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

杜光: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 港文汇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 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本书主要以论战双方的观点构成,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了解那些论战的历史真相的宝贵 资料。我虽然对那几次论战略有所知,但读了书中记载的那些论战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惊。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几个问题:

1.三次论战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哲学反映

这三次哲学论战的主题虽然都是哲学问题,但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次大论战是中国 社会面临大转折在哲学上的反映。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 济成分构成,所以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 论”。这场当时还只是在马列学院的少数教员中进行的争论,正好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当然不是偶然的。争论在扩展到社会上后,有人批判杨献珍的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不论杨献珍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 总路线、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坚持“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在理论上继续主张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唱对台 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论战是从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来的。杨献珍认为,黑格尔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性”,是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在马列学院的教员中,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着不 同意见,但只有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才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 了公社化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便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 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这些严重对立的看法,反映了对当时出现的大转折的不同 态度。大跃进把中国社会引到灾难的边缘,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扭转灾难的局面而召开的。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和杨献珍在 会前两三个月的多次讲话,应该是及时的警钟。当时如果接受他们的批评,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查,改弦易辙,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扭转过来。但听不得批评的毛泽 东却报之以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良好的转折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论战反映的大转变开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大跃进作了总 结,加上一年多来认真贯彻了1960年9月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无奈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应负 的责任,但实际上却心怀不满,在9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在全国上下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气氛,扭转了渐趋缓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以此为开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变,反映在哲学问题上,就是“一 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杨献珍在反右倾运动后受了处分,从校长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却继续承担讲课任务。他在1963年和1964年 给学生讲课时,曾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他自己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长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 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对杨献珍的动 向窥测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在6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7月10日,他又 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 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却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 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折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是对立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 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在党内清除异己,制造理论的舆论的准备。杨献珍恰好在1962年读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从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便 用它来作为讲授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合二而一”有个“合”字,被认为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主张阶级调和的,这就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一分为二”发 生冲突了。毛泽东说杨献珍“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也不无道理,只是杨献珍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2.学术讨论是怎样政治化的?

三大哲学问题都是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进行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却都演化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问题,并且使论战 一方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呢?这里既有三大论题本身包含着被导向政治化的内在因素,也有当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论战的无权一方 发表了有权者无法容忍的观点,触动了当权者的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受到对方对专制权力的挑战与威胁。这才不惜动用全部党机器来围剿对方。下面就这三个方 面,对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

(1)在三个哲学论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包含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过渡时 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综合经济基础论”却坚持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当然为推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权力所不容。但这个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渐淡化了,也不再有表面化的争论。只是随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 的论战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为这两个争论问题虽然完全是哲学问题,但正好与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把反 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再过渡到反对大跃进;由“合二而一”过渡到对立面的统一,再过渡到阶级调和,都是顺理成章的延 伸。但这种延伸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才能成为事实。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 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 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 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 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 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 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 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 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 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导引到政治领域的。

(3)三大论战政治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讲话触怒了毛泽东。惯于揣摸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耸听地煽动:“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

杨献珍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 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 式。”这就不仅批判了大跃进、共产风,而且连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也从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对于想赶在苏联前面实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是多么强烈的嘲讽。

杨献珍还揭露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唯意志论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个被称为“哲学之乡”的村子,大办钢铁时竟提出“超 鞍钢,超美国,超苏联”的口号。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有个 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还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要“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 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杨献珍说:“搞形而上学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 台。”这些警告,无疑会激怒大跃进的发动者。

最致命的,是杨献珍的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话。他说,有一个内部刊物登载了一则消 息,“说某省制定当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原定钢的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定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 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过了不久,杨献珍听高级党校下放该省的干部反映,他们向省委辞行时,省委第一书记 要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听了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地笑着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 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这话被康生知道后,他如获至宝,赶紧去告诉毛泽东。毛 泽东当然很反感,他对周扬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被毛泽东一再地认为杨献珍在反对他,这就是杨献珍不得 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3.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矛盾

本书全文引录了一篇发表于1980年9月陕西省《人文》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篇文 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文章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我很欣赏这个说 法。这比唯意志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哲学特征。但作者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却是不准确的。是谁凭藉自己所掌握的无限权 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毛泽东。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 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如此,四人帮的其他人和林彪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曾经权倾朝野,但他们的权力是毛泽东给的。他们的意志只能服从毛泽东的意志,否则就 有丧失权力的危险;只有在符合于毛泽东的意志的前提下,他们的意志才能有所决定。所以,他们可以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鼓吹者、宣扬者,却不是权力意志决定论 的代表者和真正主体,有资格充当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体和代表者的,只有毛泽东。权力意志决定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特征。

