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在台灣，五星紅旗和紅領巾意味著什麼？〉
在台灣展示五星紅旗是台灣最美的風景嗎？
有台灣民眾在國發會「提點子」提議增設刑法條文禁止中國五星旗在台灣公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該提議通過五千人次附議門檻而成案。提案人認為，近十年來在台灣各地越來越常見到中國五星旗，台灣人民對五星旗的出現變得毫無危機意識，將使中國達到統一台灣之效果。
然而，法務部回應說，此提案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意旨，不予採納，無後續規劃。法務部指出，如果強行增訂（刑法），則自由權利遭受侵奪人民因司法機關無權解釋，以致救濟無門，或法律因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導致欠缺實效性，而淪為具文。
台灣已經解嚴三十年，經歷了兩輪政黨輪替，表面上看民主制度趨於鞏固，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台灣的司法系統尚未完成民主化和轉型正義。法務部以言論自由為幌子為五星紅旗保駕護航，罔顧台灣自身的國家安全，也不理解五星紅旗象徵著反人類、反人道的中共極權政府這一本質。
法務部的觀點似乎顯示，法務部搖身一變成了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鄭南榕；然而，鄭南榕生前清楚地知道，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不包括保障那些戕害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的言論——如果保障後者，就意味著民主制度自掘墳墓、自取滅亡。威瑪共和國就是如此被納粹帝國顛覆的。
更有甚者，台灣的紅色宣傳機構《中國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容忍拿五星旗遊行，台灣最美風景〉的社論，社論指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錢永祥提出發人深思的問題：該不該容忍路上有人拿五星旗遊行？他給出正面答案，認為如果不能容忍，台灣三十年來的民主化就是假的。在當前的政治環境與網軍四處出征的社會氛圍下，錢永祥提出這樣的主張需要一些勇氣。」社論認為，真要防衛民主，就必須實踐胡適說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守住價值多元理念，如果守不住，民主就會慢慢變質，敵我意識越來越強，政治性制度就會變成壓迫性的制度。
此種論點顯然是對胡適理念的肆意歪曲。胡適所說的寬容，顯然不包括對暴政的寬容，因為寬容暴政就是坐視民主的淪亡。《中國時報》的社論認為，禁止五星紅旗在台灣飄揚是製造「敵我意識」；然而，寫作該社論的作者刻意迴避的真相是：「敵我意識」不是台灣人造成的，而是中共原本就將台灣當做敵人，用兩千枚飛彈對準台灣（台灣並未將同樣多的飛彈對準中國），不是敵人又是什麼呢？這篇《中國時報》的社論貌似客觀中立，甚至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其實是顛倒因果、混淆是非，其目的乃是消滅民主自由，為中共侵略台灣鋪路。
五星紅旗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幟，五星紅旗的背後，是共產極權主義觀念，也是中國三千年不變的「天下帝國」觀念。五星紅旗在哪裡飄揚，哪裡就是戰爭、屠殺、獨裁、專制，五星紅旗在台灣飄揚，不是台灣最美的風景，而是台灣民主遭受威脅的警告。若以言論自由來為五星紅旗辯護，不啻於重演東郭先生和狼以及農夫和蛇的故事。
在中共製造的準戰爭狀態之下，台灣的法律學者、司法機構、政府部門和普通民眾，都應當具備枕戈待旦的心態，抵抗各種方式的紅色滲透。任由中共的五星紅旗在台灣處處飄揚，勢必瓦解台灣民眾的主體意識和主權觀念，這是一種可怕的溫水煮青蛙的戰略。有朝一日，當共產黨軍隊在台灣登陸之時，台灣人也就對五星紅旗見怪不怪了。唯有拒五星紅旗於島外，台灣人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為什麼受過納粹和共產黨荼毒的國家，都禁止公開展示納粹和共產黨標誌？
