自卑感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此受害感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中国成为一种理论，并作为基本要素塑造它的认同。「百年国耻」」的新文学也随即出现……今春西藏人对北京的抗议和晚些时候全世界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使北京旧式的政治控制又紧绷起来，其宣传语言也倒退回毛时代，一个官员说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令人惊讶的还有后毛时代出身的年轻人对BBC和CNN的愤怒抗议和网络威胁，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皆超过其父辈，有人还曾期待他们有可能走出中国人的「受害迸发症」呢，其实他们同样是中共宣传的对象，一个个都被改造成跟他们父辈一样的爱国主义者。』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上面引述的美国汉学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中国的挫折焦虑》，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其实我觉得，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所谓「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一个民族得了「自卑症」，这种文学性的描述，科学上成立吗？挫折须靠成功来医治，一种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学即使对于个体也尚在初级阶段，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印度安人的后裔，据说患有忧郁症，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种族，都有这个问题？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说，还有另一类的挫折民族，如二战后的德国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后，整个民族受惩罚，难道不该忧郁？可是他们仍然是最先进的民族；再如苏俄，冷战后帝国解体、共产党被禁，可谓"亡党亡国"，此乃二百年与西欧竞争的结局，何不忧郁？凭什么中国人就该忧郁？人类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法则，本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败亡毋宁是难免结局，何忧郁乎？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捋上去，你会找到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此处还有一层。中国借奥运扬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间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头上的那个"耻"，但是他们看不出来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耻，已非百年前的近代丧权辱国之耻，那其实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已经"雪"过了，而这次是要"雪"八九以来之耻，不仅面对全世界，也面对国人，那耻便是在全世界摄像镜头之下实施的"六四"坦克镇压平民，是一个"人民政权"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江泽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国际视野较之"土八路"更为扩展，亦能窥出跟西方财团政客玩"市场游戏"的窍门，这个扬州人摒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便也不会懂得西洋正统的伦理铁则和宗教神圣，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钱买回来，"耻辱"为什么不能靠一场光鲜的典礼抹掉呢？洋人是认钱的，中国人是没有记性的，只要国际上让北京办一场奥运，那它就是第二个「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
中國當局計劃將「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行為列入治安拘留範圍，在互聯網上引發爭議。
正在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已經過該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審議，正在徵求公眾意見。
「製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也同樣可能遭到拘留或罰款處罰。
然而，修訂草案並未對何謂「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做出具體定義，這導致很多法律人士和網民質疑其可能演變成新的「口袋罪」。
清華大學刑法學教授勞東燕認為，由於該法律處罰標準模糊，「勢必導致行政權力的選擇性執法」，而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公民個人的日常穿著領域，「明顯有過度干預之嫌」。
「這樣的立法規定可能會刺激民粹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肆意蔓延，進一步惡化公共領域的輿論環境，不當壓制個人在日常穿衣與言論的自由空間。」她在微博上寫道。
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也對該法律持批評態度，他表示「中華民族精神」由誰和按什麼程序確認，是「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
「若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現在的草案通過該條，執法司法上必造成循長官意志抓人、定罪的實際後果，會貽害無窮。」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2022年8月，一名中國女子身穿和服在東部城市蘇州的日式風情街拍照，被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帶走，質疑其穿和服是「煽動民族仇恨」。當時該事件引發軒然大波。
不過，也有一些人對該修訂表示支持，認為這些條文有助於打擊「為軍國主義罪行洗地」的行為，有利於弘揚愛國情感。
最早於2005年頒布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如何處罰不構成犯罪的輕微違法行為，前身是1987年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國媒體報道稱，此次修訂是該法實施17年來的一次大修。
除了上述引發爭議的條款，修訂草案還新增了數種可以處罰的行為，包括考試作弊、組織領導傳銷、以搶奪方向盤等方式妨礙公共交通工具駕駛、升放攜帶明火的孔明燈、無人機在未獲許可情況下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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