权力意志决定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权力和意志都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在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于历史进步的 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权力意志的作用应当受制于社会物质条件,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权力意志决定论则意味着可 以任凭意志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体和实践者,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唯意志论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 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批判《武训传》,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胡风、反右 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打上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标记?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权力意志决定论的前面加上“带有宗教色彩”的修饰语,就 更具中国特色了。毛泽东所凭藉的,不但是无限的权力,而且仰赖着多年的宣传教育所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权力意志的决定,他指向哪里, 人们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地甘受驱策。这就使他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作为哲学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区别在于:唯意志论在任何社会都有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权力意志决定论则只 能产生于、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他。不受制约的权力使 他的意志可以畅行无阻。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后,随着三权分立等制衡机制的确立,国家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一党,而是分属不同机构,并且相互之间存 在着彼此制约的功能。这就消除了权力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条件,使权力意志决定论丧失了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根据权力意志决定论在我国的存在与横行,我们不 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就三次哲学大论战来说,如果把问题仅仅限制在哲学范围的话,我们不妨说,论战反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权力意志决定论 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三次论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单一经济基础论”则是明显地体现着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服务的特 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导向思维和意识万能论,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根据:“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从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发展为赞成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分歧, “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产物。我们从哲学斗争的角度来思考,就可以从中发现,三次大论战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挑战 (虽然杨献珍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更可以明显地看到权力意志决定论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打击与压制。由于矛盾的一方握有无限强大的政治权力,斗争从一开始就 具有一面倒的形势。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把哲学观点的分歧提高到政治立场上来,才使得这些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使学术讨论转化成为政治斗争,并 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方推到被告席上。

4.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次哲学论战被人为地政治化的结果,不仅使杨献珍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人也无一幸免,都遭受 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凌辱,有的被捕判刑,有的怀冤自杀,更骇人听闻的是江苏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陈波的不幸下场。他原来是部队的特技射手,连续5年被评为“五 好战士”,而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仅仅因为他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后竟被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必须记取这些血的 教训,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冤案。

从这三次大论战中,我认为至少应当吸取以下四点教训:

(1)彻底批判权力意志决定论。这个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只依靠权力和个人意志来办事,抛 弃宪法和法律,无视群众利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建国以来,以权力意志决定论为哲学指导的政治运动和专制主义决策,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 失。改革开放后,由于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训,继续任凭权力意志决定论逞威作祟,竟又发生两任总书记含冤下台、镇压民主运动血流长街等完全不该发生的悲剧。直 到今天,仍有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热中于权力意志决定论,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就是最典型的标本。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迄今为止的教训,建立权力 制衡、依法办事的民主政治,杜绝权力意志发酵,以免再酿苦果。

(2)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总结教训的必不可少的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有着太 多的教训需要总结,仅仅依靠官方的会议和机构,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全党全民都来参与讨论、总结,大家用毕生的体验来进行自由的探讨,才 能获得应有的教训。可是,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坚持文化专制主义,封锁消息,遍设禁区,使无比丰富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成为不可逾越的雷区,这种违背宪 法的倒行逆施,严重地限制了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堵塞了总结教训的通道。一个自我封闭、封锁历史、不能从历史过失中取得有益教训的民族,是不会有辉煌前途 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3)理论界和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继承、发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优良传统,不要随着权力意志的指挥棒起舞。在三 次哲学大论战中,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有些我很敬重的同志,也跟权追风,参与了对杨献珍的围剿。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 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李锐老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得好,“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 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实,“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的,岂止是哲学家,多少热中于追名逐利的知识 分子,都把这种可耻的做法,看做是加官进爵的捷径。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连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了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呢?应该敲起警 钟,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促使他们关心并重视历史的教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

(4)开放历史档案。要探讨历史问题,总结历史教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展示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有步 骤地开放档案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应该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既有光辉的业绩和高尚的记录,也有不光彩的行径和丑陋的遗存。只 展露辉煌高尚的一面,掩盖不光彩的丑陋的一面,绝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政党所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极为丰富的宝藏,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已经 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能够正视历史,接受教训,就可以把错误和损失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公开历史档案,让全国人民了解历史真相,共同探讨其中的 教训。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一书的出版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虽然由于作者与论战一方的主角杨献珍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曾多年担任杨献珍的秘书),因而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不无偏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正是凭藉这个特殊身份,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读 者在了解当年的学术讨论如何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中的教训,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

2007年8月29日初稿,9月10日改定

mzxtd:看中共踩上“紅線”

