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星期五

兽爷丨首富汪林朋的最后72小时

原创 你兽爷 兽楼处 2025年08月01日

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坠亡背后:40亿套现与崩塌的商业帝国



汪林朋的追思会,是前天在北京东直门居然之家的公司总部举行的。

说是追思会,其实就是通知了不多的一些老朋友。有湖北老乡,也有企业家朋友。他们按着通知时间,分批次去献花,烧一炷香,鞠躬表达哀思。

黑白相框里,老汪面露微笑,还有些富态。但去世前他:

脸瘦得有点脱形,头发也白多了。

7月23日,一个周三。老汪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家里。

三个半月时间,老汪暴瘦20斤。这是他第三次进去了,外人很少知道,这轮番的风暴,究竟将怎样的重压倾注在他身上。

不管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这次进去对他影响都很大。老汪一个朋友说,老汪呆的地方,色调是刺目的惨绿。有基础疾病的他,在里面连基本的药也难以为继。

周四,出来后的第二天,老汪去了趟公司,开了个会,还分别跟几个同事聊了聊。

同事回忆说,老汪情绪低落,但不满意都集中在工作上。他其实有些自责,说:

是我把公司搞砸了。

周五,出来后的第三天。老汪突然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言语间竟带着托付后事的沉重——希望朋友将来能帮照顾照顾家里人。

老汪家里,就一个生病的妻子,和还在美国学临床医学的女儿。

那个朋友在电话里把老汪臭骂了一顿,说你在想啥呢。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

周日清晨,57岁的老汪从自己的别墅屋顶,决然跃向虚空。

别墅不高,十一二米。送医,抢救,无力回天。

【1】

汪林朋的死,在朋友圈中激起千层浪。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汪其实很乐观豪爽,也很皮实。

一位企业家跟兽爷说,老汪是出了名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性子。他比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要更坚强,更进取,是一粒:

铜豌豆。

谁曾想,这粒"铜豌豆",竟在这场人生的风雪摧折下,碎裂成齑。

汪林朋1968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90年,22岁的他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系毕业,进入原国家商业部财会司,担任主任科员。

公务员、央企高管,这是他前半场光鲜的"体制内人设。30岁的他,已经是华联商厦集团副总经理,春风得意马蹄疾。

命运的转折点,在1999年猝然而至。组织一纸"任命",把小汪空降到一家几乎被大火烧成废墟的家居卖场:

北京居然之家家具城。

当时,一脸懵圈的小汪对家居行业还知之甚少。

1998年10月,一场大火,不仅烧掉了居然之家卖场的三分之一,也带走了创始人张雷的生命。此后股权辗转,最终落入中商集团和华联商厦的囊中。完成国企身份转变的居然之家,急需一位掌舵人。

汪林朋临危受命,一脚跨入陌生的家居江湖。

接手时,居然之家只有北四环孤零零的一家门店,年销售额不足千万。初出茅庐的小汪,却果断祭出"先行赔付"的利器。

这步险棋在初期遭遇商户强烈抵制,但汪林朋咬着牙根坚持下来:

得让消费者敢进来,敢花钱!

无意间,在野蛮生长的中国家居建材业,小汪开创了服务质量升级的先河。居然之家也声名鹊起。

五年时间,居然之家门店扩至5家,单店年销售额突破10亿。行业江湖开始流传:

南红星,北居然。

2006年起,居然之家挥师全国。2012年电商狂潮来袭,汪林朋又是第一批喊出"数字化"口号的人。2015年,门店破百家,年销售额站上400亿大关。一路高歌猛进。

发展的同时,居然之家很早也开启了国企改制。

经过一系列股份转让,2017年12月底,汪林朋直接间接持有了居然之家93.75%股份,成为实控人。

虽然是湖北人,老汪的重心一直在北京。如果不是因为上市,他应该不会跟湖北产生太多交集,更不会有之后的劫难了。

2018年初,居然之家启动创立了20多年来的首轮融资,融资额130亿,战投是:

阿里巴巴朋友圈,及汪林朋的楚商朋友圈们。

这一年的九月,老汪回武汉时宣扬,要把居然之家总部从北京迁到武汉。这么说,是因为老汪正筹划借壳国企武汉中商上市。

2019年开年,武汉中商以6.18元/股发行57.69亿股,作价356.5亿元收购居然新零售;2019年12月,居然之家通过借壳武汉中商,正式登陆A股。

居然之家首日收盘市值630亿,超越红星美凯龙、富森美,成为A股家居卖场第一股。老汪身家那时也突破200亿,成为了:

中国家居首富。

电影《一代宗师》里说,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我四十岁前,都是春天。

老汪五十岁前,同样是春风得意,繁花似锦。没人能想到,春天之后,尽是凛冬。

而祸根,是上市时埋下的。

【2】

从2019年1月启动重组,到12月完成上市,居然之家完成仅11个月。而同期,借壳案例,平均周期要18个月。

也正是在这风驰电掣的上市进程中,一个叫罗细安的江西赣州人,神秘地跻身居然之家高管之列。

今年2月,湖北省前领导蒋超良落马。风暴很快波及这位据传与蒋家关系深厚的罗细安。

后来有朋友跟兽爷说,居然之家上市前,蒋超良家族有人主动找过老汪:

想分一杯羹。

老汪应该是感受到过危险气息的。但他仍是斗志昂扬。

今年3月居然之家新春座谈会,就汪林朋犯事跑路的传言,老汪自己在座谈会上辟谣:

我真没有想跑。

居然之家上市后,受累于房地产大势,净利润一直在下降。

今年一季度,居然之家净利润仅2.1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近四成。老汪很捉急,一直在为公司寻找新的增长曲线。

2023年,居然之家围绕数智化开展一体化布局,2024年12月,居然之家变更名称为:

居然智家。

今年1月,汪林朋还把陈春花请到北京来,给四百多个店长培训,碰撞,一起研究数字化转型。老汪让陈春花找有没有做AI空间设计的,他想在空间设计上提前介入:

今年我们要大干一场。

老汪最后一次站在公众视野,是在今年4月8日。

这时的他,仍现身武汉,在居然智家"智能家居产学研用"论坛上神采奕奕,畅谈居然之家转型的雄心壮志,说要攻克三大目标。

当天活动结束后,老汪与朋友吃饭,还饶有兴致地打了掼蛋。4月9日早上,一起打掼蛋的朋友发现:

联系不上老汪了。

10天后,居然智家发布公告称,汪林朋被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此前,巡视组们在武汉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

这是近年汪林朋被调查的第三次。

他去年曾经谈到过退休。他说退休后有个梦想,想要去太空旅行一趟,站在太空,再回头好好看看地球。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

参加完他的追思会,老汪的一个企业家朋友跟兽爷说,他一直在想,老汪为什么要用这么惨烈地死,来结束这一切?

他想了很久,说这个乐观的硬汉,这次可能心里真的彻彻底底垮了:

我走了。

 

【3】

前两天,我的朋友包叔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开头他说,过去两个月,中国家居建材行业的前任和现任首富们——车建新、汪林朋、刘兵,接连遇到麻烦。

这个与国计民生紧密相伴的行业,竟成了老板们命运的修罗场。

家居行业到底有多难?我把这篇文章转到朋友圈后,一个家居行业的朋友给我发了个视频:

他们在空旷的家居商场里,打起了羽毛球。

汪林朋跳楼身亡一周前,7月17日,广州家居教父曾育周,在公司微信群留下一句"我对不起大家",也从办公楼一跃而下。

难的似乎也不仅仅是家居行业。

上个月,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西安天朗地产的老板孙茵,也是以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决绝。

今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已经回到2006年的水平。相比2021年顶峰,已经缩水了70%。

上游产业的调控,带来上下游企业的崩塌。然而,对企业家群体监管的尺度,却似乎并未因行业的寒冬,而有所松动。

前几年,我看了太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化为历史尘篱。

但到了近两年,稍微有点规模的民营地产、建材、家居老板,似乎已经很难找出几个干净到从未被请去喝茶的老板。

这个月月初,我去了一个以烂尾楼著称的中部省会城市,约了三个房企工作的朋友吃饭。

大家坐下来聊天,首先问的是:

你们家老板,最近进去了没?