若干受過納粹和法西斯荼毒的國家，如德國和奧地利，都有明確的法律禁止傳播納粹的意識形態和符號標誌。即便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為納粹的種族屠殺政策辯護，也屬於犯罪行為。此類法律不僅管轄德國和奧地利本國民眾，也對進入其境內的外國公民具有管轄和制裁權。
一九八九年，英國歷史學家艾文（David Irving）在奧地利發表演說，宣告「奧斯威辛集中營沒有毒氣室」、「集中營的六百萬猶太人沒有死去」和「納粹大屠殺只是神話」等。他又花了十三年時間，撰寫《希特勒的戰爭》一書，表示希特勒對大屠殺所知不多、從沒有下令殲滅歐洲猶太人。二○○五年，艾文入境奧地利時被警方逮捕。二○○六年，奧地利法庭判歐文否認納粹大屠殺罪名成立，入獄三年。
若干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的蘇聯前「衛星國」，在獨立和民主化之後，也紛紛制定嚴格的法令，禁止傳播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公開展示共產黨的旗幟等標誌。比如，拉脫維亞尤爾馬拉市法院曾做出裁決，對一名在公開場合揮舞蘇聯國旗的男子處以二十歐元罰款。此前，當地舉行拉脫維亞獨立慶典活動，這名男子的公寓住宅距離舞台很近，他打開窗戶，向外伸出蘇聯國旗揮舞。他表示，這是其言論自由的表達。
但拉脫維亞早在二○一三年即通過法律，禁止在公開場合展示納粹法西斯及共產黨的鐮刀、錘子和五角星標誌。法律還禁止在公開場合吟唱蘇聯國歌和展示蘇聯國旗、國徽，違法者會受到處罰。這名男子受審並繳納了罰款，罰款雖是象徵性的，該案例對那些懷念蘇聯共產黨統治的人是一個警醒。拉脫維亞的鄰國立陶宛也實施類似法律。從蘇聯獨立出來的烏克蘭和喬治亞等國（他們仍受到俄國的威脅），以及波蘭、匈牙利等前東歐共產黨國家，也先後立法禁止在公開場合展示共產主義標誌。
如果按照錢永祥、龍應台（龍應台曾經說，在台北國家大劇院上演文革樣板戲是台灣言論自由的驕傲）、《中國時報》的邏輯，以上那些禁止納粹和共產黨標誌的國家，難道都是缺乏言論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的國家嗎？或許，某些親共人士和左派份子認為，不能將共產黨政權與納粹、法西斯政權相提並論，共產黨沒有納粹、法西斯那麼壞。他們對前者避之唯恐不及，對後者卻要大愛包容。
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屠殺的無辜民眾的數量早已讓納粹和法西斯望塵莫及，中共政權在新疆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就是跟納粹同質的暴政。當中共沒有錢的時候，大肆殺戮本國民眾；當中共有錢的時候，竭力戕害全世界的言論自由。台灣民眾必須摒棄此類似是而非的思維，因為台灣所受到的中共政權的戰爭威脅，並不比烏克蘭、喬治亞等國受到俄國的打壓小。台灣遲遲不願立法禁止五星紅旗，是對自身國家安全的嚴重忽視。
在台灣，阻止親共人士在公共場合展示五星紅旗，不應當只是寄希望於修改刑法，以分裂國土罪制裁；而要上升到以反人類罪的國際法制裁的高度，讓此類共產黨的爪牙在台灣島內和民主世界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五星紅旗背後的中共政權七十年來製造的人權災難，完全符合國際刑事法院所界定的「危害人類罪」或「反人類罪」（即「違反人道罪」）。
於二○○二年七月一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中，該罪名的定義為「那些針對人性尊嚴極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構成的事實。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發的事件，或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滅絕，人體試驗，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為」。
中共這個組織自一九二一年建立以來，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其奪取政權以來，所犯下的此類罪行罄竹難書，這些罪行都是在五星紅旗之下展開的，五星紅旗如此骯髒、如此血腥，這面旗幟讓所有具有良知的人感到憤怒和作嘔。台灣雖然沒有直接受到這面旗幟的戕害，但這面旗幟一旦在台灣四處飄揚，台灣就會被恐懼和邪惡所吞沒。
戴紅領巾的，是法學家，還是法盲？
中共的兒童組織名為少先隊，少先隊員都要戴紅領巾。中共聲稱，紅領巾就是五星紅旗的一角，所以紅領巾與五星紅旗一樣神聖。