臺灣爭取加入聯合國的衝擊波震撼了中美兩國。在匆忙的應對中,中共過度反應,踩上了“紅線”。這條紅線是:改動目前臺灣的歸屬。據臺灣和日本媒體報導,美、日、加等國先後作出反應,以正式檔向聯合國表明不同意“臺灣屬於中國”的說法。

表面看,“紅線”是潘基文踩的。但潘是受到中共當局壓力後踩上去的。當陳水扁向潘基文致送入聯合國申請書時,潘本應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按照聯合國章程做事,把臺灣申請檔轉給秘書處即可。但在中共壓力下,潘違反職權擅自將申請檔退回,還進一步按照中共的要求聲稱聯合國2758號決議規定臺灣屬於中國。這個聲明與美日加等國的一貫立場衝突。而且聯合國2758號決議也沒有關於臺灣歸屬的條文,潘基文聲明歪曲大會決議。這樣,該聲明結結實實地踩到了美日加等國的“紅線”上。逼使他們放棄保持了幾十年的“戰略模糊”,正式重申“臺灣不屬於中國”。

幾個對臺灣具有關鍵作用的國家都表明“臺灣不屬於中國”。這是臺灣爭取國際認同過程中的正面成果。這個成果來得比較意外。現在看來,當事各方誰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特別是臺灣當局,他們本來是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申請入聯合國,並不預期會有任何成果。沒想到此舉引發連鎖反應,而中共在關鍵時刻作出錯誤決策,動作強悍,一腳踩上了美日加等國的紅線。這幾國別無選擇,只好把該“紅線”亮出來,告訴中國止步。

欺人太甚、操之過急。

美日加等國一直不肯明確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中共很清楚。如果中共當初執著於這一點的話,很難與這幾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因此中共的策略是先建交,然後設法逼迫這些國家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但幾十年下來,此目標顯然難以實現。既然不能達成目標,就退而求其次。因此中共希望這些國家模糊起來,不提這個立場,以免給“台獨”以想像空間。而各國多年來的確也儘量“模糊”配合。直到此次中共欺人太甚、操之過急,踩上了“紅線”。

說中共欺人太甚,是指中國居然想以破壞聯合國常規的方式拒絕臺灣的申請;說中共操之過急,是說她指望靠秘書長的一紙簡短聲明夾帶私貨蒙混過關。

誰都看得出來,此次臺灣入聯申請必敗無疑。中共本可以老神在在以逸待勞,讓它依程式提交表決,然後把它徹底擊敗。中共有足夠政治資源這樣做。而這樣做既能達到目的,也不必觸動臺灣歸屬這條紅線。中共早知美日等國一定不會對臺灣的申請投贊成票。而且也知道這些國家反對臺灣入聯申請的理由。那就是:不支援臺灣加入需要主權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聲明了多次的立場。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也聲明過臺灣不是國家。因此,用現成的立場阻止臺灣加入聯合國非常方便。絕不需要涉及臺灣歸屬這個敏感話題。中共滿可以放手讓這些國家親自出面修理臺灣,自己不必動手。這樣對臺灣打擊效果更好。何樂而不為?中共又何必急急火火地親自上陣,大動干戈非要把申請書拒之門外呢?

說來說去是中共天生內心自卑。一向靠追求橫霸權勢來抵消內心的自卑感。她事事都想抖出點“超級威風”:世人都要照章辦事,而我中共面前就無章程。馬王爺有三隻眼,我共王爺就要長出六隻來給你看。在這種心態驅使下,中共親自出馬,為殺小雞狂舞牛刀。以為威震全球好不得意。豈不知公然對聯合國章程動粗,恰恰觸犯了多數西方國家的禁忌。在西方國家的觀念裏,“程式正義”往往超過“實質正義”。一旦破壞程式,你再有理也變成沒理。因此,中共對聯合國的破壞性行為首先引起主要西方國家擔憂和反感,是必然的。

其次,中共狂妄失智,企圖對臺灣歸屬來個一錘定音,一勞永逸。中共操弄潘基文,讓他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聲明“臺灣屬於中國”。希望借聯合國秘書長身份“代表”聯合國表態,賦以“聯合國官方決定”的含義。再往下期望美日等關鍵國家忽略或者默認這個表態。以為經過這樣過程就可以順利地把中國的主張變成了聯合國的決定。事實證明這個策略是個嚴重失誤。畢竟聯合國秘書長無權領導會員國。你不能指望潘基文聲明發表後美國出現“各級黨委連夜組織學習貫徹秘書長重要指示的熱潮”吧?各國沒有義務和潘保持一致。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也沒有關於臺灣歸屬的任何字句,潘基文瞎說一氣根本無效。美日加等國不承認“臺灣屬於中國”的立場,不會因為潘基文態度而轉變。中共如果要讓美日加等國轉變態度,正確的做法是和這些國家打交道,達成一致或者默契後再到聯合國來表態。而不應該通過操縱潘基文的言論來蒙混。這策略實在是太幼稚太操之過急了。恰恰是此一蠢舉,踩到了“紅線”上。美日加等國,要麼吞下潘基文的胡言亂語,要麼出面澄清。別無選擇。

