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钩沉 
图为作者
“大革 文 化 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回避这段历史疮疤。
这场“革命”，党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内乱”，仔细想一想,还可以叫做“一场全民的大荒唐的悲剧”！“你方唱罢他登场”的闹剧！我们亲身经历这场悲剧的人，如果不把它记下来，就愧对后代子孙！“忘记意味着重演”！
我们说它是全民的“大荒唐”！因为人们好像都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分析和理性判断！略举几例：
先说它无缘无故地给自己制造了多少“敌人”：
从高层说：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绝大部分的中央委员们，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的部长们，各省、市的省市委书记和省市长们，各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们；
从基层说：下至农村公社的书记、社长们，工厂车间的主任们，各企、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们，大学、中学、小学的校长、教授、教师们，……全被打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知识界的学者则全被打成“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等，他们被“打翻在地，砸烂‘狗头’，踏上一万只脚，永远不得翻身！”……
一个国家、民族，在数日之内，无缘无故地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阶级敌人”，他们被逮捕、“专政”、下狱、抄家、批斗中的人格污辱，酷刑的折磨，这还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那时，被“造反有理”煽动起来的“红卫兵”孩子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对他们的恩师，长辈，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几个人一合计，不经过任何法律，立马可以去逮捕、批斗、抄家。政法部门都被他们搞瘫痪了，有一段时期，连交通警察因为造反，交通都没有人指挥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无法无天的世界！这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人们好像都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方式和理性判断。早在“文革”之前，各大报纸已经在报头旁边每天刊登一张毛主 席像和一条“语录”了。文革发端之初的某一期，《陕西日报》照例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毛 主 席像和一段语录。第二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着太阳看，报纸反面的“纸老虎”，正好套在正面“毛主 席”三个字上。造反派们，便说诬蔑毛 主 席是纸老虎，居然能够动员起三万人，围攻陕西日报社，要求揪出罪魁祸首。不用想就可明白，有谁看报纸会对着阳光看报纸的反面？有哪一个反革命会用这种办法去诬蔑毛主 席？
“辽宁日报”报头的四个字，是毛 主 席手书。行草有断笔的地方。造反派不知道怎么分析出来的：从断笔的白空行的线条间找出中间有“秘潜今怒”四字，说这是一条反动标语。即反动派要秘密潜下今天的愤怒，将来要翻天反攻倒算。他们把这个报头复印放大，要大家分析。我仔细看了，横看竖看，正看反看，怎么也找不出来这四个字。可是几千人围攻辽宁日报社，批斗社长、总编，工厂制版的车间主任。不用仔细想，连放大了的版面都找不出来，有哪个反动蠢蛋，会用这种办法制作反动标语？不是发神经嘛！
文革期间沈阳演出过一个话剧《南泥湾》，其宣传海报上画了个一个锄头和一堆土。造反派从这个图案的笔划中找到一句反动标语，复印多份，广为散发，呼吁揪出制作海报的反动分子。不够荒唐吗？
北京美术馆举办一次革命题材美展，迎门的一幅大招贴画，画的是“你追我赶”，画面是一群人推着小车举着红旗从右往左前进(送公粮)，红旗旗梢向右飘，被批为“西风压倒东风”，这还不足为奇，有一个人居然从画面背景的“苇叶”中“组”出“蒋介石万岁”五个字来！画家被斗被捕，那是当然的事情。
1962年我写过一篇《风雨三人行》的短篇小说。故事是三个人夜遇大雨，大河涨水，往东、往西、往南都找不到路。往北走，找到了一条小道，得以摆脱洪水的围困。批判我时，造反派上纲说：北面是苏联，说我是要搞修正主义学习苏联！又是妄想式的荒唐！
有人写诗“水流千里归大海”，说是‘向往台湾’！“太阳落山了”是影射攻击毛主 席（因为毛 主 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人说，他家的火炕刮西风好烧，刮东风倒烟，说这是攻击“毛 主 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因此他们就变成了是阶级敌人！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无限“上纲上线”，人们都失去了理性和正常的思维方式，岂不是大疯狂、大荒唐吗？
“大 革文 化 命”到底制造了多少“敌人”，没有确切统计。粗略地说，有五大批：
第一批：即“大 革文 化命”的第一个阶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制造了一批。在这个阶段，旧社会参加过会道门的，在伪政权任过小职员的，历史或政治上、出身成分上有过“污点”的，演过旧戏的，甚至人们叫做“破鞋”男女作风有问题的……红卫兵把“破鞋”串起来挂在她们脖子上“游街示众”；这次“横扫”，盲目地说在全国也扫了数百万之多！
