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錦濤時代（2002-2012），與中亞的關係大多由上合組織、顏色革命、阿富汗戰爭主導。至於在中亞應該怎麼做，才能協助新疆發展，針對此問題的看法，以及達到這個目標的願景，在二○○九年新疆發生暴動之後，中國有了改變。在此之前，中國大多任由新疆地區自力更生，交給鐵腕強人王樂泉統治。二○一○年，王樂泉遭解職，之後，中國重新認真經營新疆地區，乃出自於國內利益，並為了鞏固絲綢之路經濟帶。到了二○一二年習近平掌權，新疆依舊是北京的問題，為了加強直接安全與經濟投資所付出的心力，至今仍未取得冀望的成果。
其實，誠如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見，情況看來是惡化了，跟新疆有關的事故越來越常在全國各地發生，新疆地區本身的暴力事件也日趨嚴重。習主席深受王緝思的想法所影響，決定將外交政策的主軸定調於讓中國立足於世界，但是從與中國直接相鄰的周邊地區開始，他這一步走得蹣跚。他在二○一三年十月主辦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Peripheral Diplomacy Work Conference），揭示了外交政策的這項改變。這是自二○○六年以來，首次舉辦關於外交政策的重大工作座談會，由中國最高領導階層參與；而且（根據一些專家所言）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舉辦關於「周邊外交」的座談會。就某程度來看，這無疑在早期便揭示了習主席將與前任主席採取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外交政策。但是這也清楚表露出他自有一些關鍵原則，用以驅動其外交政策。
習近平的願景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概念為中心，這又涉及了他提倡的另一個大理想：「中國夢」（刻意借用「美國夢」的概念來表述）。這個想和美國一較高下的舉動，映照出中國的雄心壯志，冀望在世界上擁有跟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習近平的目標是達成他所描繪的兩個百年計畫，以復興中華，重現往日榮耀。實現這個願景需要時間與付出，中國首先致力於周邊地區，並認定必須協助開發這些地區，中國本身才能夠發展。習主席所指的「周邊」是哪裡，有點令人費解，不過其他人指出，其實已有某些要角定義了周邊所指為何，例如同為思想家及北京聲望甚高的智庫負責人袁鵬。他在著作中曾定義，所謂周邊可分為「內圈」，即中國直接接壤的十四個國家；「中圈」，由中國的海上邊界所構成，包含印度洋上的海上邊界，以及中亞與俄羅斯未和中國接壤的部分；最後是「外圈」，延伸到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這個智庫和中國的外部情報機關「國家安全部」有關，而袁鵬身為院長，在中國外交政策思想機構內，位居極具影響力的職務。
中國居於全球秩序的中心，這般想法與中國宏大的願景一致，即中國是世界上卓越超群的強權之一。然而，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公開闡明這個願景，並非中國的作風。中國原本一直謹遵鄧小平所提出的格言，「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在胡錦濤時代，這些格言去蕪存菁，說明了中國看待自身的角色正逐漸改變，而各方專家亦紛紛談論起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正步步攀升，只是還沒坐上主桌，中國一心只想躲在新興發展的布幕之後，一副還在奮力往上爬的樣子。
其實，在胡錦濤時代，來自西方的推力日益增強，推著中國只能往前。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勞勃．佐立克對此闡釋得最清楚，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二○○五年九月呼籲中國，「在那個讓中國有機會獲得成就的制度中……做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吧」。他要強調的重點是，北京正得利於中國當前正在打造的這個世界，卻對每個人所仰賴的全球共同公益貢獻甚少。到了二○○九年，呼籲演變為憤怒，孔珊（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等分析師便提到，中國「正在搭全球的便車」。中國此刻是經濟巨獸，而且顯然持續成長茁壯，但是，每當有人要求中國承擔一些責任，北京就會起身抗議，一逕地說自己是開發中國家，國內的問題千頭萬緒，無力應付外界的任何狀況。每當中國官員和專家被逼問時，老是會扯說，中國仍存在大量的貧窮人口，佯稱北京的當務之急，是持續解決國內問題，往後才能在大千世界中承擔責任。