不知道中國外交系統中是誰出的這個主意。肇星秀部下去了,沒准是祖康秀副的主意。我不知道。但這個主意實在夠蠢。

“
打折牙齒連血吞”

幾個關鍵國家亮出“紅線”,對中共的台海政策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它的直接效果已經顯現。


中國的挫折感是明顯的。原來聽說中國要在聯合國發起臺灣歸屬的決議,現在看來已經不了了之。這應該和這幾個國家“提前”表態有關。以中共常任理事國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資源優勢,在聯合國大會以多數票通過一項確認“臺灣屬於中國”的決議並不困難。但問題在於其中多數國家對臺灣地位沒有什麼影響。他們的贊成票基本屬於“聾子的耳朵”。最關鍵的還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聯合國的任何有關臺灣的決議,只要沒有美國這一票的支持,基本上就形同廢案。更不用說還加上日本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的反對。

臺灣各党顯然因為得知消息而士氣大振。他們無懼“美中聯手打壓”而決心幹到底。雖然美國官員放出了“最重的重話”,明確反對臺灣入聯公投,還再度宣稱“臺灣和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但是臺灣朝野兩黨不甩這些,齊刷刷地表示出“無怨無悔”“一意孤行”地要把公投辦到底的堅定態度。這種逆勢竄升的“台獨氣焰”,可以說是臺灣各界意外地吃了美日加等國拋出的“定心丸”後的表現。這意外而來的定心丸,沒有中共幫忙是得不到的。

有意思的是,臺灣和中共當局都因為臺灣入聯議題踩了“紅線”,引起美國反彈。但臺灣各黨對美國的批評公開地表示了不滿,並且聲言不理會壓力要繼續推進公投。而中共當局挨了一悶棍後卻不敢說,完全是一幅“打折牙齒連血吞”的窩囊相。這個議題本來是高度刺激中共神經的,如果是個一般小國膽敢聲明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敢當即召回大使把外交關係降格。但我們至今未見中共當局對美日加等國“縱容台獨”的行為有任何微詞。從過去的經驗看,凡是中共自己感覺到失敗的事,當局一律捂住不吭聲。按照臺灣和日本媒體的報導,事件是在八月發生的。到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中共當局仍然沒有正式反應,並對國內更繼續掩蓋真相。那臉明明腫起來了,建超同志仍以驚人的毅力胖胖地說出了“讚賞美國政府近來多次重申反對臺灣當局搞‘入聯公投’的立場。”。化難受為善意,堅持正面鼓勵。厚道啊。

中共的夢魘:打誰誰不倒,管誰誰不服。

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與臺灣人統一的政黨是哪個黨?肯定是中國共產黨。我說的如此肯定,是有依據的。這依據普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看見。那就是,你根本找不到世界上還有任何其他政黨象中共那樣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彌漫著強烈的鄙視和仇視臺灣人的情緒。一般“黨性純正”的中共幹部,說起臺灣問題,幾乎都是三句話不離打。根本不管臺灣還有平民百姓婦女老人和小孩,統統斯拉斯拉的有:“誰叫你們不起來制止台獨?”。臺灣人投資大陸造福大陸人民,你聽不到中共系統中有幾個人願意實事求是肯定臺灣資金技術對大陸經濟起飛的推進作用。相反,“台巴子”這個侮辱性辭彙在大陸處處可聞。在中共操弄下,兩岸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融合統一的氣氛。中共知道並且樂見這種狀態。這說明中共並無絲毫統一的願望。誰相信這種黨是在“維護祖國統一”,誰就是蓄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中共的“統一大業”完全是別的含義。她對臺灣的政策,從來以穩固自己政權為基點。中共和其他政權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她高度依賴“威風”生存。中共政權沒有民意支持基礎,只能依賴“威風”性的打壓懲罰力量,才能保證他們的政權穩固。為此他們製造和操弄統獨議題,樹立起敵人,然後借著“對敵鬥爭”頻頻發飆。他們對台政策就以發飆打壓為主,力圖造成一種“打誰誰倒,管誰誰服”的局面。他們時時用這種效果警示國內人民,防止國內的人民“不服管”。

