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报道：戴自更已失去自由，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戴自更说自己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说：“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戴自更说自己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说：“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新京报社社长。2003年，创办新京报并担任社长，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
新京报就是戴自更的理想，也是他的事业，尽管这12年里他形容为历经诸多“关乎生与死”的时刻，但最后还算走得顺当，从未动摇他办一份真正报纸的决心。
在办报这件事上，他一如既往地“拧巴”，极少妥协：“说真话，讲真相，回归常识。”这种特性，也让新京报开传媒时代之先河，收获了不少赞誉。
但回顾过去，每每谈到激动时刻，他又会流露出一丝和年龄并不相称的羞涩。
10月26日夜，微凉，新京报5楼的办公室里，老戴说起最近让媒体人焦虑的“转型”，除了对内容的自信，他的语气还有些悲壮。传统媒体时代的消逝如此之快，让人错愕，而新的介质又未完全被驾驭，总需要新的人来做新的事。
在这样一个混沌时期，他提到了一个词——“人梯”。“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新京报：在办报的12年里，你的初心是什么？
戴自更：初心很简单，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新京报：这和你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吗？你曾受到怎样氛围的感染？
戴自更：投身这个行业，确实是受到法拉奇等一代新闻人的影响，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记者的职业很崇高，可以改变很多。还有埃德加·斯诺、范长江、获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等等，他们去一个地方，告知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对社会、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
新京报：这初心从办新京报到今天，有变过吗？
戴自更：没变过。我始终认为，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揭示和还原事件真相，提供有价值的、有趣的新闻信息，不要有任何虚伪和矫饰的东西。媒体是一个正常社会生态链上应有的一环，它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监督权。这一定位要求媒体是理性的、基于常识判断的。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新京报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戴自更：我觉得多少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还是有所成绩的，否则也不会有目前的影响力。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新京报还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新京报：2003年，你40岁，打算创办一份新报纸时，最希望能做到什么？
戴自更：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媒体工作时，无法实现这种目的？
戴自更：感觉在之前的媒体，很多应该信奉的新闻专业标准并不被重视。看到的明明是这样，报道出来可能是那样；明明是常识，结果变成了绕口令；该报的不能报，不想报的要报，这个太让人难堪。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纠结，没有尊严。我觉得有时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谨慎过头和惰性使然。
新京报：那时传媒界的局面和氛围是怎样的？能感受到的最让你觉得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戴自更：当时媒体环境比较宽松，都市报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在广州时，订阅了南方都市报，感觉比较犀利又贴近现实，新闻操作跟我理想中的比较接近，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使用的版面语言，包括一些大型策划，都让人觉得惊喜并恰到好处。我好像找了很久，蓦然回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因此对南方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和信任。
新京报：你当时是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创办一份全新的市场化媒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改革者？还是其他？
戴自更：从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改革者，也确实想办一份不同于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作为新京报这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创办人，我算一个开拓者。
我和我的同事遵从这个理念，改变了传统报纸的形态，后来一些都市报甚至全国性党报，从版面架构、版式风格、到新闻操作手法、报道角度，都有新京报的影子，可以说新京报对中国报业的进步是做出了贡献的。
新京报：你本人的个性，譬如别人经常提到“拧巴”、理想主义，这些在你办报的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
戴自更：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讲一个创办过程中最让你感慨的故事吧。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办报是“找死”。他们根本不了解都市报，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报纸比南方的要落后一个级差。印象较深的是，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新京报：当时会考虑到成败吗？
戴自更：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新京报：回顾新京报走过的12年，你觉得有哪些重大节点或是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因为经历得多，现在回顾，我还觉得报社的发展整体比较顺当，因为那些遭际都来自外力，报社内部的发展一直很平稳，尽管艰难困苦数不胜数，但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步伐也是坚定的。
