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祀祭：武汉肺炎就是病毒武器——李文亮报警6周年纪念

作者：陆祀祭

洛神问天的博客 2025-12-31

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计划生育，要物不要人！新冠病毒，杀人赚大钱……总之，唯物辩证法治国，草菅人命，人民都是中南海的螺丝钉、小白鼠和韭菜。

一，中共冒天下大不为研发病毒武器

1.美国不可能搞病毒武器。

许多华人以为新冠病毒是美国造，这是中南海的造谣的结果！湖北的李光满撒谎说，美国向中国发动了生物战，在武汉释放了新冠病毒。事实上，2020年初期，编造新冠病毒是美国基因武器者，就被行拘10日。https://www.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208869.html

民主国家，兴、亡官僚苦，统治者被关进笼子，哪能能随意搞病毒！如果美国总统开发病毒武器，一旦被揭发，就会遗臭万年而且连累本党都得下台，所以美国总统不可能搞病毒开发。

说川普放毒的人都是傻瓜！川普总统2020年正准备竞选下一任总统，他放毒把美国搞乱，让人民起来反对他，让自己下台，岂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知乎造谣说，美军在搞病毒武器，还与乌克兰军方合作开发病毒武器！既然乌克兰有病毒武器，为什么乌克兰不用病毒武器攻打俄罗斯？既然乌克兰打了好几年都未用病毒武器，说明乌克兰无病毒武器。所以"美军在开发病毒武器"完全是胡说。

2.非民主国家可放心搞病毒，因为老百姓是掌权者随意宰割的"韭菜"。独裁国家，兴亡百姓苦，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搞病毒！老百姓就是那被牺牲的"小白鼠"。

习当局必须彻底交代病毒武器的真相，给死去的冤魂以公正的交代，还人类一个起码的公道！

著名理论家胡平说武汉肺炎死亡率低所以不是生化武器！这是错误的！因为生化武器反人类，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生化武器！为了偷偷摸摸地制造它，只能制造一些比普通流感死亡率略高点的病毒武器……这样才可鱼目混珠，把它说成是蝙蝠所带的病毒，这就是辩证法挂帅国家惯技——"进可攻，退可守"！

关键是：病毒武器的技术不过硬，还不能完全控制病毒，所以，选择一些死人率较低病毒进行人体实验，对社会破坏性较小，这是辩证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3.放毒是中共的传家宝。1928年2月，李彦仓、习仲勋（1913-2002）与张狮子密谋杀掉三原师范学校的反共的教务主任魏渊如，他们将毒药投进学校食堂的稀饭锅里，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三师投毒案"。习仲勋、李彦仓等9人当即被捕。关了4个月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提审了这些学生，看到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时，他当即拍板"交保释放"。习仲勋14岁就投毒在学校食堂的稀饭锅里，这是他的自传说的，后来他官至副国级。可见，放毒是中共升官的不二法门。

4.2002年秋冬，中国共产黨试放非典病毒，非典病毒从广东爆发，2003年横扫中国，半年后平息。病毒杀死老年人，节约了养老金。许多人不得不就医，增加了医院收入和国家的税收。老百姓虚弱不堪，黨再对小民小恩小惠，他们对黨感激不尽了！黨统治更稳固定了。

既然是中南海试验生化武器，肯定把大陆人当小白鼠，这些小白鼠感染病毒后又传到医院，造成了2003年非典流行。既然在国内试验武器，当然致死率不能太高，只要能把老弱病残者杀死，就好了。因为共官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信徒。他们认为：杀死弱者就是提高了华人素质，也节约国家养老金的支付，利国利民。

5.中共谎言治国由来已久。《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发表"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吴之理的《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的文章，说"美国搞细菌战"完全是污蔑，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东北，1952整整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

中共以美国搞细菌战的谎言为由头而秘密研发生化武器。1980年代，武器专家钱学森积极推动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也是为了开发新型的更大威力的生化武器。

2013年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陈化兰曾将H5N1禽流感病毒与H1N1人类流感病毒杂交，制造出127种新病毒。

6.中共早就公开地承认能制造病毒了！百度的"生物武器"词条，里面解释说：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毒跟感冒病毒连接到一起，多可怕！有人常说过，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

二.中共制造病毒的事实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长期研发冠状病毒的转基因技术，可把艾滋病毒转入其中。

2012年9月26日，发明人周鹏、韩正刚、石正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免疫决定区及制备方应用和用途。

2013年10月30日，石正丽、葛行义等在《自然》发文说，他们"分离和鉴定萨斯样的蝙蝠冠状病毒，该病毒应用于人的ACE2受体"。注意：2019新冠病毒直接攻击人的ACE2受体。

2015年11月9日，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在英国《自然》即nature发文说：只要把蝙蝠身上的S蛋白里的ACE2这个受体开关一调，这个病毒马上就可以侵染人类。

2017年报道：石正丽"通过反向遗传学方法，将新发现毒株的S基因替换到已构建的WIV1株SARS样冠状病毒全长感染性克隆上，并对三株新发现的S基因不同的SARS样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能力进行了评估。"石正丽的博士生曾磊平的博士论文说，人工改造蝙蝠冠状病毒后，让人看不出来。

2019年1月8日，55岁的石正丽以SARS病毒跨种传播的首席作者的身份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真枪实弹的病毒人体实验

生化武器通过呼吸道传染，其目的就是引起社会恐慌。

2019年香港游行半年，北京忧心如焚，遂决定2019年9.18释放病毒，通过病毒引发的恐慌迫使香港人不敢上街而瓦解港游行，顺便把川普总统赶下台。

1，枪炮演习与病毒演习的不同点

枪炮演习，被击中者是一个靶子或假人，这样就不会因射击、轰炸而死人！病毒演习，被病毒击中者若是个假人，就不可能发生感染病毒的症状效应，就无法观察演习时候的应对措施的效果！所以，病毒演习，被病毒击中者一定是个活人，而且他中毒后不会死去（若人死了，病毒就会被火化而失去传染机会），这样才可以弄出"可防可控"的病毒！

2.湖北电视台的"湖北经视"报道：2019年9月18日下午，武汉机场举行了新冠病毒演习。全文如下：【乘客突发不适、行李辐射超标，他们出动了】

9月18日下午，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接到航空公司报告"入境航空器上1名旅客身体不适，呼吸窘迫，生命体征不稳定"，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病例转运，两个小时后，武汉市急救中心反馈，转运病例已临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诊断病例……这是今天在武汉机场口岸举行的口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场景，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还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旅客携带"缅甸矿砂"，辐射严重超标的处置过程。

https://m.weibo.cn/status/4466410757110825

3.警察严厉打压揭露病毒真相的人，甚至当众殴打了揭发者，指责她的病毒解释是造谣。

请看真相："以实战形式"意思是：演习的病毒是真病毒，即人们在真枪实弹地与真病毒战斗。如果投放在飞机里的是假病毒，那就不叫预防病毒演习。

若新冠病毒是假的，病人就是装病。医生听心跳就可断定病人是装病，哪需要救2小时？既然是装病，医生凭什么说他得新冠病毒？如果是装病，官媒凭什么说"临床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那就是医生在造谣，党媒在传谣！

若病毒为真，病人是中毒了。那就说明急救中心的医生2019年9月18日前就熟悉新冠病毒并能治疗了。所以，必须请这位医生就"9.18"前治疗新冠病毒来一个现身说法并且公布武汉急救中心的当天的治疗记录和录像。同时让这旅客出来现身说法：是谁把新冠病毒是投给他？他进行过几次试验？允许各国记者采访他们。

无论这旅客是、否得病，都得不出揭发者造谣的结论。这就是一个逻辑学的二难推理：

如果这旅客是装病，造谣就是官方而不是闫小姐；如果这旅客是真病，就不存在新冠病毒造谣的情况。所以，无论这旅客是否得病，都得不出闫小姐造谣的结论。

湖北电视台说："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

即：新冠病毒的官方演习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演习是以前实验的"实战形式"的公开版。这就说明：武汉急救中心的医生不是第一次治新冠病毒了。如果是第一次，医生怎会知道这病叫"新冠病毒"。既然医生这么熟悉，说明他早就参与新冠病毒的官方研发了。我们知道，各单位年终都要写总结并评出先进的。那个参与了病毒演习的医生难道会写，"我参与了没有病毒的机场病毒演习，因此要求评为先进并获奖金吗？"