到了習近平掌權時，中國已經站上世界舞臺，成為重要的強權。然而，中國卻還是執著於「和平崛起」的說法，意指中國仍是個怯生生的國家。約莫同一時期，我們和中國的專家對談，留意到他們正苦思著如何把談話主題，從「和平崛起」轉移到伴隨而來的「不干預」外交政策原則。他們認清了中國不再是鄧小平所說的竄升中的國家，而是世界強權，有力量、有聲望、有影響力。他們一致認同，確實是時候開始在世界舞臺上運用這些優勢，這樣中國才配得上中國自己所嚮往的那種強權。某知名專家在北京的晚餐席間輕聲笑著對我們表示，「和平崛起」那套架構不再管用，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崛起了」，中國或許有必要開始談論「建設性干預」。中國需要新的說詞架構，來解釋中國如何貢獻於世界。
北京已然決定，這套新的架構和願景應該從中國的周邊展開，再向外延伸出去。北京需要用新的詮釋，向鄰近地區展示力量，接著再以鄰近地區為跳板，進軍全球。北京必須培養不同領域的關係，最終才能促進國內成長，這有賴有一條線，把所有關係綁縛在一起。而且每件事情都必須用更正向的方式清楚表述，一如「建設性干預」這類詞彙所呈現的涵義。中國正在尋找新的外交政策特色和願景。
一帶一路願景終於在此時應運而生，二○一三年在阿斯塔納和雅加達的兩場演說中闡述後，五月，進入籌備階段，總理李克強造訪伊斯蘭馬巴德，簽署合作備忘錄，內容談及建立「經濟走廊」。同年七月，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夏立夫（Nawaz Sharif）訪問北京，正式列入中巴經濟走廊。僅僅一年多之後，二○一四年九月，習主席訪問印度，與總理莫迪簽署多項協議，其中一項就是兩國密切合作，重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讓所有從中國放射出去的走廊，為一帶一路奠定基礎。
除了關於「走廊」的諸多補充討論之外，習主席在雅加達還宣布要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這個機構將能解決一些需求，包括北京渴望被視為國際共同利益的淨捐助國，同時有些開發中國家覺得，西方國家霸占國際貸款領域太久了。提議設立一全新的多國貸款機構一事，類似現有的諸多其他開發銀行，但卻不受任何西方國家控制，北京可以藉此成為開發中國家的領頭羊，而中國老早就認為自己理應扮演這個角色了。
中國不只設立亞投行，二○一四年年底，中國再宣布創立絲路基金，又一個用於一帶一路所提供的商機的融資工具，其目的乃是「促進中國以及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其他國家和區域，共同發展繁榮」。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相輔相成，一個用於提供協助，另一個用於商業營利，表達出中國一帶一路的兩面願景。參與設立這兩個機構的一名外交官告訴我們，兩者為「姊妹」關係，能夠協助實現一帶一路。就一帶一路而言，兩者貌似誘人，但其實，其所提供的投資金額，相較於同樣兩面鉅額投資的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等的中國銀行，根本相形見絀。
這一切─諸多開發走廊，以及兩個全新的融資機構─在一帶一路的旗誌下，已準備就緒。由此，更精進了經濟走廊的規畫─從中國發散出去，先延伸到直接相鄰的地區，接著橫越陸地與海洋，最終抵達歐洲，以實現中國遠大的外交政策願景。至於要如何與世界接軌，北京的想法是，完全透過連結與貿易走廊的視角來定義，這將能促進貨物與繁榮雙向流動，促成中國領導人總愛掛在嘴邊的那種和諧「雙贏」。而興建基礎設施，才能達成期盼中的貿易及連結，關於這些，中國在國內進展已久，在鄰近地區探勘興建也有一段時日了。最終目標是要創造一片從中國發散出去的連結網絡，把中國與直接相鄰的周邊地區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更長期的目標則是恢復中國自認為理所應得的地位，成為新全球秩序的中心。而這一切的關鍵正是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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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人人都說這個新的願景是偉大美好的理想，卻鮮少人詳細談論其中涵義。這個願景經常呈現出一種前後不一致的感覺，只是誇誇其談罷了。二○一四年七月，我們在北京的上合組織祕書處開會，他們告訴我們，絲綢之路經濟帶「仍舊只是個想法……還沒實現」；他們無法判斷，那是不是「從上海精神或其他東西衍生出來的新哲學」。中國有必要闡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涵義，其他人才有可能加入。再說（此評論或許完全表達了某個俄羅斯對話者的傳統思維），「絲綢之路在中亞的歷史上，可不是一直都享有好名聲，絲路不只用於貿易，也會引發衝突─這條路線是戰爭路線」。