答案残酷却毫不意外:其中两家房企的老板,最近都进去了。

另外一家房企的老板,前年我还跟他吃过饭,去年年底也进去过。出来后,抛下半生基业,去了澳洲。

还有一位职业经理人朋友,今年上半年突然进去了。一个月出来后,他也瘦了十几斤。

那段经历带给他的,是每天必须吃安眠药。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升良法善治的温度。我还记得,2018年最高检的检察政策,就提出"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2020年最高法更是提出对所有人"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并将其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

就是不想让,办一个案子,垮一家企业的悲剧,再一次出现。

老汪已经跃向了虚空。对于很多身处逆境中的人,我想说的是,人只要活得够久,就会有很多故事。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说,是三国演义。它总结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就两句话: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是戏。

马勇 | 先驱者的悲哀:中国坐失二十年

马勇 明清书话 2024年08月21日

清末时期的李鸿章 | 马勇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在对英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鸦片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叠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与徘徊中,进行了抗争、学习、融合、改革与改良。外部列强势力犬牙交错、内部政治斗争拉锯不断、内外部战争频仍、洋务运动开启、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民智渐开、工业发展……在各种驱动因素的叠加与聚合下,叠变继续。


然而,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近代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是什么?引发中国叠变的各种驱动力是什么,是如何交织与叠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基于此,本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探索内在的政治演变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期以史为鉴。



-01-


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的美梦了。


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的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国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心服口服?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被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让中国改变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的昔日光环之中。


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唯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的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危险的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的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


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由勇于创新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因而他们当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所定论。


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或不能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


这种士大夫心态使中国坐失二十年的时间。


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02-


一百多年后,我们觉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是奇耻大辱,特别是《江宁条约》,以及第二年《虎门条约》所规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开始。


根据《江宁条约》和《虎门条约》,鸦片战争全部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赔款两千一百万元。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规定条约载明的海关税则,不经两国同意不得修改。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协定关税",是一种不平等。第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更明白地说,就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只能交给英国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也在后来被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来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则。这条规定的潜台词是英国不会接受中国三跪九叩礼俗的约束,这显然是指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因礼仪争论而导致的不愉快。


对于这六条内容,战争打败了,愿赌服输,并不必怀疑。割让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后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悲壮,因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业价值和国防意义,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鉴于那时的中国还处在开疆拓土的农耕时代,朝野无法接受的是历史逆转,是从开疆拓土转向了割地。痛心的要点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满的是五口通商。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一口通商,是计划形态,比较可控。五口通商,扩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而且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五口通商了,外国人来华总量扩大,中外贸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都是好事,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突然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突然来了那么多洋货,不仅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而且外国人合法登陆了,居住了,与中国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给中国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五个通商口岸的社会风气与内陆没有开放的地区形成巨大反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后世人的眼光看,不论时人还是后世人对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愤怒,可能都是不对的。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英之间,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巨大顺差。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的消费冲动几乎不存在,自给自足,看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然而,英国人不这样看。作为岛国,英国本来就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经过工业革命,产能急剧增加,英国人的商业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英国人不相信市场不发育是一个永久难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开发,市场可以培育,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消费能力可以提升。这是英国人坚持扩大通商的心理基础和依据。


从过往两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看,英国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国民对外国物质文明的喜爱和消费习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变通,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当然,后世中国的经验,道光帝是不可能明白的,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没有想到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变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没有想到产业创新、升级和转型。


中英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无力购买,更没有意愿购买英国的纺织工业品,那时和后来中国人的辩护理由都强调必须防止中国的手工业大规模破产。从道义上说这种主张没有什么错误,本土手工业大规模破产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当年不愿用洋货冲击国货,不愿用洋布替代土布,那么,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传统手工业者在哪儿还能找到?


在技术竞争层面,当新技术出现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理由,都没有办法保护落后的技术,没有办法保护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正确的选择是果断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甚至不惜让旧行业破产。主动破产是新生活的开始,是新时代的开启。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机遇加大自身产业改造,没有创新,没有转型,只有固守。然而这种固守只能导致那一代或稍后一两代手工业者的生活更悲惨、更无助。假如中国在五口通商后痛下决心,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用西方大机器生产替代传统手工业,或许只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跟上西方工业化的步伐,缓慢地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之前,农业社会宁静安逸的生活确实具有很多优越性,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了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更容易对此产生共鸣。问题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是任何后发展国家都无法迈过、绕开的一道坎。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工业化,只是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将痛苦往后拖,那么只会越积越重,最后导致积重难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国跨越时代的良机,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将这五个"经济特区"的局部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因此推迟了五十年。至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至少也人为耽搁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再次败在西洋人手里,中国方才不得不踏上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对工业化的恐惧从后来观点看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说,似乎还有一层因素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当然没有人知道实际后果,谁能担负起因工业化而引发中国农业全面破产的责任?


