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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天安门遇到了很多人，”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说。“这件事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但随着中国政府影响力的增强，这些记忆最大的储存载体之一——香港的出版业——正面临危险。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记录天安门事件和中国历史上其他重要时刻的人担心，他们很快就会被赶出这个行业。
“独立出版已经沦为一种非营利性的活动，目的是保存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回忆录和回忆，”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说，“否则它们就会消失。”
香港曾出版过大量关注中国近代史和共产党政治的书籍，其中既有使用笔名、没什么事实依据的粗制滥造之作，也有知名作家备受尊敬的分析研究。香港的书籍和杂志往往是共产党高层人士泄密的首选地点，被解职的大陆官员也会在那里推出回忆录。
[一名学生目击者拍摄的天安门广场抗议照片。]
多年来，香港出版商在中国大陆读者中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这些读者想读到在大陆找不到的书，并且偷偷带回去。但由于边境检查更加严格，香港经销商和零售商店在大陆控制下的合并，以及独立书商的失踪和监禁，该行业已出现下滑。
“作者害怕出版。出版商害怕继续做生意。经销商也在害怕，”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书店正在减少，那里的人们也感到害怕。当然，买家也是如此。这是对出版业的全方位攻击。”
新世纪出版社上周出版了《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一书，是共产党在1989年的决策过程中的声明与讲话集；还有一本资深记者戴晴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分析；以及参加了天安门绝食的学者周舵的一本回忆录。这三本书对鲍朴来说特别重要。现年52岁的他1989年在北京读大四，他的父亲是因支持政治改革而入狱的最高级别共产党官员。
“我在天安门遇到了很多人，”鲍朴说。“这件事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
[新文件揭露天安门镇压背后的权力博弈。]
鲍朴说，新出版的三本书——该社今年只出版了这三本书——需要付出非同一般的努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出这样的书。
鲍朴说，出版社以前每月都能出版一本书，但是由于各种阻碍，它已放慢了步伐，包括失去在香港长期合作的印刷商宏亚印务(Asia one)，该公司于2016年切断了同新世纪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解释，他们就说，‘我们不想再跟你合作了’，”鲍朴说。宏亚董事总经理刘文邦(Peter Lau)否认有任何政治压力，但表示不记得该公司为何停止与新世纪的合作。自那以后，新世纪一直与香港以外的印厂合作。
中国对外部出版物采取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它立即对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资料进行打击。当前这项名为“南山计划”的工程始于2010年。边境检查加强，防止旅客携带书籍。被抓到的人会被没收书籍并受到警告。
周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控制着三家连锁书店，占香港出版市场的70%，该集团的最终控制者是中国财政部。公司否认财政部在其决策过程中会施加政治影响，但在他们的书店里，批评中国领导层的书籍要么被藏起来，要么根本不存在。
人民公社书店是寻找这类书籍的中国大陆读者的港湾，它的街头招牌上印有毛泽东戴解放军军帽的形象。去年，它试图将自己重新包装为咖啡馆，但以失败告终，最后书店也关闭了。店主邓子强(Paul Tang)否认受到任何外部压力，将书店关门归咎于顾客和出版商推出的新书都在减少。
过去几年里，中国官员逮捕或拘留了几名香港媒体工作者，其中包括2013年被捕的出版商姚文田，以及2014年被捕的杂志记者郭忠孝和王建民。
2015年，出版有关中国政治八卦书籍的巨流传媒及其关联零售商店铜锣湾书店的几名员工失踪。
今年早些时候，前书商林荣基逃离香港，前往台湾，因为他担心，根据香港政府正在考虑的新引渡法，他可能会被遣送到中国大陆。“我很害怕，”他说。 JAMES POMFRET/REUTERS
中国当局表示，这些人是自愿前往大陆协助调查的。但另一位被拘押的书商林荣基在获准返回香港后透露，他曾遭单独监禁，并被迫承认非法销售图书。
今年4月，林荣基逃离香港，前往台湾，因为他担心，根据香港政府正在考虑的新引渡法，自己可能会被遣送到中国大陆。
香港新闻自由组织对引渡规定的修改提出了批评，称这将使香港记者和出版商面临大陆方面有政治动机的指控，进一步侵蚀香港言论自由的基础。
不过，王亚秋说，像鲍朴这样的人还在继续工作，一些香港出版商不打算悄悄离开，这让她感到鼓舞。
“我看到那种精神还在，”她说。“这个体系更加强硬，但是不管看起来有多么无望，人们仍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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