新京报：你曾说，适度的冲撞，对办报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拓展，怎么理解？
戴自更：任何规则都是依据一定阶段的实践制定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些规则可能已经不适应了，这样就需要“适度的冲撞”去突破，证实它的不合理性，这其实是改革的一种方式，办报也是这样。“适度的冲撞”的存在，对促进媒体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冲撞”必须有相应的前提条件作保证，否则会招致麻烦。
新京报：这些博弈和冲撞带来的成效是什么？
戴自更：使新京报的特色更加鲜明，同时提升了我们新闻操作水平和把控能力。12年来，新京报成千上万的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发生一例事故，证明这种冲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
新京报：怎么定位新京报的存在价值？
戴自更：一些人问我，新京报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把这个国家看成一所房子，媒体也是家庭成员，其中一些成员把眼睛蒙起来，一味地说好，还有些成员对什么都不满，想把这所房子拆了或者烧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家里把环境搞好一点，苍蝇、蚊子少一点，家里的人能平等相处，公平分享权利。我们不断地发声、提醒，是希望引起家长们重视，让住在里边的人能舒坦一点。
新京报：办报会经受煎熬，甚至要面对误解和敌意，孤独和痛苦。你有这种感受吗？
戴自更：有的痛苦其实还真不好跟人讲。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时代也不一样。一份报纸，12年来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客观报道，坚持说真话，是不太容易的，但我们做得还不错。该说的话基本说出来了，尽管有时候讲的不那么直白，该报道的也基本报道了，虽然够不上“报道一切”。我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当你过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再翻看这份报纸不会感到脸红，没有出尔反尔的东西，没有丧失尊严和理性，没有讲过假话，这样就对得起自己了。我不认为一份报纸的品格与办报人的人格是可以分开的。
新京报：你的朋友说，因为办报，你也得罪了不少人，失去了很多。
戴自更：得罪人肯定有。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很多人找来，有各种关系，如果都应承，报纸就没法办了。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除了上级主管领导，谁来说情一概不理，这样当然得罪人。中国是人情社会，你不给人家面子，别人当然觉得你不近人情，久而久之朋友来往就少了，不过这样生活也特别简单。等哪天退休了，我挨个去向人道歉，看看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新京报：就没有过妥协的“特殊时刻”吗？
戴自更：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任何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这么做值得吗？
戴自更：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吧？我想新京报能够走到今天，并小有成就，与我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自己不以私废公，报社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普通的采编人员，也都坚持遵行，报社的风气就很正，形成了良好的职业自律。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何况是自己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报社这份工作是有些苦、有些抑郁，但也满足了我不少欲望：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然日常也够养家糊口，我觉得是痛并快乐着。
新京报：现在，你觉得新京报的“初心”还在吗？
戴自更：这种初心已经融入企业文化中，尽管现在提及的时候少了。但每当重要时刻，这种“初心”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像不久前我们在天津港爆炸的采访中，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既有已在新京报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也有刚刚入行的90后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职业态度、奉献精神，完全就是“初心”的诠释。
新京报：这12年里，你从报纸的成长里感受到的喜悦时刻有哪些？
戴自更：前两天，与台湾的媒体同行交流，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新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感到很高兴。
每次有人肯定、夸赞新京报，都会感到喜悦。其实作为这份报纸的创始人，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培养了一批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精神、有专业能力的媒体人，他们无论还在报社或者已经离开，我想新京报三个字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打上了烙印。
新京报：去年社庆时，你说“为了我们钟爱的事业，愿意赌上一切”，听起来有些悲壮。
戴自更：媒体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优胜劣汰大潮汹涌。改变自己，顺应潮流，也许有存续的机会，否则将退出舞台了。报纸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继续辉煌，相反曾经的辉煌可能是转型的包袱。一边是钟爱的事业，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中间隔着一条危机四伏的河流，止步不前注定死亡，贸然渡河存亡难卜，何况河对面的情况看得并不是很真切。这样的环境、现状，是有些悲壮。
新京报：哪个时刻让你深切感受到传播形式正在发生改变？
戴自更：2009年吧。这之前所有的门户网站，包括一些新媒体产品，都没有动摇我办百年大报的意志。但微博出现后，陈彤（时任新浪总编辑）向我示范怎么用微博，我感觉报纸的危机正在来临，我也把这种恐慌告诉了同事。
新京报：为什么会恐慌？