同一年，我們在比什凱克與某親政府的吉爾吉斯智庫開會，我們的疑問是，他們跟中國對口單位針對絲綢之路經濟帶討論過什麼，他們回答說，中國人是這麼答覆的：「你們告訴我們，你們想要怎麼做。」北京看起來是要告訴中亞人，他們應該提出另一種替代方案，而替代方案將成為中亞地區倡議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真有人提出替代方案─而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哈薩克，他們在二○一四年十一月宣布興建自己的「光明大道」（Nurly Zhol），這是個大型的經濟發展計畫，直言不諱地談論連結中國的一帶一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後來也分別提出類似的說法，他們較長期的經濟發展策略，也是跟中國連接在一起。而且這不致令人太意外，畢竟中亞正值發展經濟，而他們緊鄰當代經濟發展最蓬勃的大國，若不想辦法把握這個機會，那才叫反常。
儘管中亞某些地區與中國關係極度緊繃，北京依然提得出中亞樂見並且樂於合作的願景。中亞人有所保留與顧忌，但是機會清楚可見。對他們而言，與中國強化連結，合情又合理─不像俄羅斯人，只想要用大歐亞（Greater Eurasia）之類的概念，或歐亞經濟聯盟之類的方案，將中亞人團團包圍，中國看來是提出了比較適合交易的概念。
唯有時間能夠告訴我們，到底這一切是不是北京想要的。但是在這個階段，中國打著一帶一路的旗幟所提出的合作方案，將能為中亞提供想要且需要的經濟機會。更長期的後果如何，沒有人知道，但是根據中國與中亞鄰國的經濟差異來看，中亞人似乎很清楚，應該善加利用中國的強大經濟動能。雖然西方的疑心日趨強烈，並出手制止中國，但是中國還是向中亞清楚解釋這個願景的邏輯。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地區接受這個邏輯，這些地區是一帶一路影響所及之處，向來不太擔心自己喜歡或討厭中國的意識形態（或者自認為必須設法改變中國對待國內人民的方式）。
有些案例和企畫確實有問題，而且一旦改朝換代，問題便會浮現，但是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認為一帶一路是相當中立的概念。
就某些方面而言，這就是一帶一路概念的高明之處。一帶一路是根據在中亞實施了一段時間的模型所創造出來的，其基本概念正是提供基礎設施發展、貿易和投資，以交換擴張中國的存在範圍，這樣的概念多數國家都會願意接受。習近平掌權後，繼承了既定的中亞模型，他再透過華麗的演說，把想法宣傳到世界各地。毫無疑問，中亞地區存在問題，但是經常被強調出來的重大隱憂─如債務陷阱外交的傳言─卻未被明確重視。再者，中國強迫他國放棄基礎設施以換取中國投資一事，偶有所聞，但是否屬實，我們並不清楚。在某些案例中，中國確實曾要求以採礦權做為附帶條件，而且官員可能透過許多工程案，貪墨不可計數的錢財，而這些都是當地政府所做的選擇。有一個案例指出，是中國慫恿他們這麼做，但是否屬實，尚未完全釐清；而且這是否是中國打從一開始的目的，也是尚待釐清。
然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影響可能比這一切微塵般的細節所暗指的更為深遠，長遠一點的影響是，重新連結中亞地區，讓它跟中國更加密切聯繫，重新定位其未來，未來，不再由莫斯科和西方決定，而是被拉進中國的運行軌道裡。從我們在本書談述的連結網絡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只能促進經濟貿易，還會促成更深的連結以及滲透。這是北京透過一帶一路提供的離心力，藉由諸多不同領域的影響力、投資和連結，慢慢引導各國更密切的合作。這顯然帶來好處，也帶來潛在的風險，無論如何，由北京主導推動，顯而易見。中國正在奪回其自認為理當擁有的地位，回歸國際事務的中心。
拉菲羅．龐圖奇是享譽國際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專家。他是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的高級研究員，以及倫敦皇家三軍聯合國防研究所的高級助理研究員。曾經任職於倫敦、華盛頓和上海極具影響力的戰略研究智庫，為政府、國際組織和企業出謀劃策。他的著述經常刊登於學術報刊上，曾經為《金融時報》、《BBC》、《紐約時報》等出版媒體撰文。
亞力山卓司．皮德森是學者、作家、地緣政治能源專家，著有《世界島》（The World Isl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and the Fate of the West）。皮德森探討西方停止干涉高加索和中亞所隱含的意義、中國影響力的擴張，以及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他在阿富汗與中亞的大學任教，在歐亞大陸居住與遊歷甚廣，在喀布爾的餐廳用餐時，遭遇炸彈與掃射攻擊而罹難。
書名：《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
作者：拉菲羅．龐圖奇（Raffaello Pantucci）、亞力山卓司．皮德森（Alexandros Peterse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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