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飞意大利。远行，总会多一些不测。中午先去看了91岁的老娘，如果回不来，这一面就算诀别了。又到医院看望郑仲兵先生，这大概真的是诀别了。这天是2023年11月8日。
郑老师带着呼吸机面罩刚刚睡着，不忍叫醒他，只是站在床边看了他几分钟，便逃离了。逃离这痛苦的地方，却一时不能逃离哀痛的心情。
叫醒他又能说什么呢？让他努力好起来？让他努力等我回来再咽气？让他安心地死去？……都是无聊的废话。他说话困难，神志清醒，看到我，不一定比在睡眠中舒服。我有断掉呼吸机让他尽快解脱的想法，却不知他此时的感受。不知他是否很痛苦，不知他是否想再多活几天，几小时，几分钟，还是想快快进入"无梦的安眠"，也就怀疑自己"断掉呼吸机"的想法。没有经历过濒死状态的人，是没有资格揣测濒死之人的心态的，何况濒死的状态可能有很多种，但我还是要跟儿女说，我到了这个地步，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而且我相信，大限将至，人是能够感觉到的，若不是很难受，就尽量不去医院，尽量在家里安宁地离去。这是邵燕祥先生给我的启示。几位老先生中，他走得最是幸福，还有何方、戴煌、朱厚泽、李洪林、张思之等都被医院折腾了一番才上路。
我的父亲更甚。他去年12月新冠而亡，住院三个月，不让家属探视，只有断气的一刻才让看15分钟，最终没有家人在身边送别，他内心的悲苦是可以想象的。大夫说不让说更不能写死于新冠，让我心里明白就行了。我当然明白，却是溺于粪坑之感——脚登不到底，头冒不出来。这个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到头来没能拿一个实事求是的死亡证书。
郑老师进食困难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半年？一年？已经记不得了。期间，他住院或在家一直拒绝鼻饲，好友们便想出各种方法让他摄入营养，我们间或还去找他聊聊天，每次都是强作轻松态，心里流着泪。出国前我为他找遗像，看到微笑着的健康的他，泪流不止。
郑老师肺癌20年，现在又迟迟不能咽气，可见他的生命力。然而就他这种坚守良心、坚持正义、忧国忧民的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里又有多大意义呢？就像邵燕祥先生所叹："长寿有什么意思"。我们小字辈儿经常会与老先生们相互鞭策：要尽量活着熬着，尽量看到猪屎归于农田的那一天。郑老师没能熬到，眼前的荒诞剧对他而言也就终止了，我们会继续熬着，也好再见到郑老师的时候，向他描述之后的剧情。其实我不能确定，天上的人神是否能够看到人间的戏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与郑老师相遇，他来到中华文学基金会任职，做了我的领导。1989年《新观察》死在了他手里，之后便多年赋闲，这是他新的工作岗位。欢迎会上的简短的发言，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语调平和、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表意朴实，完全不是一般大小干部的样子，只是语速很慢。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文革中被打坏脑子的后遗症。我对于在职的官员即使不是憎恶所有，也很难与任何一位有亲切感。这样的心态，是我极端的性格在作祟，是我患有"制度憎恶症"。毛、周死的时候我都哭了，那年我14岁，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明白我那时的蒙昧。
郑老师选择来基金会，是觉得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后娘养的单位有利于做事，事实并不是这样。他退休后我们才热络起来，很快就热络得像父子，如兄弟。郑老师对于我精神世界的作用，远胜于我的生父。是他把我带进"老人帮"的，没有他，我今生大概就没有机会混迹于这个堪称中国当代伟大灵魂的群体。不接触这一帮子老人，我就不可能体验到使徒、圣徒的境界，我将至死只能无所谓地遥望暗夜中这些无所谓的小星星，而无法登陆这些星球。
郑老师把我引领到精神涅槃的起点，令我走在灵魂重生的路上至今。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造就了极端的善与恶、美与丑。老人帮是善与美的一端，如今，随着这些老人的陆续离去，这极端的善与美已丧失殆尽，而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基本没有这类人，却是极端的恶与丑的主要阵营。这主要是我们生命的历史阶段使然。再等二三十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灭绝，中国才有可能复归正常，人类现代文明的无数涓涓溪流，才有可能汇集平和的中国大泽。我短暂的人生能够像过山车一样经历了一段浓缩的中国历史，虽然灵魂的味道是苦的，生命的历程却不失丰富，有了与这些老先生的密切交往，还让这丰富又增添了难得的精彩，可谓悲剧中的喜剧，不幸中之大幸。
老人帮中，由于年龄较小、性情温润，郑老师的社会知名度属于一般，但它却是老人帮的"粘合剂"，其他人有了什么事情，多会找他帮忙，也正因为他广泛的人脉资源，才使他退休后与李宇锋等做了十几年的"口述历史"。这是抢救性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的中国现当代史价值，随着环境的改善，会越来越得以显现。为了后人能够真切地回望历史，为了人类文明发展能够引以为戒，有必要留下质感细腻的历史真相。历经近百年的浩劫，付出了一生的努力，郑仲兵这一代人，却老在了眼下这样的时代，尴尬、悲愤、无望之余，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也只能将他们的经历刻记下来，作为这个中国的墓志铭。