第二批，因为在第一阶段，孩子们闹得无法无天，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刘少奇到杭州征求了毛主 席的意见，建议向学校派“工作组”以控制混乱局面。后来说这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段祺瑞才镇压学生呢”，于是“工作组”成员都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简称“资反路线”）被打倒了；
第三批，是“走资派”们。按照当时的“逻辑”，凡是掌了权的，就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注定是“走资派”，可以设想：各个国家机关、大中小学、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有多少人被批斗？在“大革文 化命”中，人们天天唱着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直到“革命”结束，也没有定出个政策：什么样的人才是“走资派”？这是最大的一批“敌人”。
第四批，是“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直到现在谁也说不清什么是“五一六”分子）。这一批制造了多少敌人，没有办法统计！
第五批，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阶段，查历史不清楚的“假党员”、凡是在地下工作中被捕或坐过敌人牢狱的，注定是“叛徒”，或家庭成分历史上有问题的（比如家里开过小杂货店，是小业主）；也被清查斗争；
第六批，是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们。他们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对方是“保皇小丑”。在夺权斗争中，“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喊着同样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彼此进行血腥厮杀。这也是一段大疯狂、大荒唐！江青提倡过“文攻武卫”，实际是在鼓励武斗。红卫兵们到军队仓库抢武器，除了飞机没有出动，辽宁抚顺市在武斗中，坦克都上了战场。已经是“全面内战”了，还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为了抢占沈阳一个医院的阵地，一次战斗就伤亡数十人，全国牺牲了多少“小将”，没有人统计过，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这六批被制造出来的“敌人”，（除了小将），当时习惯分为九类：即“地、富、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界精英）”。这九种人被关押、批斗、酷刑折磨——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除了本人，还诛连了这七批人的家属、再加上他们的亲朋厚友，有上下级关系者，被诛连者约略估计，约略估计也有千万之巨！
有造反派提出“打倒一切”，“一切”当然包括他们自己，果然在“革命”后期，“四人帮”及其爪牙也被打倒了。
人们形容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执政党自己号召群众把自己的政权搞瘫痪，岂不是丧失的理智的大疯狂、大荒唐吗？！
我们还可以列出两批敌人，即第七批：就是“亲密战友，写进党章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出事以后，轮到“响当当”的革命派军队干部了！在部队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时，其骨干分子和贴边粘线（有上下级关系）的人，被清查的也不在少数！这一批人，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我们可以不算在被打倒的“敌人”之内，但算是“第八批”吧。
一批一批的轮回着批斗,第九批，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三种人”时，轮到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们自己了！
红卫兵小将们被煽动起来之后，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他们好像卫星一样，把它放上了造反的轨道，按照自己的惯性运行，下不来了，后来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各个机关学校进驻了“工宣队”（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学校，但是红卫兵们还是不听话。况且几千万大龄青年，多年没有上课，生产停滞，哪里有就业岗位呢？于是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产生了上山下乡高潮。
这一批革命小将、革命先锋和生力军，一直到领略了北大荒的大风雪，南国深山老林的蚊虫叮咬，饿着肚子还要一天十几个小时改天换地的艰难劳动，才有所怀疑。又后来，林彪出事以后，他们进一步开始思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接着是“大返城”高潮！
在这一批人中，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他们之间的少数头头，在建立“革委会”时当了各级“革委会”的官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当然被清查，罢官，个别在武斗和批斗“走资派”有血债民愤者，则被判了刑。他们“造反”的结果，也是很悲哀的！
从经济上说，许多厂矿都停产了，因为武斗鞍钢的钢水几乎凝固在炉子里；在农村，鸡下了蛋，拿到市场去卖，或者把自己种的白菜、大葱拿到市场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斗一番……国民经济怎么不“频于崩溃”呢？
