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血泪,刻骨铭心
——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
胡正华
我家世居四川珙县孝儿镇(原宝山乡)桐梓村。解放后,大哥分在城关任小学校长,二哥分在孝儿粮库任仓库主任,我分在孝儿区公所任会计。我们三兄弟都很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心情舒畅,思想纯洁,与同志们同心同德的工作。我每年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并常常得第一、获先进荣誉及物质奖,1952年入了团,常上党课和生活检讨会,意在培养入党。
1957年县里整风大鸣大放期间,区里十分平静,仍正常的工作学习,不久县人事科下文把洛表乡文书吕凤笙调到区里任副区长(提职不提薪),他工资低于我们,有嫉妒的表现。他有一贿上排下的肮脏手段,不久便主持区委工作。小人得势便猖狂,他把通讯员当他个人奴婢使用,使其端茶倒水、洗脸洗脚随叫随到,作风十分恶劣。有不如他意时,动辄就要训斥人,酷爱整人。所以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我就是和他搞不好关系,于是他就诬告我贪污。县检察院调查做了结论:不符事实。他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于1958年4月20日早上通知全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区开会,会场四周壁贴满了很多质问我的大字报,诬我反对党的领导等莫须有的罪名。我立马驳斥说,我全家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五体投地崇拜毛主席,说我反党有啥子依据?我一直打顶板,他们就按我的头,撮煤炭坷垃倒在我站立的脚下,令我跪下,我不跪强行按倒。他们还说我们三兄弟都站在反动立场,完全是根反动藤上的瓜。好话歹话都由他们不负责任的乱说。我扪心自问,忠心耿耿的克己奉公的为了党的工作,尽了最大努力,应该说有功,反得到这样的一个右派罪名,真是使人伤心落泪,觉得很不值。批判后叫我真是难受极了。
我1979年被改正的,改正后一直工作至1992年4月底退休,工龄43年。我于1961年结婚生了子女5个,工资由26元,至1979年改正时才涨到40元,改正恢复工资45元。说明20多年才调14元比原工资少5元。这么低的收入在一系列的(特别文革10年)批斗中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孩子的吃穿用上学等开支,可想而知的困难,但极左分子们还不准家属找点钱补充一家人的开支。一次妻子生点黄豆芽拿去市场上卖,都被极左分子抄了,还指责说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逢赶场日还强迫我挂起牌子在街面上设摊当众写反省。在这暗无天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有痛苦的忍受,只有无声的呐喊:这叫什么社会啊!
我大哥胡富棋整风期间没鸣放,有人画了个瓶子揭发他说他守口如瓶,对整风态度不端正,有人说他爱看报纸的副版(右派的言论多)就是右派立场,和反动历史(即宝山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挂勾,当时上级说的交待了就既往不咎,而今又出尔反尔,把他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并抓去劳教,于1962年回家时妻子已饿死了,女儿无吃无依靠带着她弟弟出嫁了,结局很惨。
二哥当时是县粮局经理股长,1956年肃反时被报复性诬告,批斗了一年多。调查清楚后,由县长当众平反。在1957年整风期间,他心有余悸,也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工作至91年退休,但县委书记叫他献余热去建磷铵厂,又介绍他入共产党。磷铵厂建成后,又派他去机关工委工作,至79岁还未下岗。
十年文革我们三兄弟都是雪上加霜,戴上大牌子捆绑关押,游街示众,在关押期间甚至有些从不相识的人都来打骂,甚至过春节都不准回家与妻儿团聚。我认为没经过法律程序就这样随便加害于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我都没见过。我受到非人的待遇和长期羞辱真是伤心血泪,刻骨铭心!
回忆自参加工作以来遇上三次生命危机,一是征剿匪时暗枪难防差点被打死了;二是三年大饥荒差点被饿死了;三是10年文革中差点被折磨死了。现已满80岁,身心多病、创伤难愈,又无钱医治,渴望党中央给我们解决冤枉22年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补偿费,以便医好伤痛,过好晚年,否则我会死不瞑目。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