在中共這種特殊的“統一”政策下,臺灣人對中共政權“不服管”的任何表示,都等於是中共政策的失敗。臺灣當局“不服管”的事件越多,中共權威損失越大。這種事件對大陸心懷不滿的人民還有暗示鼓勵的作用。中共對此尤其會感到惱怒。

“
軍事鬥爭”的可能性增大

此次美日加等國亮紅線,提振了臺灣人民爭取擺脫中共威脅的勇氣。目前看,臺灣的“入/返聯公投”已經成覆水難收之勢。因此,中共這一波打壓已經失敗,損失已經鑄成。中共再次成為台獨勢力助選員。現在的問題是:既然公投無法制止,那麼中共如何應對明年的臺灣公投?另一方面,目前大陸人民還不瞭解美日等國不承認臺灣屬於中國的最新表態。但是,慢慢的這個消息也會傳入中國。這種資訊對中共當局的有“殺威風”作用。當局相當忌諱。因此中共遲早也要考慮挽回損失之計。

以中共的本性看,她是不會妥協不會反省的。如果不是利害關係擋著,中共敢做任何事情。幾十年來對臺灣的頻頻打壓,最後都導致了相反效果。這種現象對於中共來說,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打壓力度還不夠大。因而,解決的方案也只有祭出更厲害的招。既然美日等國已經對中共說了不,指望他們繼續壓制臺灣也沒了戲。剩下只能靠自己,說來說去也只有“軍事鬥爭”了。用軍事攻擊行動輔助自己的對台政策,也始終是中共的選項。目前中共攻擊臺灣本島的能力還不具備。因此中共不會打這種自殺性主意。但除此以外的軍事行動則可能被列入考慮。比如攻佔金馬諸島或者東、南沙等台占離島。解放軍攻佔這些島嶼成功率應當比較高。臺灣當局幾年來一直從這些島上撤離部隊和裝備。似乎已無心據守,有打算將這些島送給大陸的意思。加之中共對臺灣軍政系統的長期滲透,要在某個島上製造一起“軍民起義歡迎解放軍入島”的事件應該不是很困難。而中共若能在臺灣公投舉行之前“解放”他一個或者幾個島,不但對臺灣有“警示”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在國內民眾面前挽回一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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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宁:关于《人权公约》

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是多么遭到践踏。我原来总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家一听见“人权”二字就跳高?就骂人!就恼羞成怒!好像他们硬要“代表”的中国人民,根本就不需要有“人权”!只要能让他们生存、有“生存权”就不错了!

  这简直是中国官家在拷打全国人民!但可悲的是,还有不少不知就里的民众,也跟着官员们一起骂西方人不知中国不需要“人权”的特殊国情!就这样了,国家还要把《阿Q正传》从课本里删掉,让人民变成一堆糊涂虫。其目的是什么?不说也很清楚。

  而且,我们还发现,这份文件绝不主要是关于“犯罪问题”的一些规定,而是提出了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这是文明。而其中有些关于人民的权利,中国当局现在是根本做不到的!中国总吹嘘人民当家作主、并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其实是很无耻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

  1、“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第19条第2款)

  2、“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第21条)

  3、最要我们的老命的,是第25条,即:

  “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乙)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丙)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

  这简直要改变中国的专制政体,这是中国当局绝对不会接受的。

  4、同样要命的,还有第22条,关于结社和组织工会的自由:

  “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

   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

  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的心灵震碎了。当时我们老百姓,谁也没想到会开枪,打得老百姓当街流血。但凡正常观念的人,谁能想到会发生像“流血星期日”一样的惨案!那是将近21世纪的时代啊!中国的开枪政治,如果发生在一百年前,世界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关心。别的国家的人民流血,19世纪也太多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国际公约》的时代!1989年,世界对中国事件的反应,激烈异常。向请愿群众开枪,这是当今世界文明所不能容忍的。中国原来预计,外国人不过就是抗议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世界反响是如此剧烈,世界上只有6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平暴”,其中5个国家实在太小,我闻所未闻,中间的1个,叫布基纳法索,该国不久又和台湾建交了。可见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原则。当时很多国家不仅强烈抗议,国家元首抗议,而且停止了与中国的部级接触。欧盟停止与中国的武器交易,也是那时发生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有的国家发生工人拒绝给中国货卸货。短短两三个月,中国的外贸就损失一百亿美元,当时,这可不是一小笔钱。但是,开枪最大的恶果,还是在国内。当时,赵紫阳激烈反对开枪,他说,开了枪,以后中国的事就不好办了。结果,事情被赵紫阳言中了。以后,中国的政治进步就完全停止了,人民再也不敢说真话了。后来,大概不少人想:不让游行请愿,不让为国家做好事;那么,学好不容易,学坏还不容易吗?特别是1992年的什么“南巡”之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崩溃式大滑坡……。到了今天,已到了很难忍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很久不看“新闻联播”了,主要是受不了那个腔调,那种谎言,那种吹捧。

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至今没有参加这个公约。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困难,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李志宁 2007.8.18.