4.《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武汉海关演练口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楚天都市报2019年9月18日讯（记者周丹 通讯员陈力玲 袁剑 黄勇）9月18日下午，……机场海关又接到航空公司报告"入境航空器上1名旅客身体不适，呼吸窘迫，生命体征不稳定"，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病例转运和航空器卫生处理，并对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开展排查与监测……两个小时后，武汉市急救中心反馈，转运病例已临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诊断病例……

https://weibo.com/5453053174/ItHv7xVs4

"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病例转运和航空器卫生处理，并对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开展排查与监测"。这充分说明：武汉机场海关早在918就知道了新冠病是传染病并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但是未发现新的感染者，因为参与病毒人体实验的人员身体素质好。

5.当局以为新冠病毒是可防可控的。所以，7天后，湖北日报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湖北政府网站予以公开转载。http://www.customs.gov.cn/wuhan_customs/506375/506376/2614720/index.html

湖北日报讯"测试一周来，通关效率提升明显"

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

后来官方做贼心虚，删掉了。但是图书馆保存的湖北日报和楚天都市报都登载了918病毒人体实验的报道的，是删不掉的。假如试验的病毒是假的，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干嘛要造谣说是新冠病毒？要么报社和电视台发疯了？要么是舔狗发疯？要么是报社医院发疯？报社和医院未发疯，是舔狗得了疯病！

6.武汉海关有关人员说，这次实验是官方一手安排的！

病人、医生、病毒，都是官方事先安排好的，以前在实验室演习过，这次9.18这天，才在武汉机场公开演习！飞机停在武汉机场，上面没人！搞演习时候，把人安排在飞机上，投放病毒，他中毒后，然后让海关人员来救，把他送到武汉急救中心！就是这么实验的。这个病人当然是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对象——"活人小白鼠"。

这个"小白鼠"不是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因为他在武汉病毒所试验新冠病毒的时候，已经多次被感染病毒了……每次都被武毒所的解药化解了，他已经有了抵抗力。9.18是他第一次在实验室外感染、第一次被武汉市的医院救治，竟然花了2个小时才把病症消除！可见，新冠病毒可防可控，释放不要紧，还能吓唬游行者。

演习者都进行严格防护，事后又对他们做了是否感染病毒的核酸检测（假阴性者携带病毒传给他人）！

湖北日报的"武汉商务"微信公众号也转发了湖北日报的9.18病毒报道，还提到2019年武汉海关的关长叫杨杰，此人现为北京海关的关长。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sQ3MNrvCaQGNxj4hEyUBsw

杨杰为机场病毒演习的海关总指挥，武汉机场海关关长周永谋是机场病毒演习的副总指挥官。周在2012年9月5日就请求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帮助他们识别病毒了。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其夫人是武汉病毒所的所长。2019年12月2日武汉海关免去了周永谋武汉机场海关关长的职务，周永谋现为武汉海关的退休干部。2019年海关总署的署长是倪岳峰，2022年转为河北省委书记。

7.楚天都市报与湖北电视台都报道说："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说明早在2019年9月，武汉机场海关就知道应对新冠病毒的具体措施，并事先准备了充分的应对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武汉病毒所和军方帮助他们制定的！这就说明：新冠病毒就是生化武器，并在9.18这天搞了公开的人体病毒实验！

8.当局经常谴责日军731部队搞细菌人体试验惨无人道，当局的实验室搞病毒人体试验就更惨无人道了。

9.自2019年11月始，9.18病毒演习报道开始从湖北的官网撤走，因为新冠病毒开始进入武汉的医院，阴谋诡计者害怕人民知晓。

直到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才发布《关于报送不明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透漏：武汉发生了类似非典的肺炎。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称李文亮等8人因"发布、转发不实消息"而被传唤。官媒说传染病"可防可控"，故意掩盖真相。1月3日，李文亮签署警方的训戒书，2月6日李文亮"被死亡"。

呼吸病专家王广发2020年1月8日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10日他宣布：新冠病毒"可防可控"。这就是中南海敢放病毒的原因。

2020年1月14日，多家媒体记者前往武汉市金银潭传染病专科医院采访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时，被武汉警方粗暴干涉，警方不但要求记者删除新闻素材，而且将记者带走扣查、盘问几个小时。

2020年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在央视的采访中称，"我们的最新结论是（该病毒）人传人风险较低"。既然科学家为官方打了保票，而且2003年"非典"只流行半年就无影无踪了；所以

2020年1月18日江岸区举办了由4万多家庭参与的"万家宴"，万家宴有1.3万多个菜，使用的盘子上都印上了习的头像，这就是故意传播病毒！

2020年1月下旬，对付生化武器的防化兵的少将陈薇接管武汉P4实验室，说明武汉肺炎是病毒武器。2020年9月1日央视和"抖音"爆出一段简短视频，陈薇对一群儿童谈到：2月26日新冠病毒疫苗就从生产线制造出來了，而且是"正式的疫苗"。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所以非常"高兴"。如果2月26日新冠病毒疫苗就从生产线制造出來，那么可以推论陈薇至少在2019年夏天或很早以前，中国已掌握新冠病毒的序列，并已确定该病毒可控可防，完全服从习的领导。

尾声：2020年武汉肺炎传播全球后，数十亿人感染病毒而胆战心惊，数百万人痛苦地死去。川普总统得了新冠，而中南海都没有得新冠，说明事先做了充分的防备。武汉肺炎引发了美国混乱，最后把川普赶下了台。

面对世界人民索赔，习唆使普京发动战争，转移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中南海又用民脂民膏收买外国政要和科学家，成功地化解了各国对中南海愤怒。2021年1月底，世卫到武汉P4实验室调查，被当局拒绝。何等地做贼心虚！2025年2月21日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关押；2025年7月8日原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捕。这是杀人灭口。

中国三年封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官方却高凑凯歌，狂秀伟业。在这个病毒横行的国家，凡重复9.18报道的人都被威胁、辱骂、殴打、拘留甚至坐牢；如亲临武汉的张展被反复坐牢。揭露真相任志祥被监禁18年。2020年初，中央电视台阿丘在微博表示："我们应该向世界鞠躬道歉，是我们给世界添乱了。"这篇博文一出，央视就开除了他，他所有的节目被彻底"封杀"。

这是何等地荒谬！搞病毒无罪，说病毒的有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万马齐喑，暗无天日，无耻之尤！

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6igDy5phgae2QBM0eFjekg

https://mp.weixin.qq.com/s/990JNMT5YOLuuL4-SXGEbQ

https://mp.weixin.qq.com/s/49Sdh-bAuOKsZL1e_v3-bQ

https://mp.weixin.qq.com/s/HrrnoNVDBL2xBDkF9xEF6g

https://mp.weixin.qq.com/s/CKykZTumt3EPnquO0woAqg

https://mp.weixin.qq.com/s/UMQzIV6wruq4J9UbtbNEjQ

https://mp.weixin.qq.com/s/Y5Je-yEIxYdaJu0t-54mgw

為什麼中國人在 Covid 時期自殺?

【瑞典書評和瑞典出版商的信】

親愛的廖亦武：

希望你一切都好，我的朋友。我想告訴大家，瑞典另一份主要晚報《快報》也發表了武漢的重要書評（請參閱下方連結）。這尤其令人高興，因為當今世界的自由和民主正受到巨大威脅。

https://www.expressen.se/.../darfor-tog-kineserna-livet...

祝瑞典一切順利，

萊納特

為什麼中國人在 Covid 時期自殺?