总的说：这场以“造反有理”为口号的革命：
既破坏了物质文明，又破坏了精神文明；
既否定了历史，也毁灭了将来；
既破坏了道德，又破坏了法律；
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
既破坏的纪律,又破坏了自由;
既没有统一意志，个人心情又不舒畅（夺权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舒畅了一小阵儿，接着被清查罢官甚至叛刑）；
剩下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浩劫”和“内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客观地说：并不是中国大多数人都丧失了理智和理性的思维。高级干部们被打倒了。他们被领袖批评说：对这场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由于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他们习惯地只能怀疑自己，况且在批斗大会上，他们只有认罪的份儿，没有任何分辩的权利。中级干部们虽不理解，只好“紧跟”。只有张志新那样少数的清醒者，以生命进行抗争（本人曾经和张志新在一个单位工作，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说假话年代》对这一事件有过介绍）。本人自己在被批斗时，当被两个大汉架着背膀作九十度弯腰时，在一片“打倒”中，也只得违心地认罪。
那么，是什么客观原因，客观条件，造成人们失去正常的思维，形成十年大荒唐和大疯狂的呢？让我们对各个阶层的“群落”试作分析：
第一，任何一次大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在“舆论一律”的条件下，被煽动起来的“运动群众”，我们姑且叫“群众运动”），必须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要像神一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反对。他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神一样的旨意。所以，在每次群众性的大行动之前，先要造出一个神来。神是人造的。人造出了神，就得崇拜他。对毛主 席的造神运动，早就开始了。刘少奇的“七大报告”，是第一个高峰。新中国建立之后，又陆续制造着。到了“大 革文 化命”时期，林彪的造神和江青的造神，就无以复加了。请看当时的口号：“对毛主 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 主 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造神最好的方法是颂歌、颂诗。“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在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以及语录歌，响遍祖国大地。
各种宗教在敬神时，无一例外的是要举行一种仪式。“大革文化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忠字操”，唱“忠字歌”，“三忠于（忠于毛主 席，忠于毛 泽东思 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崇拜、无限信任、无限敬仰、无限服从）”都是造神运动后的敬神仪式。（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有过论述）
当时，响彻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山呼口号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早晨在医院门前，不管你是病号、陪护家属、医护人员，必须先做“三忠于操”，才开始挂号看病。甚至到商店买东西，和售货员都要对说几段语录，才交钱买货。
正是中国人民共同制造了这样一尊“神”，“大 革文 化命”才得以畅行无阻！浩劫才能够延续十年之久！
第二，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有一面旗帜。“大革 文 化命”的旗帜是“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在人们心目中，“革命”是一个神圣的词语。谁敢于反对革命呢？“大革文 化命”的旗帜正是响当当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社会主义”，迎风招展光辉灿烂的旗帜！
任何一次革命必须有一套理论。当时的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斗争”垫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这一理论，当时给人们描绘了中国两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如果不搞“文 化大革 命”将会出现多么可怕的情形呀！那时，修正主义就要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洪水猛兽就要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就要进地狱！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呀！不搞“文化 大革 命”行吗？
第二种前途：我们搞了“文 化 大革 命”，人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就可以得到保卫，将来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天堂，这又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呀！当时还有一个口号“身居芽屋，胸怀天下”，要干世界革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受难的人民。