郑老师生于1939年，福建人，书香门第，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留校任教数年后，就职于中宣部理论局及《新观察》杂志。他经历了红色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五六十年代之后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差不多都是前沿人物。他是思想家、理论家、历史学者，党史专家，文革史的深入研究者。他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跟周恩来通过电话，胡耀邦指示为他平反。对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郑老师都有过重要的贡献。多年的密切往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获得了很多启示，且不止于政治、历史方面，还有文学艺术、生活方面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编辑朱厚泽摄影画册《东张西望》的过程中，我与郑老师熟悉的一位著名摄影家发生了争执。对方认为，只有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艺术摄影不行，而这位摄影家，主要从事纪实摄影的拍摄。我则认为摄影也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搞得好，艺术摄影作品也有很大的魅力及人文价值。不料，数日后郑老师的温温述说，至今回响于耳边。
他说，纪实摄影当然很有价值，没有摄影，人类就无法真实记录看到的东西。然而历史又是由无数的瞬间构成的，纪实摄影记录了生活的瞬间，也就是记录了历史的切片，而历史的切片是记录不完的，大部分的生活瞬间、历史碎片是没有太大历史价值的。假如用照相机记录了康熙的晚餐，这当然很有价值，但如果跟贝多芬的音乐比，它的价值就太有限了。贝多芬死了那么多年，如今还有那么多人听他的音乐，这说明，艺术的魅力、价值远远大于记录生活的魅力、价值。好的艺术家及作品，能够给人类提供相对永恒精神价值。他接下来又说，这个摄影家拍的照片很好，但人大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做得很好，但很谦虚，很少说自己好。另一类是自己做得很好，还要不断地说自己好，甚至有所夸张。这位摄影家是典型的后一类人，你不用太在意他的这个特点，他人还是很直爽正派的。2014年初见吕楠，我将他的摄影三部曲归于纪实摄影，他激烈地不接受，正是这个道理。
至于多年来我混迹于老人帮的收获，就不胜枚举了。
我是11月19日在罗马的一个公园收到郑老师于18日20点离世消息的。20日在西西里的巴勒莫两点多起夜，看到了付可心发在微信群里的信息——这个名为"伙食科"的群只有郑老师、付可心等六七个人。
"各位老师上午好。郑老师驾鹤远行了，他在天堂，也在我们心里。自从宇锋建立'伙食科'以来，我们度过了很多欢乐的时光，宇锋去世三天前，我还和他耍贫嘴，还计划等他康复以后再拽上蓝先生去俄罗斯旅行。我们在'伙食科'里约饭约酒，用各种代码通报信息。'伙食科'第一次被封的时候，我非常愤怒，到第5次第6次我已视为寻常。我们在'伙食科'送别了宇锋、燕祥先生、张老师、郑老师等。现在，于我而言，'伙食科'成了我的伤心之地。我想就此打住，让'伙食科'停在此处，成为一座纪念碑。我会尽量把'伙食科'的内容下载留念，也请各位老师根据需要各自保存'伙食科'的内容。不用急，慢慢来，关闭群前我会再知会各位老师。"
读后，不能入眠，回复如下并起笔这篇祭文。
"我是通过郑老师结识老人帮的，也因他而与群里的诸位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如今没了他，这个'伙食科'群（我们的灵魂家庭）也就没了家长，这是一个家庭父母已亡的感觉，虽然我们还好好的，却也有几分孤魂野鬼之感了，我们也就真的没有在这个群里说笑的心情了。如果与郑老师的封棺一同封群，让它成为冷却僵硬的墓碑，这是一件很合时宜的事情。等料理完郑老师的后事再封群吧，不想在新的群里进行这伤心之事。每个老先生的走，我都是起初无感（理性的作用），过后逐渐哀伤起来，甚至一再想象，要是真能在那边与他们团聚，不如我也死了算了，活在这个世界，不见得比过到那边去多了什么好。郑老师实在是我精神涅槃的父亲，没有他，我的灵魂今生不可能得到中国这些伟大的灵魂引领而升华。以后再也见不到郑老师那富有智慧还隐现着一丝调皮的温温笑脸了，我的心空落冰冷。等钱（理群）、章（诒和）、蓝（英年）再走了，我们这灵魂的小殿堂就彻底被掩埋了。基督徒因上帝、天堂而不惧死亡，我因为这些老先生在那边的等待、迎接而不惧死亡，甚至时儿还有点儿盼望死亡呢。回国后我要到家里去看看蓝先生，他被我们冷落好久了。"
我一直不大理解鲁迅为何与一个前党魁如此"高山流水"，不但写给了他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清人联句，临死还为他编辑出版了个人文集，并以"诸夏怀霜社校印"名出版，以示哀念。如今郑老师走了，我似乎有点理解鲁迅当年的感受了。
郑仲兵与钱理群、张思之、邵燕祥、刘瑞中、谢文秀、付可心（左起）/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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