2025 年 3 月 12 日

https://www.expressen.se/kultur/bocker/darfor-tog-kineserna-livet-av-sig-under-covid

這幾天，一段被壓抑了五年之久的 covid 記憶浮出水面。

回顧。你還記得Covid -19嗎？幾乎整整五年前，瑞典土地上的第一個人死於病毒。在恐慌襲來之前，我們還要等上一陣子，甚至更久，我們才彼此承諾，再也不會讓社會的工作支柱跪在地上爬行。老人照護也不會再成為死亡陷阱。

病毒是源自武漢的動物市場，還是從同一個城市的實驗室溜出來的？感染者沒有症狀嗎？

因此，Lindskog 出版社出版廖亦武的《武漢》，實在有點賭博的意味。這本副標題為 「紀實小說 」的書寫於大流行的第一年。它試圖將大流行的原點定位在科學家對 SARS 病毒的操控上，這使得它在某些地方顯得有點冗長。耐心深入探討病毒基因起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但這本書值得閱讀。閱讀 「武漢 」一書，猶如回到非典型肺炎最嚴重的日子，有時更像踏入中國的夢魘。

在那裡，醫院早已爆滿，但沒有人被允許談論病毒。缺錢的人只能用橘子皮代替口罩，人們寧願自殺，也不願意回到自己的小家，感染其他家人。

無處不在的電力 監視每個人所走的每一步、吸塵聊天群組中最微小的不服從跡象。當它來找你時，會把公寓大門釘上，並以朋友為誘餌。「皇帝的防線是張沒有網眼的網」，廖亦武用了一個恰當的比喻。

    在獄中，他飽受折磨，虐待使他幾度自殺未遂。

作家廖亦武比很多人更瞭解中國的獨裁統治。1990 年，他用錄音帶錄下一首關於天安門大屠殺的詩後，被判入獄四年。在獄中，他飽受折磨，幾次自殺未遂。在之後的幾年裡，他一直過著被遺棄的生活，偶爾會無家可歸，但他一直透過對社會邊緣人群的採訪，創造了一種中國式的反敘事。

2011 年，他越過邊境進入越南，現在被迫流亡到德國。

《武漢》結合了詩歌、小冊子和散文，不僅提醒人們像桂民海這樣的良心犯（書中以他為例）的鬥爭是重要的。它也是對任何認為獨裁者可以用正常條件與之談判的妄想的有效解毒劑。

廖亦武提醒我們，川普（Donald Trump）在2019年與中國勝利達成的貿易協議，其實是該政權控制香港的一種方式。

他引用來形容這種策略的比喻，讓「武漢」顯得格外具有時代感：

不牺牲孩子，就抓不到狼」。

紀實小說
廖亦武
武漢
英譯 Sissel Almgren
Lindskog, 254 頁

程翔：美國會武漢肺炎報告為索償打下基礎

作者：程翔

RFA 【洞察國情】20241216

美國國會12月4日發表「冠狀病毒大流行」遴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題為《COVID-19大流行的事後檢討：教訓及前路》（以下簡稱「報告」），長達520頁，其中溯源部分共146頁，佔全部內容約28%，其餘72%都是提出應該吸收的教訓及今後萬一發生同類事件時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委員會花了兩年時間，進行了25次聽證、發出100封調查信件，檢閱了超過一百萬頁的文字資料，從而得出其結論，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認真、嚴謹、客觀的過程。

被委員會質疑的機構和人士，除了中共的武漢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外，還包括美國的國家衛生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及其轄下的過敏及傳染性疾病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這三個機構都要為2020年開始的武漢肺炎肆虐全球負責。本文先根據報告的內容，把三個機構的責任羅列出來，最後加入個人的分析。

甲，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WIV）的責任

一， WIV 內部的幾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季，即發現第一例疫情病例之前就生病了，症狀與COVID-19疾病一致。 2023年6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ODNI）發表題為「武漢病毒研究所與 COVID-19 大流行起源之間的潛在聯繫的評估」證實了此點。

二， WIV有進行「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以下簡稱「增能」）的研究，以製造嵌合性病毒（chimeric viruses）。這種研究，既有積極的一面（可以促進防疫工作及發展新疫苗），也有消極的一面（可以用來製造傳染力特強的超級病毒，用於生化武器的製造）。 上述的ODNI指出，「WIV的科學家創造了嵌合體，或通過基因工程克隆 SARS 樣冠狀病毒，並在 SARS 樣冠狀病毒上使用反向基因克隆技術」。它說，「WIV 關於冠狀病毒的基因工程項目中，有一部分涉及可能難以檢測其用意的技術（involved techniques that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ct intentional changes）。簡言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擔心WIV進行的「增能研究」可能被用於消極方面的目的（按：這一點是筆者個人對上述這句話的解讀）。

三， 儘管WIV聲稱是一個民間機構，但美國已經確定至少從2017年開始， WIV與中國軍方已經有秘密項目的合作。上述ODNI報告指出：「WIV人員與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科學家合作開展公共衛生相關專案，並在生物安全專案方面進行合作」。此外，「一些 WIV 研究人員可能至少在大流行前的某些時候沒有採取足夠的生物安全預防措施來處理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這增加了意外接觸病毒的風險」（關於這點詳下文）。

四，從病毒的結構看，SARS2擁有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在其病毒家族的其他871個已知成員中都沒有發現，因此它不可能通過家族內遺傳物質的普通進化交換獲得這樣的位點。由於不存在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自然進化，EcoHealth （美國一家同 WIV 合作的機構）和WIV試圖做自然界從未有的事情——將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插入SARS2病毒中。因此，當EcoHealth 和 WIV 向 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DARPA） 申請撥款時被拒絕了（見下）。

五，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合辦的Broad Institute的分子生物學家曾昱嘉（Alina Yujia Chan）提出5點理由，證明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洩露出來的：

1. COVID-19出現在武漢，是中國最重要的SARS樣病毒研究實驗室的所在地。其專家石正麗博士研究類似SARS的病毒已有十多年，她自己甚至最初懷疑疫情是否來自WIV.

2. 在 2018年，也就是疫情爆發前一年，EcoHealth與WIV合作，在向DARPA提交的撥款申請中，提議創造一種具有 SARS-CoV-2 定義特徵的病毒。在向 DARPA 提交的申請中，EcoHealth 及其 WIV 合作夥伴表示，他們打算創造一種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類似 SARS 的病毒，這與使人類易感染 COVID-19 的特徵完全相同。

3. WIV 有在低生物安全條件下從事此類病毒研究的記錄。在 WIV，中國研究人員只根據 BSL-2 規範（生物安全等級第2級）進行了此類研究，但在美國，這種類型的研究將根據 BSL-3 規範進行，事實上，在向 DARPA提供資助的提案草案中，EcoHealth 總裁Daszak 博士承認，一些 SARS-CoV-2 研究將在 WIV 安全度較低的 BSL-2 進行。

4. 支持 COVID-19 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動物的證據很薄弱。曾博士指出，「現有的遺傳和早期病例資料表明，所有已知的COVID-19病例可能源於SARS-CoV-2單次進入人類，而武漢市場的疫情可能發生在病毒已經在人類中傳播之後。此外，尚未在武漢市場或其供應鏈中找到受感染的動物。

5. 如果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貿易中出現的，那麼預期的關鍵證據仍然缺失。在之前的疫情中，例如2002年的SARS和 2012年的MERS，發現了受感染的動物，最早的病例發生在接觸活體動物的人群中，並在動物中發現了病毒的祖先變體， 但尚未發現COVID-19的這些證據。

除此之外，報告引述了2023年3月8日，美國疾控及預防中心雷德菲爾德（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作證，他說：「從大流行的最初幾天開始，我的觀點是：關於 COVID-19 的起源的這兩種理論（筆者按：指「實驗室洩漏」和「自然衍生」）需要積極而徹底地進行檢查。根據我對資料的初步分析，我開始相信——並且今天仍然相信——這表明 COVID-19 由實驗室意外洩漏（lab leak）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自然溢出（natural spillover）的結果。這個結論主要基於病毒本身的生物學，包括其對人際傳播的快速高傳染性，新變種的快速進化」。

報告又引述2023 年4 月18日，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證詞，他說：「在大流行的最初一年裡，我們的情報部門唯一可信、可支援的解釋是實驗室洩漏，這是基於科學和常識得出的結論。從情報界的角度看，支持實驗室洩漏的證據與自然起源的證據，前者不但多而且很有說服力，甚至壓倒性的，而後者則是脆弱的甚至幾乎是空的」。值得注意的是，連支持「自然起源說」的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利比堅教授（Ian Lipkin，John Snow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ii Columbia University）都承認：「we have a nightmar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assess （筆者按：指支援實驗室洩漏的環境證據多到令人害怕）」，報告頁33引述。