这两个“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摆在那里，谁还敢反对 “文 化 大革 命”呢？所以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闹得已经无法收拾，没有一块干净土，七亿人民就被卷进这场十二级风暴中了。谁反对，立马就会成为“反革命”！（恰恰相反：国民经济频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正是受了二茬罪）。
第三，任何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有了领袖，有了旗帜之后，还必须有众多的群众队伍一起汹涌前进，才能发展延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队伍，我们必须按阶层群落层次，细细分析：
第一是红卫兵小将们（从小学生到大学生），这是造反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人们生来就有好斗的本性。孩子们一般厌恶学习，厌恶考试，甚至厌恶管束严格的老师。他们即使在游戏时，也喜欢当强者，当头头。他们高兴地唱着语录歌：
“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他们把教师，把平常让他们害怕的上级领导，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让他们“低头！”，殴打他们！结果呢？这批平常在他们面前很神气的人，这时居然也是个“呀呀乌”，很驯服！个个都很听话。于是孩子们高兴了，便觉得自己是领袖，是强者，平常爱打架斗殴，或者有点“施虐狂”的孩子，折磨批斗对象一下，觉得很好玩儿。因为《语录》说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以，对敌人得狠狠地批、斗、打，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是革命行动！
“文 化 大革 命”全国都“停课闹革命”了。红卫兵们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所到之处都得热情接待，免费吃喝。而且到了哪里，想斗谁就斗谁。他们成了检察官，可以随便指责当地的“文化大革 命”搞得冷冷清清，拉出当地他们认为应该批斗的人，当场组织批斗！有的地方，出现外地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打死本地人的现象。孩子们觉得，他们是战无不胜的英雄，不要上课，不要考试这是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要“指点江山”，……对孩子们，这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初，要打破“旧秩序”，靠的正是这些天真的小将们！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急先锋，最先造成了势不可挡的席卷全国的“十二级风暴”、“八级地震”和“泥石流”！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还搞了一个时期的“破四旧”：国宝级的文物：古字画，古石碑，古瓷器、铜器，甚至古建筑上的浮雕，都作为“四旧”砸烂或付之一炬了。有一个短时期，小将们在商店、饭馆，贴上“敕令”：不准卖烟、酒和绸缎，理发店只能剪短头发不准刮脸。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这不是“文化大革 命”，而是真正的“大革文化命”，这又是一种大疯狂、大荒唐！
（陈毅老总和几位元帅在一次接见部队造反派时曾经告诫孩子们：你们娃娃懂得什么革命呀！）
其实，孩子们懂得什么是革命呀！他们被利用了！
“大革文 化命”之初，部队也开始造反了。士兵斗军官、斗将军，冲击大军区、军委，甚至冲击作战室！红卫兵开始到军队内部串连造反！军队是国之“长城”，军队的几位元帅，感到了危险，制定了军队内不准“串连”贴大字报和造反的条例。在政权被搞瘫痪之后，由于实行了军管，才没有出大乱子。
军队的任务开始是“不介入”（派性），后来闹得无法无天了，转为“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上海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全国都刮起了夺权风暴。权力这个东西，好像一块狗肉，扔出来了，红卫兵小将们对权力有了兴趣。军队要“支左”，但派系林立，谁是“左派”呢？没有政策，没有界限。于是各地的支左部队，因建制不同，形成各支一派的情况，武斗便开始了。小将开始抢军队仓库的武器。在“全面内战”的武斗中，死了多少孩子，没有过统计。最后停止武斗的是河北省的保定地区。这已经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一年的事了！可见制止武斗有多么困难。
在分析造反大军时，我们不能忘记农民这一群落。在中国历史上要革命、造反，农民是一支大军。如果七亿农民进城造反，不会比李自成进北京好多少！幸亏“最高”还清醒，要打乱“旧秩序”红卫兵就够用了。不准农民进城造反。在农村，只有当地中小学生和干部造了公社和大队一级干部的反。对广大农民是：“分，分，小命根！”。尽管干一天活，只有几分钱，但农民得以锁在农村种田自己挣饭吃，并且供应城市市民。以维持每人不到三十斤粮食的定量。所以，有人说：“工分救了中国”是很对的！
农民没有进城造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中，我们不算农民。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在农村也没有也不会形成反对“文化大革 命”的力量。
那么工人阶级呢？绝大部分老工人，受到传统教育，热爱劳动，反对胡闹。在“文化大革 命”中，大多老工人都比较“保守”，他们以继续维持生产和守卫工厂安全为己任。尽管有的工人也参加了造反，但没有形成“大军”！但都拥护“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反对势力。在城市闹得最凶、武斗最烈的则是各个技工学校的学生们。他们年纪小，缺乏判断能力。