确实,自从五口通商开始,中国农业、农村便处在逐渐萧条的状态,农民也面临全面被抛弃的境地。这是工业化带给任何国家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能逃出这个定律。假如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动中国工业化,容忍中国工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农业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历史无法假设,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既没有保全传统农业,也没有适度发展自己的工业。朝野最留恋的,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宁静与安逸,是一种前工业文明。



-03-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中国没有抓住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耐心去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养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惰性,或许是因为统治者无知、自私,中国没有从五口通商走向世界,反而以扩大通商引诱国人抱怨西洋人,以为五口通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伤害。至于在五口居住、营业的外国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更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已经见过不少外国人了,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只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清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利。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利。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清楚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于是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虽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从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利益。只是历史主义地看待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四十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岛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五年一改,或十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6]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去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去开发自己的市场,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也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等国,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坐地收利,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两国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与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而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本文节选自马勇老师新书《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白左圣母:如何用善良仁慈开启地狱之门

原创 邳州李二 名人苟或 2025年07月26日


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过犹不及",哪怕是一件好事,如果做过了,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吃饭这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事情,但如果吃饱了之后还硬往肚子里塞吃的,那这个人的健康就可能受到损害。这方面,很多吃播、大胃王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至于仁慈善良、扶危济困,看起来是好事,可以让人间更美好,但如果不控制"扶危济困"的底线,也一定会出现"用善良仁慈的钥匙打开地狱之门"的恶果。

经常有"白左圣母"人士这样问:"我穷,我弱,我的能力养活不了自己,难道我就该死?"

是不是该死,那要分几个场景来讨论一下。

如果是在一个孤岛上,一个人的能力养活不了他自己,那他就该死。大自然是很残酷的,跟任何个人或者族群都不讲情面。大自然只认可最冷酷的效率,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创造的财富大于消耗,他就能活下来;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创造的财富无法支持其消耗,那就得死,没什么好商量的。

如果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人确实不该死。人天生有恻隐之心,乞丐这一职业在世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乞丐之所以能要到饭,那就是因为人心愿意行善。"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人,社会不会看着他们饿死的。

如果在灾荒之年,"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饥荒。比如清朝时期著名的"丁戊奇荒",每家每户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哪里还有余粮去接济"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人?

更极端的条件,如果一个登山队在雪山上遇到意外,物资短缺,气候恶劣,已经不可能让所有人活下来,这个时候的惯例是"让队伍中更强壮的人活下来,各种物资优先供给强者使用,弱者被抛弃",唯有如此,这个团队才可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如果将物资优先去"扶助弱者",最后会导致所有人毁灭的惨烈结局。

通过对以上不同场景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东西。

第一,大自然是无情的、只讲效率的。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人或族群就该死。如果把人类这个整体作为面对大自然的一个"族群",人类这个整体内部必须要追求效率,否则大自然灭掉人类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大自然没有怜悯,你灭绝你活该。

第二,鉴于第一条,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仁慈"、"扶危济困",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类这个整体更有效率。如果"仁慈"、"扶危济困"能够实现让人类社会整体更有效率,这个"仁慈"、"扶危济困"就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仁慈"、"扶危济困"让人类社会这个整体丧失效率,这个"仁慈"、"扶危济困"就是有消极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内部"扶危济困"主要有以下两个积极意义。一个暂时陷入困厄的人并不会一直陷入困厄之中,帮他一把让他度过困厄,他以后可能会给社会创造财富,如果任他死掉就是社会创造财富能力的丧失,所以"扶危济困"有积极意义;一个人可能因为天灾人祸失去劳动能力,这个时候社会在哪怕他已经完全不能创造财富的情况下并不抛弃他,养着他,对于所有社会成员都会产生心理安慰,大家知道在自己遭遇意外的时候不会被社会抛弃,能够更安心地创造财富,所以"扶危济困"有积极意义。