所以，雖然中共極力否認實驗室洩露的可能性，而且急不急待地消滅證據，但種種環境證據都反映了實驗室洩露的客觀事實。

乙，美國的國家衛生機構（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責任

一，NIH下屬機構「國家過敏及傳播性疾病中心（NIAID）協助散播病毒來自自然界的理論，藉以否定實驗室洩露說。

1. NIAID 主任弗契（Dr Anthony Fauci）授意一批專家在幾家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SARS-COV-2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論文，他們認為，從基因組學分析（genomic analysis），病毒是天然產生的。

2. 當其中一個作者Anderson向《自然》雜誌提交這篇論文時說，該文是由弗契主催的（prompted by Dr Fauci），目的是在推翻「實驗室洩漏」說（the goal of Proximal Origin was to disprove the lab leak theory，見報告頁58）。他在2月8日一封信件上說：「我們過去數星期的工作就是集中在推翻任何實驗室洩漏說，但我們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因為所得的科學證據不足以讓我們對任何理論抱有高信任度」（頁21）。

3. Anderson在為他的「近端起源說」辯護時，卻提到「很不幸，這一切都無助於推翻實驗室洩露說，所以，（實驗室洩露說）應該被視為一個認真的科學理論而不應該被視為陰謀論而隨意扔掉。雖然我們很願意（推翻實驗室洩露說），但很不幸，從所得的資料來看，我們無法做到」（頁24）

4.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首席科學官法拉（Jeremy Farrar, Chief Scientist, WHO and Director, Wellcome Trust）的證詞，「近端起源說」是為了有效終止有關病毒起源的討論（effectively put to bed the issue of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頁25）

這批專家為甚麼一定要否定「實驗室洩露」的說法？

報告認為否定「實驗室洩露」說的一個動機，是為了「袒護中國」（to defend China, 頁26）。「這個動機在幾個作者的無數交往中表達出來。 NIH負責人Dr. Collins也表達了對『國際和諧』（international harmony）的影響」。

例如：Andrew Rambaut說：「如果有人指摘中國意外地洩露病毒，我們就必須說：不存在證據說明病毒經過人工改造。鑒於我們無法辨別自然的或是洩露的，我們傾向于歸咎自然因素」。對此建議，Anderson回應：「這是一個合理的結論。雖然我討厭政治介入科學，但在目前情況下無法不如此做」。Ron Fouchier說：「進一步討論（指對中國洩露病毒的指摘）將會對科學，特別是中國的科學發展造成不必要的傷害」。Dr. Collins說：「陰謀論很快會主導，對科學及國際和諧都會造成重大的潛在傷害」（以上均見報告頁26）。

天啊！為了「袒護中國」，這班「科學家」竟涉嫌「造假」？

二，NIH用美國納稅人的錢間接支助中共研究病毒

報告發現，原來美國一直有間接支助WIV進行有關病毒的研究。美國的NIH是透過撥款給一家叫EcoHealth Alliance Inc 的科研機構，以便它和WIV合作進行病毒「增能」研究。它的總裁 Dr Daszak 與WIV 的石正麗有長期合作關係。

早在2016年7月7日，NIAID已經發現 EcoHealth 建議由WIV承擔一項有潛在危險性的「增能研究」，因而去信通知該EcoHealth總裁Dr. Daszak立即停止該研究，並交出相關資料（頁78），但他們沒有及時交代。

從2023年開始，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開始停止撥款給EcoHealth及Daszak，因為他們違反「合規」條款（compliance）。

報告還指出：

1. NIH及 NIAID沒有盡責監管EcoHealth如何使用納稅人的錢（頁123）。

2. Fauci在「增能研究」的定義問題上玩弄文字遊戲（played semantic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頁133）。

3. NIH及NIAID利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去支助中國人民解放軍（頁139）。

4. NIAID高層領導營造一個環境去迴避「資訊自由法」（頁140，筆者按：疫情爆發後，很多人引用「資訊自由法」要求公開政府文件以便公眾瞭解真相，但報告指出有關當局儘量阻止人們憑此法去公布資料）。

5. NIAID也協助其他人迴避「資訊自由法」（頁143）。

丙，世界衛生組織（WHO）「可恥的失敗」

委員會嚴厲地批判了WHO，對其在疫情期間的做法稱之為可恥的失敗（Abject failure）。它指出，人們對WHO有過度的依賴，卻想不到它只聽命於中共。

一，對WHO的過度依賴（overreliance）

報告說：「雖然世衛組織應該支援全世界，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它僅在乎於保護它與中共的關係。WHO被誤導，被拒絕進入中國，並被用來為中共的魯莽行動提供掩護。當全球都向WHO尋求領導和建議時，WHO的行動表明它並沒有平等地支持所有成員。人們所看到的是一個組織，它不是為全人類服務，而是受制於政治並陷入政治（頁171）」。又說：「WHO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所有人。然而，在最嚴重的全球危機時期，它並沒有兌現承諾（頁173）」。

二，WHO的各種失德失責事件（頁 173 -180）

報告羅列了WHO七宗罪，計有：

1. 儘管台灣早在2019年12月初就發出了COVID-19的警告，但世衛組織卻忽視了它。

2. WHO僅憑中共宣傳就否認COVID-19的人對人傳播，從而弱化人們的警惕性。

3. 世衛組織延誤將COVID-19定性為 「國際性緊急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簡稱 PHEIC），只因為中共堅稱傳播已得到控制，這種延誤造成疫情的國際性大規模傳播。

4. 由於中共的壓力，世衛組織推遲和淡化應有的嚴肅的對策，如旅行限制。

5. 儘管全球都知道中共的掩蓋行為，也知道中共的防疫措施失效，但世衛組織繼續讚揚和肯定中共的做法。

6. 世衛組織未能譴責中共對舉報人和記者的鎮壓。

7. WHO發布了從中共獲得的關於COVID19的起源和出現的通知，很多純屬虛假資訊。

結論

通過詳細閱讀這份報告的相關內容，筆者覺得有幾點值得總結一下。

第一，報告雖然無法提供很實錘的證據證明實驗室洩漏，卻提供了大量的「環境證供」證明只有「實驗室洩漏」才是最大的可能性。由於中共從一開始即採取銷毀證據的措施，包括：① 即時對WIV實行軍管，作「安全化」處理，這就等於銷毀證據； ② 鎮壓吹哨人李文亮等醫生； ③ 清洗華南市場；④ 拖延及限制WHO實地考察，⑤ 向WHO提供不盡不實的資訊等等，使國際社會根本無法在案發現場即時獲取到「實錘性證據」（smoking gun evidence）。所以唯有依靠所謂「環境證供」。值得注意的是，就連主張「自然衍生說」的很多專家，都承認不能抹殺「實驗室洩漏」的說法。

第二，為證明「實驗室洩漏」是一種要打擊中共的政治陰謀論，NIAID主任弗契居然推動一批專家拋出所謂「近端起源論」，目的僅僅是為了推翻「實驗室洩漏論」。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否因為NIH有資助WIV，不想「實驗室洩漏說」禍及NIH和NIAID兩個機構？我們無法推測他的想法，但必須指出，這種行為幾近「學術造假」，性質非常嚴重。參與創作「近端起源論」的學者們，可能真心不希望見到科學受到陰謀論衝擊，從而挺身出來嘗試找到非陰謀論的解釋，未必是存心造假，卻被一些存心要袒護中共的人所利用。

第三，今次事件敲起一個嚴重的警鐘：為甚麼美國政府會提供資金給中共軍方從事一項對病毒的「增能研究」而明知這種研究可以導致中共製造生化或基因武器？這純粹是「監管不力」？或是對「增能研究」的負面作用認識不足？或是美國的領導人對中共這個當今人類社會最大的威脅來源認識不足，因而不知不覺接受其統戰而與之合作？

第四，目前美國國會正在審理「為COVID受害人討回民事公義」法案（Civil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VID Act）。委員會這份報告，很可能為民間索賠提供堅實的法律依據。一旦通過，並且首例成功的話，則它將開啟連串的索賠運動，使中共在未來疲于應付。

第五，筆者對報告的認真程度歎為觀止，這才是面對災難的正確態度，單是這一點已經足以證明美國制度的開明性，例如《資訊自由法》就令到政府行為（用納稅人的錢資助中共研究有可能用來對付美國的生化武器）大白於天下。