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生效:按照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

  序言

  本公约缔约各国,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严,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於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考虑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力,兹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部分

  第一条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二、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於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三、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第二部分

  第二条

  一、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二、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三、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

  (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

  (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

  (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第三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

  第四条

  一、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二、不得根据本规定而克减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

  三、任何援用克减权的本公约缔约国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家。

  第五条

  一、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於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二、对於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中依据法律、惯例、条例或习惯而被承认或存在的任何基本人权,不得借口本公约未予承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而加以限制或克减。

  第三部分

  第六条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後判决,不得执行。

  三、兹了解:在剥夺生命构成灭种罪时,本条中任何部分并不准许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克减它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规定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四、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六、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第七条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

  第八条

  一、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

  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乙)在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中,第三款(甲)项的规定不应认为排除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於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

  (丙)为了本款之用,“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辞不应包括:

  (1)通常对一个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禁的人或在此种拘禁假释期间的人所要求的任何工作或服务,非属(乙)项所述者;

  (2)任何军事性质的服务,以及在承认良心拒绝兵役的国家中,良心拒绝兵役者依法被要求的任何国家服务;

  (3)在威胁社会生命或幸福的紧急状态或灾难的情况下受强制的任何服务;

  (4)属於正常的公民义务的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

  第九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

  四、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五、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赠偿的权利。

  第十条

  一、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二、(甲)除特殊情况外,被控告的人应与被判罪的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於未判罪者身分的分别待遇;

  (乙)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并应尽速予以判决。

  三、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的的待遇。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仅仅由於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第十二条

  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

  三、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第十三条

  合法处在本公约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只有按照依法作出的决定才可以被驱逐出境,并且,除非在国家安全的紧迫原因另有要求的情况下,应准予提出反对驱逐出境的理由和使他的案件得到合格当局或由合格当局特别指定的一人或数人的复审,并为此目的而请人作代表。

  第十四条

  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於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刑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

  二、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

  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

  (甲)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丙)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所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己)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

  (庚)不被强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四、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

  五、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

  六、在一人按照最後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後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实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於他自己的缘故。

  七、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第十五条

  一、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的刑罚也不得重於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後依法规定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

  二、任何人的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为犯罪者,本条规定并不妨碍因该行为或不行为而对任何人进行的审判和对他施加的刑罚。

  第十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十七条

  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二、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八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第十九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二十条

  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第二十一条

  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

  第二十二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

  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

  三、本条并不授权参加一九四八年关於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缔约国采取足以损害该公约中所规定的保证的立法措施,或在应用法律时损害这种保证。

  第二十三条

  一、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二、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

  三、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应采取适当步骤以保证缔婚双方在缔婚、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的权利和责任平等。在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应为儿童规定必要的保护办法。

  第二十四条

  一、每一儿童应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措施,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而受任何歧视。

  二、每一儿童出生後就立即加以登记,并应有一个名字。

  三、每一儿童有权取得一个国籍。

  第二十五条

  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乙)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丙)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

  第二十六条

  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第二十七条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第四部分

  第二十八条

  一、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本公约里以下简称“委员会”)。它应由十八名委员组成,执行下面所规定的任务。

  二、委员应由本公约缔约国国民组成,他们应具有崇高道义地位和在人权方面有公认的专长,并且还应考虑使若干具有法律经验的人参加委员会是有用的。

  第二十九条

  一、委员会委员由具有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资格的人的名单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这些人由本公约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提名。

  二、本公约每一缔约国至多得提名二人,这些人应为提名国的国民。

  三、任何人可以被再次提名。

  第三十条

  一、第一次选举至迟应於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举行。

  二、除按第三十四条进行补缺选举而外,联合国秘书长应在委员会每次选举前至少四个月书面通知本公约各缔约国,请它们在三个月内提出委员会委员的提名。

  三、联合国秘书长应按姓名字母次序编造这样提出的被提名人名单,注明提名他们的缔约国,并应在每次选举前至少一个月将这个名单送交本公约各缔约国。

  四、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在由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本公约缔约国家会议举行。在这个会议里,本公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凡获得最多票数以及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代表的绝对多数票的那些被提名人当选为委员会委员。