戴自更：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的时代，报纸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自媒体的出现，让专业媒体不再垄断传播渠道。冯小刚就说过，有了微博，他也可以办报纸了，自己想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可以掌控，也不会被媒体误传了。我之前拒绝开微博，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
新京报：各类新兴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感觉传统媒体人进入了一个困惑期。
戴自更：传统报纸的运行方式是清晰的，做好内容，稳定发行，刊登广告，三位一体。新媒体情况下，做好内容，不一定有传播渠道，更不一定招来吸引广告，这三者是割裂的。做内容有前途，这毫无疑问，但内容怎么变现？怎么和经营结合？直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例成功的。我的后面有条路，我的前面没有路。怎么不困惑？
新京报：和其他传统媒体人有过关于转型的交流吗？
戴自更：有过，都比较茫然，相比之下，我们还算有些作为。一是清晰地断定必须让原创优势和强势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嫁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创建新的媒体平台。二是有比较强的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知道吸收外来的技术、产品，去寻求点上的突破。但是全面转型确实条件和实力都不够。
新京报：所以说，大家对改变有共识，对怎么变却迷茫？
戴自更：对。大家觉得不改变肯定死，改变也不一定能活。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尝试，利用已经积累的一些采编资源、经营资源，做一些看准的、想做的事情。
新京报：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逝，作为报人，不会让你遗憾吗？
戴自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历史总是这样不断地向前。遗憾尽管也有，但是这是规律，不能也没必要抗拒，只能迎接。我选择了、努力了、坚持了，和这么多人一起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就够了。
新京报：对你来说，现在也是新京报的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也是一个艰难时刻，可能比以前遇到的还要艰难，至少以前的方向是清晰的。不过我还是相信报纸自身也是有前途的，据说日本的《读卖新闻》现在还有900多万的读者。当然如果新京报转型能够成功，顺利进入全媒体时代，更好。
新京报：转型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尝试？
戴自更：从12年开始，我们就在新媒体方面做了一些布局，也有一个规划，就是用我们的原创优势与技术和传播渠道进行嫁接，创建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如“热门话题”、大燕网、动新闻、微信矩阵等，都有一定的市场前景。此外我们也尝试提高版权的价格，逐步让原创内容不至于只是成为他人网站的奶牛。
新京报：做原创真的可以找到未来之路？
戴自更：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有价值的、特别是原创的新闻资讯总是需要的。
从这个角度看，做原创内容肯定有前途，现在很多资本选择原创内容，也验证了这一点。当然做原创内容，尤其是做适合互联网传播的原创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传统报纸的原创内容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篇稿子放在报纸上，可以滥竽充数，在精准阅读的新媒体中，是原形毕露的，其影响力是根据数据来评价的。这方面对我们传统媒体人是巨大的考验。
新京报：说说未来吧，你觉得新京报的未来在哪里？
戴自更：无论传播介质如何改变，媒体和媒体人的精神不能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美好的信念不能改变。未来，什么都有可能改变，但唯有理想不变，这是今年社庆的广告词，说得很形象。
新京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戴自更：鲁迅有句话我很喜欢，“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过去12年，作为新京报的掌门人，这是我行为准则的座右铭。我更多的是承担起责任，领着大家义无反顾地去创新、开拓、尝试。遇到挫折了，招呼大家抱团取暖。接下来，我将更多地做好“人梯”，帮助年轻一代媒体人去实现属于他们的梦想。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罗婷 编辑 李天宇
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戴自更：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如果考虑到现有的体制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我觉得还算比较完美实现了我个人的理想。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戴自更：办一份能够忠实记录这个时代、对得起读者的媒体。这份报纸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看，哪怕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感到脸红，不惭愧，就是真正的媒体，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支撑我从2003年走到现在的就是这个。
新京报：对你和新京报来说，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怎样的？
戴自更：最难的还是新京报的出生，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新京报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新京报：关于事业，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戴自更：还是这帮人跟这件事本身。前后差不多有近2万人在新京报工作，这家报社也坚持了12年，这让人感到珍惜。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戴自更：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心境。
戴自更：从容。理想还是大部分实现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了10年或更多时间做一件事情，小有成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新京报：对新京报的大家，说一句话吧。
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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