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4日星期二

站在史景迁中国明清史的西洋镜前,我们看到了什么?

简介:詹朝霞

作者简介:詹朝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厦门大学(硕士),厦门市社科院鼓浪屿研究中心《鼓浪屿研究》编辑部主任,厦门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著有:《鼓浪屿故人与往事》《鼓浪屿学者》(与洪卜仁合著)《厦门的兴起》(吴振强著 詹朝霞 胡舒扬译)《1922"厦门号"的故事》(阿尔弗莱德.尼尔森著 詹朝霞编译)。本文系作者投稿。
昨日(12月26日),世界著名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先生在美国耶鲁逝世。我有点吃惊,甚至,还有些难过,仿佛故人逝去,从此我再也见不到他一样。实际上,我从未见过他,除了他的照片在网上,除了他的著作,在我的书架上。
他的一整套著作在我的书架上,我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前朝梦忆: 张帒的浮华与苍凉》《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还有几本没来得及读:《中国纵横: 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天安门: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追寻现代中国》。    
仅仅是这样的阅读,就足以建立起一种联系,不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而是仿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著作中发现与重构,在文字中对话与提问。站在史景迁中国明清史的西洋镜前,我们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看到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个王朝灭亡的灰烬是怎样落在一个中囯传统文人士大夫身上。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张岱认为在生与死之间还存在别的可能性。张岱的做法是,不低头、不訾发、不合作,苟全性命于乱世,却不曾虚度余生之每一天——唯一的出路是追忆、是省视、是纪录——在文字中浮现无法逝去的生命之轻。一如三百年后,另一个半球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不同的是,前者苍凉,而后者惆怅,而二者对逝去的岁月眷恋不舍,则是相通的。  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与此同时,是另一个朝代的开幕,对于张岱及其好友祁彪佳之类的明朝遗民无法容忍的"新天地",却是新入主中原者的天堂。首先登场的是康熙皇帝,史景迁以宫中档、密折、朱批等一手原始文献构建了一个帝王的内心世界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没有人不会被他打动。这是第一人称的魔力。康熙在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中成为圣君,成为明君,而他的臣民只能三拜九叩顶礼膜拜,甚至三四百年后的读者,也似乎在他的独白中理解了一个帝王的苦心孤诣。他与宠臣家奴曹寅之间的密折往来,揭示了深掩于重重纬幕之后的宫庭内幕。史景迁对曹寅的兴趣,在于借此探讨清朝包衣制度,内务府运作模式、织造与盐政,京城与苏州等社会经济制度。不能不说他做得高明。当然曹寅之所以被史景迁选中,来作为一个朝代制度构成与运行的标本解剖,当然与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关系甚大。因为,没有人会否定《红楼梦》的伟大文学价值。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小心地绕"楼"而行,通过祖父曹寅向曹雪芹致敬。
如果说从这里我们依稀可见一个王朝的盛世,那么同一时期的王氏之死则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悲惨地狱。1668年至1672年之间,山东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县城郯城,一个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而只能以"王氏"称之的无名妇女的死亡,进入了史景迁的汉学视野。并非因为猎奇,而是一次远距离时空的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考察。康熙之帝王之尊,与农妇王氏之贱构成帝国社会之两极,而袍衣曹寅之荣,则介于两极中间,上接"天子",下驭百姓,以王氏之微贱,甚至都够不上被曹寅之驱遣,而只能在天灾人祸中自生自灭。此三者构成所谓"康乾盛世"之立体构造。其外形为超稳定之金碧辉煌金字塔,其内在为极脆弱之千疮百孔之水蜜桃。史景迁之厉害就在这里。他似乎漫不经意,随手几笔,一个王朝的万千景象便呼之欲出,让我们在他的西洋镜中照见自己,依然存在的消息。