- 程翔（中國問題專家）

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前言、简介、目录

来源：博客來

新冠肺炎浩劫：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

• 作者： 胡平  
  
• 出版社：允晨文化  
  
• 出版日期：2024/08/07

• ISBN：9786269810574

序

前言

　　201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一個不顯眼的位置發表了一則簡短的新聞：「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病例大部份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

　　當時，誰也想不到這竟然迅速地成為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其感染人數之巨，致死人數之多，實為史上之最。

　　在2023年5月5日的記者會上，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向世衛組織報告的新冠死亡病例總數接近700萬人，「但我們知道實際死亡人數要高得多，至少有2000萬人」。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絕不僅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它還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新冠疫情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次生災害。直到四年後的今天，人類都還未能走出這場災難的陰影。

　　然而，這場大災難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自從2019年1月武漢地區新冠疫情大爆發以來，我就密切關注和追蹤事態的演變與發展。我盡可能廣泛地搜集各方資訊，並將它們彙整、梳理、比照和分析，進而得出結論：整個新冠疫情全球大災難的癥結，就是在疫情初期，中共當局、首先是習近平，不准公佈疫情，拒絕啟動應急機制，錯過了把疫情扼殺於萌芽狀態的時間窗口，以至於使病毒擴散到全中國，擴散到全世界。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直到四年後今天，對新冠病毒的溯源還沒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們至今仍然無法確定，病毒是自然發生的，還是人工合成的？是自然傳播的，還是實驗室洩漏的？種種跡象表明，病毒很可能是實驗室洩漏的，病毒很可能是人工合成的。中共當局百般阻撓病毒溯源，這只能從反面加深病毒是實驗室洩漏乃至人工合成的疑慮。

　　這次新冠大流行固然不像是誰蓄意投毒，但是它很可能給某些人一個大靈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劃、蓄意投放了。我們應該如何防止它？一旦發生了，我們應該怎麼辦？

　　中共當局一直誇口說，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中國抗疫創造了奇跡，充分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而支持這一論斷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共當局自己公佈的數據，中國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數保持在全球最低水準。

　　這無疑是謊言。只要看一看中國在2022年12月7日解封之後爆發的疫情海嘯，就足以摧毀這一謊言。

　　一點說明：我在這本書中提及的重大事實和引用的關鍵數據，都是取自中國官方媒體和官方人士，包括政府官員、體制內的專家學者、媒體人。這一來是由於當局的嚴密管控，我們無法進行獨立的調查和統計；二來是體制內也不乏良心之士；三來是因為撒謊者也有撒謊者的邏輯：但凡對自己有利的事，他會四處宣揚，並常常誇張渲染，使勁朝大處說；但凡對自己不利的事，他會隱瞞，即便說出來也往往是朝小處說。如果官媒和官方人士都要講出的具有「負面」意義的資訊，那就一定是真的了；如果說這些資訊還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只可能是它們還沒把「負面」的事實和數據說夠，有縮小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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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們至今仍然無法確定，病毒是自然發生的，還是人工合成的？是自然傳播的，還是實驗室洩漏的？種種跡象表明，病毒很可能是實驗室洩漏的，病毒很可能是人工合成的。中共當局百般阻撓病毒溯源，這只能從反面加深病毒是實驗室洩漏乃至人工合成的疑慮。

　　201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一個不顯眼的位置發表了一則簡短的新聞：「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病例大部份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當時，誰也想不到這竟然迅速地成為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其感染人數之巨，致死人數之多，實為史上之最。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絕不僅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它還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新冠疫情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次生災害。直到四年後的今天，人類都還未能走出這場災難的陰影。然而，這場大災難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胡平

作者簡介

胡平

　　生於北京，長於四川，現居紐約。1966年高中畢業，適逢文革，曾自辦小報轉載遇羅克文章；1969年下鄉於攀枝花郊區當農民，1973年返回成都當臨時工；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西方哲學史研究生；1979年參加民主牆運動，發表《論言論自由》；1980年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當選為北京大學海淀區人民代表；其後分別在北京出版社和北京社會科學院任職；198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1988年當選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先後主持《中國之春》與《北京之春》雜誌。現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中國人權執行理事，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榮譽所長。

　　主要著作
　　論言論自由
　　我國經濟改革的哲學思考
　　哲思手札
　　給我一個支點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中國民運反思
　　從自由出發
　　一面之詞
　　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犬儒病
　　法輪功現象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要得公道打個顛倒

目錄

前言

新冠肺炎浩劫— 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
（一）維穩壓倒防治
（二）習近平1 月7 日講話到底講了些什麼？
（三）錯失良機22 天
（四）「甩鍋」大戲之一
（五）「甩鍋」大戲之二
（六）習近平承認有「短板和不足」
（七）新冠疫情本來完全可以扼殺於萌芽狀態
（八）「武漢肺炎」、「武漢病毒」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說出來的
（九）虛假不實的數據
（十）在「人傳人」問題上的一再隱瞞
（十一）武漢封城說明了什麼？
（十二）中國政府誤導了全世界
（十三）向中國政府追責索賠有法理依據嗎？
（十四）攪渾水戰術
（十五）石正麗鑑別準則
（十六）「新冠疫情首先發生於何處」與「新冠病毒的源頭在哪裡」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十七）新冠病毒是不是從實驗室洩漏的？
結語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習近平欠中國人民一個道歉，欠世界一個道歉
三百年前法國人是如何對付瘟疫的
深陷隱瞞疫情輿論漩渦的中國政府
對世衛組織到中國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建言
美國政府不應該禁用羥氯喹
高尚全的親筆信提供中共隱瞞疫情新證據
不容中共改寫疫情敘事
瞞外不瞞內 瞞下不瞞上
從港首林鄭月娥接種中國疫苗談起
中國疫苗為何還不公佈三期試驗數據？
高福出爾反爾為哪般？
從「盲眼鐘錶匠」理論，我們能邏輯地推斷出新冠病毒是自然發生的麼？
反駁俄國散佈的「美國在烏克蘭研發生化武器」的謠言
動態清零何時了？
上海奧密克戎新冠疫情零死亡質疑
與病毒共存勢在必行
中國為何還不大力接種mRNA 疫苗？
偷換概念的無恥狡辯
新冠病毒是出自美國生物實驗室嗎？
為什麼在英國女王葬禮上唯獨王岐山戴口罩？
中共將大幅改變動態清零
騎虎難下的動態清零
習一尊該下神台了
習近平為何急轉彎？
習近平為什麼要撒彌天大謊？
怎樣比較中美兩國新冠死亡人數
美國比中國還早就出現了新冠病例嗎？
編織巨謊 只為一人4
請問焦雅輝、王貴強，以你們誰說的、哪一次說的為準呢？
習近平陷入怪圈
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洩漏的嗎？
解除「清零」一周年
中國新冠疫情究竟死了多少人？

【書摘】张彦：《星火》病毒

张彦  

思想坦克 【書摘】 

2024 年 6 月 21 日 

病毒

就像北歐青翠的森林一樣，自古以來，中國的濕地也一直是神祕與記憶的避難所。這些農田與城鎮環繞的濕地，就是所謂「江湖」。江湖既是強徒、盜匪隱身之所，但同時也是遊俠、義士為公理、正義奮戰的神祕世界。每在民生困苦達於鼎沸之際，江湖人往往能透過鬥爭發揮中華文化價值，為社會帶來韌性。

在武漢周遭地區，這類鬥爭因一種生態失衡而更凸顯。在古代，人們發現，春天漲潮造成的濕土能使稻米長得更好。先民於是想辦法，以一種較能預測的方式複製這種生態系統：他們小心翼翼地在長江與長江支流的滾滾洪流邊定居下來，建水壩與堤壩擋水，創建許多作為稻田的迷你濕地。政府當局也鼓勵這種安定的生活方式，因為它能帶來富裕的人口，無論就控制、徵兵與課稅而言都方便得多，當然，除非人民逃入江湖與政府作對，則又另當別論。