当"扶危济困"超出以上两个"积极意义"所描述的范畴,"扶危济困"就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导致"过犹不及"的恶果。

第三,哪怕人类社会内部施行仁慈,"扶危济困"也是受到人类社会所掌握的财富数量的制约的。社会越富足,对"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社会成员进行救助的能力就越强;社会越贫乏,对"穷、弱、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社会成员的救助能力就越弱,甚至在社会非常贫乏的情况下,社会不得不完全放弃对陷于弱势的社会成员的救助。

所以,"社会救济"不能与"社会创造和保持财富的能力"相冲突;因为如果两者之间冲突了,"社会救济"本身将会伤害社会进行"社会救济"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以上的标准,看看"白左圣母"如何用善良仁慈打开地狱之门的。

比如一对贫穷的养不活自己的夫妇,他们该不该接受社会救济?他们该接受社会救济。那么,他们该不该生孩子?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在夫妻双方都要靠社会救济才能活下来的情况下,就不应该选择要孩子,这个时候生下孩子肯定不能保证孩子有好的生活水平、得到良好的教育,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从"社会救济"的角度来讲,他们选择生孩子是在主动增加社会负担、伤害社会"创造和保持财富的能力",会让社会财富减少,进而伤害到社会进行"社会救济"的能力,会让更多的需要社会救济的人因为"社会财富不足"而得不到救济。

这就对已经处于"接受社会救济"状态的人提出了一个"自律"的要求:当你已经靠社会救济养活的时候,至少你不应该主动再增加社会救济的压力。同时,鼓励人在陷入困境接受帮助脱困之后继续振作,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能鼓励"躺平"。人人"躺平",谁来创造财富?谁来供养"躺平"的人?社会不就因为失去财富支撑而崩溃了?

如果你挣的比花的多,你怎么花你挣的钱都行,那是你的自由支配你私有财产的权利;但如果你挣的不够花,需要社会救济才能活下来,你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你就得省着花。

"白左圣母"是什么逻辑呢?"白左圣母"既然认定"仁慈善良"、"扶危济困"是高尚的,那就对此不设置底线,无论接受救济的人多么不节制地消耗资源,那也得满足他们。"

白左圣母"们意识不到:无节制地供养并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纯粹的"财富消耗者",会让社会财富减少,进而伤害到社会进行"社会救济"的能力,会让更多的需要社会救济的人因为"社会财富不足"而得不到救济,这不是善良,反而是无知导致的邪恶。比如我生活条件尚可,但如果我没有"自律",天天胡吃海喝,生七八个孩子,我也会陷入贫困,如果我这样做了,陷入贫困了,人们是不是会骂我活该?但如果我本身已经是需要社会救济才能活下来的"弱势群体",我仍然选择生七八个孩子,如果有人骂我生这么多孩子不对,"白左圣母"们一定会为我辩护,说别人伤害了我的"天赋的生育权"。"白左圣母"们会义愤填膺地反问:"弱势群体就没有生育权?就该断子绝孙?"

讽刺不讽刺?

欧洲高举环保主义大棋的"绿党"白左人士,他们一方面呼吁保护环境,一方面鼓吹对"弱势群体"无底线的照顾,尊重诸如穆斯林难民的"多生育子女"的"人类基本权利",他们难道不想想:人类之所以大量开采化石能源、污染环境,不就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造成的么?不多开采化石能源、生产大量的农药、化肥,怎么养活那么多人口?

一边呼吁"环保",一边赞同穆斯林难民这些"弱势群体"无节制地"多生育",矛盾不矛盾?讽刺不讽刺?



甚至,战争跟"无底线救助弱势群体"之间,也不是毫无关系。

我自食其力,量入为出,创造的财富够我用的,还有富余来应付可能的意外或饥荒,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想也没必要发动战争。如果有的群体,对接受社会救济才能活着的人"予取予求",最后财富耗尽,社会撑不住了,那为了避免内部崩溃,当然就要发动战争去外部谋夺资源。讽刺的是,"白左圣母"往往还是反战的。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看起来"善良仁慈"的行为其实是会导致战争的。

白左圣母们就是这样用善良仁慈开启了地狱之门。作恶不需要智慧,你去作恶,那基本就是在作恶;但行善是需要智慧的,无知的善良仁慈其实也就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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