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参加朋友主持的直播，闲聊了两个小时，很多内容忘了，将尚有记忆的几点分享在这里。1、晚清改革的问题不在于快了或者慢了，而在于方向问题。正确的方向有二。一是国际层面，要与世界接轨，要与契约型社会和国际法接轨。二是国内层面，要走出秦制，要由皇权时代向民权时代转型。晚清改革的前半期主要是引进技术与器械、对外派遣使节，尝试着融入到国际法环境之中，走得虽然很慢，但大方向上没问题。后半期看似走得快，又是废除科举，又是预备立宪，实则是顶着新政的名头要重塑皇权专制，所以在丙午官制改革中绝不肯成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只想成立一个名义上叫做内阁，实际上与军机处并无差异的皇权附庸机构。2、湖南在近代出人才，很多人参与到了近代改革之中，有三个原因。一是湘军兴起，大量财富流入湖南。二是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湖广地区是晚清洋务改革的重镇。三是湖南的地理位置特殊，在开眼看世界的序列里处于居中位置。广东与江浙的地理位置比湖南更靠近沿海、与外部世界接触更便利，觉醒者虽多，但用脚投票的办法也多，路径也很通畅，许多人更愿意选择离开。而川陕豫晋之地则相比湖南更为闭塞。只有湖南这样不上不下的地区，有一群觉醒者，而这些觉醒者又不太容易摆脱现实环境，才会催生出许多致力于改良与革命的人才。3、戊戌政变不是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冲突，而是深化派与反对深化派之间的冲突。戊戌年支持引入西方技术与器械的人很多，但愿意深化改革的人很少。光绪皇帝之所以看上康有为，不是康有为有多厉害，而是光绪皇帝读过大量广学会的著作和《万国公报》的文章，康有为的思想也大量来自广学会的著作和《万国公报》的文章，两人的思想底色是相近的。也正因为光绪皇帝读了大量广学会的著作和《万国公报》的文章，他才会生出深化改革的想法（广学会对洋务运动本末倒置的批评很多）。遗憾的是，光绪缺乏实际行政经验，在朝廷内外也缺乏有力的支持者。所以他大变西法的主张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临终前毒死光绪，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也是政见路线差异太大，慈禧不放心将清廷交到光绪手里，她担忧爱新觉罗的江山会因之断送。这也是清廷皇室不反对慈禧毒死光绪的重要原因。慈禧临终前夕的四项安排：出台法律禁止集会与结社、出台法律严厉管制媒体、制定《钦定宪法大纲》重塑皇权专制、毒死光绪皇帝，都是基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保爱新觉罗的江山而拒绝向民权社会转型。殊不知，这也恰是清廷灭亡的主因。4、晚清改革与中国之前历代改革最大的区别，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这些改革，统统都是财政改革，都局限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张政府的人力物力汲取规模。商鞅的贫民、弱民、愚民之术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民众。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大大增加了国库和官府的收入，民众则对其恨之入骨。张居正变法中的清丈田亩增加了朝廷掌控的土地面积，一条鞭法将各种苛捐杂税并入一种税目，皆是增加国库收入的手段。而晚清改革面临的则是外部冲击引发的制度转型与文明转型问题。遗憾的是，和之前的传统王朝一样，清廷在财政改革（厘税改革、创设海关等）方面很积极，也成效显著，但在制度转型与文明转型层面则乏善可陈，相当消极甚至抵触。5、谭嗣同先生的慷慨赴死究竟值不值得，主要取决于同时代那些活着的同道。同道们可以没有谭先生那样的勇气，也可以没有谭先生那样的精神，但只要他们不遗忘谭先生，努力将谭先生的事迹和精神记录下来并传承、传播开去，那么谭先生的慷慨赴死就会值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清末那些志在推动国家向民权社会转型的先贤如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普遍受到过谭先生事迹的感染。许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或许见不到效果，但其影响会很深远——只是这种深远影响不会凭空而来，谭先生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即是将造就深远影响的重任交付给了那些还活着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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