但二百五十年來，隨著中國人口不斷增長，這種脆弱的平衡保不住了。大批人口湧進更接近河流的地區，在作為天然海綿之用的濕地上蓋房子，於是引發更大的洪水、難民潮與霍亂瘟疫，也就是中國水文學家克里斯．寇尼（Chris Courtney）所謂「現代災難規則」。經濟繁榮了，但根據江湖規則而生活的下層階級人數也愈來愈多。

現代工程制約了這些洪水，但人類不斷找出新招壓倒自然。全世界最大的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寇尼這項政治─生態災難規則的當代版）源出於武漢就是最佳例證。

一種流傳於動物的冠狀病毒於二○一九年躍入人體，造成這場公衛危機。所以如此的確實原因不詳，或許是因為人類食用了從骯髒、規範不良市場取得的野生動物；也或許是因為研究人員在進行冠狀病毒研究時出了狀況，病毒從實驗室漏出。但關鍵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助長了這場危機。這個系統過去鼓勵人們緊傍著不時鬧水患的河流生活，現在又對公衛最佳做法置若罔聞。幾近二十年前，類似狀況曾造成一種冠狀病毒從動物擴散到人體。那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即S A R S，讓世人更加重視一系列可以解決的問題，例如限制野生動物買賣，改善市場衛生，改善公衛結構等等。

但到了最後，中國學到的教訓很有限。政府確實也建了幾個新官僚機構以監管公衛，還造了幾間擁有高科技設備的實驗室。但在骨子裡，政府仍然僅僅聚焦於一套狹隘的目標，基本上就是經濟成長和政治管控。就這樣，中國欠缺改善市場衛生狀況（或中國醫院髒兮兮的狀況）的能力。中國也沒有勇氣阻止人們食用珍禽異獸，在中國的中產與上流階級人群，食用珍禽異獸依舊蔚為風氣。當新冠疫情爆發時，政府不僅不作為而已，它還逮捕警告大疫將至的吹哨人，發布誤導聲明，讓情勢更加惡化。當政府終於採取因應行動時，四個星期已經過去，病毒也有了立足點。

在政府處置新冠疫情失當的同時，一波俠客也重出江湖。這波俠客有反歷史學者，有記者，還有製片人，他們無視政府的鐵腕控制，記錄下當局如何製造又一場政治─生態危機的過程。他們迫使政府認錯，並且昭告世人，儘管政府揚言掃蕩江湖，他們仍然存活在今日中國的陋街小巷，伺機而動。

＊＊＊

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艾曉明在往訪廣州會見老友之後回到武漢。第二天，她聽說武漢在鬧流感，不過沒當回事。這是冬天，病毒感染是常有的事。她最擔心的是她高齡九五，已經臥床的老父。原本負責照料她父親的看護走了，所以她造訪了幾家醫院，替父親物色一位新看護。一切事情照舊，沒什麼異狀。十九日那天，她聽說武漢出現一種新型肺炎，但仍然沒有很在意。第二天，突然間，大家都在談論這種正在擴散的怪病。但政府媒體對此隻字不提。武漢開始陷入恐慌。

三天後，在一月二十三日，政府突然實施嚴厲的封城措施。生活在武漢與周邊十五個城市的約五千七百萬人民，必須關在自己家裡，不能出門，直到四月八日為止。世界衛生組織稱這項措施「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民眾就這樣在無預警狀況下被關在家裡，許多人既缺少食物，也沒有足夠必備民生用品。武漢迅速淪為一座鬼城。許多人惶恐不安，封城令什麼時候才能解除？當局打算怎麼做？

就像數以百萬計的其他武漢居民一樣，艾曉明首先顧慮的也是她的家人。她趕到藥房，採購棉花棒、消毒劑與瀉藥等等照顧父親的基本用品。由於人們認為病毒很容易透過接觸傳染（後來發現實情並非如此），消毒劑已經缺貨。就像在全球其他地區的情形一樣，口罩迅速賣光，藥房開始哄抬價格。兩天以後的一月二十五日就是農曆新年，但龐大的返鄉過年人潮被擋了下來。武漢商業區漢口火車站自通車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關閘停運。

艾曉明立即加入地方義工組織。在二十九日那天，她加入的一個團隊向醫院和社區中心分發了六千五百套個人防護裝備，還募集了六十萬元人民幣捐款。艾曉明穿了白色防護服，戴上雙層面罩，隨同工作人員檢視情勢。

眼前的景象令她震驚。她的團隊將裝備交給除了棉布口罩別無防護裝備的社區中心工作人員。防護服很受歡迎，但不夠用，根據她聽到的資訊，工作人員得重複使用這些只能用一次就應該丟棄的防護服。

艾曉明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些資訊。換成在過去，她一定會帶著她的數位攝影機，一五一十地記錄這場災難。但現在想這麼做，她至少需要一位助理，而且得冒著讓助理感染的危險。此外，她還得考慮她的父親。如果出門做進一步調查，她可能把病毒帶回家。於是，艾曉明做了成千上萬其他中國人做的事：她在網路上發表她的想法。讓她大感意外的是，她這篇文章竟未遭到審查。艾曉明於是繼續動筆寫第二篇、第三篇，加入批判政府的洪流。

＊＊＊

艾曉明的第一篇文章談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名叫李文亮的眼科醫師。談到民眾對政府的憤怒，李文亮怎麼看也不像會成為焦點人物，不過或許這就是重點所在。他一直是個極為普通且與政治無涉的人。但在二○一九年十二月底，他在武漢中央醫院的友人將幾名似乎是一種新型S A R S病患的資料交給他。這些病患已經隔離，但病毒似乎已然擴散。

李文亮採取了許多中國人會採取的做法：他沒有在公共社群媒體上發文示警；他沒有在武漢市中心區舉布條，也沒有寫公開信給當局。只有異議分子才會這麼做。李文亮採取的做法是，用他的微信聯絡一個朋友圈，警告他們新病毒要來了。為證明他所言不假，他還在警告中附上病患資料與一名病患的胸部斷層掃描圖。

李文亮寫道，七名染上這種神祕疾病的病患已經「在急診室隔離」，「家屬與親戚應採取預防措施」。

但即使是這樣的警告，也惹來了就連私人微信群組對話也不放過的中國公安當局。就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天，公安把他找去問話。三天後，他們強迫他簽一項聲明，承認他的行為「違法」。他被迫在聲明上寫下「明白了」幾個字，還用大拇指蘸紅印在聲明上畫押。

政府隨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一篇誤導民眾的聲明，說野生動物市場爆發一種肺炎，但這種肺炎「可預防，可治療」。這篇聲明之後被官方刪除（但可以在網路檔案上找到）。

早在那段時間已有許多人對新疫情的爆發示警，李文亮的警告只是其中之一。同一時間另有七人遭警方拘留，罪名都是散播謠言。全國各地的電視新聞廣播在一月三日重複這項說法：造謠生事、誤導民眾的人將遭嚴懲。

事件確切過程究竟如何，將成為今後許多年辯論的焦點，但很顯然，武漢地方領導人將病毒存在的事實蒙蔽了約一個月。他們或許擔心承認疫情爆發會毀了他們的前程。一項重要的政府會議即將於一月間舉行，而且春節假期將至，當局因此封鎖這個新聞，希望這波疫情沒那麼嚴重，而且能很快過去。

但一旦每個人都知道事實真相，審查的效力很有限。武漢的情況就是這樣，成千上萬的人染疫，數以百計的人病逝。武漢確實很大，但有關染疫與醫院爆滿的消息已經傳得盡人皆知。封城令下達後，政府不得不承認出了亂子。就這樣，前後數週、甚至數月之間，政府的審查顯得參差不齊、漫無章法。「江湖記者」發表影片、進行調查的機會來了。

李文亮醫生所以成為關鍵人物，是因為江湖記者發現，身為醫生、而且握有具體證據的他，也被當局定了造謠生事之罪。不僅如此，李文亮還在二月一日的微博公眾號上發文說他染了新冠。他自一月起就因發燒、肺部感染和其他症狀而住院。到發文第三天，他已經開始輸氧。儘管病情如此嚴重，他在一月二十七日匿名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描述他如何因為發聲示警而遭當局指斥。現在他決定透露自己身分，並且與外國媒體接觸。他發現大疫將興，設法向民眾示警，但遭當局制止。他是一位垂死的吹哨人。