我们现在来分析第四批人，即干部队伍：
对于一般干部来说，工人、农民是他们的群众，而对“最高”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各省、市的领导，就是他的“群众”。对这个群体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态度，我们必须一一分析：
首先,中央“决策层”，毛 泽 东是神，林彪是造神者，刘、邓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他几个成员或者因多年形成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或者不敢说话，或者不得不“紧跟”，决策层谁也没有力量抵制“最高”，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棰定音。在这一层面因为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反对者。
在中央委员一级（国务院大部分部长，各省市大部分书记都是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在“文革”之初，“最高”就批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因为红卫兵的冲击，连正常的党委会议都开不成。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挨整的份儿。这群人中也不可能出现反对派。
在这一类“群众”中，也是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当他们挨批斗时，有的人曾经暗暗怀疑过“文化大革 命”怎么能够这么搞呢？但这些人就像怀疑神似的，马上会有负罪感：是我自己思想跟不上领袖！我怎么能怀疑一贯正确的领袖呢？有的人被专政之后，在监狱里，还可怜巴巴地，给领袖写信，说自己不是“走资派”，是忠于毛主席的。想让毛 主 席救他。这类信件大多如石沉大海。
再说一般干部：在当时的形势下，因为都不愿意当“保皇小丑”，也都卷入了造反大军。他们同样绝对相信“神”。有的干部参加了这一派，有的干部参加了另一派。在夺权斗争中，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对方是“保皇小丑”。
对上述对各类“群众”的分析结果是：在每一个群体中，紧跟“文 化大革命”的都是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阻碍力量。加之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上“公、检、法”被红卫兵小将们砸烂，形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这是“大革文 化命”得以形成“大疯狂”和“大荒唐”，也是人们在十年内丧失理智的根本原因！
我们还必须讲讲这些“革命对象”的归宿：即那九种“敌人”的命运，在粉碎四人帮后，拔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中：
地（主）、富（农），推翻了唯成份论，过上了正常人正常生活；
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在粉碎四人帮后，作为冤、假、错案，都平反了（自杀或被折磨至死者，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走（资派），都是好干部，官复原职；
九（臭老九），在恢复高考和提倡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都走上了教学和科研岗位。
这里我想借机说说“文 化大 革 命”中发生的几种自相矛盾的现象：
毛泽东早就说过：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是知识青年、广大干部（包括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和老共产党员）却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岂不是谬论！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要消灭“三大差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工人向农民看齐（有二十万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城市向农村看齐；知识界的精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学习。原来的经典理论不是颠倒了吗？
在邓小平复出期间，开始恢复高考。所谓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为这一行为是反对“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是“反潮流”英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居然当了全国人大常委，某农学院副院长！这又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的“大荒唐”！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因为要“继续革命”而大批“唯生产力论”；
无论在中国或世界的历史上，“文 化大革 命”这个特殊的大疯狂和大荒唐现象，都值得研究。
所幸的是领袖的预言“七八年再来一次”，没有实现。否则，真要“亡党亡国”了。
注：上文是作者《做噩梦年代》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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