  第三十一条

  一、委员会不得有一个以上的委员同为一个国家的国民。

  二、委员会的选举应考虑到成员的公匀地域分配和各种类型文化及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

  第三十二条

  一、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四年。他们如被再次提名可以再次当选。然而,第一次选出的委员中有九名的任期在两年後即届满;这九人的姓名应由第三十条第四款所述会议的主席在第一次选举完毕後立即抽签决定。

  二、任期届满後的选举应按公约本部分的上述各条进行。

  第三十三条

  一、如果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致认为某一委员由於除暂时缺席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而已停止执行其任务时,委员会主席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即宣布该委员的席位出缺。

  二、倘遇委员会委员死亡或辞职时,主席应立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宣布该席位自死亡日期或辞职生效日期起出缺。

  第三十四条

  一、按照第三十三条宣布席位出缺时,如果被接替的委员的任期从宣布席位出缺时起不在六个月内届满者,联合国秘书长应通知本公约各个缔约国,各缔约国可在两个月内按照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填补空缺的目的提出提名。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按姓名字母次序编造这样提出来的被提名人名单,提交本公约各缔约国。然後按照公约本部分的有关规定进行被缺选举。

  三、为填补按第三十三条宣布出缺的席位而当选的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按同条规定出缺的委员会委员的剩余任期。

  第三十五条

  委员会委员在获得联合国大会的同意时,可以按照大会鉴於委员会责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条件从联合国经费中领取薪俸。

  第三十六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使能有效执行本公约所规定的职务。

  第三十七条

  一、联合国秘书长应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二、首次会议以後,委员会应按其议事规则所规定的时间开会。

  三、委员会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第三十八条

  委员会每个委员就职以前,应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郑重声明他将一秉良心公正无偏地行使其职权。

  第三十九条

  一、委员会应选举自己的职员,任期二年。他们可以连选连任。

  二、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但在这些规则中应当规定:

  (甲)十二名委员构成法定人数;

  (乙)委员会的决定由出席委员的多数票作出。

  第四十条

  一、本公约各缔约国承担在(甲)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後的一年内及(乙)此後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提出关於它们已经采取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措施和关於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所作出的进展的报告。

  二、所有的报告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委员会审议。报告中应指出影响实现本公约的因素和困难,如果存在着这种因素和困难的话。

  三、联合国秘书长在同委员会磋商之後,可以把报告中属於专门机构职司范围的部分的副本转交有关的专门机构。

  四、委员会应研究本公约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并应把它自己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适当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缔约国。委员会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同它从本公约各缔约国收到的报告的副本一起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五、本公约各缔约国得就按照本条第四款所可能作出的意见,向委员会提出意见。

  第四十一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得按照本条规定,随时声明它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它在本公约下的义务的通知。按照本条规定所作的通知,必须是由曾经声明其本身承认委员会有权的缔约国提出的,才能加以接受和审议。任何通知如果是关於尚未作出这种声明的缔约国的,委员会不得加以接受。按照本条规定所接受的通知,应按下列程序处理:

  (甲)如本公约某缔约国认为另一缔约国未执行公约的规定,它可以用书面通知提请该国注意此事项。收到通知的国家应在收到後三个月内对发出通知的国家提供一项有关澄清此事项的书面解释或任何其他的书面声明,其中应可能地和恰当地引证在此事上已经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或现有适用的国内办法和补救措施。

  (乙)如果此事项在收受国接到第一次通知後六个月内尚未处理得使双方满意,两国中任何一国有权用通知委员会和对方的方式将此事项提交委员会。

  (丙)委员会对於提交给它的事项,应只有在它认定在这一事项上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於和用尽了所有现有适用的国内补救措施之後,才加以处理。在补救措施的采取被无理拖延的情况下,此项通知则不适用。

  (丁)委员会审议按本条规定所作的通知时,应以秘密会议进行。

  (戊)在服从分款(丙)的规定的情况下,委员会应对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在尊重本公约所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求得此事项的友好解决。

  (己)在提交委员会的任何事项上,委员会得要求分款(乙)内所述的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庚)在委员会审议此事项时,分款(乙)内所述的有关缔约国应有权派代表出席并提出口头和/或书面说明。

  (辛)委员会应在收到按分款(乙)提出的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提出一项报告:

  (1)如果案件在分款(戊)所规定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委员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事实经过作一简短陈述;案件有关双方提出的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也应附在报告上。在每一事项上,应将报告送交各有关缔约国。