負責治療李文亮的醫院察覺，他的病逝會造成一場公關大災難，於是開始發表有關他病情進展的報告。但他的病情持續惡化。他開始接受中外媒體訪問。他在社群媒體上貼了自拍照，照片中的他眉角和髮際汗漬斑斑，氧氣罩掛在臉上，兩眼凝望鏡頭。突然間，中國政府面對自二○○八年四川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公關大災難。

＊＊＊

當李文亮醫生於二月七日病逝時，社群媒體炸鍋。艾曉明等著名公知人物紛紛在網路上發文哀悼。艾曉明寫了一幅字，先只是重複四次寫了同一個字：「訓，訓，訓，訓」。「訓」有「教訓」、「訓練」或「訓斥」之意。艾曉明這幅字或許指的是李文亮被迫簽字認罪的「訓戒書」，但也可能意指李文亮為中國帶來一個教訓，要中國人謹記說真話的道德準則。

之後，她又用紅墨寫上這時已經出名的「明白了」三個字，就是李文亮在「訓戒書」上寫的那三個字。在將這幅字貼在網路上時，艾曉明解釋說，這三個字指的不僅僅是李文亮醫生被迫含冤認罪而已。身為一個有政治意識的人，所謂「明白」意指了解中國政治情勢真相，而且願意坦白說出這些真相。

其他許多人也在李文亮的微博帳號上發貼文。微博是一種類似Twitter的社群媒體平台，無論是誰都可以在任何他人的帳號上發貼文，評論他人發的貼文。特別是在二月一日李文亮貼文宣布他病了那天，好幾百萬人在他的微博帳號上留言。「武漢政府欠李文亮醫生一個公道」與「我們要言論自由」這類標籤開始爆紅。他的微博帳號成為讓大家可以放心在裡面宣洩焦慮、情緒的避風港。春天來了，他們告訴他櫻花開了。許多人唸唸有詞，對他表示懷念。

政治漫畫家為他畫了一張全國瘋傳的漫畫照，漫畫中的李文亮戴著外科手術口罩，但口罩上淨是鐵刺。有人為他的勇敢向他致謝，還有人為他遭到的當局的對待向他致歉。許多人重複引用他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說的一句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

對艾曉明來說，這場公衛危機於一月底因她父親發燒而燒到她家。在正常狀況下，她會招救護車把父親直接送往醫院。但現在醫院裡危機四伏，病毒正在病患和醫護人員間迅速擴散。她做了一個理性但痛苦的決定，讓父親待在家裡。她知道這個決定意味父親會病逝，但至少他會在親友環繞下病逝在自己家裡，而不是獨自一人在一間閃著燈光的房裡斷氣。

她為父親冷敷，每兩個小時為他翻一次身，用鼻管為他餵食，幫他洗澡。三天後的二月二日，他斷了氣。第二天，他的遺體送往火化，家人辦了一場小小的佛家告別儀式。事後回想，家人感到幸運；二月五日，武漢宣布禁止舉行喪葬儀式。根據官方數字，這時已有一千七百七十人死於新冠疫情。像她父親一樣的死者都是無辜冤死的「附帶損失」。

除了照顧父親以外，艾曉明還要處理許多家務工作。身為女權主義學者的她，知道有人會認為這樣不公平，不過她另有見解。如果能把家照顧好，她就能讓她心愛的弟弟全力運用他公司的資源協助民眾。她的兒子也在為她弟弟工作，而且一連幾個月來，她弟弟領導的集團已經重新部署人力，協助補充醫院資源，為社區中心進行再補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儘管每天讓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但她認為這樣的分工很公平。她曾希望自己能外出購物，像其他人一樣排著長隊。她眼見這一切種種小小的問題已經在龐大的武漢發酵，導致公共精神的崩潰。現在父親走了，她有時間發表她的想法了。

我認為目前恐慌帶來的問題和危機，比疫病更凶險，因為恐慌造成的人和人之間的隔離，也迅速而廣泛地調動了人的私欲。我們看到各地的自私、自保、以鄰為壑……恐慌激發出野蠻的行為，導致人道危機，它是危害更大的病毒。

由於一開始過於嚴厲地控制訊息流動，使得病毒的傳播無可避免。而事後採取的很多措施又沒有經過充分的公眾討論，突然就走到另一個凍結點：一下凍結交通，凍結人員流動，來了個急煞車。這種情況造成的社會心理後果就是恐慌。極度的恐慌帶來一些極端的社會應對行為。例如隔絕，包括人和人的隔絕，省和省的隔絕，村和村的隔絕。這種行為是互相模仿的，很多標語都把這種隔絕的必要性強調到荒誕不經的地步。

像許多經歷過二○二○年年初那些事件的人一樣，艾曉明也立即發現政府瀆職在事件中扮演了巨大角色。她沒有深究政府反應如果快一些，能不能阻止疫情擴散的問題，這個問題得留待後世討論。但她與其他億萬中國人都很清楚，政府將病毒存在的實情隱瞞了約一個月。直到疫情擴散，情勢失控後，政府才開始實施封城，但封城手段又過於凶狠，造成的恐怖幾不下於病毒。

艾曉明寫道：「一開始對訊息的嚴控使疫情擴散難以避免。許多事後採取的措施都是強加的，未經充分公開辯論。」

其他人也有同感，批判政府之聲與有關這場危機的報導在公領域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效法半世紀前的地下歷史學家，開始探討這場危機。本書前文提到的遇羅克就是他們效法的對象之一。因為血統不好（遇羅克的雙親曾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在政府擔任小官），遇家人在毛澤東統治期間的中國淪為賤民，遇羅克也因此成績雖好但進不了大學。文化大革命展開以後，遇羅克寫了一篇〈出身論〉，大獲好評，在街頭巷尾賣了好幾萬份。他在一九七○年遭到處決。

武漢封城正逢遇羅克處決五十週年。艾曉明等人在微信貼文，討論遇羅克的事蹟。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二○一六年發表的一篇紀念哥哥下獄五十週年的文章也在微信上爆紅。在三年清零鎖國之初，政府肆意濫權顯然是引起熱議的議題。

還有人複製地下歷史學家用了多年的辦法，翻到中國防火牆外，在YouTube與Twitter上發文。像許多人一樣，他們想方設法取得必要V P N（虛擬私人網路，即翻牆軟體），說明中國人一直不缺翻牆能力。這種中國國境內、境外異議分子互通聲息的做法，將成為日後抗議的標記。

影音製作人陳秋實的抗議堪稱最大膽，也最短命。陳秋實早在二○一九年就自掏腰包前往香港，報導當地的抗議。他在自己的微博帳號上發文，談他見證到的這次和平抗議，駁斥官方媒體有關抗議如何暴力的敘述。陳秋實在一月二十三日抵達武漢，開始錄影。這時，他的微博與微信帳號已經被封，所以他在YouTube與Twitter上發文。

一月三十日，他前往武漢一家擠滿病患的醫院。陳秋實就在這裡播了一段來自封城區的最著名的感言。他說：「我是害怕。我前面是病毒，我後面是中國的法律與行政力量。但只要我還活著，我會繼續做我的報導，我只說我看見的，我聽見的，我要把我所見所聞講出來……我連死都不怕，我還怕你共產黨嗎？」

儘管大多數中國人沒能見到這些報導，他僅僅工作了兩星期就遭到監禁的事實仍然激起民眾排山倒海般的義憤。他遭到監禁也說明，中國知識分子比一般認為的更能輕易接觸YouTube與Twitter。這意味相關影像可以在中國社群媒體轉貼。當然，它們可能被封，但它們也可以轉換為難以審查的格式貼出。

三十六歲的前律師、公民記者張展的影響力甚至比陳秋實還大。張展在發表兩個月影音作品後遭到監禁。她原是律師，因處理人權案而遭註銷律師執照。像陳秋實一樣，張展也因支持香港民主運動抗議示威而於二○一九年被捕。

她於二月一日離開家鄉上海，往訪武漢。她的第一站是會晤艾曉明。艾曉明聽說過張展，知道張展曾是維權律師。像過去一樣，艾曉明接待了張展，留張展住在她在艾家小區外那間小公寓裡。艾曉明為張展做了一番武漢城簡介，之後張展搬進一家旅店。張展借了輛自行車，在武漢各處晃蕩，帶了一部廉價攝影機進入這波疫情的關鍵地點。