號稱「台灣法學家」的八十二歲老人邵子平因為得到中國南京的戶籍和身份證，被台灣內政部移民署依法廢止台灣戶籍。邵子平質疑此舉「違憲」，損害其經濟利益和踐踏其政治權利，表示將返台對移民署提告。
台灣是法治國家，邵子平當然可以用法律捍衛其人權。但是，他應該知道，是他自己選擇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同時也就放棄了中華民國公民的身份——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沒有「公民」，只有奴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至死也沒有爭取到公民的地位，上百萬被監禁在集中營中的維吾爾人也是如此。
二○一八年曾獲民主進步黨提名參選桃園市議員的魏筠，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魏廷朝的女兒。她在臉書撰文為邵子平鳴不平，不忍輿論「標題殺人」，將邵子平指為另一個「黃安」。魏筠表示，邵子平的國籍是時代悲劇。「邵子平是統派沒有錯，但是他熱愛民主自由，他希望中國大陸也有一天能夠真正民主。」
雖然魏筠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因為父親魏廷朝的關係而與邵子平有往來，但我並無法認同這樣的辯護。道理很簡單：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怎麼會向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卑躬屈膝並接受中共的「包養」呢？中共賞賜給邵子平的南京戶籍，是數億中國的「低端人口」夢寐以求且求之不得的「高等華人」的標誌。
我看到中國官方媒體上發表的一張邵子平笑容可掬地接受少先隊員給他佩戴紅領巾的照片，他不可能不知道紅領巾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少先隊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鋒組織，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授權領導的群眾性兒童組織。〈中國少先隊章程〉中對中國少先隊的表述為：「是中國少年兒童的群眾組織，是少年兒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預備隊。」換言之，戴上紅領巾，就表示成了黨的預備隊。
共產黨不會輕易將紅領巾送給不信任的外人。在中國，若有人對紅領巾稍有不敬，立即會受到嚴厲懲罰。中國一名「快手直播」的唐姓女直播主「宜賓盈盈」，日前因為發出一則「戴紅領巾捕魚」的影片，遭四川榮縣公安局以「嚴重褻瀆紅領巾象徵的愛國先烈」為由逮捕，並處以行政拘留與罰款。可見在中國，紅領巾擁有國旗一般的神聖的地位。
近年來，在習近平「從娃娃抓起」的指令下，少先隊的工作得到大大加強，甚至負擔起對台灣統戰的任務，由各地少先隊出面安排台灣小學生到中國「文化交流」。台灣許多小學不知是計，一不小心就踏進了陷阱。承平太久的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此類「靜悄悄的滲透」視而不見，這種若無其事的心態才是最大的危機。
當未來有一天，成群結隊的戴著紅領巾的孩子在台灣大街小巷奔跑的時候，台灣的主權獨立就危在旦夕了。然而，即便少數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評論人，在撰文揭露這個問題時，因為對中國的隔膜，居然將「中國少年先鋒隊」的簡稱「少先隊」寫成「少鋒隊」。
一個睿智的法學家不會輕易被人家在脖子上套上紅領巾，這是「自願為奴」的記號。這個舉動說明邵子平不是合格法學家，而是法盲。邵子平與楊振寧、陳映真等人一樣，蒙上「愛國」的遮羞布，欣欣然地奔向中國，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諸多人權慘劇熟視無睹，他們貪圖的無非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共產黨對高級統戰對像一定會送上嬌嫩的女子、高樓大宅以及紅地毯、聚光燈的榮譽，誰又能抗拒呢？對於這樣的叛國者，台灣政府當然有給予嚴厲懲罰，而不能放任自流。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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