  二、本条的规定应於有十个本公约缔约国已经作出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声明时生效。各缔约国的这种声明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声明副本转交其他缔约国。缔约国得随时通知秘书长撤回声明。此种撤回不得影响对曾经按照本条规定作出通知而要求处理的任何事项的审议;在秘书长收到缔约国撤回声明的通知後,对该缔约国以後所作的通知,不得再予接受,除非该国另外作出了新的声明。

  第四十二条

  一、(甲)如按第四十一条规定提交委员会处理的事项未能获得使各有关缔约国满意的解决,委员会得经各有关缔约国事先同意,指派一个专设和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委会”)。和委会应对有关缔约国提供斡旋,以便在尊重本公约的基础上求得此事项的友好解决;

  (乙)和委会由各有关缔约国接受的委员五人组成。如各有关缔约国於三个月内对和委员会组成的全部或一部分未能达成协议,未得协议和委员会委员应由委员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三分之二多数自其本身委员中选出。

  二、和委会委员以其个人身分进行工作。委员不得为有关缔约国的国民,或为非本公约缔约国的国民,或未按第四十一条规定作出声明的缔约国的国民。

  三、和委会应选举自己的主席及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四、和委会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但亦得在和委会同联合国秘书长及各有关缔约国磋商後决定的其他方便地点举行。

  五、按第三十六条设置的秘书处应亦为按本条指派的和委会服务。

  六、委员会所收集整理的情报,应提供给和委会,和委会亦得请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其他有关情报。

  七、和委会於详尽审议此事项後,无论如何应於受理该事项後十二个月内,向委员会主席提出报告,转送各有关缔约国:

  (甲)如果和委会未能在十二个月内完成对案件的审议,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其审议案件的情况作一简短的陈述;

  (乙)如果案件不能在尊重本公约所承认的人权的基础上求得友好解决,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限於对事实经过和所获解决作一简短陈述;

  (丙)如果案件不能在分款(乙)规定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和委会在其报告中应说明对於各有关缔约国间争执事件的一切有关事实问题的结论,以及对於就该事件寻求友好解决的各种可能性的意见。此项报告中亦应载有各有关缔约国提出的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

  (丁)和委会的报告如系按分款(丙)的规定提出,各有关缔约国应於收到报告後三个月内通知委员会主席是否接受和委员的报告的内容。

  八、本条规定不影响委员会在第四十一条下所负的责任。

  九、各有关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秘书长所提概算,平均负担和委会委员的一切费用。

  十、联合国秘书长应被授权於必要时在各有关缔约国依本条第九款偿还用款之前,支付和委员会委员的费用。

  第四十三条

  委员会委员,以及依第四十二条可能指派的专设和解委员会委员,应有权享受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内有关各款为因联合国公务出差的专家所规定的各种便利、特权与豁免。

  第四十四条

  有关实施本公约的规定,其适用不得妨碍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的组织法及公约在人权方面所订的程序,或根据此等组织法及公约所订的程序,亦不得阻止本公约各缔约国依照彼此间现行的一般或特别国际协定,采用其他程序解决争端。

  第四十五条

  委员会应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於它的工作的年度报告。

  第五部分

  第四十六条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联合国宪章和各专门机构组织法中确定联合国各机构和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所涉及事项方面的责任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公约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的权利。

  第六部分

  第四十八条

  一、本公约开放给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或其专门机构的任何会员国、国际法院规约的任何当事国、和经联合国大会邀请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签字。

  二、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三、本公约应开放给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任何国家加入。

  四、加入应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

  五、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通知已经签字或加入本公约的所有国家。

  第四十九条

  一、本公约应自第三十五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三个月生效。

  二、对於在第三十五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後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三个月生效。

  第五十条

  本公约的规定应扩及联邦国家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限制和例外。

  第五十一条

  一、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均得提出对本公约的修正案,并将其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立即将提出的修正案转知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时请它们通知秘书长是否赞成召开缔约国家会议以审议这个提案并对它进行表决。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缔约国家赞成召开这一会议的情况下,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此会议。为会议上出席投票的多数缔约国家所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联合国大会批准。

  二、此等修正案由联合国大会批准并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按照它们各自的宪法程序加以接受後,即行生效。

  三、此等修正案生效时,对已加接受的各缔约国有拘束力,其他缔约国仍受本公约的条款和它们已接受的任何以前的修正案的拘束。

  第五十二条

  除按照第四十八条第五款作出的通知外,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同条第一款所述的所有国家:

  (甲)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所作的签字、批准和加入;

  (乙)本公约按照第四十九条规定生效的日期,以及对本公约的任何修正案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生效的日期。

  第五十三条

  一、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档库,其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各本同一作准。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送第四十八条所指的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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