空曠的市街、炙熱的火葬場、人潮洶湧的醫院，以及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人認為這裡就是這波病毒的起源地）都在張展拍的影片中入鏡。影片中有段拍的是一處社區衛生所，談到儘管政府宣稱新冠檢測免費，但這間衛生所仍向一名男子收取新冠檢測費用。她指控政府隱瞞真實死亡數字，審查新聞。她還指控當局禁止一切公開集會，讓許多失去親人的武漢人無法悼念親友。

「這是晚上十二點四十殯儀館裡焚燒爐的聲音，」她在已經成為她商標、鏡頭抖動不已的紀錄片中說道，「他們確實是在徹夜工作。」

這些報導完全稱不上「調查新聞」大師之作。所有調查新聞的記者都明白表示，他們只會描述眼見之實。有趣的是，大多數記者在報導尺度上都會退縮一些，以迎合政府觀點，彷彿是希望這麼做以後，他們的報導就能出現在中國社群媒體上一樣。以張展為例，在談到市民們指責政府，說政府應該開放市內空曠的旅館收容病患時，張展就替政府辯解說，旅館的空調系統會傳播病毒，不宜收容病患。記者們的力量在於揭發日常生活現實，這與政府所說、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說法大相逕庭。

這是來自最前線的新聞報導。官方媒體只會發表官員接受訪問、醫院裡秩序井然的報導和影像，調查新聞的記者要揭發事實真相。他們的報導很快就遭到審查，但他們讓人憶起不很久以前，當江雪這類人士還為國家媒體工作的那段日子。他們也說明了一件事：在這場全國性危機中，除了政府傳聲筒以外，還有其他聲音。

作者為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張彥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新聞學和亞洲研究學位。1994至1996年期間，張彥被巴爾的摩《太陽報》派駐於北京，擔任通訊員。1997至2001年期間他服務於《華爾街日報》，負責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各種社會議題。2009年張彥為《紐約時報》服務時再度回到中國，並在「北京中國研究中心」等機構教書，同時擔任諸如《亞洲研究月刊》等學術期刊與智庫的顧問。張彥長期關心中國社會的宗教與民主化問題，2001年他以法輪功學員遭到迫害的報導而獲得普立茲獎殊榮，此外也與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保持密切關係。張彥在八旗文化的出版品有：《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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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星火》
作者：張彥（Ian Johnson）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后疫情中国的社会心态——一个离岸观察者的臆想？

鹿馬 Matters 20240421

不赞美，不批评，不回忆，不指望，不关心。你不说我不说，闭上眼睛去生活，可能会容易的多。

这篇文来聊聊我作为离岸观察者对现如今中国社会的一点点观察。正如题目所说，由于仅凭个人感受，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存在臆想成分，认同也好，不认同也罢，不用太过认真。

赞美的声音少了，批评的声音也少了

疫情放开后的一年里，从等待到彷徨，再到对未来失去盼头，现在大多数国人都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预期——我的国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了。从清零前期大国抗疫叙事下对集体主义的自豪，到清零后期和无预警放开之后的愤怒，现在的人们少了清零前期的自豪，却也不会像清零后期一样有那么多的批评。

或许是大家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的个人生活吧，对于和自己无关的有的没的，变得越来越无所谓。只要不把我封在家里，只要恢复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也不再去奢求大环境是好是坏。至于当下发生的事，只要自己不是受害者，血别溅到我身上就行。大环境不好，这个情况几乎谁都知道，心照不宣罢了。

报复社会的行为多了，关心社会的声音少了

作为在墙外的离岸观察者，在墙外经常能看到真真假假的国内恶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当街砍人，开车冲撞类事件，同时各种仇杀暴力案件和自杀也层出不穷。不论是无差别的报复社会还是有针对性的暴力作案，在过去的一年里好像变得多了起来。但这些事件往往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度。或许信息审查让这些事不能再墙内网络上广泛传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没有感受到日渐高涨的社会戾气，这些事情或许已经不需要大范围媒体报道，通过身边的人口耳相传也能略知一二。

这些恶性事件政府当然知道，老百姓也不是一无所知，但谁也不把这个这一系列事件总结为一种现象摆到台面上说。官媒党媒肯定不报道这些消息来破坏安定祥和的局面，地方政府也不希望给自己找麻烦，民间自媒体也不可能大范围传播这些事情——一是怕自己账户报销，二是老百姓也并不希望看到这些新闻，负面情绪已经够多了，还是娱乐新闻和搞笑视频更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看看网红一杯猫“造谣”事件吧，一个编段子的网红先是在全网掀起了寻找虚构小学生“秦朗”的热潮，甚至连官媒都开始跟风报道，后来谎言败露，还惊动了警方立案调查，并对其行政处罚。就这么个屁大点的事，受到了官民的集体关注。网红编的故事是真是假，跟公共安全有个毛关系？媒体和网民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吗？至于对这种事情那么关注吗？

就在一年多以前，我还对唐山打人事件的饱和式讨论现象颇有微词，认为对一般社会治安事件的挤兑试关注，正是由于允许讨论的自由空间不断缩小造成的，最终会让人对房间里真正的大象（当时是清零政策）视而不见。然而，我还是高估了下限——现如今整个社会却对网红编段子这样的连花边新闻都算不上的事大动干戈，而那些明明就波及到每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事情却好像事不关己。社会从上到下的心态是病态的，病到连醉生梦死都降级成了更廉价的混吃等死。

积极向上的少了，穷开心的多了

与十年前的创业大潮不同的是，经历大国崛起和三年疫情的年轻人，仿佛越来越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么靠近权力，进入国家扶植的重点行业（比如电动汽车，锂电池），要么干脆进入权力体系，挤破脑袋地考公务员。至于国企，并不是不想进——看看一家三代“铁路人”，一家三代“电力人”，再看看那个爷爷和爸爸都是银行行长自己长大也要当银行行长的那个小朋友，你会发现所谓国有企业已经严重板结为一个基层家族把持的小社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越来越“县城婆罗门”化。那么距离权力相对较远的广大打工人呢？下班后让短视频占据自己的注意力，放假特种兵国内旅行，而曾经出国旅行的盛况不再。经济上追求安稳，思想上趋于保守，文化消费趋于廉价和低俗。看似又回到了疫情前的岁月静好，实则在没有盼头的心态下趋于萎靡。

反思的声音少了，不想回忆的人多了

虽然在前几年就出现了”反思婊“这种诋毁性的网络词汇，但是至少这个词汇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上有不少呼吁反思的声音，对爱国群众来说这种声量是如此刺耳，以至于他们发明出这么一个侮辱性地词汇，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粉红们暴跳如雷呲牙咧嘴的气势。然而现在，呼吁反思的声音变得极其微弱，不要说什么几十年前的事情，就是几年前的疫情期间的事，大多数人好像也抱持者不想思考，不愿记起，得过且过的的心态。是啊，为什么要记起？不愿记起又何谈忘记？

不关心，不去想，因为想了也没用

站在墙外，看到维权事件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烂尾楼业主，变相减薪裁员导致的维权，以及养老金等维权等等，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正在发生。像烂尾楼这样关系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家庭的，得到全社会足够的关注了吗？难道是墙内信息封杀导致大家对此一无所知？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像恒大和碧桂园暴雷，多家房企烂尾，理财产品养老金暴雷，这些事情就算没有媒体报道，但是以其波及面之广，就算从身边的人那里也能听说到了。那么为什么好像社会整体看起来还那么淡定呢？我认为还是和大众的心态有关。

经过三年疫情的洗礼，再到解封后的希望落空，处于彷徨状态的中国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想看那些糟心事。人们更倾向于把所有糟心事都归结为“别人的事”，不论这件事离自己有多近。过去人们忙着赚钱，忙着改善自己的生活，因而不少人主动选择了漠视社会事件，而现在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想尽力保住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没有闲心去关注别人，就算最后落到自己头上，那也可以安慰自己：大家都不好，到了那一步谁也没办法。

疫情后一年多到现在，大众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已经让我感到并不乐观。我知道个人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怎么靠谱的，仅凭这些更是无法预料今后会如何。只是不知道，这到底是创伤后恢复期的平静呢？还是自我麻醉下可怕的平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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