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惡地之後，流亡者的故事並未結束。很多流亡者將回歸作為人生目標，於是流亡變成了一個悲劇、變成了一段難熬的旅途。
你要去做的，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落地生根
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國17年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在普林斯頓小鎮去世，他守住了生前不回獨裁中國的誓言，卻留下一句讓人費解的遺言：「自由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在劉賓雁去世前兩年，我曾去探望他，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拉美的「第三條道路」，看看以後在中國能否走得通。他在美國生活多年，卻不願低頭研究美國的清教秩序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而對畫餅充饑的拉美左派模式頗為心儀——其實，這不過是又一條歧途。
劉賓雁活著時沒有回中國，去世五年後，骨灰被家人運回中國，安葬於北京天山陵園，這是另一種「葉落歸根」。中共當局不准其家人在墓碑上刻下「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這兩句話，還在其墓前架設監視器。這是何其卑劣的做法。然而，劉賓雁明明可以埋葬在美國的朗朗乾坤之下，那麼墓碑上想刻什麼字就刻什麼字，為何要到中國受辱，死後亦不得安寧？
蘇曉康反省了中國流亡者的精神缺陷，或許可以回答中國流亡者為何未能像猶太流亡者將苦難提煉成卓越文化成果之追問：
據說「流亡」之建樹有兩造：一端丈量個體陷入孤絕深淵之體驗和代價，另一端則離棄隔絕，別開生面，攀援於異域文化，乃至雜交。顯而易見，兩造均未呈現於中國大陸流亡社群之中，原因無它，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不情願的流亡階層，時代和命運的一個誤會，那裡面有幾人是甘於流亡、自我放逐、蔑視回國的？
「葉落歸根」是中國人的一種「準信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過，新加坡的華人，不是中國人，當你離開那個國家時，你就要明白這一點——你要去做的，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落地生根。是的，葉落歸根的，是韭菜和肥料；落地生根的，才是種子和希望。
在「葉落歸根」的幌子下，若干本來已到自由地的人又返身為奴之地，自取其辱、唾面自乾。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的李宗仁，於1949年12月流亡美國。他不甘於做一介平民，於1965年7月20日飛回北京投共，發表聲明攻擊庇護他15年的美國：「我深願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語留台國民黨同志。這些年來，美國表面上以『反共』為名，實際上乃進行著一系列反華、反世界人民的骯髒勾當，企圖孤立中國，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這是他的投名狀。回中國後數月，李妻郭德潔患癌症去世，中共安排27歲的護士胡友松與七十六歲的李宗仁結婚——這是中共最拿手的美人計（以後還會用在楊振寧等人身上）。隨即，文革爆發，李宗仁被紅衛兵抄家，已去世的妻子郭德潔被污衊涉及「梅花黨」案件。1968年，李宗仁未能「在祖國頤養天年」，死於驚懼與病痛，真個是「自作孽不可活」。
「葉落歸根」回到鐵屋中的，還有楊振寧、杜維明、南懷瑾、范增、李澤厚、劉再復、丘成桐……有人懷著當帝王師的夢想挖空心思寫奏折，有人打著「文化中國」的招牌掩蓋賣身求榮的事實，有人盛讚「大國崛起」超過漢唐盛世，有人以歌頌「千古一帝」秦始皇來諂媚「今上」。不能忍受流亡的寂寞、經濟的困窘以及思鄉之情，踏上歸途，乃是人之常情。但回去之後「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帝王唱頌歌」，就是不可原諒的背叛。他們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認賊作父。
超越鄉愁，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畫家、作家木心的藝術和文學未能更上層樓，原因也在於此。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讀的木心，因領導學生運動，被上海市長吳國楨下令開除學籍，又被通緝，走避台灣。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他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回到中國。這是其第一次錯誤的人生抉擇。
做出相同選擇的，還有年長一輩的畫家、作家豐子愷。豐子愷於一九四八年九月訪問台灣，為開明書店編書，每天喝老闆帶來的紹興酒，酒喝完了，就執意回中國。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他回到上海，從此再不能離開中國，再不能自由地畫畫和寫作。文革中，他飽受屈辱，身心崩潰。一九七五年，恐懼與癌症奪去了其生命。
在中共鐵桶般的統治下，木心不可能自由生活。一九五六年七月，他被學生誣告組建「反動小集團」，第一次入獄，關了半年。文革期間，又因言獲罪，被關進廢棄防空洞半年，然後是勞動改造，一共被囚禁十八個月。他自訂的二十二冊文學作品被燒毀，三根手指被折斷。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間，他再度遭遇監禁。
一九八二年，五十五歲的木心自費前往美國紐約留學。在美國，必須一切歸零，才能重新啟程。木心說過，現代人的失敗，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木心看得如此透徹，他自己卻沒有身體力行。二○○五年，在美國生活二十三年之後，七十八歲的木心接受家鄉烏鎮的邀請回去定居。這是他第二次做出錯誤選擇。他生命中的最後九年在烏鎮度過，經由弟子陳丹青的介紹，一度成為中國文青追捧的「活化石」，大紅大紫，烏鎮官方甚至為之修建了一所個人美術館。然而，共產黨仍是共產黨，獨裁仍是獨裁，木心根本不能自由地創作。他晚年多次感歎：「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二○一四年，病危的木心經過陳丹青及烏鎮官方安排，被送入一所當地醫院，其間還有上海名醫前來會診。陳丹青寫道：「院方早經當地官員的關照，十分重視，將先生安置單人病室。」此時的木心已不能認人，亦無法左右自己的境遇——至死被鑲嵌在中共森嚴的等級秩序及權力關係網絡中。就像晚年的民國貴公子張伯駒，因級別不夠，只能躺在醫院走廊的病床上。中共元老李銳的女兒李南央也寫到，父親級別高，享受高幹病房，母親級別低，只能在普通病房，父母在同一間醫院，卻咫尺天涯……
木心臨終前，陷入譫妄，對守護在病床前的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他臨終前仍被恐懼籠罩，正如薩爾瓦多作家莫亞在《錯亂》中描寫的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主人公，「進入歷史就是進入悲劇」。
並非所有逃亡者都值得尊敬。這個群體中，有不少機會主義者，致力於揭露共產時代羅馬尼亞暴政的作家赫塔·穆勒觀察到，很多極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紛紛躋身流亡者行列：「很多幹部都用上台作偽裝做逃亡準備，他們最終定居國外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努力的結果。他們自嘲地告訴別人，外逃是他們人生最大的奢侈。他們都是覺悟很高的人。眾多高官逃跑後恐怕得重新定義政治覺悟這個概念了：覺悟的最高發展形式就是逃往資本主義。」在中國流亡者中，此類人物不是少數：「六四」後流亡美國、被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容的作家蘇煒，後來卻撰寫《知青頌》，聲稱「青春無悔」；曾以《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一書獲得美國學術界多項獎項的社會學家趙鼎新，後來加入中共「千人計畫」、擔任浙江大學高等人文學院院長；前公安部副部長及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的妻子高歌，在丈夫在權力鬥爭中失敗被清洗後，向法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明明是加害者卻以受害者自居，且對此前所作之惡毫無痛悔之心……中國人從來不缺小聰明，卻沒有大智慧。未來，此類腳踏兩只船的人物還會層出不窮、絡繹不絕。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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