以《郯城县志》、当地官僚学者黄六鸿的个人回忆和官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底座,以文学想象细节为补充,史景迁再现了十七世纪一个微不足道的妇人王氏的死亡。此书一出,颇引起争议,誉之者谓为史学原来可以如此耳目一新,毁之者认为解构与亵渎了史学之正宗表达。毁誉之间轮不上我等小文人置喙,但却让我明白了什么叫非虚构历史写作,而且受惠匪浅。
史景迁对于"康乾盛世"的喜爱显而易见,这一喜爱甚至延续到雍正的"大义觉迷"。这是一次莫须有文字狱,勾连者甚众,顾炎武等江南士人是主要受害者。雍正以其自鸣得意的勤勉亲自制造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史景迁书之,并不带有评论,而读者自会于其中掩卷深思。史景迁对于清朝的兴趣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但是,关于那场以基督教之名点燃的所谓农民起义,我不想说什么。我只知道,太平天国是大清帝国的土壤结出的果,其形状与模样都同出一辙。
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跳出清朝的坑,来看看史景迁反转的西洋镜。第一面是利玛窦(1552—1610)的记忆宫殿,第二面是胡若望(18世纪初,生卒年不祥)的疑问。知道利玛窦的人很多,知道胡若望很少。但二者无形中却形成了一种对照:一个自罗马而来,为传播上帝的福音。一个自中国而去,却因为不知所以行为古怪而被关进了疯人院。
1582年,利玛窦受罗马天主教耶酥会派遣飘洋过海来到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土胜国,其时为大明帝国。历经无数磨难,利玛窦终于得以接近天朝中枢,成为一名可以影响皇帝的"西儒"。通过结交士大夫阶层进入上层社会,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企图自上而下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个东方中央帝国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为此利玛窦不惜着明朝的服装,说地道的中文,向儒生们传授他的记忆秘诀以帮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把教堂建得像本土的寺庙一样,试图通过本土化让上帝降临到这块土地。不能说他不成功。实际上,上海的徐家汇就是这一时期的硕果,而徐光启(1562—1633)的皈依奠定了基础。为此利玛窦的声名得以流传,与其说作为一名传教士,不如说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罗马,直到今日。
直接延续于利玛窦的传教事业,1722年,法国神父傅圣泽将一个叫胡若望的中国人带到法国巴黎,他们之间的协议是包吃包住加船票加20元薪资,只要粗通文墨的胡若望为傅圣泽抄写一些中文文献。但不知契约为何物胡若望一路并不履行他的职责,到达巴黎后更是行为乖张,又擅自跑到奥尔良,烦不胜烦的傅圣泽不知该拿他怎么办,只好与教廷大使把他送进疯人院。而这也正是胡若望的疑问:"为什么,送我到疯人院?"后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1726年,傅圣泽决定送胡若望回国。胡若望带着5年薪水,置办了华丽的衣装,与母亲儿子衣锦还乡。但胡若望的疑问,他并没有得到解答。
胡若望的故事之所以被史景迁注意到,得益于罗马教廷保存完好的档案卷宗。而史景迁之所以注意到胡若望这个小人物,不仅是因为胡是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更因为胡若望在欧洲的经历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始自于之后一百多年之后的鸦片战争。
史景迁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汉学家,一个以生花妙笔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国人。他善于追究人物自身存价值和社会历史投射在个体生命上的痕迹,并从人物命运折射出时代脉搏与社会结构。他的系列著作囊括明清及现代中国之研究,其实是西方眼中的中国研究。他的行文不动声色,娓娓道来,不藏褒贬,只用史实说话,但却了无痕迹,好像出自他一己之口,其实每一句都可以找到出处,有史料依据。每章之后密密麻麻的注释便是证明。这让他备受推崇又不乏争议。他辩解说他当然加入了适当的合理想象。
史景迁其名得自于对历史之尊重,对司马迁之崇敬。史氏之优势在于,与其研究对象有天然的距离,使他得以以他者眼光,从容打量并深刻解剖其研究对象之肌理、脉络与机体。他拥有或阅读了大量的丰富的一手中英文献资料。奏折、实录、朱批、谕旨等等,让许多学者难以企及。
不知不觉中击键如弹,敲下这些文字,算是一次回顾,更是一次致敬,向昨日逝去的史景迁先生。但是我很难相信昨日史景迁死了,因为他的著作依然在我的桌上。只要他沉吟梦忆般的文字萦绕不去,他就不曾逝去。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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